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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此路不通
讨论春秋时代哪几个国家最强，比谈哪些国君才够格算“春秋五霸”，争议要少得多。《史记》里多次提到，晋、楚、齐、秦是四大强国，《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得最言简意赅：
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大意是，齐晋秦楚在西周时都是小国，但地理形势好，所以轮流兴起当了霸主，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那些大国，都害怕它们的威势，只能屈服。学者又普遍认为，春秋时代有五次战争最为重要。春秋初，四大国还不成其为大国，春秋末大家都打疲了，所以这五大战争集中在五十多年里，都发生在春秋中期：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楚对阵，晋国获胜。
公元前627年，殽之战，晋秦对阵，晋国获胜。
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晋楚对阵，楚国获胜。
公元前589年，鞌之战，晋齐对阵，晋国获胜。
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晋楚对阵，晋国获胜。
五大战争，晋国都作为其中一方参加，获得了四次胜利，唯一一次失败，是败给了楚。这个结果，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晋国最强，楚国其次，秦、齐则要弱上一个档次。类似《射雕英雄传》里，裘千仞对上黄药师、欧阳锋，说起来也是一个级别，但实际战例不支持。
《史记•秦本纪》第一句是“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这句话其实是提示秦的族群身份。颛顼是五帝的第二位，说起来也很伟大光荣，但战国、秦汉时代的神话传说系统大整理，实际办法是把所有边缘化的族群都挂到了颛顼名下，楚国、越国、匈奴……诸如此类，统统都是颛顼的后代。
秦人的神话里，讲到自己的祖先降生，也是一个女人吃鸟蛋怀孕的故事，和商朝的故事一模一样。《秦本纪》又说，秦的先人里有蜚廉、恶来父子，蜚廉跑得快，恶来力气大，都是商纣王的得力手下。周武王伐纣时，杀了恶来，蜚廉有事在外，逃过一劫。蜚廉很忠诚，做了商朝的遗民，他的孙子开始辅佐周朝。加上其他一些证据，有学者推断，尽管商在东，秦在西，但秦人应该和商族有某种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西周时秦人作为周天子的牧马人，地位缓慢上升，但真的获得突破性跃升，还需要一场大灾难帮忙：
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犬戎攻破镐京时，秦人救援天子，表现突出。周平王东迁洛邑，秦人派兵护送，得到两个回报：一是摆脱了“附庸”身份，步入诸侯的行列；二是对岐、丰之地拥有了法理上的所有权。这两项好处都是虚的，但对秦这样苦出身的实力派，这时虚的比实的重要。
平王东迁，不受老牌诸侯国欢迎，秦以外，晋国也出了大力。就是说，这时秦、晋是一党，所谓秦晋之好，也可能这时就已经开始了。秦人原在甘肃天水一带活动，这时向东扩展到了关中。在不断与戎狄作战，努力把法理所有权变成实际控制权的同时，秦人的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初有史以纪事”，开始知道把自己干了啥遇到啥写下来，于是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锥。以一牢祠，命日陈宝。（《史记•封禅书》）
揣摩文意，可能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陨石，秦人当作神明，在陈仓立祠供奉起来，所以叫“陈宝”。后来再有流星，往往也被当作神又来了。据说，这个神的样子像雄鸡，叫声殷殷如雷，一到，就会带动附近山野里的野鸡跟着叫，因此又可以叫“宝鸡”，这也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得名的由来。
秦人要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就要讲一些自己得到上天支持庇佑的故事，陈宝的传说应该是当时宣传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后来越说越玄。《搜神记》里讲，秦穆公时，陈仓人抓到一只怪兽，长得像猪，但不知道究竟是啥，就打算把它献给国君。路上遇到一男一女两个小孩，说这货的名字叫“媪”（有的书说叫“媦”），生活在地底下，专吃死人的脑子，杀掉它的办法是拿柏树枝插到它脑门里。于是媪也开口说话了，指出这俩嘴贱小孩叫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意思是你放着这种活宝不抓，跟我较什么劲。于是陈仓人丢下媪就去抓孩子，孩子就变成野鸡飞走了。
