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幸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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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姓赵，名昂昂，1937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的赵坡村，七岁时就许配给了隔着两个山头的汪川村一个也是七岁的男孩儿汪跃金。汪跃金念完小学就参军了，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在乡里当了脱产干部。1955年，18岁的他俩结了婚，昂昂嫁到汪川。汪跃金上有母亲，下有两个弟弟还在上学，家里、地里的活计全都落到昂昂身上。婚后第二年，她生了个儿子——党余。日夜的操劳并没得到丈夫的怜惜。昂昂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而汪跃金在部队里时间长，养成火暴的脾气，常为一点儿小事就对妻子拳脚相加。党余两岁时，昂昂又生了个儿子叫碎党，就是小党的意思。这年是1958年，全国“大跃进”，“放卫星”，谎报粮食产量，夺了农民的口粮，到了1959年已是饥民遍野。甘谷是灾害最严重的县，到了饿死无人收尸的境地，跃金作为国家干部都逃到宁夏去，自顾自身了。昂昂掂着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粮食，知道饿死的命运也就在眼前。她去到自己姐姐家，姊妹商量好带着孩子一块儿投奔在定西火车站当工人的胞兄——赵世吉。昂昂把不满周岁的碎党抱回娘家，求自己母亲给喂养，拉上已会走路的党余，汇合了姐姐一起上路。姐夫不是农民，不常在家，只有一个五岁的儿子一块儿走。定西离甘谷不远，坐火车一两小时就到了。赵世吉留两个妹妹过了一夜，便催她们赶快离开，因为公安部门已经组织了个专抓盲流的民兵队，若是在他家查到盲流，连他也得受处分。姊妹二人看到哥哥家这么多孩子，也在吃不饱的状态，不可能接济她们，回家是死路一条，只能铤而走险，下关中去。听说那里政策好，农民还有吃的，能讨要到。

姊妹俩做贼般爬上一辆向东去的敞货车，平平地躺着，生怕被人发现了。车到宝鸡，看到站上人多，怕有抓盲流的，没敢下去。再一停车，看下面没人，赶快爬下来，走到村里，挨门讨要。村里人对她们说，铁路沿线来要饭的甘肃人太多了，让她们向北走，过了后河，那北塬上土地多，好要一点儿。姊妹俩听了这话，便再向北走，走到了官村地面。看见地里有些人在干活儿，地边上有带水的瓦罐，两个孩子喊渴，姊妹俩就上前讨水。干活儿的人们看见这两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便停了活儿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探问。听她们说要去后河北，又问：“去什么村呀？投奔什么亲戚呀？”她们回答：“没有亲戚，就是要饭。”干活儿的人七嘴八舌，更热心了：“拉着这么碎的娃，又走不动，能要几家呀！”“黑夜睡啥地方呀？碰上坏人咋办呀？还不如找个好人家，有吃有住的，这里甘肃女的多着哩。”“嫁个人就不受罪了，行不行？”姊妹二人面面相觑，这本不是她俩计划之内的，脑子转了几个来回，想想也是个办法，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便答应下来。于是有几个人就向村里跑去。其中有一个比兆庆大两岁，和兆庆从小玩儿到大，关系特别好的，直奔村东的南壕。那里是队上一个饲养室，养着大牲畜，还有猪，兆庆当饲养员，整天都在南壕。他一面跑一面喊：“二叔，兆庆！”兆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慌忙跑出来看，听他气喘吁吁地把事情说明，兆庆也拔腿就跑。二人跑回地里，姊妹二人还在，兆庆就把昂昂和党余领回家了。昂昂的姐姐被一个叫魏后后的领走了。

