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工业发展战略转变机遇转瞬即逝
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危局，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实施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战略，解决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
1962年2月26日，素有“党内经济学家”之称的陈云，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3月7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又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69)
12月，中共中央提出编制国民经济长期计划的要求，负责计划工作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地表示“农业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任务”，“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根据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建设方针。 (70) 这样，在制订“三五”计划之前，处在一线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已基本形成了共识。
实际上，当陈云说出上述主张并准备采取“伤筋动骨”的办法来改变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时，当一线领导人达成“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共识时，就说明涉及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了。经济调整过程中，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投资，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全力支持农业恢复和发展，这对中国此前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个巨大的调整。当时许多基本建设和工业项目下马，工厂陷入大面积亏损，甚至有的被迫关闭，大量职工出现了无工作可做的局面。如果在这个时候，国家切实调整产业结构，把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的发展坚决压下来，同时采取措施扶持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中国长期存在的农轻重比例失衡的局面会得到很大缓解，国民经济就会走向良性循环。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暂时搁置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开展国民经济调整，经济发展绩效十分可观。
从突破“贫困陷阱”和“保障国防”的要求观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有了退出的可能。1965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1964年中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1965年实现石油自给，工业体系基本建立了。第一，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有了制造整个机床的能力，就是母机，这时中国已经可以相对独立地制造自己的机床了，虽然机床制造还是很不精密的，但是基础的东西我们大致还是可以的。第二，我们有自己的造船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和化工产业，当然这些东西是很初步的，也还存在很多问题的，但是毕竟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第三，全国除西藏外的各省、自治区都通了铁路。第四，国防工业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缩影，核武器试验的成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第五，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目标已经实现。1957—1966年，高校毕业生140万人，中专毕业生210万人，分别是1956年前的4.9倍和2.4倍。 (71)
此外，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最主要的标志，在当时的认识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到1965年中国也做到了。任何外债都有附加的条件，有了外债就要听命于人。这个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应该说，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依附型经济走到“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样一步，中国人真正是挺起腰板来搞自己的经济建设，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历史的跨越。
上述几个方面，说明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1965年前后有了改变的机遇。但是很可惜，当经济形势好转的时候，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也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以后，美国又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一系列新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继续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为了国防安全，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又与备战结合了起来，进行以攀枝花等基地为中心的三线建设，于是成为了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重工业优先发展找到了其继续发展延续的基础，国家也因此错失了一次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进行根本调整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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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194—195页。
(2)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
(3)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2页。
(4)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301页。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3、80页。
(7)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31页。
(8)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89页。
(9)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79页。
(10)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1页。
(11) 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
(12)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89页。
(13)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15页。
(14)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98页。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165—166页。
(16)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100页。
(17)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102页。
(1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页。
(1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7页。
(20)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483页。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19页。
(22)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455—456页。
(23)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637页。
(2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133页。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38—739页。
(2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92页。
(27)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634页。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00页。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67页。
(30)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8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565页。
(32) 《李富春选集》，第249—259页。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362页。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376页。
(35) 《陈云文选》第3卷，第210—212页。
(36) 《陈云文选》第3卷，第205、210页。
(37)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1页。
(38) 《李富春选集》第3卷，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4页。
(3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9页。
(40)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393页。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165—166页。
(42) 柳随年、吴敢群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74页；《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
(43)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36页。
(44) 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05—606页。
(4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9页。
(4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9页。
(47) 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7页。
(4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355页。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9页。
(51) 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636页。
(52) 国家计委档案：1964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文件。
(53) 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639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568页。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570页。
(56) 刘松茂：《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载《百年潮》2000年第6期。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58) 《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与汪东兴的谈话》，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5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8页。
(6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10页。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565页。
(62)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42页。
(63)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版。
(64)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63页。
(65) 国家统计局编：《有关经济效益的统计指标（全国部分）》，1983年全国计划会议参阅文件。
(66)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32、460页。
(67)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81页。
(68)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60页。
(69) 《陈云文选》第3卷，第205页。
(70) 《李富春选集》，第302、304页。
(71)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6—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