秦穆公得了消息，发动秦国上下一起围猎野鸡，终于把雌鸡抓住。雄鸡则据说飞到南阳，那是后来汉光武帝刘秀发迹的地方。这个抓野鸡的版本，显然出现得很晚，但能反映后人对秦的印象，获得陈宝的时代由秦文公改到秦穆公，自然是秦国国君中，穆公最够霸的资格。
本来秦国在甘肃，晋国在山西，两家不挨着。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到秦穆公时代，秦国越来越逼近黄河西岸，晋国则从东边过了河，这就差不多成了邻居。这时，黄河到泾河之间，尤其是黄河到北洛水之间，有戎狄纵横，这是两家共同的敌人；还有不少小国，两家都视为肥羊。
这段史书上没有多少记录的时期，可能才是两家关系最好之时。后来，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并且从此对晋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史记•封禅书》说，秦穆公曾经连续五天昏迷不醒，醒过来之后说自己上天见到了上帝，上帝给了秦穆公一项使命，就是平定晋国的叛乱。
这个梦照例无法判断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就是秦穆公对晋国太神往了，以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是假的，那还是秦穆公对晋国太神往了，以致无法给出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只能借助超自然的故事来为这种狂热提供理由。
当然，所谓对晋国的兴趣，其实是对太行山以东诸夏的兴趣。毕竟，那里才是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秦国学晋国，有点像近代中国一时学不了西方，拿日本当替代品。战国以来留下的各种真真假假的记录，都说秦穆公从东方吸纳了许多人才，最著名的是下面三个：
一是公孙枝，有的书说公孙枝是晋国人，也有书说岐地人，即还是秦人，不过受过晋国文化的熏陶。二是百里奚，他是虞国人，虞国被晋国吞并，所以也算是晋人。虞被灭，百里奚流亡到楚国，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把他赎到秦国来，和他聊了三天，喜欢得不得了，把秦国国政都交给他，因此人称“五羖大夫”。三是蹇叔，这是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的，来自宋国。《史记》塑造蹇叔的手法是烘云托月，先大力渲染百里奚有多高明，然后让百里奚说，我以前有两次听蹇叔的，都躲过了危难，一次没听就倒了大霉。《三国演义》写“徐庶走马荐诸葛”，就是照搬这个套路。
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厉害，归秦前的所在地则一个比一个往东，给人一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印象。这大约不是事实，可能是因为喜欢东方文化，历史记忆就被塑造成了这样。但秦穆公再喜欢东方，被晋国人挡着，秦国人也飞不到东方去。于是他积极插手晋国事务，先是扶植晋惠公夷吾，夷吾承诺把战略要地割让给秦国，但当上国君后立刻毁约，甚至“朝济而夕设版焉”，早上过了黄河，晚上就开始修城墙，把恩人当贼防着。
秦穆公又扶植晋文公重耳，重耳把秦国比作大海，说自己要像流水一样朝拜大海。但是他成为国君之后，晋国立刻大放异彩，“朝宗于海”的事自然不提，帮周天子捉奸这样好玩又体面的事，还出来抢秦国风头。等到城濮之战，晋国和秦国谁是霸主谁是跟班，再明显不过。所以秦穆公憋着气。
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秦穆公联手讨伐郑国。小小郑国当然不是两大强国的对手，于是派了个叫烛之武的来跟秦穆公游说，一番话把秦穆公说动了，不但不进攻，反而留下一支部队帮郑国守城，自己先撤了。照晋文公那个火暴脾气的舅舅狐偃的主张，当时晋国就该和秦国开战。好在晋文公本人还比较念当年秦穆公的情，没追究，这事就算了。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顾全大局的晋文公重耳就病逝了。这时候，秦穆公当国君已经三十三年，向东到中原的事情，却几乎没什么进展。日暮途远，只能倒行逆施，他实在不能再等了。
上面提到烛之武游说秦穆公，这是《左传》中的散文名篇，各种古代文选往往会选，如今也入选全日制高中语文必修课程。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单从这段引文看，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全靠烛之武一张利口，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终于帮助郑国安然无恙渡过了危机。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当时郑国真的要亡了吗？答案是还早。
