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世凯的拨弄武力
袁世凯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后，以原北洋军事实力为奥援，很快便控制住北方局势。然而，他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对清王朝，他有过取而代之的意图，曾派亲信密访美国驻京使馆进行摸底[189]，也通过其长子袁克定向英国公使朱尔典探听过意向[190]，但都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支持。所以开始便打算先维持一种“虚君共和”的局面，而由他掌握实权。袁世凯明知对他的起用，主要是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廷已难收拾局面的特定条件下的不得已之举，但他也不愿清政府垮台太快而失去这个掩人耳目的道具，因此不得不做出姿态，在复梁鼎芬的信中表示：“……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统之能保存。”对他人也曾言称：“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191]
就当时形势而言，已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革命势力虽然在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方面态度是坚决的，但从武昌起义后的举措看来，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对迅速到来的胜利并没有成熟、果断的主张和一致的步伐。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则赞成维护清朝统治，辛亥革命发生后，德国驻华公使向其国务总理报告说：“大部分东亚德侨，尤其是寓居北方者，对于清室政府表示同情之心，实较对于革命党人为多。”[192]英国公使朱尔典以“此后中国宜建立君主共和立宪政体”为出面调停的说词[193]，甚至在清廷覆没之后，美国人古德诺还认为：“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之于立宪政治……”[194]袁世凯见势头如此，便设法稳定清政府。他破坏了入关举行秋操的原驻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在滦州的“兵变”，又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同盟会员、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一做法，使清朝政府完全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当他在清政府方面达到目的后，又以此作为向革命方面讨价还价的底本，到前线进行一打一拉的活动。
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他的杀手锏当然还是手中的军队。炫耀武力可以达到一石二鸟之目的：一方面，集中力量给予南方首义地区以打击，造成军事压力，迫使南方革命势力让步；另一方面，向清廷显示他的实力，以进一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他与清廷谈判出山条件的同时，即保荐王士珍襄赞军务，奏请清政府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以此作为与南方革命势力较量的班底，并随即将首要目标定于南方首义的中心地区——武汉。
10月30日(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即袁世凯被授予军事全权的第三天，他便从河南彰德启程南下，亲自督战。11月1日抵湖北孝感。
当时，袁世凯已调集兵力1万多人，而且配备了机枪、大炮等重型武器，欲予革命军以重创。果然，袁世凯到孝感的当日，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即向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发起进攻。由于遭到革命军的英勇抵抗，冯国璋下令纵火烧城，把汉口的繁华市区变为一片火海，竟燃烧了三天三夜。冯国璋向袁世凯报告双方交战的情形称：“十一日黎明，西北风暴作，汉镇火愈烈，我军接续攻扫，节节巷战，每攻一段，冒火蹈险，又为匪暗击，艰苦不可言状。”[195]清军的暴行，遭到内外人士的强烈谴责，但袁世凯在给冯国璋的密电中却称：“该兵士等奋勇苦战，颇为各国嘉许。”[196]在清军的重创之下，汉口军政分府被迫撤退，清军占领汉口。
清军占领汉口后，袁世凯立即命令各军停止前进，对清廷假称兵力不足[197]，而暗中则致信当时已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黎元洪，作出协商议和的姿态，表示望其“务宜设法和平了结”，并许以“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198]。这种以军事优势为前提的议和，是袁世凯惯用的把戏，无怪乎其动身南下之前，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对其行动有所预料，认为：“他在近几天内将动身前往汉口，他的任务虽然带有军事的性质，但人们却认为是调解性质的。”[199]事态的发展正如其所料。武汉方面在军事压力下很快作出反应，黎元洪在给袁的复信中则进一步表示：“公果能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200]但是，这个表态在袁世凯看来还难以代表湖北军政府方面的意见，而且此时在军事方面清军也还未完全压倒对方，因此并不急于有所允诺，于是在不放弃武力进攻的前提下，于11月11日派出代表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汉议和。这是南北议和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袁世凯与湖北军政府的初步接触带有很大的试探性。他派出的代表刘承恩职任道员、蔡廷干为海军正参领，并非要员显宦，只能作为转达袁世凯意见的代表。11日下午，双方会见伊始，刘、蔡二人即表态：“我辈要求改革，无非为达真立宪之目的，今朝廷已宣布实行立宪，且开党禁，是则吾辈之目的已达”，并要求“除民主国体外，无论何种意见皆可代达袁项城代奏，请朝廷采择实行”[201]。当时在座的革命党人孙武、吴兆麟、张振武对君主立宪一条表示了激烈反对的态度，对袁世凯的所谓居间调停进行了强烈斥责，使刘、蔡二人“惟红涨两颊，默坐静听而已”，只得以“谓立宪主义与共和政治不能相容，屡经会议，民军要人力致驳诘”复命[202]，袁世凯与民军方面的接触未获结果。
11月13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抵京，仍一再表示效忠清室。19日，袁世凯内阁在北京成立，其阁员组成如下：
外务大臣 梁敦彦(胡惟德署)
民政大臣 赵秉钧
度支大臣 严修(绍英署)
学务大臣 唐景崇
陆军大臣 王士珍(寿勋署)
海军大臣 萨镇冰(谭学衡署)
司法大臣 沈家本
农工商大臣 张謇(熙彦署)
邮传大臣 杨士琦(署)
理藩大臣 达寿
至此，袁世凯已在清廷获取了包括军权在内的最大的政治权力。
虽然袁世凯表面上仍作出以“君主立宪”为宗旨的姿态，实际上，他正在组织一次更大的军事行动——攻取汉阳。对于汉阳的战略地位，袁世凯的麾下大将冯国璋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认为：“汉阳之大别(即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203]正因如此，武汉军政府方面在汉口失陷后也为保卫汉阳作了全面的部署：当时革命军第一、四、五协和第四标及炮队、工程队，约为1.3万人[204]，相当于四协兵力，再加上新到的湖南援军，共有2万兵力。由于清军在汉口的恣意掠杀，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义愤，因此保卫汉阳的士气十分高涨。尤其在这段时间内，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之后，南方的广大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市又纷纷宣告独立，高涨的革命形势给予湖北军民以有力的声援和支持。清军方面从实力分析，袁世凯集结了北洋军第四镇的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的各一个混成协的兵力，约3万余人[205]，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有一定优势，但在士气方面却远远不及对手。
