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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肃反运动
2新官上任
我不坐办公室，上班就在牛舍帮忙干活儿，目的是了解每个岗位的工作和每头牛的特性，发现问题马上就和工人们讨论解决。譬如挤奶前洗牛乳房的水不能太烫，按摩乳房的手法不是向下抹，等等。我也向工人们学习如何判断母牛当天是否会产犊之类的技术，教学相长，日有所得，也和工人们增进了情谊，消除了隔阂。生产科的宋科长认为我有劳动观点，工作细致，还表扬了一番。
工作才三个月就快到年底了，省里给我们调拨了十几头青年奶牛，要到张家口附近的沙岭子农校去接运。黄尔汉要写总结，老张又不懂牛事，只有我责无旁贷了。宋科长似乎不放心，问我行不行。我虽没干过这差事，但一点儿也不嘀咕，爽快地说行。和我一起去的是工人赵新合，他三十来岁，年轻力壮，我俩抬着几个大水桶、一大摞麻袋，还有几盘大粗麻绳，清早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到了火车站。汗水在头发上结了冰，摇摇头就哗啦啦响。先到保定拿调拨的文，再到北京倒车。趁此机会看看留在保定和北京的同学们，还买了好些玉米面的窝窝头，因为赵新合嫌白面馒头贵，窝窝头还只有北京有卖的。到达沙岭子农校把赵新合安置好，我还得去趟张家口铁路局申请车皮。在农校等车皮的几天，我们备好草料，熟悉要接运的牛们，免得它们认生在路上捣乱。农校有我们班的两个同学，虽然分别不久，见面还是很高兴、很能聊的。沙岭子真冷，房里生着火不蒙头睡，冻得鼻子痛。
闷罐车皮终于来了，装牛上车，一路饮牛喂草，清扫粪尿，点着马灯。晚上二人轮流睡在草上，车一停就拉开车门换空气，饿了就啃几口带的干面饼，第三天大清早到了石家庄。等场里派来拉牛的工人们到车站，已是八九点了。那天正是星期日，街上人很多，这些青年牛在车里闷了两天，一下车就顺着繁华的中山路狂奔起来，吓得路人乱躲，急得交警乱喊，电影都难拍出这种场面。等牛们跑够，也出了市区，来拉牛又被牛甩了的人们也陆续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跟到了。拢到一起数数牛，牛没少，人也没少，余下的路走得平安，完成了任务。这下全所的人都知道，新来的女大学生干活儿比男的还泼辣。
过了年，杜老革命退休回老家了，新来的领导叫牛世裕。他二十七八岁，原来是农校学生，石家庄第一次解放又撤退时，他跟着到了张家口，后来又随着第二次解放回了石家庄，所以他也是老革命了。我们同在生产科学习，已经熟悉，他来管畜牧场当然要比那什么都不管的杜老革命强百倍。宣布时，我伸手给他紧紧地握着，上下掂了好几次。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这年我二十一岁
开了冻，我提出搞竹筒自来水。牛嘴很大，嗞地一口就吸进一大桶，一个工人整天担水都供应不及。我这方案受到工人们的赞同，只有黄尔汉说不行，理由是井台加高，拉水车的牛像在天上转，掉下来怎么办？几个月来，我觉得黄尔汉对我挺排斥的，即便我很谦虚，听他经常讽刺大学生的言论也能容忍，但还是我有什么建议他都反对，也不知是因为工人们不喜欢他而喜欢接近我让他吃醋，还是我是科班出身让他嫉妒，我头脑简单也没多想。牛世裕是支持新生事物的，于是全体员工利用休息时间挖沟的挖沟，改造井台的改造井台，大毛竹、砖头、石灰等材料都是从大院里搬来的。总务科的师科长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牛场的人都是贼，趁大风天就来偷东西。竹筒自来水成功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牛和牛舍也干净许多。饲养管理的条件不断改善，牛奶的产量也节节升高，牛群平均年产量超过8000斤，这在当年算是不低的了。
夏天，管财务的老张和所里总务科的师科长调到县里去当官了。畜牧场又来了两位荣誉军人，一位叫赵礼合，是跛腿，顶替老张管账；一位姓郭，是志愿军侦察连长，一等功臣，胸膛内还有弹片，在畜牧场管点儿杂事。老张走后，大家选我接替他当工会小组长，于是我和工人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们的家庭矛盾、夫妻纠纷都会向我诉说，我尽力调解，缺钱用时也向我倒借。我按章程帮他们申请多子女补助、困难补助，还建立了互助基金会。这时工人也增加了几位，有一位叫毕长胜的是越南人，解放军复员的，我帮他申请中国国籍，手续繁杂之至，总算办成了。上班间隙，我喜欢听老郭讲他孤儿参军及抗美援朝抓美军舌头等，说不完的故事。休假日，我常去王玉河家和他妻子聊天。她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讲他们怎样闯关东，被警察踢打，被抓壮丁又逃回来等艰苦经历。她总说现在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虽然孩子多，生活不如别人宽裕，但比起旧社会真如天上地下一般。我跟着妈妈逃日本鬼子，也受过国民党的压迫，殊不知底层的劳苦人民的深重苦难。听这些犹如受到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政治思想有了长足进步，加上敬芳的鼓励（她当了所团委的组织委员），我还申请入团了。
这年夏天我结了婚，对方是同学四年的吴富融，在校就确定了关系，一起被分配来石家庄。他在专署畜牧兽医站工作，因为不在一起，他又经常下乡，所以还是各住各的单身宿舍，没有安家，聚少离多反而能增进感情。
我正春风得意，不料马失前蹄，栽得鼻青脸肿，意乱神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