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企业自主权
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中国经济改革其实首先是从城市试验的。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经委就着手运作企业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试点工作初步展开，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第四季度，四川省选择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试点从发动职工群众讨论增产节约入手，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提取一定数额的利润留成，职工个人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奖金。这种做法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结果超额完成了第四季度的计划指标。根据试点企业的经验，四川省制定了14条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办法，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外，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劳动人事、技术改造等方面有一定的机动权力，例如，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可以自销国家商业和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产品；超计划完成的利润可以分成；等等。
根据四川试点经验，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部委决定在京、津、沪三地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到1980年底，全国进行试点的企业扩大到6000多家，户数占当时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5％，产值占60％，利润占70％。 (19) 通过改革，试点企业拥有了部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例如，计划权方面，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多余的生产能力可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安排生产；销售权方面，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多余产品可以自行销售；资金使用权方面，企业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实行利润留成，用于发展生产、改善集体福利、奖励职工；人事管理方面，中层干部不再报上级批准，可以由企业自行任免；等等。随着企业自由度相对扩大，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扩权让利的改革，增加了企业的收益和福利，受到企业与职工的欢迎，但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在“扩权让利”的试验中，一些企业多占多分，财政上缴任务难以保证，导致1979年和1980年相继出现了近300亿元财政赤字。针对这个问题，1981年11月和1982年11月，国务院分别批转了国家经委等部委拟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文件，决定在全国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利用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等形式，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采用计分计奖、计件工资、超产奖、浮动工资等方式，处理好企业和职工的分配关系。到1982年底，经济责任制在80％的县属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中得到推行。
经济责任制虽然能够起到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作用，但由于企业在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上千差万别，实行起来难以找到公平的统一的标准，由此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为解决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国家决定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政策。1983年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希望通过利改税一举达到既搞活企业又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双重目标。办法规定：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实现利润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剩余利润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一部分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按不同办法上缴国家，凡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缴纳以后由企业自负盈亏。利改税分两步推行：1983年推行的第一步利改税，是利税并存；1984年开始考虑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 (20)
进入新时期后，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企业这个微观层面入手，是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试点企业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获得在计划外采购部分生产资料、自行安排部分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权力，还有一定的浮动定价权。虽然放权让利的改革也带来了新问题，但这一改革措施毕竟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企业计划外生产和销售的出现，也为市场的生成和发育，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