兆庆三口之家，一下子添了两口，粮食就不富裕了。兆庆总是尽昂昂吃过，自己才去舀饭，对党余更是照顾备至。那孩子已饿成了皮包骨头，怕他一下子吃饱，肠胃受不了，就给他多吃几次，每次量少些，慢慢地让他恢复。昂昂被这一家人的善待感动，特别是兆庆对她关怀体贴，是从汪跃金处没有得到过的，渐渐地二人间有了爱情。可是家里的存粮也渐渐地吃完了，黄柳叶打点出一包袱新旧衣服，叫兆庆背到南山（秦岭）里去换粮。山里人少地多，国家的政策在山里执行得不像在外面那么严厉，老百姓还能有余粮。兆庆走后的第三天，家里完全断炊了，一家人都没有了气力，只好躺在炕上，减缓饥饿的煎熬。只有小党余跪在炕上扒着窗户向外看，看天，看鸟，忽然看见兆庆背着个口袋进了院子门，高兴地喊着“爸”（关中人称亲叔为“爸”，称父亲为“大”）跳起来。舀出些玉米粒，夫妇二人拿到碾子上好歹地推推，赶快下锅煮熟，才算过了一关。兆庆背去的衣服换了100斤玉米，把它放到渭河边的亲戚家了，自己先少背点儿，好快步回去，他估计到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

昂昂的姐姐命运就悲惨了，她在村外路边看见一个干驴蹄子，饿怕了的人就舍不得不要，捡了回去煮熟吃了，随即生病死去，估计是食物中毒。但当时没人明白，死了一个要饭的也没引起什么重视。魏后后留下了那个男孩儿，按他下二家的排行，取名魏金龙。魏后后的老婆已病故多年，留下的女儿也早已出嫁，现在甘肃女人给他带来个儿子，他如获至宝，这个家也有了希望，他女儿对这外来的弟弟也不错，衣服鞋袜都是她给缝制。不过这金龙不喜欢他爸，因为他认为他妈妈就是这男人给害死的。兆庆和后后没有交情，他不喜欢下二家人，还嫌后后在村中没有威信，不和后后认连襟，也不来往。

赵昂昂在生产队干活儿很卖力，和大家相处也仁厚，在家伺候老婆母也尽心，不但自己勤劳，还不让小党余吃闲饭，天不亮就把党余唤起来，叫他提了篮子到村外拾粪。大牲畜下工回饲养室，边走边拉，路上就会有摊摊的牛粪和团团的马驴骡粪，用粪杈拾到篮子里提回来，可以换工分。有一次，党余拾了满满一篮，提不动了，站在路上哭，别人来喊兆庆去接。兆庆说别让孩子受罪了，可是昂昂坚持。自此，兆庆每早去提粪回来。兆庆家虽有两个男人，但兆吉有严重的心脏病，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工分不多，现在有了昂昂挣工分，党余拾的粪也不少，兆庆心存感激。到了1960年夏，虽然没有正规的手续，官村也承认了昂昂母子的身份，给她们分了口粮，饭也能吃饱了，昂昂更是满心欢喜，干活儿更有力气。有一次在后河滩分山芋，大背篓装了百来斤，赵昂昂一口气给背上了坡，大家都叹为观止。党余身上也有了肉，和小伙伴们打闹，背上砸得嗵嗵地响。一切都令人愉快，只有兆庆在暗自担心，当初在地里，他一眼看中的是昂昂带着很小的孩子，可不要像近门子四嫂，来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儿，和四哥就再没生育。也许是四嫂年纪大，来时就40多岁了，昂昂才20出头，不至于再不生了吧！终于耐不住，兆庆问昂昂：“你怎么不怀娃了？”昂昂笑了，告诉他不用着急，到时候就会有的。她在甘谷已经饿得停了经，现在身体才逐渐恢复，女人能知道自己的生理状况。

