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有改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⁴
⁴这一节为第二版新加内容。第一版的第七、八、九节相应改为第八、九、十节。
将企业资给管理层，是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企业股权转让模式。但在中国，这一点本来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的企业性质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在缺少足够透明和公正性的情况下，盲目进行卖给管理层改制，必将导致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这一点中央也心知肚明。但中央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还是迈出了这人类历史上最丧心病狂地流失公共资产的一步，比俄罗斯市场化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还要不透明。这其中包括大量地方优秀国有企业，甚至一些五、六十年代国家勒紧裤腰带建设的大型国企被一股脑地改制给管理人员和地方官员。⁵
⁵这个由右派领导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固化了一个庞大而更无节制的官僚资产阶级。国企改制中，高级干部的白手套深入其中，他们有强大公关能力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取无限的公共财富，银行、保险牌照这类稀缺资源，国企都不易搞到，这些民企则轻易搞到而发展起来。公权力无形地支持着这些企业的发展，一旦社会动荡，这类企业就是压垮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国企改制的方式是：把企业直接“卖”给管理层，可国企管理层都是受薪阶层，薪水不高，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买股权，甚至没有私产向银行抵押，那怎么办？就是以企业估值抵押给银行，或者干脆办理个股权过户手续，政府把债务也包下来。中国国企改制，几乎是类似于资产免费赠送的形式，实现国有公共财产的私有化。银行也是国有的，所以，抵押给银行其实也是您从我右口袋开个白条把我左口袋里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这是不考虑任何正当的改革！和国企职工下岗政策一起，构成了最无耻的改革！！共产党性质的改变从这一改革开始！！⁶
⁶解放初期，上海等工业城市失业率高，为此，毛泽东要求企业尽置多安排工人就业，一个人的工作两人做，政府机构降低预算开支，用节省的钱补贴企业的薪水开支。国企改革中政府摔包袱，一股脑逼工人下岗，买断工龄，没有保险，导致下岗工人瞬间成为城市贫民，自杀、卖淫者普遍，他们中不少是优秀的劳动者和各类奖章获得者。工人下岗政策制定者与毛泽东比，政治道德何止天上地下！
实际上，即使管理层以企业股权抵押向银行贷款，这笔钱实际是不用还的，而是继绐贷款，反正经营亏损，扔给国家，如果赚钱，就是自己的。中国用亿万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庞大财富，一夜之间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以共产党干部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他们没经过艰难的创业冒险，上来就拥有了一个包括人才队伍、现成设备和产品、现成市场的成熟企业。这是建国初期私人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逆操作，但更不合理，更不公平。
这些改制企业实际上多数都是赚钱的。就拿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来说，它是张家港市属企业，有不错的利润。但1995年改制，这家企业改成了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和沙钢党委书记沈文荣的私人企业。至于这种改制的合理性在哪里，只有天知道。反正张家港市全体有户口居民再也没有了在其中本来拥有的股份，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是如何流失的。沙钢和其它民企借助于国家环境管制松的契机野蛮扩展成最大民营钢铁企业，但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线品种及质量上都无法和宝钢、武钢、首钢相比，所谓民企比国企创新能力强的神话，在很多行业都只是停留在“神话”层面。民企无法给员工归属感，是其不易但又必须迈上的台阶。而且，“私有制一定比公有制效率”同样是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编造的神话。国企改制后的民企，在技术革新和产能扩充中，继续大4收取政府给予的优惠扶持。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怪异之处，国家把公共资产给了私人，债务留给纳税人，国有银行继续给予信贷倾斜，政府还要继续给予各种优惠和扶持，而笑纳了一家国企的管理层从来家人就不需要勒紧裤腰带。
这些国企改制的受益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一个现成的企业(创业最难的是第一桶金，创业者最初阶段阵亡率在九成以上，而这些改制受益者完全跳过这个阶段），笔者无意对这些人本身说三道四，他们没有过错，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改革下的产物。如果说官员贪污一百万元就要坐牢，那这些动辄拿到几亿免费财富的新权贵则完全合法，而且政府还给了他们一大串的荣誉，成为改革先锋。但改制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伤害之大却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钗际上，政府也不允许对此进行研究。
