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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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要讲的要旨则是,无论真实、虚伪、尊严,都不完全是一辆坦克披上伪装衣那样,外面是一层伪装,揭开伪装,下面是真家伙。我也并不相信,像弗洛伊德主张的那样,借助心理分析的办法,还原出童年生活的真实情况,就能消除精神障碍,让病人或来访者重新恢复健康的人格。这是他的理论。他的实践呢?他治疗的案例本身不多,十几个案例,后人对这些案例的追踪表明,没有一个案例是真正成功的。我自己对传统的心理分析的确不那么信任,不过,真的只是个人看法,不能当作严肃的判断。我不懂心理学,这里也不是在研究心理学,我所想的是些一般的问题。

比如,如果自我欺骗、自我屏蔽是十分广泛的现象,我就会怀疑,它们有某种积极的功能。要是这种心理倾向的最后结果是造成精神疾患,按照演化思想——我们就先这么大致说吧——它们似乎会在演化过程中被淘汰,至少不会变得那么广泛。可我们经常听人说,每个人都在自我欺骗。我在想,我们遗忘某些事情,扭曲某些过去的情节,是不是也有某种正面的功能?就像我们正常遗忘一些事情一样——不断遗忘是我们生存要求的一部分。你们都听说过这样的案例,有人什么都记得,无数细小的生活细节,摆脱不掉,那是一种障碍,当事人痛苦极了。就跟我们现在读微信似的,一天那么多信息,你都记在脑子里你脑子就炸掉了。你当了大领导,人模人样的,从前那些糗事都不记得了,记得那些事情很不爽,有意无意忘了,这种自我屏蔽明显有一种保护作用。不过我要说的还不是这种简单意义上的心理保护,我想说的是,自我要把我的方方面面连贯起来,以便更加合乎逻辑地应对我面临的世界。他小时候尿床这事儿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逻辑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毕竟,所谓方方面面,说起来,有无数的事情发生过,没有什么逻辑能够把所有这些都贯穿起来,也没有这个必要。

自我认识出现在很多层次上,从你作为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者到你的自我理解,从日用而不知到有完整一贯的自我理解,中间隔着好多好多层。每一层上都有正确与错误、揭示与自欺、融贯与混乱、合理与悖谬。在这些层次中,最重要的一层应该是叙事。叙事中的那个主人公有一个多多少少稳定的形象,否则叙事就乱掉了。我跟一些朋友讨论政治活动的时候,曾经注意过政治人物的自我形象,在分析政治人物的时候,他的自我形象不可或缺。政治家当然都非常功利,做事总考虑效果,但这不是他唯一要考虑的,他的形象是参与政治生活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你是个共产主义者,你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个形象是你取信于人的重要方面,别人依照你的这种形象来理解你,来跟你合作。有些事情你一定要做,有些事情你一定不能做,否则就成了机会主义者,失去伙伴和民众的信任。这里说的不是你信不信共产主义理论,那你得真的去弄懂马克思或列宁,而且理论各有各的理解,这里说的是“我是个共产主义者”这种形象。

政治人物如此,我们在比较不那么明显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我们都有关于自己的叙事。叙事呢,必定跟当前时代的叙事风格连在一起。你的自我理解跟当代人怎样理解一个人是连在一起的。哪怕你的自我形象是个古人,你也是现代人叙事中的那个古人。

