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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螺丝钉
那晚朱先生在柳家谈后，步月归来，满腔悲愤。第三日晚饭后，又到沧浪亭来了。
朱：水龙头换好了没有？
柳夫人：你又来水龙头了！
朱：我不是又来水龙头，我是又来亲聆你的螺丝钉高论。
柳夫人：螺丝钉还有什么可谈？我不过瞎扯瞎拉罢了。我只会歪缠而已。你还不记得前晚我们谈得大家无趣，不欢而散？也许今晚又要歪缠得你哭出来！
朱：我不怕。你尽管歪缠下去吧！我决不哭！
柳（梦中惊醒）：哭什么？
朱：哭中国礼义廉耻不如人。
柳：老朱也未免太多情了。
柳夫人：我只哄他玩。他叫我再谈螺丝钉。我看他上回谈到一半眼眶儿就红了，今天还要来，害臊不害臊？其实我们乡居夕话，不像人家做八股，本无起承转伏，连我也不知要谈向那里去。谁保得住？我要说到那里就算那里。我想谈得叫人哭也不好，叫人笑也不好。最好是谈得人家心头痒痒难过，哭不得，笑不得，才算上乘。
柳（点头称善）：痒。字用得好。原来世上最快乐之事莫过于搔痒。此道理唯圣人能知之。以前我有过“香港脚”（Hong Kong foot），足趾痒得难过，晚上倒一盆热水烫脚丫，此中乐境不足为外人道也。那个适意真可以叫你销魂，叫爹叫娘起来。可惜现在脚病也好了，有时想再享这种艳福而不可得之矣！夫痒之妙，在于搔，愈搔愈痒，留个味儿，叫你又难过，又好受……
柳夫人：老实说，古昔先贤立言，得传于世，皆因搔着痒处而已。圣人者，先得我心之所同痒者也。比如我喜庄生某句，便是庄生替我搔痒，我喜杜诗某首，亦仅是杜甫替我搔痒。至于抄袭章句之辈，未能搔着痒处，只算“隔靴”。
朱：那末请尊夫人给我搔搔痒好不好？
柳夫人：可以是可以，只不要搔着痒处喊出来，才是君子。
朱：你搔吧！我有勇气！
柳：夫人，你也给我搔搔痒吧！
柳夫人：我给老朱搔，不给你搔。你还是瞌睡吧！
柳：我睡偏不瞌！此刻也不困了。你讲吧。
柳夫人：那里讲起？当真还讲螺丝钉吗？
柳：为什么不？
柳夫人：好，就讲螺丝钉与法律。原来这螺丝钉之发明，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们总怪西人工业何以如此之精，而不知西人所以如此者，有利可图也。国家有发明法专利法的保护，器精而发财，不精则不发财，试问精乎，不精乎？当然要精。螺丝钉是英国一家人家发明的，因这个发明，那家平地发了几百万，到现在那家子孙还坐享余荫。中国人发明一个螺丝钉，马上就有人仿冒；你除了骂仿冒的人为“男盗女娼，乌龟王八蛋”外，还有什么法子？这骂人“男盗女娼”，也不过骂个高兴出气而已，难道人家就不仿冒，犹上海女人骂人“杀千刀”，那被骂的就真正死于千刀之下吗？我们是没有法治之国，只有人治；也可说是“君子国”，可是有君子，必有盗娼，也必有乌龟王八蛋。君子愈多，男盗女娼也愈盛。结果吃亏的是君子，发财的是盗娼。
朱：螺丝钉现在谁也可制造，还是那家把持的吗？
柳：是这样的。现在那发明权已过期而属于公有了，可是他家财也发够了。
柳夫人：可不是吗？我听说美国有人发明妇女所用的曲线压发针（hairpin），也成了巨富。原来妇女用的压发针都是直的，那位发明家一天看见他太太把针先折弯了，再插头上，他问他太太：“何以如此？”他太太说：“这样一弯，就不容易落下来。”“好了，”他说，“我财神到了！”他马上去注册专利，而财也只好让他发。你想国家法律这样保护工业的发明，怎样不蒸蒸日上呢？