笔者长期观察发现，中国官员没底线贪污其实是在国企改制开始后不久。那些改制中没有捞到一家企业的高官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个天大的机会，除了后悔，就是开始心安理得地捞钱。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些少数人，并没有对自己捞个大便宜有感恩和戒惧谦卑之心，相反，大多数改制的受益者不仅用自己的财富去腐蚀官僚体系以获取更大财富，而且将财富和子女送往国外，甚至炫富，破坏社会价值体系。不会因为这些财富的原创股东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下的国民而怀感恩报答之心。
这些改制企业也为其它优秀国企管理层带来心态的动摇。比如，长虹集圃在倪润锋带领下成为中国优秀的电视机及零配件制造企业，但在改制的大潮下，他为了把这个企业改制而刻意降低企业盈利，以达到降低估值，便于改制的目的。这么一个优秀企业和杰出企业家，最后走向了堕落。那些认为私字当头进行改革就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却忽略了另一个同样可能的方向：私字当头同样可以激发人类内心的贪婪与邪恶。
万达集团的王健林说：“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王健林不是靠改制自己管理的国企发起来，而是自主创业有这样的成就，您的话完全合理，但您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将一个国企改制成自己的私产，虽然程序合法（合的是那个改制的无耻法则），但幷不意味着您已经对原创股东没有道义上的责任。万向集团的网页上写着“创办人卢冠球当初带领工人辛苦创业”，更是荒谬透顶，1969年那个生产万向节的宁围人民公社（现为宁围镇）农机修理厂创办时，卢冠球是因为会打铁而被征召进厂的普通工人。后来您把这个公社几万人的公共财产变成自己的，摇身成了“带领”“创业”的化身，太缺乏对历史的尊重了。您家族的荣誉和财富是借“改革歪风”从宁围百姓手里免费获得原创股而打下的基础。
人运气好时可以占个大便宜，但占了便宜还卖乖就有点不厚道了！我对这些改制的受益者幷无妒忌，因为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问题。但他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道义责任，比如沙钢集团沈文荣家族和沙钢主要股东，应该以感恩的心态去反馈张家港市百姓，而不是污染留下，财富带走。
中央政府里总有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弱智大脑。最近几年中小型国企改制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央企这块“肥肉”，他们又来以莫名其妙的理论打央企的注意，造出一个“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中国一旦形成政策，市场规律和公正立马就变成陪衬（我一直怀疑中央高层智囊和管理层有受西方资助的第五纵队）。很显然，私人投资者不是傻子，央企必须拿出优质资产来进行合作才可能贯彻政令。问题是，这些国企的优质资产，有必要混合吗？央企在混合的要求下，到底有多少优质资产被混合掉，难以统计，因为完全不透明。有朝一日揭开这个盖子，很可能发现，是国有资产大流失的又一次“壮举”，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这一代领导人，将身负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彻底动摇的历史罪责。当然，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人物不可能让这个盖子揭开。
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渠道还算畅通。如果政府真想释出部分优秀央企的股权给民间投资，完全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来透明合法地完成，根本不需要制定行政命令来完成一个纯粹的资本运作。比如新加坡优秀国有企业新加坡航空公司、星展银行等，通过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来释放出淡马锡控股手中持有的部分股权给公众投资者和机构，而不是通过新加坡内阁制定行政命令，在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对优秀国企股份出让给特别选择的私人资本。新加坡电信公司是优秀国企，当时上市时，政府为了让全民受益（因为新电信客户是全民，资产属全民，国家给全体国民参与IPO机会）
中国中央政府似乎更喜欢在普通民众无法参与，舆论无法监督的情况下，通过不透明的行政命令的压力，来帮助那些有责力的私人企业（普通民众和小企业可没资格来混合进去）进一步做大，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这些私人企业未来主导国家命运做铺垫？为中国彻底放弃资本主义化夯实经济基础？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国家应该将国企IPO前融资的特权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就是只给国字号的投资机构和养老金、扶贫基金等，或者给中西部地区一些落后省份的财政基金。但国家似乎有股力量，就是设法为央企或国企打入私人的锲子。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出现动荡或国企经营出现问题，这些“锲子”将会借机做大，蛇吞象的时刻就会来临。拥有巨大资源优势的国企将会成为一些家族政经力量的打手和舞台。