就此而言,自我总是被组织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挖掘出自我的真相可以消除心理障碍,他的真实自我又落入了现成的、对象化的自我。我不认为在那个意义上有个真实的自我。问题似乎不在于我们在组织自我的时候会删掉些什么、会改变些什么,而在于我们是不是组织起了一个健康的自我。尼采有个想法,人应该把自己的一生做成一件艺术品,把其中丑陋的东西删掉,或者通过某种组织,让它成为整体美的一部分。[11]我不认为人生真可以是这样的,但他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我刚才说的叙事,跟尼采的艺术品有几分相似。尼采的想法值得展开来讨论,只可惜眼下没这个机会。只说一点最浅近的吧,艺术品有做成的那一天,所谓作品;生活没有完成的一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在变化,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在变化,自我需要不断重新组织。用流行的话说,自我是不断建构出来的,不过,流行的建构主义问题多多,“建构”这个词带上了一种凭空编造的意思,我个人觉得不如用“构造”,或者干脆用个老词——“建设”,我们不断重新建设自我。你拆除一些,改造一些,新建一些。人面对的是未来的生活,他并不是为了过去的真实而生活,他需要建设一个适合他未来生活的自我。这个自我建设是自我生长或自我发展的一个必要。艺术家要的不是压抑,而是升华。你可能建设起一个健康的自我,它能够胜任愉快地来面对这个世界,但是它也有可能扭曲了、压抑了,是个病态的自我,不能很好地面对它所面临的现实。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弗洛伊德来帮忙了。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总是在被不断地重新书写。不要设想哪个国家宣扬的会是一部完全真实的国族史,一个国家虽然程度不同,它的“正史”或多或少都会“歪曲历史”。当然,每个民族承受历史真相的能力也不同。

一个真实的自我不是要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包括进来,你其实也不可能总是真实地记住你所有的事情。一个人能够容纳的真实的分量也不是同样的,有的人能把更多的真实容纳进来,能让更丰富的内容贯通。继续使用艺术作品这个比喻,那就是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艺术品。

我零零星星讲了自我认知的几个方面,每个都只是开个头,讲得也比较乱,不大容易概括。也许我最想提示的是,自我认识有时像是自我揭露、自我惩罚,有它严厉的一面,但另外一面,你通过合理的自我认识可以建设起一个健康的自我,用流行的话说,你跟你自己达成某种和解,于是你更有力量去应对你现在面对的任务。

问答环节

问:真的存在不受影响的客观实体吗?像电磁场这样的概念,都是我们人抽象出来的概念,这样的东西真的存在于我们的概念世界之外吗?

答:这是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宇宙大爆炸受人类认知的影响吗?那时候还没有人,怎么受人的影响呢?但你说,只有我们人才把那认识为大爆炸。这里似乎有点儿什么可想的,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多讨论和争论。不管怎么争论,直接说宇宙大爆炸的过程受人类认知的影响大概还是不那么妥当。我没敢讨论这么艰深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是否,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区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和“某人或某民族是否快乐和幸福”,即使你最后成功论证了我们的认知会改变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那也是另外一种改变。

问:陈老师,我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自我?

答:你为什么需要认识自我呢?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反思自我呢?不知从哪里说起,一时冒出来的想法是,为了达到个人完整性。第一,在理知的层面上达到个人完整性。当然,人可以只在日用而不知的层面上拥有完整性,但人是有理知的,他当然也希望在理知层面上达到完整性。第二,理知层面的完整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实践层面上达到完整性,尤其当我们面临陌生的环境,我们的经验不足以帮助我们达到完整性。

问:可能像尼采说的,面具后面还是面具,并没有虚伪下面的真实,那就根本没有自我这回事。实际上,佛教和物理学一样,结论是无我。

答:无我这种议论比较玄奥高深,光讲讲不大清楚,得去修,不适合在课堂上多讲。我只回应一点吧,说佛教和物理学相通,都无我,这恐怕不太对路。佛教无我,也无物,本来无一物;物理学无我,但机械存在物一样都不少。

问:“认识自我”基本上就是看到自己哪些不足,要去改进,但要认识到自己不足,需要有标准。比如说,我从小就在党卫军里生活长大,我接受的道德和正常人类社会的道德就不太一样,和其他的一些普世的价值也不太一样,我的标准就是错的,我怎么改进自己呢?

