- 读书 >
- 大江大海1949 - 龙应台 >
- 附录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①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最近出版新书《大江大海1949》，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地区引起强烈反响。龙应台说，她在此书中，要通过60年前她的家族故事、以及无数个被那场残酷的国共内战“绞肉机”甩出来的个体的生命历程。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6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当龙应台为收集史料奔走于台湾各个档案馆和台湾国防部各个机构时才发现有关1949年的资料如此之残缺不全。她说；“因为当时是溃散来台，因为是有一个集体战败心理，所以，历史都不是战败者在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不忍去面对，结果就是，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他把你们的故事也讲进去了，所以当你在讲内战历史的时候，几乎都只有大陆的叙述。”
龙应台说，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她呼吁台湾民众行动起来，把自己、把长辈的经历，把藏在深处的千千万万亡灵的痛苦、伤痛都化成文字，或上网、或出书。不能把历史留给官方来写，那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边一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合起来恐怕就是一个完整的谎言。
但无论怎样，作家书写历史的目的，主要是探求真相，总结教训，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国共3年内战的惨烈，历史学家曾告诉人们，比中国8年抗战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3年的内战结果，就是导致大陆和台湾的分裂、对峙60年，台湾有独立之虞。
前30年，大陆主张用武力解放台湾，但由于力有不逮，未能如愿。后30年至今，当局推行和平统一，受到大多数大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摆脱不了30年前的思维习惯，总是叫嚣给“台巴子一点颜色看”，主张武力统一，否则“时不我予”。这部分人，当然一直在和平环境中长大，且一直陶醉在我军“战无不胜”宣传中。殊不知，解放军当年就是要武力解放台湾的，可就是没有打胜仗；他们不知道战争，战争不仅是军人的牺牲，更是平民的灾难。如果，是为了抵制外侮，国人拼死抗争，当然是可歌可泣的，也别无选择；但若自我残杀、兄弟相煎，其惨其烈，又有何意义？！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在网络上，笔者发现，60年前的内战，给无数平民的创伤，至今无法平复（否则，就看不到这样的资料）。即便是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内战中，平民的性命也是蚁命。网络有评论说，内战中“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并以1948年围攻长春之战为例。
1948年中共打长春时，解放军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国民党将领郑洞国，拒绝投降；由于城里50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所以郑将军要平民离城。但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当然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
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毛很懂人情，并懂得怎样利用它。不过这次错了，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却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3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针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至此，连铁血将军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只是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录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9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5个月的围困后解放军进入长春，此时长春人口已从50万减剩到17万。就是大陆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12万人。有参加围城的解放军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
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
内战中，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是中共特色，被宣传为“人民战争”。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人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
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二夫一兵。
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150万。淮海战役中高达543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2亿2干5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人民战争”。
那么，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大陆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1947年3月到6月，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康生指示把地主的家人也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
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其实，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甚至男女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要干部们鼓励暴行“工作组”。
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佳县，他街道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1948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1亿5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当时的政策是10%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起码1千6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支持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于是，目的达到了；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1947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120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泽东也利用土改想使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25岁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1947到1948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毛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就是国共内战中，被大陆宣传中隐没掉的部分历史真相。所以，笔者很理解龙应台说的“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是如何地完整。
要取得政权，用一些极端的措施，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人民付出沉痛代价后，能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内战停止后的30年里，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在“一元化”的领导之下，实行“公有制”，分给农民的土地有被没收为“公有”，农民成了画地为牢的农奴；政治上，人民只能歌颂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言论自由，公民没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经济上“一大二公”，最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化上实行苏联模式的党文化，万马齐喑；教育上封锁独立思考的可能，实施专门培养服从和奉承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愚民政策；……等等。事实上，民付出沉痛代价后，却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
由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迫使当政者进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经济体制。这，才有经济腾飞的后30年。可当年，就有中共党人惊呼：“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看来，除了时间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变化与进步外，经济腾飞的制造者还是中国人，只不过学习采用了内战前就业已在中国落户的西方经济体制；传统教育中的“地主”、资本家”占据了庙堂之高，国民党领导人作为贵宾，亦风光地回到大陆。政治、文化和教育上也如内战前一样“开明”；不同的是，当年还有民营报刊的存在，如今没有；在舆论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上更“与时俱进”了。而官僚腐败，比当年可能更恶化……。
笔者说这些，是站在今天看60年前的内战，呼吁国民思考，目前中国是否回到了内战前的起点。从而，也可以思考，统一固然是必须的，但叫嚣武力，真那么有底气吗？！人民，还愿意再经受内战的折磨吗？！
龙应台说，国民党在60年前的战场上确实失败了，但她要给“失败者”
打上引号，重新定义胜利和失败。她说，正是这些失败者来到台湾，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文明的、柔软的、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新的价值观，建立起一个现代台湾。因此，她以自己是失败者的第二代为荣。龙应台说，“失败者”在“台湾这个地方逐步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离60年前那种国家的、集体的、胜利的、战争的价值越来越远，而离我称之为温柔的力量的价值越来越近。”毛泽东曾在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诚哉斯言！但民主的统一，却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
①统一是两岸人民共同的事业，因此这个“必须和平统一台湾”的说法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必须和平统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