一来，春秋不是战国，中原不比山西，吞并一个同姓的、规模也不算小的国家，道义上要付出的代价太大。晋国会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但也有限度，而且晋国的政策显然是在太行山以西不妨野蛮一点，但到了山东就要装装文明人。对“为会而灭同姓”之类的指责，晋文公还很忌讳。毕竟，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当诸侯的霸主，需要诸夏的拥戴，不能搞得天怒人怨。
二来，更技术性的困难是，晋国和郑国之间毕竟还有些距离，要过黄河，还有周天子在旁边盯着。直接把郑国变成自己的领土，以当时晋国的行政组织能力，也没办法控制。而郑国南边就是虎视眈眈的楚国，楚国绝不会容忍晋国把领土扩张到自家门口。你灭了郑，楚国肯定马上要打过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没事就打一架，谁也受不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春秋史上有许多次，大国本可以用军事手段灭掉郑国，最终却谁也没这么做。对晋国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留着郑国，把它调教成一个亲晋的政权。烛之武说“郑既知亡矣”，是表达技巧，言重了。
第二个问题，晋国达到目的了吗？或者反过来说，就是烛之武真的帮助郑国化解危机了吗？烛之武游说秦穆公的这段，历来评价是很像《战国策》的风格。《战国策》是说客的教科书和宣传册，最喜欢写这种一番游说、改变全局的故事。但编写《左传》的史官毕竟不是说客，槽点再多，节操犹存，比较夸张的叙述之后，《左传》还是会老实兜底：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大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
当初，郑文公的儿子公子兰逃亡到晋国，追随在晋文公身边。晋文公这次伐郑，公子兰没参与，但就在晋国的东部边境（即接近郑国的地方）等着。果然，郑国两个大夫把公子兰迎接回去当了太子，以此为条件向晋国求和，晋文公答应了。
郑文公这时在位四十三年，年纪已经很大，日不久矣。
果不其然，公子兰回国当太子的下一年，“公子瑕出奔楚”，郑国的亲楚势力就被驱逐了；又过一年，郑文公去世，公子兰即位，是为郑穆公。晋国的目的完全达到。也就是说，晋国之所以“亦去之”，不是因为烛之武造成了晋国的被动局面，而是晋文公显然已经掌控了局势，不回去干吗？
第三个问题，烛之武和秦穆公谈判，到底作用何在？烛之武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是挑拨秦国和晋国的关系；第二是出卖一些郑国的利益给秦国。挑拨是成功的，不过我们看到，早在城濮之战时，秦晋关系就很微妙（晋文公对是否开战犹豫不决，理由是“齐秦未可”）。秦穆公又不傻，晋国人靠不住，是他早就有的判断，用不着烛之武说了才明白；但秦国要到东方来刷存在感，又离不开晋国的支持，这种纠结状态已持续多年，烛之武的话，作用最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出卖利益给秦国，对当时郑国而言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秦国国力比晋国弱，距离比晋国远，对郑国的胃口理论上会相对小一些（后来证明这个想法一厢情愿了）。国家实力不足以自卫时，只能靠卖国来救国，即找一个对你有野心的国家，来对抗另一个对你有野心的国家，因为对你没野心的多半也不会热心，指望不上。
郑国对秦国的承诺，一是“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即为秦国军事和外交行动提供补给；二是让秦国在郑国驻军。尤其是后一点，郑国付出了很大的经济和安全代价。为供养这支秦军，郑国“脯资饩牵竭矣”，后来这支军队还企图夺取郑国政权。至于郑国有没有因此得到秦国的保护，在和晋国的谈判桌上，争取到一些较为有利的条款，史料不足，无法断定，但如前所述，晋国最重要的目的达到了。
总结就是，郑国想拉拢秦国对抗晋国，但这个计划完成度不高，秦国却因此大大赚了一票。至于秦晋关系从此走向破裂，虽说历史影响深远，但于郑国并没什么好处。所以对郑国来说，这事其实挺悲催的，但历来文选总喜欢把《左传》兜底的那段话删掉。烛之武一出场就被描述为多年来怀才不遇的形象，然后一张嘴扭转乾坤，大概，没有比这更适合文人意淫的故事了。
