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兆庆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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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庆的父亲名魏思周，官村心二家人，生于19世纪的70年代，自幼在本村学堂读书，字写得好，账也算得清，他父亲就送他到本村大商人、人称三掌柜的铺子里学“相公”，就是从站柜台做起，学习经商。他弟弟魏思汉不如哥哥精明，就学了个木匠。兄弟二人20岁时，思周买了本村人的一块闲置庄基，盖了三间两面流水的高大瓦房，把他父母的一家迁了进去，还给自己和弟弟都娶了妻室。魏思周从站柜台的小相公也长成了账房先生。随着三掌柜的生意兴隆，他又升为一个银号的总管，店里除了银钱往来，还熔倒银锭、打造首饰，每天往返于五里外的大寨镇，地里的活计交给门子内的九弟干去。

魏思周经济上富裕，但家庭屡遭不幸，娶过两次妻室都生病早逝，也没有小孩儿，第三位妻子叫黄柳叶，岳父是武功县仅有的两名秀才之一。黄夫人虽不识字，但见过世面，聪明能干，生了两个女儿，哪知村里闹流行病，两个孩子几天之内都夭亡了。悲痛的母亲几乎疯癫。魏思汉过后河看望姑母，回来时爬上高高的黄土坡，坐在坡顶歇息，受了风寒，竟一病不起。妻子守不住寡，和魏思汉的堂兄私奔了，留下乖乖和乖祥姊妹俩在家。魏思周把小侄女看得很重，每天给她们带点心回来。1919年，黄夫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兆吉，1922年末又生了小儿子取名兆庆。兆庆满月，大侄女乖乖就出嫁了，乖祥在家帮着带弟弟，家里又恢复了生气。这时有人看魏思周的生意做得好，拉他合伙去大镇绛帐开店，把买卖做大。魏思周觉得自己命运不济，且年过40，无心进取，推辞了。及后干脆辞去了三掌柜家的生意，回家务农，孝敬老母，最后给老母办了个隆重的葬礼。

平静的日子过到1929年，不幸又降临了。不只是思周一家，而是整个关中西部，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头一年闹灾，地价下跌，有经济头脑的魏思周倾其所有，以每亩34元的价格，买进了10亩地，不料旱灾连续，地价跌到1元一亩，魏思周破产了。村里已大量饿死人，女孩子多数让人贩卖到山西省，男孩子有被亲人活活掐死、溺死的，大人从崖头跳下自尽的，各样的惨剧在这往昔富裕的地方不断上演。乖祥也让人贩子骗走了。兆吉每天提了瓦罐，翻深沟到后河北的杏林镇去要饭，那里有上海的慈善机构开的赈灾粥厂。但这也难以为继，最后，魏思周决心逃荒活命。1931年秋，一家人上路了。

学相公首先是学做饭，凭这个技能，魏思周带着全家去陕南的洋县，投奔在军队供职的朋友，谋得一个伙夫的工作。黄柳叶是缠足的，兆吉和兆庆也就是十来岁的儿童，为了求生，也只能背着行李包袱，艰难地一步一步翻越那险峻的秦岭大山。兆吉边走边哭，兆庆还知道忍耐。魏思周走得快，总是他打前站，在过夜的地方等着这妇孺三人。有一回这三人落后得太远了，天黑时还在路上。灾荒年月，死人遍野，狼群迅速扩大，黄柳叶不敢摸黑走夜路，叫两个儿子捡来些树枝，生了一堆火，一为吓狼，二为取暖，三人依偎着熬过恐怖的一夜。这600里山路，走了半个多月，总算到达了秦岭南面的洋县。魏思周给军队做饭，住在营房里，微薄的工资养活不了四个人。黄柳叶租住一间小房，烙面饼，兆吉提了篮子沿街叫卖，又托人给兆庆找了个人家去当小长工。刚满九周岁的兆庆跟着那陌生人走了三十多里路，到达龙亭镇北的高家庄。当被交给雇主时，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兆庆还是没能忍住泪水，但他记住了母亲的嘱咐：“在人家只能卖力干活儿，听人家话，不能耍性子，不能哭，别让人家把你辞回来。”便用袖子使劲儿地把眼泪擦干了。

