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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三日 星期六
写《第三代》到118页。
下午去买了些胡桃，预备星期日去看歌儿。
晚间有跳舞会，芬很高兴。王琳也来了，据她说是特意为来和我跳舞的，她结婚以后胖了些，也白了些。我对这人感到她很正派大方，有些地方比芬要坦率些。
晚饭后到平剧院去为芬借剧本，和符律恒他们讲了一些旧戏和武术等道理，我一说起话来总是过度的兴奋。
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
午饭后去看了歌儿，她的湿疹还不见好，
肯和我讲话了。礼物是接近孩子和女人以至
今天我才确实承认了这意义。
早饭后带鸣儿到田里去玩，我睡在地上，
因为我给了她核桃，她才
一般人最重要的东西啊！
他自己在活动，我心境感
到一些恬静，不久芬也来了。
农民们已开始翻地，春天的泥土味是使人愉快的。下午一个解放日报记者来，问了关于此次他们党内文艺作家开会所讨论的诸问题：下乡等问题有何意见，我本来不想说什么，因为还没看到报，不过又说了一些：
一，关于下乡长期和短期。
我认为这是应由客观条件和作家自己的愿望来决定。但应该补充的，既然作为一个作家，最好还能普遍些，同时一面工作一面写作这是必要的。如陈云所说那种等待主义―到四五十岁再写―我是认为不妥的。
二，作家特殊性问题。
作家当然有他的特殊性。这不是意味着他底“人”的特殊，而是工作区分。我的意见是：工作时就是个工作人员，写作时就是个作家，作党员时就是个党员。对于工作要求效率，对于作家要艺术完整，对于党员要求纪律执行，这三者是不能借故含混的，也不能彼此抹杀的。至于以何为主，当然以最终最高的革命利益为主。“不忘记自己是作家；也不想自己是作家。”不特殊化，也不放弃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我的意见。
二，根据历史、条件看问题。
全般否定或全般肯定历史这是不妥的。
我知道这访问是一种敷衍性质，但我却认真地答了他们。晚饭后符律恒和方华来，谈了一些旧戏和武术，其实我本无兴趣，这一切全是为了芬。
从保育院回来，路边一个山头上正有一群人似乎在送葬，我二七去看了，向死者致了敬。由报告生平的人说，他是一个高小毕业的学生，一九三二年参加党，在四川做无线电工作，因为把消息透给了红军，几乎被捕，逃出，后在一处做小学教员，被叛徒所卖，被捕。出狱后到陕北苏区做总印刷厂厂长，后因和错误领导者做斗争，被捕人狱，后被释出，做写蜡版工作，指一导员，在中央办公厅作文书科长等，死时三十三岁，这又是革命殉道者。这更增加要行走自己的路底信心和意志，我一生将不能随着别人任何指导而行走的，这也就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党员唯一的理由。―我要自己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