下面大致介绍一下《左传》中崎之战的经过，熟悉原文的可直接看下一节。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的冬天，晋文公去世。出殡时，棺椁里发出牛一样的声音。晋国的卜偃于是预言说：“这是先君给我们交代了一个大任务。即将有西边来的军队从我国经过，攻击他们，一定能取得重大胜利。”也正在这时，秦国派驻郑国的大夫杞子等人，派人向秦穆公汇报说：“郑国人让我负责他们的北方防御，如果悄悄派兵过来，就可以拿下郑国。”
秦穆公于是找蹇叔论证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蹇叔显然认为根本没有可行性。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
归纳蹇叔的理由：第一，攻击目标太远，大军走得疲惫不堪；第二，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行动，肯定瞒不了人，所以杞子说的“潜师以来”这个前提，根本不成立。
秦穆公当然听不进去，还是坚持出兵。领军的统帅有三位，带头的叫孟明视，他是百里奚之子，名视，字孟明。称呼时字在前名在后，是当时的习惯。蹇叔便跑到整装待发的秦军队伍前痛哭，先对主帅孟明视哭，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咱们的军队回不来了；又对着自己的儿子哭20，预言晋军一定会在崎山设伏，并精确预言了儿子的死亡地点。这种话秦穆公听后当然很丧气，所以骂了一句名言：“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你要是命短一点，你坟头上的树早就长势喜人了。秦军于是就向东进发了。
下一年（公元前627年）的春天，秦军经过周都城的北门。照规矩，从天子眼皮子下过，有一些特殊的礼节，比如一辆战车上的三个人，除了中间驾车的御者，左边的射手和右边的武士，都需要摘下头盔下车步行，这就是“左右免胄而下”，表示对天子的尊敬。但秦军有三百辆兵车的战士“超乘”了，即刚下车就又一跃而上，完全是老司机带你飞的做派。
周朝的王孙满，这时年纪还小，但已经是个人精，看到这种情形，就向周王说：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秦军轻狂而无礼，一定会失败。轻狂就少谋略，无礼就没纪律。缺乏纪律的部队进入险境，智商又不在线，能不失败吗？
秦军有没有听到王孙满的议论，《左传》没提，听见估计也听不进去。总之，秦军继续前进，到了滑国地界，这就距离郑国不远了，这时有郑国使者求见。这位使者先送上四张熟牛皮，再送十二头牛，对秦军表示慰问。先送轻礼，再送重礼，这是当时送礼的规矩。
使者又说：“我们国君听说您来，冒昧地来慰劳您的部下。不嫌弃的话，就让我们做好接待工作：您来，我们就准备一天的军需给养；要走，我们就承担夜里的保卫工作。”
这当然是告诉孟明，郑国对秦军的到来已经有了准备。孟明不知道的是，这位使者其实是一个叫弦高的郑国商人冒充的。郑国商业发达，国家对商人也很照顾，所以郑国商人的爱国心是别的国家不能比的。
弦高发现了秦军，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危险，就一边赶过来给孟明制造郑国有备的错觉，一边派人去向国君报信。郑穆公接到情报，便派人到宾馆察看，发现三位秦国大夫正带着手下厉兵秣马，进入了战备状态。郑穆公便派一个大夫去致辞说：
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伉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您诸位在敝国居住也有些日子，敝国已经没能力管您的饭了。你们也该走了，郑国有原圃，是狩猎的地方，性质和贵秦国的具囿相似。你们自己去猎取麋鹿，减轻一下敝国的压力，如何？这话说得很文雅，但实际上是逐客令，这是春秋的贵族做派。
杞子等人知道不能在郑国待了，但估计是怕回国路上有埋伏，所以反而向东逃，一个逃到齐国，两个逃到宋国。这时，孟明的远征军也在纠结：
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
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没指望了，进攻打不赢，围城耗不起，咱们回国算了。于是秦军灭掉滑国，然后返程。而晋国一直关注着秦军的一举一动。当初秦军出发，先要从晋国边境经过，晋国心里有数，但没出手。现在返程，还是要从晋国过，该怎么处置，晋国大夫就有了一番争辩。
有人认为，当年秦穆公对晋文公有恩，现在晋文公尸骨未寒，咱们就算不回报，也不能打人家。但此时晋国军方的头号人物大夫先轸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这就是老天送上门的机会，“奉不可失，敌不可纵”。
他给秦军找了两条罪名，一是“不哀吾丧”，我们国君刚死，你应该陪着我们一起哀悼，而不是借机搞事，二是“伐吾同姓”，郑国也好滑国也罢，都和晋国一样姓姬，算是兄弟之国，你怎么可以打人家呢？
