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浙战争爆发与浙卢溃败
1924年9月3日爆发的江浙战争，是江苏和浙江两大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直皖战争后直、皖两大军阀派系之间的又一次军事较量，同时还是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与直系阵营之间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战争也即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一次揭幕战。因交战双方为驻江苏的齐燮元部和驻浙江的卢永祥部，故又称“齐卢之战”。
江浙战争的爆发，既反映了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在华权利的尖锐矛盾，也是苏齐和浙卢两大地方军阀势力为争夺地盘和权利而长期对峙、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直皖战争后，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朗，支持直系军阀的主要是美、英两国，而支持奉、皖系军阀的主要是日、法两国。战后，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不断增长，日本在华势力有所削弱。日本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华的侵略权益，一方面大力扶植奉系军阀，同时对属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也持全力支持态度，以对抗美国势力支持下的属于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争夺东南这一富庶地区。1924年9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相互勾结的情况道：“英美赞助曹、吴解决德发债票外，英福公司与吴佩孚订定的道济借款为一百五十万英镑，美公使替该国商人与吴佩孚做成的军火买卖为步枪一万枝，子弹二千万颗，机关枪二百五十架；而吴佩孚的飞机队完全由美国人替他组织与训练，并且与苏齐进行导淮借款。日、法军火之输入奉、浙(最近张作霖向法商订购快枪三千枝，子弹六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奉、浙飞机队之发展虽然是法国人为之主持，故上次法飞行家杜氏来华，备受奉、浙之优待而遭齐燮元严厉之反对。至于张作霖与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吴与英、美。张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换得军火及财政之援助；而齐燮元于宣战时期更向美国宣言下沪后任美国在沪设立无线电台。”[472]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各自的侵略利益而分别扶植不同的军阀派系，是造成近代中国出现军阀割据与混战局面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江浙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内部各派系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战争。”[473]
江浙战争的交战双方苏齐与浙卢，在北洋军阀中分属不同的派系。齐燮元时任苏皖赣巡阅使，坐镇江苏，是北洋军阀中直系一派的重要头目。卢永祥时任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控制着浙江与淞沪，是皖系在南方的中坚人物，直皖战争后更成为皖系最具势力的地方实力派。由于双方在派系上有畛城之分，加之在地盘的分配上又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江、浙两省的地方军阀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江浙军阀因地盘之冲突，双方秣马厉兵，已非一日”[474]。两省的地盘之争，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在区域上虽隶属江苏，但控制权却一直操纵在浙卢手中，苏齐始终不能染指。这引起了苏齐的极大不满。因为，上海“民殷地富，素称重镇”[475]，既是国内主要的鸦片消费市场，“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师人”[476]，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在苏齐看来，无疑是一块利于自己搜刮财富的肥肉。而浙卢也视上海为禁脔，坚决不肯放手。由此，苏齐与浙卢一战势所难免。
早在直皖战争期间，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就曾想乘机对浙江开衅，“幸北方战事告终，卢永祥复持重不发难，仅乃无事”[477]。直皖战争后，浙卢陷入了直系势力的包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与权势，卢永祥积极参与了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联合反直活动。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浙卢通电支持奉张，“江、浙几冲突”[478]。嗣因奉军很快便告失败，战争才没有打起来。1923年6月27日，卢永祥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江、浙两省的关系又骤然趋于紧张。齐燮元联合了安徽、江西、福建三省，摆出了要对浙江开战的架式。江、浙两省的绅士张謇、张一麐等人因见战争阴云密布，立即发起了一个和平运动，要求两省军政当局签订和平公约，以免两省人民惨遭战火涂炭；而吴佩孚当时“欲先定闽、川，不愿与浙先启衅，且恐苏齐地盘扩大，不易制服”[479]，也不赞成对浙江用兵，苏齐才没敢挑起战端。