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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肃反运动
7敬芳的奇冤
我和敬芳同屋半年，相处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她被派去跟随苏联专家做调查之前，所里给了她一个星期的婚假，回上海结了婚就上任走了。我春天去华北农科院拿牛的疫苗，在院内碰见了她，她告诉我她怀孕了，说仅有的几次就这么倒霉。吓得我在北京就买了个避孕工具，以免重蹈她的覆辙。肃反运动开始搜查她的东西后不几天，她就回来了，但直接住到隔壁，我们没见面。她不受训斥我的小陈那帮监守人员管，而是由我校农学系的两位女同学二十四小时不离地看着她一个人，对她的提审也很频繁，从窗户看得见押着她出去回来。我很不解，她会有什么问题呢？若有问题，所里能让她当团组织委员吗？她那地下党员的爱人能和她结婚吗？能派她帮助苏联专家工作吗？可是看样子，她的问题比我们都严重。
有一次叫我去开会，会场气氛很肃杀，威胁与诱导交替进行，都对着她。主会的人点名叫我表态，我表示一定坦白交代，语音一落便令我退场回去，分明是以我影响她。我又想也许是她快生产了，得抓紧结束她的问题吧。事实上我的估计也是错的，她到医院生产，我那两个同学也进入了产房监视着整个产程。所里还给找好了奶妈，及时把小婴儿抱走了。她也几天就出院了，回来继续被审问。直到对我的看管放松后，对她的看管也放松了，我那两个看她的同学也撤了。有一天，那奶妈把她的孩子抱来给她看了一会儿，又抱走了。她放声大哭了一场，激起了我的同情，便壮着胆子过隔壁去看她，才知道了她的事由。
1952年，学校号召大学生们和志愿军通信，多数同学通信一两个来回就终止了，但也有进一步交往的，敬芳就是其一。和她通信的是个军官，从朝鲜回国后驻军在邢台，离石家庄很近，来看过她好几次。我也见过，有三十几岁，和敬芳称兄道妹的，他妻子也来过，还带来许多零食，我也跟着分享。那时还没有探亲假的待遇，春节三天假，敬芳就应邀去了邢台。她走时告诉我初三就回来，没想到初一我从畜牧场回来时，她已经在房间里了，而且满脸不高兴。我诧异地问她，她说她已向周场长申明，把邢台这人从她的社会关系中除去，以后不再来往。我似乎明白了点儿什么，试探着问那人是否欲行非礼？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来我们也都不提这令人倒胃口的事了。
初来不久，敬芳给我看一封她收到的信，寄信人是大连某高校的青年教师，用的粉蓝色的信纸，除了写清自己的基本情况，还说会英、俄、德、法等五国语言，工资八十多元（我们才44元），希望和她建立恋爱关系。原来敬芳毕业时，分配到关内的十几个同学同乘一趟火车离开沈阳，一路上说说笑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同车厢的这位青年教师就把这一伙人的基本情况都掌握了，动了择偶之心。我们都没见过这样推销自己的，荒唐而滑稽，二人大笑了一通。那信就放在她的抽屉里，谁来就给谁看，奇文共赏，邢台的那位军官自然也是看过的。
肃反运动中，那位邢台的军官便检举了敬芳，说她是美蒋特务，向他刺探过军事机密，她联系的特务还有大连的那位青年教师，她母亲也是特务，假装积极当上了街道干部。编造得有鼻子有眼，头头是道。于是我们所就真拿她当暗藏的反革命来审了，她说逼得她都不想活了。她还对我说，最令她伤心的是她的好朋友同学出差到我们所，在食堂碰见，不但不理她，还狠狠地白了她一眼，扭头走了。她说的时候又哭了：“我们一块儿从上海复旦并校到沈阳，四年来无话不谈，是顶知己顶亲密的朋友，才分开半年就拿我当敌人看待，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我也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她，只好说人们当然是相信党超过朋友的，以后自然会了解真相的。
运动结束后，先是敬芳的母亲来把孩子抱回上海去了，过了些日子她丈夫也来看她，我和他们都见面了。又过了两个月，敬芳也调回上海了，总算否极泰来。80年代中，我出差到上海还特地去看望了她和她妈妈。
我从敬芳的冤案中也得了点儿人生经验，一是不要和不知底细的人走得太近，特别是男人；二是在火车上少说话，尤其是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况。还有自此我不再写日记，也不留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