这真是人嘴两张皮。秦国在晋文公新丧时出兵，攻打的是已经被晋国调教服帖的郑国，对晋确实很不友好，更是对晋国霸主地位的挑战。但灭掉同姓国的事，晋国自己常干，拿这条理由来指责别人，也是脸大。其实先轸真正的考量是：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
一次放过敌人，可能造成几代人的灾患。别说什么攻打秦军对不起死去的国君，今天把敌人消灭掉，不把麻烦留给子孙后代，这才是对先君最大的忠。就是说，不管历史上两国关系如何，现在他已经认准秦国就是对晋国构成巨大威胁的敌人。
先轸的意见被接受，晋军出动，并请戎族部落出兵助阵。身为孝子的晋襄公亲自统军，因为一身雪白的孝服在战场上会过于显眼，所以把孝服染黑。这事倒开启了晋国的一个独特传统，就是后来都穿黑色孝服。
战争的过程，《左传》惜墨如金，就写了五个字，“败秦师于崤”。
《崎之战》是《左传》名篇，因为叙事多角度有层次，出场人物性格塑造得也好。关涉的基本事件倒很简单：秦国想偷袭郑国，但没有成功，班师经过崎山时，中了晋国的埋伏。
《左传》精心安排了三个人物，分别代表胜利方、失败方和吃瓜群众，预言了秦军的失败。一个是晋国的卜偃，这算是个半神话性质的人物，作用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忒瑞西阿斯。碰到晋国有大事必出场，出场必预言，预言必说中。
一个是秦国的蹇叔，这位代表了秦国智库的顶尖水平。还有周王室的王孙满，他后来作为周王室的政府发言人，还有教导楚王怎么做人的杰出表现，但这时还是小孩子，出来先露一小脸。和《左传》的大多数预言神乎其神，让人难以置信不同，这三则预言剔除神话和过分精准的成分，都显得大体可信。因为秦军这次行动会惨败收场，简直是一定的。
首先，秦国为什么要打郑国，就不大好理解。由于郑国地位的特殊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吞并它。以秦国位置之极端僻远，国力之并非顶尖，觊觎郑国的国家中，连有力竞争者都排不上，念叨什么“国可得也”，也是一种迷之自信。再说，当年秦穆公被烛之武劝走，就是因为知道灭了郑对秦国也没有好处，这时怎么又变主意了呢？
这种不合理，连小说家都感受到了。如《东周列国志》是这么写的：
却说秦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屯戍于郑之北门。见晋国送公子兰归郑，立为世子，忿然曰：“我等为他戍守，以拒晋兵。他又降服晋国，显得我等无功了。”已将密报知会本国。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碍著晋侯，敢怒而不敢言。及公子兰即位，待杞子等无加礼。杞子遂与逢孙、杨孙商议：“我等屯戍在外，终无了期。不若劝吾主潜师袭郑，吾等皆可厚获而归。”正商议间，又闻晋文公亦薨，举手加额曰：“此天赞吾成功也！”前遣心腹人归秦，言于穆公曰：“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若遣兵潜来袭郑，我为内应，郑可灭也。晋有大丧，必不能救郑。况郑君嗣位方新，守备未修，此机不可失。”……穆公艴然曰：“寡人三置晋君，再平晋乱，威名著于天下。只因晋侯败楚城濮，遂以伯业让之。今晋侯即世，天下谁为秦难者？郑如困鸟依人，终当飞去。乘此时灭郑，以易晋河东之地，晋必听之。何不利之有？”
小说添加了很多《左传》里没有的细节。
第一，是戍郑三秦将的心理。夺取郑国政权，只是场面话，重点是他们在郑国待着憋屈，真实心理是闹点事出来，然后捞点东西好回家。背井离乡被派去做毫无希望的工作的人，有这种想法倒很好理解。
第二，是秦穆公的心理。这么多年一直被晋国压制，晋文公死了，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的目的也不是真想据有郑国，而是拿下郑国后和晋国换取河东地。回顾前面秦穆公和晋怀公的故事，这个情节加得也很合理。
第三，在叙述中强化郑文公、晋文公相继去世和秦国出兵这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当初是郑文公和秦国定下密约，让三秦将戍郑的，从此晋国、秦国的势力在郑国形成一个微妙的平衡。郑文公一死，即位的公子兰当然倾向晋国，平衡打破，这时秦国要么割肉，直接让杞子等人回来放弃郑国；要么补仓，再派兵去支援杞子。如果晋文公在，秦国多半会选择割肉，但问题是晋文公也死了，反而似乎有了压倒晋国的机会，所以秦国决定派兵了。
所以这一段，虽然属于脑补，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体现了一种把零散的历史记录系统化、合理化的努力。当然，这究竟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不好说，因为也可以有更简单的解释：专制君主就是发神经，却没人拦得住。
秦国打郑国，蹇叔称为“劳师以袭远”，究竟有多远？当时秦国的都城还在雍（陕西凤翔），到郑国都城（河南新郑），今天车程大约是七八百公里。古代道路要曲折得多，古书上往往称秦军奔袭“二千里”，大致也差不多。其间道路，可以分为三大段。