答:是啊是啊,越“改进”越糟了。这位同学提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先说一点啊,你说“认识自我”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缺陷,然后加以改进,这么说也对,可怎么听着比较像中学德育课上的说法啊。别介意,我开玩笑啊。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自己?我更愿意说,我们就是“好”认识自己,不为什么,就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人依其本性求知。当然,你说认识到缺点以便改进,也没有错,但窄了一点儿。也许你后来还认识到,你的缺点是跟优点连在一起的。

但这不是重点,这位同学的重点是,如果你在一个错误的环境里长大,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有好多可说的,我一时想不好挑哪几点来说。随便说一两点吧。你这个问题加深了我们的理解:自我认知是和认识世界交织在一起的,你要认识自己,这包括认识到世界在哪里是对的、在哪里是错的。但若这个世界整个错了呢?我猜想可以往两个方向上想这件事。一个是,没有哪个世界是完全错了的。你举党卫军这个例子,举得好,因为我们把纳粹德国视作一个全然邪恶的国度。我一点都不喜欢党卫军,但我还是想说,我们大概把纳粹德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个我不多说吧,有些文学作品、回忆录、历史书,你可以从中读到更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纳粹犯下了不可思议的罪行,但那个时期的德国生活并不是整体上不可思议的,好像环境不正常到了只有邪恶的程度。在那个环境里还是有善恶,你还是可以学会去分辨善恶。高尔基这个作家你们还知道吗?去翻翻他写的《童年》,那个环境简直恶劣透顶,高尔基就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这我就说到了第二个方向,我们不说普世价值吧,一个给定环境里的善,也许远远不够至善,但在那个环境里,可能你能做到那点儿善已经很不容易了。有时候,我会觉得,那比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挺善好的还要更让人动容。其实,我本来就不认为有一种抽象的善,以及对这种至善的认识。我说的是带有解放性的认识,不被这个环境完全限死的认识。

问:我觉得“自我认知”很多时候要跟他人产生某种连接,有的时候你能看到别人不得已的、那种很深层的东西,能够产生比较真实有效的连接。我觉得人之所以有虚伪的一面,就是因为他不想被看见,他肯定有恐惧,然后他才会伪装,但是他又想被看见,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想别人懂得他,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产生这样的连接。您在跟周濂老师的对谈里说要宽容,去理解,但是这也是需要过程的,要花时间的,特别是有时候要碰运气。

答:这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我都同意,比我表达得好,所以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她最后说“有时候”要碰运气,我把这听成委婉的说法,我相信差不多事事都有点儿运气在内。我翻译过威廉斯的一篇文章——《道德运气》,你可以读一读,把它当作起点,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思考的。近世人们讲“选择”多,讲运气少,所以,讲讲运气,讲讲“被抛”挺好的,不能只讲“选择”。“选择”有点儿外在,深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深入到“自我”之中,选择的影子就慢慢淡了。

问:我们在一个信息高度自由流通的时代,所以成功变得特别难。在《何为良好生活》中,您也提到了知行合一,但是我在践行的时候发现,正因为信息的高度自由流通,所以我看到的都是知和行的分离,请问在这样的时代是否还倡议知行合一?

答:现在信息高度流通,所以成功变得非常困难。我听到大家笑。别笑,还真是这样。信息流通,造就了现在所谓的头部效应。举个例子,以前我们有好多小门店,后来信息高度流通,我们都选择马云,在网上货比三家,很容易知道谁的货好、谁的最便宜。所有的人都跑到马云那里去买东西。马云赚的钱是谁的?不是我们消费者的,消费者反正是要付钱的,现在我们付钱买到了最便宜的,节省了时间。马云赚的钱都是那些小老板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你们年轻人要有准备:信息流通会使你们这一代更难成功,因为本来可以有小成功、中成功,可现在,你们是要么大成功,要么不成功。我说得很夸张,但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区别。

讲到信息流通得特别快,当然不只是让成功变得困难,我更关心的倒是让建设自我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现在有点远近不分,好像发生在纽约的事,发生在南非的事,就像发生在家门口一样,分不清哪些是跟我切身相关的。我们每个人现在的确需要下点功夫,把我们的关切重新组织一下,我们要了解全世界的事情,但我会建议把遥远世界的信息放到它适当的位置中去。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能够感知和能够接触的世界。

至于怎么连到言行合一上的,我真的没跟,就不回答了。

问:老师,您说在数字化时代,更难找到个人生活的意义,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想不清楚,您能多说几句吗?

