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毛泽东的作为和责任分析
在谈论毛泽东对待农业的立场，不得不提一个由毛泽东发起制定，并获得党代会和人大通过的重要文件《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为迎接并推进当时预期即将来临的农业生产高潮，毛泽东在1955年11月间，先后同部分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共同商定了《十七条》。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将《十七条》扩充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1月23日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公布。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原则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作必要的修改。1960年4月10日经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此纲要而奋斗。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内容有：
（1）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巩固起来，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2）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从1956年起，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下列水平：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简称为“四、五、八指标”。这是纲要的基本点。棉花亩产（皮棉）由1955年全国平均的35斤，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下，积极发展纺织原料、油料、糖料、茶叶、烤烟、果类、药材、蔬菜等。G）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其中包括：1967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2〜3头（不养猪的少数民族地区等除外），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等。（4）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增产措施的主要项目是：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大力增加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水稻、玉米、薯类等高产作物；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保护和繁殖耕畜；防治和消灭病虫害；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5）兴办农村各项事业。包括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广播网、电话网、邮政网、商业网、交通运输、信贷合作、气象、水文以及农村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事业等。（6）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村人民收入，改善居住条件，增加粮食储备，除四害（指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以及保护妇女儿童等。（刀城市支持农村，工人和农民相互支援。
上述纲要内容符合国情和农业农村实际，是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科学策划和高瞻远瞩的指引。笔者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要"跨黄河"（亩产500斤），"过长江"（亩产800斤），就是该纲要所提亩产量目标的形象化。从该纲要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业的准确认识，没有任何好高惊远的浮夸气息。如果当时的一线领导集体能够按照该纲要的指引来科学施政，中国农业和农村不仅不会发生大饥荒，而且会有个不错的发展。但在1958年5月刚刚党代会通过，刘少奇和邓小平们在两、三个月后就狂吹起“共产风”和浮夸风来（见前面内容），视党代会决议文件如无物。
毛泽东对待虚报粮食高产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作为唯一真正种过地的高府领袖，根本不相信这种产量。但八大之后，递交给毛泽东的文件都要经过总书记邓小平，毛泽东事实上是被他信任和任命的同志所屏蔽，他应该看到什么，不应该看到什么，已经由不得他了。这是毛泽东政治悲剧的开始。¹
¹笔者对邓小平当时作用的了解，是从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到（忘记作者和标题）。该文介绍聂荣臻为向西北原子弹项目参与部队请调粮食而给毛泽东写报告，他为了避免邓小平将报告压下或拖延，而不得不将请调粮食的部分写在最后，因为他知道邓小平是坚持原子弹工程下马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一些细节，很意外，也很震惊。当然，这篇文章是否是历史真实，有待考查确认。
1958年11月2日开始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0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他强调：“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本书作者提醒：请读者留意毛泽东这个讲话的时间点，与徐水实验和刘少奇河南讲话、邓小平地方视察时讲话的时间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实际上在警告和纠正刘少奇邓小平们已经和正在犯的错误。但可惜的是，毛的警告没有被一线领导集体重视和尊重，毛与一线领导集体已经分野成两个不同的思想中心）
紧接着，1958年11月21至27H，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竪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他强调：“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麽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3700亿斤，今年先说9000亿斤，后来又压到7500亿斤到8000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7500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本书作者按：请参考前面所提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刘少奇同志表扬山东寿张县的话）。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教训中》强调：“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本书作者按：邓小平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在浮夸风中所发挥的作用，前面有分析，与此处毛泽东的批评对应。“千钧重担”显然是指高层的指标压力），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本书作者按：毛泽东一直强调“生活”，与刘少奇把农民家庭分开搞大兵营式居住形成鲜明对照）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连续在郑州和武汉会议发声，再联系到10月中旬对徐水共产主义实验的批评，作为退居二线的领导人如此密集发声来喝止和降温浮夸风和“共产风”，苦口婆心，也难以让刘、周、邓这些一线领导人有所警醒，他们继绩带领全国疯狂奔向大饥荒的悬崖。他们在毛泽东的警告后哪怕稍微有所收敛，那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也不会如此惨烈。但毛泽东已经不在一线，他在批评一线工作时又不能不顾及对自己培养的接班人的尊重，他有威望但在中央高层的实际权力已经被架空，他的话被人用来“锺埴打鬼”，但也被“鬼”用来打人。