第一段是从雍城到黄河渡口，大约两百多公里。这一段还在秦国境内，路也还不算太艰难，秦军沿途可以得到不错的后勤保障。但接下来道路则变得凶险之极。从今天的陕西潼关到河南渑池，西段的山谷深险如函（盒子），东段以崎山为最大阻碍，因此被称为崎函之险。这里大山中裂，怪石交错，往往抬头不见天日。细细的道路逶迤于崇山峻岭之间，许多路段两辆战车不能并行，大军会被挤压成一条细长的直线，若从空中鸟瞰，想必如同一条若隐若现的蠕虫。
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在此筑下关口，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函谷关。有函谷关之后，秦军的行动应该会方便许多，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体制的高效缜密，关内会有相应道路修缮，也会在沿途设置补给站点。但问题是此刻这条道路还为晋国所有，虽然一开始晋国没有阻止秦军经过，但也不会给予什么支持，一切行军所需物资，秦军只能靠自己解决。
第三段，过渑池进入洛阳盆地，道路又开始畅通，甚至可能有所谓“周道如砥”的高速公路。秦军过周的都城北门时，王孙满等天子的臣民看见的是“超乘者三百乘”的轻剽景象。这样的表现当然被鄙视为“轻而无礼”，但体会过堵得半死之后、突然路通了一脚油门踩下去的快感的人，对当时秦军的心情应该也不乏共鸣。
之后，又经过伊阙和撮辕两处天险，秦军终于逼近郑国。这一路走下来，虽然沿途没有遭遇任何军事阻力，但也已是强弩之末。这时的问题就变成了这支秦军和郑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前面说到，玩跳车表演的秦军是三百乘，这是秦军数量的下限。总兵力究竟多少，史书上没提。但这种长途奔袭后勤压力太大，基本不宜高估。
郑国的实力，一直是二等国家中的顶尖水平。春秋初年，郑庄公派出去打弟弟的兵力是二百乘，到这时又已然经历过几次扩军浪潮。我们找不到当时郑国的兵力总数，但崎之战后不过二十年，郑、宋交战，郑国一次就俘获宋国“甲车四百六十乘”，郑国的兵力，应该比这个数要高上不少。学者一般估计，郑是标准的“千乘之国”。此时疲惫的秦军要与郑国正面开战，并没有多少胜算，只能寄望于出其不意的偷袭。但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法隐瞒消息，失去内应之后，秦军主帅孟明只能放弃对郑作战。
回军之前，秦军先灭掉滑国。其实秦灭滑也无法据有，这块地由晋国来接盘倒很方便。滑是天子脚下的姬姓国，晋国本来不便下手，所以秦国这么做等于给晋国送了一份大礼。秦灭滑的目的，一般分析认为，这是秦军大老远来了不能空手而回，但更可能是疲惫的秦军需要有个地方休整。
《左传》写“灭滑而还”，似乎只是一瞬间事，实际上秦军过周是二月，回师再次到崎山是四月，扣掉路上的时间，秦军在滑停留了可能有一个月。
最后，晋军攻击秦军的方式，在春秋时代有很特殊的地方。第一，这是一场利用地形优势的伏击战。崤山主峰高达一千五百到一千九百米，是秦军西归最主要的障碍，晋国就在此地发动攻势。春秋时代，大多数战争仍有“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的讲究，不能因为宋襄公被嘲笑就认为这些规则已经过时，事实上五大战争的另外四场，都是双方集中主力以堂堂之旗正正之师对决。
第二，这是一场残酷的歼灭战。《左传》记录很简单，只说“败秦师于崎”，《史记》却强调是“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而《公羊传》更是形容秦军“匹马只轮无反者”。其实《左传》也特意写到，三年以后，秦穆公对晋作战取得胜利，专门绕路“封殽尸而还”，此役秦军死伤极多，毫无疑问。
五大战争中的另外四场，都只求一决胜负，不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的，战场上，双方也都注重展示贵族风度。战国时代，秦军的屠杀热情极其恐怖，然而，它正是第一个遭遇此种命运的受害者。
对崎之战的影响分析很多。有人指责先轸等晋国主战派，认为他们是一介武夫，认识问题缺少政治高度，虽然取得了重要军事成果，但因此付出秦晋从此失和的代价，两国之间兵连祸结，白白让楚国这个蛮夷渔翁得利。
这种论调，正如当初秦晋联手攻打郑国时，也有人认为是烛之武的游说造成了两国关系破裂，所以烛之武只是策士而无大局观。再如晋襄公和秦穆公都去世后，两国一度复合却没能持久，又有人认为当时晋国的执政赵盾朝令夕改，才破坏了秦晋和平的大好局面。
其实，这么多偶然事件和个人行为都导致了秦晋战争，也许恰恰说明，秦晋两强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要建立政治互信实在很难，往往一点微小的分歧就可能持续发酵，直至酿成战争。
所谓秦晋之好，已然注定是明日黄花。
崤之战，晋军抓住三位秦军元帅，但又放了回去。孟明当时撂下一句话：“三年将拜君赐。”三年之后，我们要来找回场子。事实是仅仅两年后，孟明就带着秦军打了过来，然后被晋国打败，所以晋国人管这一仗叫“拜赐之师”。