答:你提这个问题,我一下子有好多想法涌上来。方方面面,无法多谈,我讲一个方面吧。前不久思勉研究院安排我跟几位优秀硕士生做了个对谈,谈到一个挺普遍的处境,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竞争格外激烈。这可不是自由竞争,只有竞争,没有自由。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十几年二十年,几乎没哪段时间是自由自在的,这可能是最让人沮丧的。而且愈演愈烈,我这几十年接触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每一茬学生说起比他们小5岁、小10岁的孩子,都感叹相比之下,自己那一茬多一点儿自由自在。我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从来就没过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学习和生活都不是自由自在的,什么都网格化了。

现在的孩子,日子比我们不知道好多少,就说教育吧,从小就有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学钢琴、学游泳,学什么都有正规训练,从开头就上了道,但孩子不能总在道上啊,他需要在没道的地方、在野地里乱跑乱跳。你们从小就学到好多知识,本来知识对我们是一种解放,但学习目标太明确了,知识可能变成了一种束缚。生活的道路不能像现在的公路系统那样,什么都标得清清楚楚,哪里可以并线,哪里并线就违章,哪里可以掉头,哪里不允许掉头,标得那么清楚,你这个人生就没法过了。要是我们的社会一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就没意思了。某种意义上,社会给不竞争也能好好过自己的人生的人留的余地越来越少了。你当然仍然是可以做到,昨天我跟一个人聊天就说到,你要是颜回你就能做到是吧?但拿颜回说事儿,这个要求有点高——别人都过好日子,你不过。

很多人都在说,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处在竞争的环境中。是现在的人更爱竞争了吗?我觉得不是。是周边环境把生活规定成了竞争。怎么说呢?每样东西都被数字化了,这意味着,每样东西都有明确估值,甚至可以说,所有东西都标价了。比如智力,从前也分聪明、傻,现在有了智商数值。方方面面都有明确估值,不仅是更精确了。聪明、傻是连着语境的,自然而然,你这方面聪明那方面傻,但智商就像是普遍指标。这个比较讨厌,有论者说,计数就意味着比较。[12]就说这个“比”,咱们俩考试,结果你89分,我88分,我不想跟你比,但分数标好了,比不比也隐含着“比”。从前也分成绩好、成绩差。现在,天天测验,天天有明确的分数。几个朋友结伴去黄山游山,你我都挺高兴的,就挺好,没谁说你高兴到89分,我高兴到88分。

现在,人从小都无时不在竞争之中,这不是说,现在的人竞争心格外重,我们那时候竞争心没那么强。讨论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说,我们要多从社会而不是个人来看待这个区别,我特别认同这位同学,可能比他自己还认同。个人自己的事自己去反省,但是当身边各种事物全部被明码标价之后,无论你喜欢竞争还是不喜欢竞争,你都已经处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哪怕你不爱竞争,你不竞争,你也被设定在竞争环境之中了,甚至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也都标明了数值。我到学校来,校门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对学生的期许吧,一开头就说“志存高远”,天天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怎么个高远法?没有远处的方向,身边却到处标明了数值。我说了,不要多怪罪个人,主要是时代的问题,然而,问题最后毕竟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去应对。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没有标价,至少标价不清楚,比如,学哲学值多少、学经济值多少,当教授值多少、当处长值多少。人们会更多出于自己的爱好去选他做什么,而不是看标价。有位同学总结得好:你们80年代的人有方向没道路,我们现在有道路没方向。说到意义流失,这恐怕是一部分。

当然,人类面临的困境总有很多相同之处,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发过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后来引起很热烈的讨论。你我两代,年轻人都面临很多同样的问题,我把差异夸大来说,让差异看得更清楚一点儿。