面对全国各地上报的离谱的粮食产量，毛泽东高度怀疑，他不得不自己来亲自收集农村的真实情况（真悲哀）。为了搞清楚实际的亩产量，采取了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就是让自己最信得过的秘书田家英带领秘书室的戚本禹、逢先知、李学谦、骆文惠，1959年初亲自到四川农村去种试验田（前面提到，刘少奇河南讲话后，毛泽东曾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等带队去河南了解情况，毛刘最后决裂的种子已经在悄悄埋下）。作为诺大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不得不用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来了解实际的国情，是一种悲哀，整个秘书室下基层也必然影响到毛正常的办公，但不是因为万不得已，毛泽东怎麽会走出如此无奈的一步。作为他的同事和下属的其他高层领导，难道不是失职吗？不觉得有辱自己的职业使命和职业道德吗？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四川，是因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报的四川最高亩产量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
毛泽东要田家英等五人去四川省，找一块最好的地，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方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播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粮食。打下的粮食也要自己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能少一斤，回来上报毛泽东本人。¹
¹摘自《戚本禹回忆录》，此处只提取精简内容。
这一行五人，在四川新繁县大丰人民公社分散到不同生产队种植早稻，戚本禹是其中农业耕作经验最好的，最后实际亩产量是500多斤。这在当时是较高的产量。最后，由戚本禹等三人向毛泽东提交了亲自种植考察报告《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毛泽东因此对李井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问题是，李井泉谎报产量如此之离谱，身为一线最高领导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主抓农业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为什么就没有发觉？这是无能和渎职，还是因为李井泉满足了自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理念而盲目乐观？
邓小平身为总书记，是下面信息上达毛泽东等领袖的中枢，不能为身为党主席的毛泽东提供准确一手国情资料，无论如何解释，要逃脱不掉最轻的谴责：渎职。中国之大，如果每个行业都要最高领导人亲自派身边人员去基层调查才能获得准确的国情资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根本做不到，国家治理就失去了可靠的数据依据。
（图）《人民日报》曾刊登这个亩产万斤的照片，小女孩坐在"密植”的麦垛上。毛泽东从报上看到道位小女娃嘻戯地站在稻秧上的照片时，当即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麽！（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被浮夸风下的虚假信息所包围，就连刘少奇等高层都在为这个虚假的亩产屉而提高期望值。刘少奇是毛泽东支持的接班人，不到万不得已毛泽东必须顾及这位接班人在领导集体的尊严和体面，以强制命令式的方式要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对浮夸风降温，有违毛泽东确定的一线二线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的冷静与客观已经很难经过国务院和媒体转化为实际的执政措施（《人民日报》甚至胆敢不登载或删减毛泽东的讲话）O面对农村愈演愈烈的浮夸风，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等多种场合三令五申的关于“实事求是”内容的讲话精神（讽刺的是：邓小平后来高举“实事求是”的大旗剥夺华国锋的权利，以此为旗帜开始疯狂的非毛运动），根本贯彻不下去，整个中央似乎已经架空了这位主动让贤的党和国家创建者。各种不切合实际的疯狂“指标”照旧压民，“浮夸风”及“乱下命令”的风气依然严重危害农民的利益和党的声誉。在万般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好越过所有制度层级，向全党各级干部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髙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髙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事无巨细，体现了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深度理解和担忧，同时又有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前瞻性考虑，其中看不到任何冒进的成份。尤其特别的是，信中特别提醒各基层不要听上级的指标。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居然公开要各级官员违背组织原则不要听上级关于密植、浮夸的指标命令，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罕见的（笔者怀疑，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摧毁组织原则，鼓励造反有理，与这些背景有关）。毛泽东写此信时对农业和口粮问题的深切担忧，对高层领导盲目施政的无奈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跃然于字里行间。
但是，当时中央决策层和媒体已不在毛泽东手里。如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能从这封信获得一些警醒，1960年和1961年大饥荒还来得及制止。但这一切都是假设，中央高层和他们最欣赏的那些冒进省份的领导人继续在极端不负责任的浮夸下将本省人民拖入到家破人亡的深渊。
笔者人到中年，并不容易为政治和历史事件而动情绪，但读到毛泽东的这封信时，却禁不住泪眼模糊。作者身为农民的儿子，父母兄姐都曾在那个年代挨饿，毛泽东看到国家的危机和底层民众的痛苦，而整个信中又不便于使用命令的口吻批评自己支持的接班人，他本来期望以他的个人威望能够扭转乾坤，但在那个他已经无法掌控的中央权力体系中，事实上他已经难以靠这封信来挽救万民于水火。笔者一直坚信，毛泽东通过这期间与一线领导集体不成功的合作，在他的内心里埋下了对高层领袖的不信任，这为后来发动“文革”，宁可相信工农群众和红卫兵也不相信身边一起闹革命的同志，埋下了伏笔。是的，他身边这些因他的伟大领导而得以登堂入室，名垂青史的领导们太令他失望了。
后来动辄指责毛泽东要承担起大饥荒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和民众，请你们仔细多读几遍毛泽东在大饥荒出现苗头时写的这封信，将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与感受。当时中央一线领导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栽培和期望，用他们的愚歳和盲动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段黑暗的历史。
但他们转身就将所有责任推给了对浮夸风一直保持警惕和批评态度的毛泽东。政治的厚黑，莫此为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