下一年，也就是真的是第三年了，秦军再来，这次秦国人“济河焚舟”，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晋国人看着也有点怵，所以不跟玩命的较劲，躲在城关里没迎战。秦国人算出了一口恶气，回到当年崎之战的战场，“封殽尸而还”。
但这并不意味着秦国对晋国取得优势，再过一年，估摸秦国的狠劲也过了，晋国纠集诸侯联军伐秦，取得大胜。之后秦晋之间战争不断，大体上总是晋国获胜，但晋国也拿秦国没有太大办法。这时秦国都城在雍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秦已经迁都咸阳，那么晋军一过黄河，很容易会兵临城下；雍偏在关中平原的西端，要从黄河东边跑过来，还要再过北洛水和泾水等障碍。距离那么远，沿路那么穷，晋国的后勤会出大麻烦。
基本上，能过泾水，对晋国来说就算大成就，再坚持往西，就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最著名的战例是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晋国率领诸侯联军，一直打到械林（在今泾阳县），这是距离雍城最近的一次了。接下来：
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
晋军主帅荀偃一声令下：鸡鸣时准备好战车，把军营里的井填上灶夷平，排开阵势，大家看着我的马头行动。留下来一个成语，叫“马首是瞻”。然而晋的下军统帅栾黡当即回了一句，我们晋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命令，我的马头想向东去。然后他就真的带着下军回去了，诸侯们本来就不愿意过河，也纷纷回去了。所以这次还是无功而返，晋国人事后总结，管这一战叫“迁延之役”，就是拖拖拉拉的战役。
所以，秦国打晋国，真打是顶不住的；晋国打秦国，是徘徊不前，表面功夫多。总之，不大可能有什么决定性的后果。
秦穆公去世时，用一百七十七人陪葬，其中包括三位贤德的贵族。富于人道关怀的传统史书往往认为，这种残暴行为是秦国从此不能再向东突破的原因；现代有研究者则指出，这类举措可能包含着刻意打击贵族势力的用心，这个办法在秦国沿袭下来（考古发现，秦穆公的玄孙秦景公墓，即著名的秦公一号大墓里殉人更多），实际上为后来的商鞅变法减少了阻力。不过无论如何，那是战国时代的事了，此刻的秦国就只能老老实实被堵在西边待着。
秦穆公取得的实在成就是对西戎部落的征服。遗憾的是，《左传》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原争霸，对这段影响暂时仅限于西部的历史，可说根本不上心，只有“遂霸西戎”四个字交代了事实，又点出这桩事的大功臣就是孟明，而孟明是公孙枝推荐的，到此为止。
《史记》倒是讲述了很生动的故事。戎王听说秦穆公很贤明，便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使者到秦国考察。秦穆公就向由余展示秦国的宫室之壮美，积蓄之雄厚。文献说秦国很落后，历年来的考古发掘，却证明雍城一带的城郭和墓葬规模都很惊人。这倒也未必说明文献不对，因为也可能是秦国的经济文化整体水平低，但君主聚敛财富的能力却超过诸夏。总之，秦穆公把这些拿出来炫，确实很有底气。
但由余虽然是戎狄使者，祖上却是晋国人，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人士，他对眼前这一切的观感，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而是老贵族看暴发户。于是由余回了一句：“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秦穆公没想到还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便向由余讨教治国的基本原理：诸夏是先进文明，靠“诗书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也免不了动乱不断。你们戎狄什么规矩也没有，靠什么维持秩序呢？
这下由余的弹幕功能被彻底触发，他说，中国之所以乱子不断，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些礼乐法度。这一套是黄帝发明的，他自己做榜样，带头贯彻这套规矩，也就把天下治理得马马虎虎。后来的君主自己管不住自己，礼乐就不管用了，只能靠法度吓唬人，人民群众被法度搞得筋疲力尽，则会格外盼望在位是位仁德的君主。于是上面往下看是刁民，下面往上看是暴君，就会彼此充满怨气，互相杀伐，动辄死全家。
总之，靠礼乐和法度治国，简直糟透了。然后由余又赞美了一通戎狄的风气，一切简洁而有效，这才是“圣人之治”。秦穆公被惊到了，戎狄有这样的人才对自己可是大威胁，便决定把由余挖过来。
办法倒也简单，秦穆公一边留住由余，不断问他关于戎狄的各种情报；一边派使者赠给戎王财富和女乐，使他耽溺于享受。一年后由余终于回到戎狄，发现自己向秦穆公称颂的美好风气已经荡然无存，戎王好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淫纵的氛围里。由余再三劝谏不听，就像被炒了鱿鱼，这时秦穆公又派人来对他发出邀请，由余也就归降了秦国。