果然，1961年春节之后，昂昂怀孕了，妊娠反应很重，但家里、队里的活儿都没有耽误，一家人都为将有后代而喜悦，而期盼。年底的12月，小孩儿顺利地在家里降生了，特别还是个男孩儿，取名科科。75岁的黄柳叶直如绝处逢生，喜不自禁，缠足的小脚，出来进去踏得地面噔噔地响。兆吉长年的萎蔫病态也挥之而去。只有兆庆，望着这炕头上一尺多长、皮皱皱的小人儿，心里掠过一丝惆怅：自己已年届40，这小东西什么时候才能长大？默默地祷告上苍，让自己能活到儿子成人自立。昂昂知道，有了这个男孩儿，自己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巩固了，而且还提高了。她不敢稍懈地喂养着这婴儿，一个月满，这孩子长得白白胖胖，小脚丫厚得和小斧头一般。昂昂疼爱这第三个孩子，也想念着娘家的碎党，也惦记着年老的父母。兆庆能体谅她，找来个“识文字”的替她写了封信寄到赵坡，万没想到，她刚得到不久的幸福就此走向终结。

1962年冬，农田里没有什么事了，昂昂的弟弟赵行行由甘谷老家来到官村看姐姐和三个外甥。兆庆尽力地招待他，赵行行暗示兆庆得给他一些钱作为娶他姐的彩礼。兆庆家中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已经换成粮食供养昂昂母子了，再也没能力给赵行行钱，只好装作不明白。赵行行走的时候就不高兴，昂昂对他说：“回去告诉爹妈，我把他们忘了，以后有了办法再报答养育之恩。”可是这伤心无奈的话一点儿也没打动弟弟的心，他回去就把昂昂母子的下落告诉给了已经回乡的汪跃金。1963年春节过后，汪跃金就下关中来寻妻索子了。

汪跃金是国家干部，懂得政策，他先去的扶风县民政局。民政局再通知官村，传唤兆庆和昂昂。兆庆得知民政局插手，便邀上自己门子的一个党员堂弟，这堂弟也是个复员军人。去到之后，堂弟先和民政局的干部沟通摸底。民政局肯定汪赵是合法夫妻，而且汪是复员军人，国家应予保护。魏兆庆若不肯交人，要强制实行，甚至已叫来几个民兵小伙儿，准备先把兆庆打一顿，来个下马威。堂弟说不用费事，他兄虽是文盲，但很明道理，完全可以通过谈话解决问题，民政局的干部只需旁听和做结论就可以了。这建议自然被采纳，马上召集双方人员，开始对话。

汪跃金理直气壮地先发制人：“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党员的证明信。赵昂昂是我有媒有证结婚八年的婆娘，这七岁的男孩儿汪党余是我的儿子。我来就是要带他们回甘谷我家。”可怜的党余从记事起就目睹他父亲打他母亲，现在看见汪跃金瞪着眼睛指着他，吓得紧拽着兆庆的手，贴到兆庆的身后，差点儿要哭出来。兆庆不慌不忙地说：“你不用拿这么些证件，我也承认这是你的婆娘、你的儿子。我只问你一句，是你婆娘是你儿子，你为啥不养？！”汪跃金没料到这老农民提出这么个问题，一下子噎住了。兆庆接着说：“我没有跑到你家门口去勾引你的婆娘，抢你的娃吧？她娘儿俩咋就千里百里，千辛万苦地走到我门上来了？若不是我姓魏的，她娘儿俩早饿死了，你也不用鼓这么大的劲儿跑到这里说这是你婆娘、你的娃了。”汪跃金涨红着脸，恨这老农民让他如此尴尬，正要发作，赵昂昂说话了：“我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那时我才七岁，啥都不懂。嫁到汪家，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说着把领口解开，露出肩上颈后的道道疤痕，声泪俱下地接着说：“这都是汪跃金打的。姓魏的对我好，对我娃也爱，你们看，我娃现在长得多好。在老家只剩下皮包骨头，都死得着了。我在这里，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我都高兴。我愿意跟着魏兆庆过。我跟他还有个碎儿，在他家里。我要求和汪跃金离婚！”