朱：你所说的固然是。外国工业发达由于法律的保护，及在法律保护之下，大家竞争谋利。不过有时也竞争的好笑。你看汽车一年出一新式，你也发明，我也发明，大家角逐，只因不如此不足以号召。大家用老牌，谁肯买新车？其实家家都造得好，这里加一个螺丝钉，那里加一个点烟具，都是行所无事。不但汽车如此，抽水马桶、牙膏、牙刷都是如此。难道造牙膏也要什么大发明吗？抽水马桶，你也一式，我也一式，还不是大同小异吗？
柳夫人：这个自然。人家过，而我不及。人家行所无事的发明，而我们只抱残守缺。原因呢，就是没有法律。中国人没有法治，只请出一个乌龟来，你想乌龟果然有灵吗？中国人太好讲仁义道德，天理良心，连这种法律上的事，也以“天理良心”“我是正人”“你是乌龟”了之。
朱：听说现在上海三马路还有一家店铺，外悬着一块大乌龟招牌。
柳夫人：这实在太可怜了。你可骂人家乌龟，人家就不会骂你乌龟蛋？大家争吵起来，你骂我“男盗”，我骂你“女娼”，这是东方君子国之文明。其实这只是法治与人治之不同。
朱：上回你讲礼义廉耻，似是新式儒家，今天又像法家了。
柳夫人：儒也好，法也好，我只知道，欲行儒道，必先行法。欲国家有礼义廉耻，必将不礼不义不廉不耻者下狱枪毙。单谈仁义道德是无用的。人家不肯廉，无羞耻，你能奈他何？你说我是法家，我也承认，我恨儒家道德仁义之谈。咱们中国人开口“良心”，闭口“廉耻”，而丧廉寡耻之事比外国多。拿毛厕来讲，咱们中国毛厕总是写个“君子自重”四字，然而你相信这四个字便叫人真能自重吗？还不如“如违送捕”四字来的有力。“君子自重”的毛厕便是儒家的毛厕，“如违送捕”的毛厕便是法家的毛厕。你想是法家毛厕整洁呢，是儒家毛厕整洁呢？我想中国这个国家就像儒家毛厕，到处墙壁上看见贴两字“君子”，而一个君子影儿也不见，只有满坑的秽气触鼻。西洋国家就像法家毛厕。你说君子自重，大家不自重，你能奈之何？
朱：原来你是个毛厕法家。
柳夫人：是的，庄子说的好，“道在矢溺，矢溺不能见道，其道非道”。讲到“良心”，更笑话极了。雍正皇帝批上谕，不说“你违某条法律”，却说：“你没良心，该斩！”而结果雍正杀人最多。因为良心这个东西，本来无从捉摸。法有明文，而良心可任意解释。秦桧说他凭“良心”卖国事虏，你那里去同他争是非？你想大马路汽车行走，是凭红绿灯的“法”好呢，是凭各车夫之“良心”为凭好呢？西洋人汽车出事，开口骂来是：“你这个傻瓜，你没看见红灯在前吗？”或是“你怎么在右边走？你违法，叫你赔损失！”中国人开口骂来是：“猪猡！你良心到那里去了！”你想，没有红绿灯，听两个车夫在大马路抛球场评论彼此的良心，危险不危险？等他们俩把各个的“良心”研究出来，自从日升楼到外滩就要挤的水泄不通了。原来世间道理，各有其时，韩非说的好，不可以缓世之政治急世之民。以前两个小车夫在田陌间相遇，大家问问早安，互相礼让，或左或右，各凭良心，都无不可，若在大马路汽车行走凭这个老法，结果必一团糟。以此治市则市乱，以此治国则国乱。以孔孟之道行于尧舜之世击壤而歌之民，是可以的；在现在汽车飞机盛行的“急世”而不助之以法，是要失败的。
朱：你说中国丧廉寡耻之事比外国多，是不是中国人道德比外国人坏呢？礼义廉耻就可以不讲吗？
柳夫人：正正不是。世人生来本无两样。中国官僚爱钱，难道外国官僚就不爱钱吗？礼义廉耻，不是不可以讲，但是单讲是没用的。纽约市政府的黑幕才叫你触目惊心。哈丁总统任下的政府，丑史秽闻，罄竹难书。然而此中有个分别：咱们是君子国，专讲礼义廉耻，人家是小人国，不讲礼义廉耻，单讲法律。人家是有王法的。哈丁任内贿赂横行，然而美国人民并不向华盛顿衮衮诸公说仁说义，只用法律裁判。结果把一个七十老翁的部长审出罪状下狱。此位老翁不幸，你说；但是这至少证明美国国家还有个王法。中国的部长，你试捕一个下狱给我看看。就是人家不讲廉耻，所以还有廉耻，我们专讲廉耻，所以廉耻扫地。