雇主叫蛮娃，夫妇俩都三十多岁，有三个女儿，和兆庆年龄差不太多，养着三头黄牛，兆庆的任务就是放牛、割草。陕南的气候属于南方，比较温暖，蛮娃给兆庆在牛圈一旁另搭了个小草棚。蛮娃的妻子是个善心人，睡到半夜总会到草棚来看看小长工是否踢掉被子。放牛的地方在村东，要过一条小河，冬天水浅，可以蹚过去，夏天水大，兆庆不会游泳，便抓住牛尾巴，牛游过去就把他拽过去了。一边看着牛一边割草，回来时兆庆把草捆放在牛背上就驮回来了。蛮娃的妻子也不限制兆庆吃饭，不过米饭里总要夹煮些南瓜，兆庆捧了碗在外面吃。他蹲在土坎边儿上，蛮娃家的狗一定在坎下面等着他把南瓜扔下去。兆庆在高家庄没挨饿，也没受虐待，妈妈虽然没亲自来过，但也常托人顺便来看看。寒来暑往，小长工不觉干了两年多，忽然一天，妈妈带了哥哥来接他。

原来关中的灾荒已经过去了，省长赵寿山颁布了政策，敦促逃荒的人们回去种地，每人还发给八块银元作为路费。只可悲魏思周在一年多前得了个出汗病，客死他乡了。黄柳叶领到了回乡费，捡拾了丈夫的遗骨，回乡的路上绕到高家庄来领兆庆。蛮娃夫妇很舍不得兆庆走，向黄柳叶提出收兆庆当上门女婿，一则自己也有了儿子，二则可以减轻寡母的负担。兆庆不肯，大喊：“我姓魏，不姓高！我是官村人，我要回自己家！”于是，大家只能洒泪而别。

来时四人，回程是仨，兆吉背着一口锅，兆庆背着装父亲骨骸的木匣，母亲背了包袱，拄着棍子，在人烟稀少的山径小路上踽踽蹒跚，凄苦悲凉。行程过半的一天，带的粮食都吃完了，只能烧一锅开水喝，哪知喝了水反更走不动了。正坐在路边没办法，从山下走来一个年轻汉子，看见这三个不一般的行路者便前来搭讪，知道原因后，拿下搭在肩上的单褂子，从袖子里倒出了许多大白馒头，说是他下山打工，主人家给他回家路上吃的。他快到了，都给了这娘儿仨。难中得助，遇上了好人，母子三人心情也振奋起来，出了山口，过了渭河，上了土塬，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官村老家了。

按旧俗，在外面死亡的人是不能进村的，黄柳叶就把魏思周的骨骸放在村口的小庙里。回家一看，房子已经破败，家具也没有了。原来魏思汉的妻子和堂兄早已回来，将偏厦拆掉，和大房内棚楼的木料一并卖了。家里的农具、桌柜等都搬到了堂兄家，更重要的是把魏思周的土地都据为己有。交涉不成，黄柳叶就请人写了状纸，告上了扶风县法院。由官村到扶风县城有三四十里，还得翻过后河的大深沟。秦岭都过来了，何惧这点儿距离！秀才的女儿的确不比一般农妇，在堂上据理力争，一是她有地契，二是魏思汉妻子的自主婚姻不被家族承认，三是魏思汉的两个女儿都是魏思周供养成人及后聘嫁的，魏思汉的遗孀在魏思周家已经无权力和地位。状纸写得煽情，意思是亡夫骨骸尚在庙中未葬，奸夫淫妇就霸占财产。那时，西北偏远的地方还保留着旧衙门的章法，可以用刑打人，法官就扬言要打，吓得那二人跪地求饶，认罪不迭。最后二人又远走他乡，销声匿迹，至死也没有再回来。黄柳叶自此声名大振，公认的女强人，后来还帮别人打过好几回官司。聪明的兆庆耳濡目染，虽然闹灾逃荒，失去了念书的机会，但也学会了诉讼和调解的一套办法，解放后担任过本村的调解委员，族门内的婚丧大事、矛盾分家，都请他去主持、说话。