我坚决支持中一创立公平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是释放全民智慧的必由之路。但这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靠行政之斧干掉国有企业的手段，是拙劣和不公正的9，实际上，不论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必须要清楚，保留和发展一个庞大而高素质国有企业群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私人财富的流动性和社会公共责任心的不足，正是国有企业的独到优势。
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集团就是一个代表性案例
创立于清朝末年的轮船招商局，是由李鸿章督办的官股为大股东的合营企业。自创立之日起，招商局协助国家发展近代运输，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立下大功。后来清朝灭亡，民国创立，再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直至共和国成立，招商局始终没有改变其国有的性质。虽然1949年后一部分退到香港发展成为今天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另一部分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成为后来的阳明海运集团），但在辫助内地购买紧缺物资，协助内地发展方面，招商局继续贡献良多。1980年深⁷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家急需改革开放的经验探索。国内企业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受命于国家需要，投资创办蛇口I：业区。因为是国企，所以在政治上也可以大胆探索，为深圳经济特区快速成功和积累改革开放经验立下不朽的功勛。今天，招商局继续在世界各地投资基础设施，不论到哪里，投资什么，这些投资都会是中国全体国民的财富。招商局与斯里兰卡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有一块间于招商局的99年地契的土地，事实上代表中国政府以商业校式在外国的土地上运作属于中国国民的财富。在蛇口工业区建立初期，招商局还投资了中集集团，后者为中国海洋工程产业发展贡献卓著。
⁷钢铁业就是个例子，国家2008年命令武钢防城港项目和宝钢湛江项目这两个极大优化国家钢铁产能布局，而且技术非常先进的优质国有钢铁项目停工，但却同时放行高污染低技术民企钢铁项目上马，放行了四亿吨的产能，其中以民企为主。直到2012年钢铁业放缓，发改委才放开上述两个项目在日益残酷的市场上来优化钢铁产能布局。如果当时武钢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投产，则后来就不会出现亏损而被迫和宝钢合幷的命运。从钢铁业可以看出，国家发改委为支持民企发展已经完全不在乎中国的钢铁产业布局是否合理，技术是否先进。这也说明，先富起来的人是如何用他们借助政策妖风积累的财富来左右和窃取公权力。这部分内容摘自董玉振的博客文章《大字报：就华北雾霾和钢铁业布局问资国家发改委》(见博客blog一sina一co量.cn)。该文的和谐版被《财经》杂志2015年第14期发表了专家稿，标题为《钢铁业病态布局之祸》。
如果招商局是私人企业，上述所有这些投资活动还可以想象吗？1980年，香港、寮湾和海外私人企业如此大规模投资内地的一家也没有，也不可能。霍英东在广州投资白天鹅酒店，泰国正大集团在深圳投资一个工厂已经让中国政府感恩戴德。只有招商局这样的国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国家需要置于核心位置，随时厉行必要的国家使命——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一带一路”。
国有企业在保留国民财富和国家复兴的火种与基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些民企如万达集团大量对外投资时，那些海外投资项目与中国有多大关系？如果王健林和主要大股东都移民海外，这些投资与中国已经没有了关系。民企在投资时，对于公共利益的兼顾上，经常是放在次要位置。就拿万达来说，管理层很有能力，它确实赚取巨额财富，但在各地拿地时的强势作风，肆意要求变更城市用地规划，只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完全不顾作为大企业的社会责任。以长沙万达广场为例：万达广场所处五一路口，背靠五一商圈，面向湘江和橘子洲，从区位价值、城市天际线及临江景观考虑，这一带都是发展高层酒店和高档办公楼的合适地块，但长沙市政府为吸引万达，只好同意万达的要求，将该地块改为住宅用地，对这一关键节点位置的城市形象造成破坏。但万达才不管城市形象如何，反正改为高层住宅用地而为公司带来巨额“快钱”目的已经达到。在万达广场、办公楼和酒店建成后没几年，万达就在赚足了长沙的钱后将这些卖掉。这样的企业真是中国需要的吗？对国民的利益又在哪里？“先富带后富”如何体现的？大连市西岗区将区属国企改制给王健林等，西岗百姓得到什么好处？所有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改制到底为了什么，目的是否达到，还是事与愿违？