这次汉阳之战的指挥者仍是冯国璋。他接到袁世凯的命令后，立即将第六镇统领李纯所部分为两队，准备从两侧向汉阳进攻。11月17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冯国璋向李纯部下达了进攻命令。19日、20日，清军分别占领蔡甸和舵落口，从襄河两侧逼近汉阳。21日开始，在三眼桥、美娘山、三道桥、磨子山、扁担山等处遭到革命军的顽强抵抗，但由于军事实力的悬殊和革命军战略上的失误，清军在双方的较量中屡屡得手。26日，革命军全线溃退。27日下午，汉阳终告陷落。这次汉阳之战，先后有3300多名革命军官兵伤亡[206]，而且给汉阳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据当时报载：“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207]而这次兵燹的主要责任者冯国璋却得到清廷的传谕嘉奖，赏其二等男爵。28日，北洋军干将段祺瑞抵达汉口，接任署理湖广总督，武汉的江岸一侧已被清军控制。袁世凯以军事实力在与革命军的第二次较量中获胜。
汉口、汉阳得手后，前线指挥冯国璋本欲乘胜渡江，攻取武昌，但被袁制止。袁世凯此时陈兵江岸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每天仍从龟山用重炮隔江向武昌轰击，迫使革命军放弃军事对抗，屈从他的意旨；另一方面，以止兵不动为变相示威，向清廷索取更多的权力。形势发展的复杂变化使袁世凯不能不作多重考虑：汉阳之战已使武昌危在旦夕，且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汉阳失陷后离去，革命军内部又发生意见分歧，似乎袁世凯在军事上已胜算在握。然而，这仅是局部的形势。当时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民主革命的潮流已成不可阻挡之势。随着12月初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活动正在酝酿之中，尤其北方近畿一带，局势不稳。在北方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以天津为根据地，成立了以胡鄂公为会长的“北方革命协会”，坚持发动起义，以配合南方的斗争。武昌起义不久即在直隶发生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发动的“滦州兵谏”，通电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实行立宪，接着，作为袁嫡系部队的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张绍曾密谋起义，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向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朝廷，要求停战，后吴虽遭袁世凯杀害，但说明北洋军内部已有嫌隙。而当时清军主力全被牵制在京汉铁路一线，根本无法应付全国瞬息万变的形势。由此可见，袁世凯依仗武力镇压在军事上获得的仅是表面上的、局部的主动，但从全国大局看，实际上是处于被动地位的。
这种被动的危险性在于可能随时会带来封建王朝的覆灭。本来，“虚君共和”并非袁世凯所情愿，况且，通过他复出后的拨弄武力，无疑已加重了他向清政府和革命势力讨价还价的砝码。形势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当他了解到“挽救”帝国已是不可能的时候，便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把功夫下在利用革命方面，因而采取了如下的方针：对于革命方面，以使用武力进攻，勾结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派和唆使部下通电反对共和等各种不同方式，求得未来最高领导地位的切实保证；对于清政府方面，则利用革命声势，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和立宪派的声援与支持，并唆使部下通电赞成共和等方式，以迫使清政府让出政权。
袁世凯要在清廷和革命势力之间政治赌博，最需要的外力是列强的支持。在双方激烈交战之时，各国领事馆便时有议和的传言，俄国领事敖康夫、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等均有出面调停的表示，尤其是经济利益主要在长江流域的英国，更是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由武昌起义而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革命浪潮已使封建王朝处于大厦将倾之势，使各国甚至认为“所有一切武力行为，以期恢复旧观，断无可望”[208]，逐渐由扶持清廷转而看好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就在武昌起义不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便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209]因此，当袁世凯在取得军事优势的前提下作出和谈的姿态后，英国的反应最为迅速和主动。英国驻华公使积极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12月1日，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根据朱尔典的电示，到武昌洪山总司令部说明已同清军商议的条件后，与革命军方达成停战三天的协议。12月3日，双方停战。期满后，在英国领事的斡旋下一再延期，终使战事暂告停顿。
近邻日本对中国的变动十分关注，日本政府于11月28日(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决定了“对时局的基本方针”，竟提出要各国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而“各国共同干涉”[210]。由于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首肯而作罢。
袁世凯止兵不动的策略对清廷果然奏效。隆裕太后连发懿旨，授予袁更大、更多的权力。12月6日(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又颁发懿旨，准监国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不再预政，可以说是清除了袁在人事、行政上的所有滞碍。接着，袁世凯任冯国璋为第二军总统，负责京畿一带和海防防务，并兼充禁卫军总统官，轻而易举地转移了清室手中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2月7日，再颁懿旨，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并“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211]。于是，袁即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兆铭、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在京每省有一人为各界代表参加。8日，袁世凯会见和谈代表，仍高唱“君主立宪”的论调。据当时湖北代表张国淦所记，及至此时袁仍作态称：“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212]虽然袁世凯大作表面文章，但他的真正用心早已被其心腹徐世昌窥视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以项城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于项城之主持。汉口、汉阳以兵力威胁南方，攻占以后，决定不再进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带，以巩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谕旨，均从宣布德意着笔，而资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项城之利用。经此酝酿，乃促成南北议和之局。”[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