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他领域的巨大成就
除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外，其他如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都在同步地蓬勃发展，成就辉煌。如交通运输业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极端落后状态发展成陆运、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其中，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2万公里增至1980年的5.2万里，增长了1.36倍；同期公路从8.07万里增至88.82万里，增长了十倍，民航里程增长15.82倍。
商业的发展虽然在当时因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受到一定限制，但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成就依然是很可观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7亿元，增到1981年的2350亿元，共增长7.5倍。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从64.6亿元增长到355亿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有西方学者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很小部分，但却在维持中国经济和使之现代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口曾帮助中国在50年代建立了工业基础，减轻了农业歉收的影响，并为促进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提供了工业物资和先进技术。另外，贸易还经常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开辟道路。” (18)
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在短短几十年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极其落后的面貌。刚解放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超过500人，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到1970年代中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文革”前的17年中全国培养了正规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155万人，另有函授、业余大学毕业生近2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6万人，基本上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其中绝大多数现在都已成为各方面的业务、技术骨干。
以上几方面事实充分说明，新中国前30年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展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足以令国人自豪并肃然起敬。为了增强认识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不妨也听听外国学者的评价。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这本书，是1975年7月由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汇编。28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著名学者，在考察中国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第一，主要依靠行政控制而不是通过市场分配的办法来调拨资源，有助于中国在提高工业产量、改变其结构和降低工业产品实际成本方面取得成就；中国的工业增长情况同其他后来的大工业国的工业增长情况比较有利。第二，中国的领导有责任保证均衡地分配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导致各地区发展水平越来越悬殊的那种增长，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第三，中国农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低效率的情况。中国农业的劳动集约化程度较高，也需要一种像生产队那样大小和组织的单位。这样的单位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推动中国的农民生产中国庞大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第四，中国的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和电子工业获得巨大发展，中国的消费品工业和消费品市场正变得较为多样化。第五，由于明智和“幸运”二者相结合，中国没有遇到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所遭遇的那种环境恶化。第六，中国经济已经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同时也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国际目标的要求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 (19)
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以国际可比值计算，1957—1979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5％—3％，大大高于其他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1960—1978年为1.6％），但低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3.7％）。中国虽然平均消费水平增长缓慢（1957—1979年为1.3％），但前30年在基本生活需要方面，使低收入群众的状况比大多数穷国同类人要好得多。他们都有工作做，口粮基本有了保证，大多数孩子不仅上了学，而且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大多数的人都能享受基本的卫生医疗服务，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按人口平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讲是很突出的。 (20)
英国人霍布斯·鲍曼经过比较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毛泽东领导的20多年里，按照第三世界标准，中国老百姓不算太坏，中国人均消费（按卡路里计）刚好超过全球国家的中值，超过美洲14个国家，超过非洲38个国家，处于亚洲中等水平。 (21)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也指出，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国，由于有一个极为罕见的人类发展记录，所以评价中国并不能套用任何一种常规模式。 (22)
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期间，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所著的《毛泽东传》（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毕毛之一生，中国从半殖民地跃升到一个大国的地位；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到社会主义国家；从遭受帝国主义强盗劫掠的牺牲品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完成了氢弹、监控卫星和洲际导弹的研制。”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社会上一部分人，用后冷战时代日益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为尺度，来“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实践。他们不顾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不管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怎样，只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公有制以及与计划管理相结合的这一制度前提，就似乎只能是一种“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对这种只从意识流出发，虚无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成就的做法，我们必须要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批评。
总体看，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几经曲折，但取得的建设成就仍是巨大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在人均资源非常匮乏和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和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生产条件也发生显著改变，还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为1978年以后的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