当然，笔者无意否定王健林等万达高管的经营水平，但能力与责任幷不一定同时存在，在不顾责任的情况下，能力只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力。万达是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国企通过改制变成民企，国家改制的目的是这个改制后的民企能够先富带后富，为国家和社会均富做出更大贡献；但改制后的民企很快把自己是如何来的，以及改制过程中赋予的道义责任忘得一干二净，然后以完全市场化和利益最大化来决策，甚至为了商业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原有的道义责任完全不复存在。相反，大量以国企底子做大的民企以这个企业为依托，变成资本“大力士”，借助于他们本来在官场的厚实资源条件，开始通过影辨媒体和政府决策，更大规模影响社会舆论和蚕食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债务和污染留在国内，转移资产至海外。他们的行为给那些愚繇的搞改制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一个响亮的耳光，幷将这些所谓改革派官员和经济学家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是必然趋势，这方面也是他们的权力，只要不是把债务和污染留下，随便去哪里都是他们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从国外银行搞到钱去国外投资，那是值得喝彩的。英国对外投资长期在全球居于高位，这丝毫无助于扭转英国自身的衰退，最后只是换得可能已经移居海外的那些投资人财富增长。友邦保险创立于上海，但后来它成为一家美国公司；汇丰银行创立于上海，后来成为以英国殖民地下的香港为总部的银行，在获得香港发钞权的情况下，1997年前它又将总部迁往伦敦。你指望这样的企业来肩负起一个国家稳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资任？而1872年同样创立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则诚为现在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和岳湾阳明海运，为两岸三地的发展持续做出积极的贡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将优秀国企改制和“混合”的领导人，他们的鲁莽、愚蠢和轻率，早晚受到历史的评判，从理论上，还是道义上，甚至国家长远利益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政治家的短见永远是国家最大的危害之所在。至于国内那些大谈改制和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学家们，我承认你们是西方经济学的优秀学生，但在我看来，你们属于战略层面的白痴，如果你们不是收受海外基金赞助而别有用心的话。
至于国内一些整天为国企改制和私有化摇旗呐喊的媒体，笔者实在不明白，你们到底能从中得到多大的好处而喊叫的如此n力。为某些权势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去摧毁自己子孙后代的和谐生存环境，算得上是中国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最无聊的一种嗜好。
如果说共产党当年没收官僚资本是一场革命，那么国企改制则是逆操作，将公共资产强制私有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改革旗号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向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渐进式、隐蔽式过渡的公私合营，是1949年建国后私人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逆操作，是彻底葬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关键一步。中共中央如果不立即喊停，那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下一步到底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还是彻底退回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是后者，国企改制将实际上成为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而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那毛泽东晚年所担心的真的变成了现实，无数革命先烈的血真的白流了。1949年后又何必搞社会主义改造呢？毛泽东时代一代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焕发主人翁精神而无私奉献换来的产业基础，最后彻底葬送，改革开放这几代领导人将永远无法洗脱推动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倒退的历史罪责。
强制国企私有化，到混合所有制，下一步可能就是彻底私有化国有资产，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步骤怎么看都和西方国家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兜售的理念吻合，这仅仅是巧合，还是中央高层出现了西方的代理人，还是中央高层领导人在精神上成为西方的奴仆？这是值得深思的疑点。
下一步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