魏思周的土地不少，有40亩之多，但娘儿仨的生活一直贫困，因为三人都染上了抽大烟的恶癖。官村的土地气候适合种植罂粟，过去自种自吸，后来被禁止了，价格就昂贵起来。1943年，24岁的兆吉被抽了壮丁，赎买不起，当了国军，走的时候被捆上双手，蒙上眼睛，到了甘肃的平凉才得解开，换上军装，送到新疆服役去了。他的营长是关中人，爱吃家乡饭，兆吉小时看他父亲做饭，母亲烙饼，也能下厨，便被派给营长当伙夫，不时还给家里寄点儿钱。日本投降后，战事又起，1947年12月，已当“太平兵”的兆吉随部队开拔到了河南省，第一次上前线就当了俘虏，随即被编入了解放军，只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摘去，马上参加打国民党的战斗。

按规定，兆吉去当了国军，兆庆就不用再服兵役了。1948年夏，国民党的败兵不管这些，把兆庆也抓去了，押到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晚上大家休息，令新抓来的兆庆套碾子磨面。磨到后半夜，看守兆庆的老兵坐在那里打盹儿，竟睡着了，兆庆把驴打了一下，让它不停地走着，自己轻手轻脚地溜了出来。到了路上，兆庆撒腿就跑，跑到天亮，他就钻进玉米地里藏起来。可能是败兵们自己逃跑还来不及，顾不上搜捕逃兵。兆庆平安地回了家，母子相见，惊喜自不在话下。

兆吉的部队是二野属下的，他参加了残酷的淮海战役。饿着肚子昼夜急行军，就是“解放军的腿比国民党的汽车还快”。他看见太多的死亡，但还留着生的希望。他终于活到了胜利之日，1952年从石家庄复员回乡。一将功成万骨枯，他是幸存者，带回来的却是严重的心脏病，除了一本复员军人证，还有一张200斤的小米票，一个黄布挎包，里面有一个搪瓷缸子、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

兆吉回来给兆庆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他告诉弟弟，淮海战役时，大雨滂沱，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大炮、汽车都陷在泥里开不动。国民党空投的粮食、装备，都让风给吹到共产党这边，这就是天助共产党。共产党得天下是天意，人不可违抗，所以共产党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于是兆庆马上就戒了鸦片瘾，也不再给他妈买大烟了。政府推广什么农业技术，他也接受，后来也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土改时，兆庆家的成分划为贫农，还保留着自己那么多土地，自然也不会再分给他土地。

兄弟二人守着六十多岁的老娘，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了。以前兆吉寄回来的钱兆庆都没用，存着，现在全部凑好交给兆吉，让他和去河南找老婆的人们一起去。抗战时，国民党为阻挡日军进占，扒开了河南花园口的黄河堤防，以致水淹千里，大量的难民涌入关中，官村的河南媳妇也很多，有不少的河南关系。另一方面，关中大旱灾时，年轻的姑娘、小女孩儿卖到山西的很不少，留下一大批光棍儿。解放后，社会比较安定了，人们就托关系到外地去找配偶。同去的人都带回了老婆，只有兆吉，人没找到，钱也花完了，愁得兆庆生了一场大病。其实，解放前有一户逃难来的河南人愿意把女儿嫁给兆庆，条件是要兆庆给他20亩土地，让他在官村落户。兆庆没答应，他考虑到还有兄长，兆吉回来还得靠土地生活的。现在钱用完了，土地也不能买卖了，娶妻的事再没有指望，只能任命，打光棍儿吧！直到1959年秋天，从甘肃来了一位不幸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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