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小结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山河残破，国无宁日；只有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统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内部环境。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代人来说，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长的错误也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毕竟他们也是出于良好心愿，而非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换了别人也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目的应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先贤。更不应以双重标准，贬毛以扬邓。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幷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事业是渐进式和借鉴式的改良运动。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没有系统性的指导理论来规划中国的未来，如果中共领袖们的只言片语不包括在内的话。
如果要说中国的“革命事业”，其实从1949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1999年8月10日建国50周年来临前夕，《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RoneTempest的一篇报道，他写道：“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彻底的改革。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别是在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量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AmartyaSen)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状况时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幷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改革的合理性。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尽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4]。
中国人民有志气。图中右边两位为钱学森和陈永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