8月19日，齐燮元、韩国钧与卢永祥、张载扬、何丰林分别代表江、浙两省，在“江浙和平公约”上签字。这一“和平公约”经两省绅商对外宣布后，江、浙人民举欣欣然以为和平从此有了保障，孰料这一公约很快便成了一纸空文。1924年春，闽军臧致平、杨化昭所部被孙传芳、周荫人的直系军队打败，臧、杨率部经由江西退入浙江境内。卢永祥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将臧、杨所部共五六千人的兵力改编为浙江边防军。此举立即引起了苏、皖、赣、闽四省直系军阀的极大不安，于是四省订定了联合图浙的计划。1924年8月下旬，孙传芳在福建建瓯筹组闽浙联军总司令部，首先出兵攻浙；随后齐燮元也开始军事行动，并以卢永祥收容臧致平、杨化昭所部客军，破坏了“江浙和平公约”为借口，电请曹锟、吴佩孚下令讨伐。而卢永祥也持强硬态度，他一面断然拒绝了直系提出的遣散臧、杨所部的要求，一面积极整军备战，并以三角同盟关系求援于粤、奉。在得到了粤、奉允为出兵应援的保证后，9月3日，卢永祥发出声讨曹锟并宣布起兵理由的通电，略谓：“永祥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不达保境安民之初衷，敢忘拨乱反正之大义。迭经询谋，靡不佥同。爰于本日誓于有众，成立联军，声罪致讨，歼彼元恶，罔治胁从。其有助桀为虐怙恶不悛者，兵略所关，誓当铲除。为国除奸，何与政争；为民前趋，宁计成败!就大局言，则举义已有先觉，我为步其后尘；就江浙言，则我固志在保安，彼方实为戎首。当曹锟受判之日，即本军解甲之时。”[480]当天，江、浙两军在上海附近交战，江浙战争爆发。双方的兵力和部署情况如下：
齐燮元在曹锟、吴佩孚的支持与策动下，联合了苏、皖、闽、赣等省的直系军队，编成四路大军：第一路司令宫邦铎，进攻淞沪地区；第二路司令陈调元，驻宜兴、常州一带，防卫南京后方；第三路司令王普，进攻广德、泗安。以上三路由齐燮元亲自担任总司令。第四路由孙传芳任总司令，指挥闽、赣两省军队，出仙霞岭，直捣浙沪联军后路。苏军共有兵力8万余人。
卢永祥联合浙江、上海和从福建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杨化昭所部军队，组成浙沪联军，卢自任总司令，将军队编组为三路：第一路司令何丰林，下辖何丰林所部中央第六混成旅、朱广声所部中央第十师二十一旅、杨化昭所部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和臧致平所部福建陆军第一师等部，主要防守淞沪地区；第二路司令陈乐山，下辖陈乐山所部中央陆军第四师、卢永祥所部中央陆军第十师两部主力，攻取宜兴、常州，截断沪宁铁路，直趋南京；第三路司令潘国纲，下辖潘国纲所部浙江第一师、张载扬所部浙江第二师，驻防仙霞岭一带，防御闽、赣直军抄袭浙军后路。浙沪联军共有兵力约10万人。
苏齐兵力虽较浙卢稍少，但后援多，财政充裕，易集中兵力攻浙；而浙卢则三面受敌，又孤立无援，战略上较为被动。因此，从总体上看，江浙战争是一场实力上并不对称的战争。
9月3日上午，江、浙两军正式接触开战。战事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一在沪宁铁路附近，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一在宜兴、长兴之间，为侧应奇兵。总的攻防态势是：沪宁铁路附近，苏军取攻势，浙沪联军取守势；宜兴、长兴之间，浙沪联军取攻势，苏军取守使。起初，战事进展不大，双方经过十多天的激战，各有胜负，在两个方向基本上都还是保持了原有的防线。但9月中旬以后，随着战事的延长，皖、闽、赣三省亦先后向浙江发起进攻，江浙战争遂一变而为五省战争。尽管张作霖、孙中山根据反直三角同盟的盟约，于江浙战争爆发后先后发表通电，并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以声援、策应卢永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从整个战局来看，浙卢仍处于不利地位。9月16日，孙传芳靠浙军叛将作内应，偷袭仙霞关得手，并乘势攻占了江山。浙卢因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军心开始发生动摇，江浙战争的态势于是急转直下，迅速朝着不利于浙卢的方向发展。
卢永祥认为浙南防线的失守，其责任应由担任防守任务的浙江第一、二两师负责，因而轻率地作出了离开浙江，将浙江的不利局面交由浙江人自己去处理的决定。9月17日，他即与张载扬分别辞去了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和浙江省长之职。次日，卢、张率部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并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至龙华。
卢永祥离开浙江后，继张载扬担任浙江省长的夏超等人，立即随风使舵，投靠了直系军阀。9月20日，夏超与新任浙江第二师师长周凤岐致电吴佩孚，公开向吴输诚，声称“浙江素日服从中央，此次构兵非浙人志愿，现卢永祥已离杭，张载扬亦赴沪就医。超等职应维持地方，力图善后，现已电令所有军队退回原防，扫境以待后命”[481]。吴当即复电，内有“望即欢迎孙督，共铲逆卢，倘东南大局得以早安，则国家地方勋名共戴，浙右屏藩，实唯公等是赖”[482]等语，对夏、周的附直行为表示嘉许。次日，北京政府即任命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善后兼闽浙巡阅使。23日，又任命夏超为浙江省长。孙传芳所部既得夏超、周凤岐等人的欢迎，遂长驱直下，势如破竹，于10月24日进抵杭州，26日占领嘉兴，前锋直逼松江，从而与齐燮元所部一起，对负隅淞沪的浙沪联军形成了合围之势。10月2日，孙、卢两军开始在松江交战。9日，孙军攻占松江。12日，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通电宣布下野。次日，卢偕何丰林逃往日本。至此，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随着浙卢在江浙战争中的溃败，皖系军阀在东南经营多年、直皖战争后硕果仅存的一块地盘也终于丧失了。从此以后，皖系在政治上、军事上已无足轻重，再也成不了大的气候，而只能充当其他军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陪衬角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