柳：你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专讲礼义廉耻呢？
朱：因为儒教？
柳：并不是。因为礼义廉耻谈来很便宜。比方说，有官僚对你讲“礼义廉耻很好”，老百姓自然也说：“礼义廉耻很好。”谈起来与人无损，于己有益，又可博关心风化之美名，又不伤人感情，又不费钱。但是比方那官僚不讲廉耻而讲法治，老百姓说：“好！我们就依法起诉，在法庭上与你算算账，请你坐狱。”那还了得！此礼义廉耻之谈之所以风行一时也。所以道德仁义之谈不止，民之蟊贼不死。
柳夫人：我也是这样想。孔夫子叫君子治国，所以我们也把官僚真正当君子看待，绝不加以法律的制裁。西人不讲君子治国，所以把官僚当凶犯看待，时时绳之以法律，恫之以监狱，防之以舆论，动不动就要弹劾，把他送入牢狱去。西人是相信韩非的话，不期使人为善，只期使人不敢为恶。我想这就够了。我们遇了清官廉吏，给他竖立牌坊，表扬德政；遇了贪官污吏，却不把他送入监牢。西人遇了贪官污吏，给他送入监牢，而遇了清官廉吏，却不给他竖立牌坊。这是法家与儒家之不同，也是人治与法治之不同。西洋天下就是法家的天下。其实世上善人少，恶人多，东西原无二理。我们把官僚当君子看待，一概听其“良心”，爱民也“良心”，征税也“良心”，占你的田奸你的姊也“良心”，结果只有一成廉洁自守，却有九成的民贼；西方把官僚当民贼看待，不讲“良心”，只讲法律，结果有一成是民贼，却有九成像煞君子。这是东方西方政治之不同。你说“像煞”不够，我说“像煞”就够了。中国政府能办到像外国“像煞”廉洁一样，已经是太平之世了。日本政府何尝没出过贿赂大案，但是中国政府能办到如日本“像煞”廉洁地步，也就委实不错了。
柳：你也路跑得太远了。大家叫你谈螺丝钉你说什么东西政治。你到底搔着痒处没有？难过是有的，好受则未也。
柳夫人：别忙。我来搔。老朱不是笑我为毛厕法家吗？其实吾道一以贯之。无论是螺丝钉，是毛厕，是政府，是人民，都是一样。有法治便好，无法治便坏。我们也不必太过悲愤，妄自菲薄，陷于绝望。我是这样梦想一个太平的中国的。在这样的法治的国家，螺丝钉也好了，毛厕也好了，人也容易做了。人家说我们中国人道德不好，我却说我们中国法律不好；法律好了，道德也就好。人家说我们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说这都不是我们生成这样个坏根性，是因为没有法律保护，不得不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们此刻做人太难了。人命本来就如狗命。在中国社会做事，不久就学出卑污苟贱，才能生存，若有英雄侠骨，必被社会磨折而死。剩下来只有给人舔屁股的顺民。就是想，在有法治的国家，做人也可以容易一点，品格可以高贵一点。我是梦想这样一个新国家的自由国民，大家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大开其口，大挥其笔，大展其才，大做其事，只要不犯法，谁也不能动我一根头发。那一个狗官干我自由，侵我的田，奸我的妹，我马上可告他，不必托人讲面求情，而有胜诉之希望。这样一来，民气自然由消沉而积极，由懦弱而倔强，由畏葸而勇毅，由散漫而团结，由苟贱而高贵，由衰老而少年。那里像此刻这样求生不得，求死未能，专舔人家的屁股呢？你要不要这样一个新国家的积极的、倔强的、勇毅的、团结的、高贵的少年民族？
朱：我有点难过，也有点好受了。柳夫人，我痒搔着了。
（《宇宙风》第4期，1935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