于是，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谋划向西征伐，“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诸侯都来祝贺不必说，连天子都派人来表示，霸主里算你一个。到战国时，秦孝公在东方诸侯面前觉得憋屈，要吹秦国的光辉史，也特别拿这段出来说事。
当然，《史记》一讲故事，照例就有人怀疑。第一，由余对秦穆公的那一段议论，概括下来就是无为而治优于礼乐法度，而礼乐法度两手抓，又优于纯粹的法制，因为法制注定早晚也玩不下去。这分明就是老子思想的具体阐述：
太上，下知有之。（无为而治的结果）
其次，亲而誉之。（仁义礼乐收拾人心的结果）
其次，畏之。（严刑峻法的结果）
其次，侮之。（法制崩盘的结果）
而年代上，由余可比老子早得多。若真有个叫由余的说了如是一番话，那么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原创性，就要大打折扣。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道家人士编出来的一个借由余之口羞辱儒家、法家的段子。
第二，秦穆公对付戎狄的手段，太像汉朝用和亲对付匈奴了，而那正是司马迁最熟悉的事。是历史如此相似，还是太史公把自己的现实关注变成了历史叙事？当然，这些怀疑也不一定站得住脚。不过，我们也可以就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复杂社会和简单社会（文明与野蛮）比较的寓言。
秦穆公向由余展示了宫室、积聚，结果被嘲笑了，但这一点不会改变大国热衷于兴建大型建筑，追求粮食（后世可以是黄金、外汇或者别的）储备的现实。在国家才能兴建的体量巨大的建筑面前，人会格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增加对国家的敬畏或热爱之情，归属感就是这么塑造出来的。
刘邦当了皇帝，但天下战乱尚未平息，老百姓还要买五千钱一石的米，将军、丞相还只能坐牛车上朝时，萧何就为营建未央宫大兴土木。刘邦这时还有点土鳖本色，觉得现在还犯不着搞这些，萧何说，是时候了，“非壮丽无以重威”，老百姓吃这一套。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他先鄙薄萧何的话很“鄙”，但又承认萧何说的就是“人情”。于是王夫之说起了排比句：游士围绕着做大官的人，是真确信他们能让自己富贵吗？商人围绕着有钱人，是真的确信他会高价收购自己的产品吗？信徒在装饰得金碧辉煌的佛寺或道观里面，磕头许愿，是真的相信他们的教义吗？不是的，就是“壮丽动之”而已，排场有了，凝聚力就有了。
你可以认为上述行为都很不理性，但指望人民群众都很理性，那才是最大的不理性。身为政治人物，就是要“愚愚民以其荣观”，利用民众天生的猥琐心理操纵他们。
倒也并不是专制国家的蚁民才会这么愚昧。雅典在与波斯的战争余烬未熄，与斯巴达的关系危机重重时，却开工兴建帕提农神庙，雅典的贵族对这事其实挺看不惯，但架不住民主派领袖倡议，人民群众热情高涨。
法国赠给美国自由女神像，三百五十个部件堆放在码头上，纽约却拿不出钱组装，传媒大亨普利策在报纸上一说这事，美国人民就掀起捐款热潮，各种节衣缩食，还有小朋友把去游乐场的钱捐出来也要让自由女神站起来，这劲头，中国人看着一定觉得很亲切。大型建筑或雕塑对操控人心，有时就是这么有魔力。
积聚的重要性就更不必说了。足够的财富储备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比如灾荒），才能支撑大规模的行动（比如远征），才能养各种闲人让他们钻墙打洞干各种莫名其妙的事，从而社会发展才有无限可能。所以宫室、积聚之类，虽然劳神苦民，但这个模式一旦出现，就很难消失，因为它有很大概率帮助你在国家斗争中取得优势。
而戎狄的好处，由余吹了半天，理论上把秦穆公忽悠得也很佩服，可实践上秦穆公派了一点女乐，就把野蛮人的高贵敲打得粉碎。这么一点诱惑你都抗拒不了，还谈什么“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谈什么“圣人之治”，可持续发展呢？
蛮族的武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高昂的斗志，而一旦获得财富，斗志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所以保持武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拒绝财富。可是，如果不能用来兑换财富，武力再高，又有什么用呢？这是由余们无法面对的问题，所以他最终还是只能用脚投票，投奔到他嘲笑了半天的礼乐法度的怀抱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