问:刚才您讲到认识过程也是在改变自我,所以,我觉得说这是“认识自我”不太对,应该说是“选择自我”。人生有各种不得已的地方、痛苦的地方,人在痛苦中会变得邪恶,但人也可以在痛苦中变成英雄,这要看你自己怎么选择——选择如何建设自我。

答:我觉得我有点儿明白你的意思,也有点儿同意。不过,“选择”“自我”,这些都是大词,they may mean something,也可能不mean anything,用这些大词说话的时候,人们可能脑子没过任何东西,就是从词到词。我尽量去理解它有某种意思,理解下来,我首先想说,“选择”这个概念很宽,一端是计算,一端是决断。选择的一端,体现在什么都标价好了,比如,做金融工资是多少,做教师工资是多少,在这时候,一个人的选择就有点接近于计算。选择的另外一端,我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在山里头迷路了,有两个方向可以下山,可你完全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这时候做选择就跟冒险更接近。所以,选择是一个挺宽的概念,一端连到了计算,一端就连到了冒险之类的,都说“选择”就掩盖了这里的重要区别。总的来说,在80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更接近于在山上瞎闯的那种选择。那时候我们的自由感是那种自由感,你们的自由似乎是另一种自由,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供你们选择,但每条道路都标好了分值。这是两种自由,它们的质地和味道不一样。计算当然是有好处的,算出来了,都清楚了。但这个“清楚”有时候会带来一种很奇怪的结果,比如大家常说的人生意义什么的,往往是,有意义,但不那么清楚,都弄清楚了,反倒没意义了,只有计算了。问题在于——说句鸡汤——哪儿需要清楚,哪儿不能太清楚。

至于说选择自我,我想首先要考虑到,选择自我的时候,是“自我”在做选择。这跟你选择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不一样,“选择”是个比较外在的提法,用在你选身外的东西的时候比较适用,用在“选择自我”上就很复杂。我们一般不把“自我”用作宾语,用作宾语很复杂。你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两条路里选一条,诗人用这个来比喻人生道路的选择,但这个比喻不能引申太远,因为你怎么选择人生道路,这是你自我的一部分,同时,你选定的道路也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你年轻,可能体会不深,你的一生不是由一系列选择构成的,真正让你难以割舍的东西,反而是你被抛入的——你的家乡,你的祖国,你的家庭,你不期然撞上的人和事。它们以你不曾料想的方式构成了你的“自我”。关于“选择”这件事,我在《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里谈了一点,也许可以供你参考。


[1]可参见:B. 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补论”部分,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236—242页。——编者注

[2]“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某种明确性对自身有所领会……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出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2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18页。

[3]“希腊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界渗透或充满着心智这个原理之上的。”出自:罗宾·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4页。

[4]“世界上哪里见得到一个形而上主体?你说,这里的情形就像眼睛和视域。但你实际上看不见眼睛。而且在视域里没有任何东西可由以推出它是被一只眼睛看到的。”出自:《逻辑哲学论》,5.633。

[5]参见:《皮尔士和剑桥实用主义及其他问题》,《哲学分析》,2021年第2期,第176—184页。

[6]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张玉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编者注

[7]参见:B. 威廉斯,《道德运气》,陈嘉映译,《世界哲学》,2020年第1期。——编者注

[8]参见:赫尔曼·施密茨,《无穷尽的对象:哲学的基本特征》,庞学铨、冯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186页。

[9]参见:刘畅,《理解自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8卷第2期,第5—18页。——编者注

[10]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第5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编者注

[11]参见:尼采,《快乐的科学》,第4卷第290节,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75—276页。——编者注

[12]“计数实际就是比较……说出32这个词,就意味着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行了一次比较:它要比三双手手指的数量多一些。比较始终是关键所在。”出自:保罗·洛克哈特,《极简算术史:关于数学思维的迷人故事》,王凌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第3页。


面具第十一章 自知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