汪跃金真火了，他还没让老婆当着民政局的干部这般控诉过，攥紧了拳头，就要打来。民政局干部早看在眼里，上前挡住，可能对赵昂昂有了同情，对她说：“你说的情况我明白，可你要离婚，在这里办不到，你们的户口都在甘谷，你们只能回甘谷去办。办好了，拿上离婚证再来，我们就给你办和姓魏的结婚证。”又对兆庆说：“你承认女人和娃是人家的就好，在你们没办结婚手续之前，还得让她回甘谷去。姓汪的娃还给姓汪的，姓魏的娃还是姓魏的。”官司断完，又转向汪跃金说：“你这人的脾气恐怕也得改一改了，你看，你是个青年，他是个老汉；你有文化，他是个文盲；你是个党员，国家干部，他是个一般农民；你婆娘却愿意跟他不跟你，连你的儿都怕你，揪住这个老汉，说明你就是有缺点，回去以后对婆娘和娃要好些，婆娘和娃自然就爱你了。”民政局轻松地完成了任务。回去的一路，昂昂都在流泪，兆庆也心情沉重。

第二天上午，汪跃金就来到了兆庆家，两个男人还先坐下来谈判了一番。汪跃金说，只要兆庆给他300元，他就把赵昂昂让给兆庆。兆庆说，只要汪跃金给他离婚证，他就给300元。汪跃金说，他有这300元就可以另娶个婆娘，自然就可以放弃赵昂昂了，否则离了婚又没钱再娶，岂不是一头塌了，一头又抹了？兆庆说，不管到何处去借，去凑，保证拿出300元，一手交钱一手交离婚证，决不食言。若先交了钱，最后拿不到证，岂不是人财两空？互不信任，而且双方都知道在对方的地盘上，打官司不可能赢。汪跃金若不是国家干部、党员复员军人，民政局就不一定管他的事，他的妻儿就要不回来。谈判不可能成功。赵昂昂已将党余穿戴好，站在院子里准备上路，这时一岁零两个月的科科蹒跚着走过来，一把抱住他妈妈的腿。兆吉上前把孩子拉开，抱起来时，自己泪如泉涌。昂昂更是哭得和泪人儿一样，魏家老小就在号哭声中离散了。

当晚，科科没奶吃，不住地哭闹，兆吉一直抱着哄他。他还不会说话，只是伸出手指，指这间房，抱过去一看，没有妈妈，哇地又哭，哭一阵后，又指另一间房，还是没有。孩子哭了一夜，兆吉也哭了一夜，第二天他的心脏病就更严重了，几乎不能起床。妇女们看科科哭得可怜，不时地过来喂他吃点儿奶。兆庆到村上开了证明，买了点儿白糖，黄柳叶给烙些小饼干，精心地喂养这宝贝的小孙子。小孙子又患了一场挺严重的百日咳，全家经历了一次精神折磨。

昂昂回到汪家，碎党看她是个生人，他已经五岁了，脑中从未有过个妈妈。原来他是奶奶给养大的，不是外婆。外婆还是疼爱外孙的，可是舅舅赵行行不爱，常冲他妈发火说：“咱们家还缺吃的呢，怎么还养起汪家的孩子了？！”有一天，趁他妈妈不在，赵行行就把碎党抱出去扔到坟岗子里去了。偏巧，路过了几个汪川的人，听见孩子哭声，就议论说：“孩子还活着，怎么就扔了？也许是死了，没死透又活过来了？”几个人就循声去看，一看吓一跳，这不是跃金家那孩子吗？幸好还没被狗吃了！便抱回去给了跃金的妈妈，奶奶居然一口一口地把碎党养活了，养大了。碎党知道这事后，很恨他舅，成人之后也不理赵行行。昂昂也怨弟弟，不但只为碎党，若不是弟弟告密，汪跃金也找不到她，她还能在官村快乐地生活。她只说了弟弟一句：“弟弟，你把姐姐给害了！”

回汪川不到半年，汪跃金去县城参加三级干部会，昂昂趁这机会就带上党余出逃了。没敢在甘谷火车站扒车，白天蹲在玉米地里，晚上赶路。走出去好几个站才在一个小站爬上货车，回到了官村。魏家人喜出望外，就是科科已不认得她，看她的目光也和碎党一样，令这做母亲的非常伤心。不幸的事不止于此，人们发现她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兆庆还心存侥幸，希望是自己的。可黄柳叶很明确，对昂昂就不如从前了。有时候兆庆看不过去，劝昂昂说：“我妈老指责你，你也可辩解一下，不要窝在心里，委屈出病来。”昂昂说：“老人都七十多岁了，还能活几年？往后这个家都是我娃的，我何必要去和老人顶嘴，让她更不喜欢我。”昂昂从汪川带来些家纺的毛线，织成毛袜子送给她走后给科科喂奶的妇女们，她们说兆庆已经回报过了，昂昂说这是她自己的一点儿心意。1964年2月，昂昂的女儿出生了，这孩子的面貌太像汪跃金，但兆庆并未嫌弃，给她取名魏凤女，还到村上给报了户口。满月当天，产妇可以出门了，昂昂跑到兆庆表妹（也是堂嫂）家，看见面案上晾着玉米搅团，就是玉米面打的糊糊，一口气吃了两碗，说一个月子就没吃饱过，把她饿坏了，和生科科时，天上地下之别。

日子表面上还平静，家人商量好，若是汪跃金再来，昂昂就躲藏到亲戚家去，可昂昂内心还是有压力。人们逗党余，他在外面玩儿得正高兴，只要喊一声：“汪跃金来了！”他就吓得立即窜入就近人家，躲到人家的后院，和惊弓的鸟儿一样。一次村里来了个算命的瞎子，说昂昂将来享不到科科一个钱的利，她觉得是个不祥的预言，兆庆再三给她宽慰也没能释怀。

汪跃金的确没有再来。不是兆庆想象的汪跃金放弃了，而是他知道将要施行的遣返政策。1964年5月，这政策就贯彻到杨陵的各村了，凡是甘肃逃荒来的，没有和原地丈夫离婚的妇女，一律遣返，躲藏逃避的也要追查。兆吉知道党的政策不容抗拒，劝说弟弟服从。5月6日就是限期，兆庆背了包袱，昂昂抱着三个月大的凤女，走向二十多里外的绛帐火车站——扶风县的遣送集中处。一路上昂昂闭口无言，嘴唇青紫。直到了遣送站，二人分别，再也没有开口，也没有流泪。兆庆预感到她活不长了。

8月，甘谷的麦收完毕，汪跃金来了，来要儿子。党余哭喊着蹲在地上不走，汪跃金硬把他拖出了村，不只兆庆，在场看到的人都流了泪。汪跃金把党余直拖到了邻村的村口大树下，拳打脚踢，火暴的本性宣泄无遗，把八岁的党余打得哭无声喊无力，软蔫蔫地随他走了。兆庆后来赶集路过那处时，那村的目击者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兆庆，兆庆当即跌坐在那大树下，一个小时也没能起得来。

赵昂昂回到汪川就病了，没有食欲，可家里的事还不能少做，身体更弱下来，胃疼得起不了炕，只有党余放学回来爬到炕上，给他妈妈捶胸顿背。昂昂总会问党余：“你想科科现在干什么呢？”“没有你带他，他跟谁一块儿玩儿呢？”“唉，不想科科了，科科有他爸、他伯，还有他婆，科科有人疼爱，我要是死了，谁还能疼你，你可怎么过呀？”每说到她会死，母子二人都紧抱痛哭。赵昂昂是1966年7月，农历五月十四辰时咽气的，可怜才29岁，花样的年华，应了算命人说的，没享科科一个钱的利。

1965年，赵昂昂29岁病重留影

她至死也不知道，科科的伯父在她离开后不到10天就死了，科科的奶奶和她同一天，同一时辰断的气。官村那扇曾出入过七个人的院门内，只剩下父子二人了。

2兆庆家事 4父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