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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晋楚争霸
春秋五大战争，三次都发生在晋楚两国之间，此外，晋齐两国之所以会发生室之战，一大原因也是因为晋国担心齐楚联合。所以说，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
和春秋初年各小国随意开战不同，晋楚间的大国竞争像高手过招，反而表现得很克制。从城濮之战到向戌弭兵，中间大约九十年，真正的大仗也就打了这三回。这是因为两大国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只是彼此争夺势力范围，而不大可能直接威胁对方本土。双方都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不像晋国和秦国，或者后来楚国和吴国，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对方的巨大疑虑。当然，大国资源多，可打的牌也多，直接正面对决一般是最后选项。
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晋国除了崎之战把秦军包了饺子之外，还差点和楚国再打一场大战。晋文公一死，心思活泛起来的不只秦穆公一个，南方的许国竟然投靠了楚国。如果说这时晋、楚是一流大国，齐、秦是准一流大国，那么郑、宋、鲁等国可以算二流中的强国，许国则连三四流都算不上。但无论如何这是危险的信号，本来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奉晋国为霸主，处于在晋国主导的同盟内。现在有人反水，若置之不理引起连锁反应，那问题就相当严重。
于是“晋、陈、郑伐许”。割鸡焉用牛刀，晋国未必出动了多少兵力，郑国和许国是世仇，郑穆公是晋国扶上君位的，晋国刚刚灭掉了企图偷袭郑国的秦军，体现了大哥对小弟的关爱，郑国当然也给大哥好好表现，所以这次伐许，郑国应该是主力。接下来楚国的反应也是针对郑国，“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楚国囤着一个郑国的流亡公子，把这位公子送回去取代郑穆公，也不算出师无名。但楚国不是直接攻郑，而是先打服了陈、蔡两个更接近南方的三流国家，然后北上。
郑国表现出色，居然顶住了攻势，还捡漏把那位流亡公子杀掉了。看此结果，打郑国楚军也未必出动了主力，事情主要还是交给两个刚收服的小弟去干。对郑国这样忠勇的盟友，晋国当然要有所表示，晋军终于出动了，攻击目标是蔡国。
蔡国是楚国的门户，当年齐桓公伐楚，第一步就打蔡国。所以楚国不能坐视不理：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
两军隔河对峙，前面这一系列小弟乱战之后，晋楚两大国，终于到了战争的边缘。
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
然而这时双方都表现出高度的谨慎和狡猾。晋军统帅阳处父写信给楚军统帅子上：“我听说：’有教养的人能接受有道理的话，有勇气的人能和敌人正面刚。’你如果打算开战，那么我军后退三十里，把河边空出来，再留给你足够的时间，给你摆好阵势；不然的话你让我过河，也用这个态度对我。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
子上就准备过河，但有人提醒他，晋国人最不讲信用，咱们面对的可不是宋襄公，过河过了一半他来个突击，那可就惨了。说这话的人叫太孙伯，是城濮之战时楚军统帅子玉的儿子。这时距离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也不过五年，对晋国人善于玩阴的，他应该记忆犹新。于是子上决定，还是自己后退三十里。
然而，发现楚军后退之后，阳处父的反应不是过河，而是欢呼。他宣布：“楚国人已经逃走了！”然后就带着晋军，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回家了。晋国人自己评价阳处父，发明了一个成语，“华而不实”，这也是一个好例证。楚国人很没趣，然而不敢追击，也只好回家了。
这事实际上为后来的两国相争定了个基调：或者利用自己的小弟给对方找别扭，或者欺负对方的小弟让对方没面子，但尽可能避免正面对决，场面上能做到单方面宣布胜利，就算圆满结束。
小弟有如此妙用，身为大国当然要多收小弟。然而，小弟也不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它们如果距离自己太远，带来的麻烦就远远多于好处。当初齐桓公伐楚，先收服江国和黄国作为攻楚桥头堡。但是伐楚回师后，江、黄就处于楚国威胁之下，齐国却没有能力为保护它们再组织一次远征，这两国终为楚国所灭。
收了小弟而包庇不了，无论如何很折霸主的面子。齐桓公死后，楚国的势力急剧扩张，甚至让北方的曹国、卫国都屈服自己。这时晋国出兵曹、卫，就把楚国置于很尴尬的位置：救，还是不救？楚将子玉一咬牙，还是要救，于是城濮一战，就被晋国打得大败。
经过早期争霸战争的试探摸索，北方和南方的大国都慢慢清楚了自己实力的极限。北方不能过分逼近长江，南方不能过分逼近黄河，可以偶尔过去耀武扬威，但要追求长期控制，多半会自取其辱。
晋国和楚国都意识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大约是郑国和宋国一带，所以双方时常在这里胶着。这两国尤其是郑国的归属，也就成了两强角力的焦点。
郑国的地理形势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衢地”，四通八达，兵家必争：从这里向南，可以进逼楚国的方城要塞；往北，过黄河就是晋国，向西，可去洛阳朝觐周天子，祭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旗（不过春秋中期以后，这招渐渐不太管用了）；往东，则可横扫中原诸夏。所谓“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得郑则可以窥中国”。
晋楚三场大战，除了城濮之战楚国傻大胆冲到卫国之外，另两场都是在郑国的地界上爆发：邲之战，邲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东北，是郑国的北境；鄢陵之战，鄢陵是今河南鄢陵西北，在郑国南部。
据《左传》描写，两次大战爆发之前，两国高层内部都有很强烈的反战声音，但最终总是因为一两个小细节没处理好，擦枪走火。这也使晋、楚两国在郑国对峙时的心态和在卫国、蔡国不同，都认为不能再让了：只有郑国站在自己一边，身前才有屏障；反之，另一方就会觉得自己的要害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这是大国之间难免的安全感悖论，一方想提升自己的安全感时，另一方就会加剧不安，所以战争就不可避免。
后世在中国的土地上，若出现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大家都会认为把它灭掉才自然合理，因为追求统一是最大的正义。但春秋时代，人们的心态还很不同。儒家经典里鼓吹“兴灭国，继绝世”，已经被灭掉的国家让它复活，已断绝的世系给它接上，被当作大功德。虽然这是理想化的情怀，但现实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至少到春秋中期，还有一种反对把人家国家灭掉的观念，经历过春秋初的乱战还能活下来的诸夏国家，再要亡国的风险暂时就不那么大了。
鲁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陈国发生了著名的夏姬之乱，大夫夏征舒谋杀了国君陈灵公。陈国在郑国的东南，大多数时候被楚国控制，但晋国势力极盛时，也有能力打陈国的主意，当时陈国太子就在晋国。楚国国君正是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他显然意识到这是加强自己对陈国控制的好机会。
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冬天，楚国伐陈，楚庄王宣称是“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这都是春秋时代比较好面子讲规矩的地方：第一，攻打别国要找理由，不能说打就打，类似“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论调，在这个时代没有说服力；第二，楚国伐陈，以一己之力搞定那是轻而易举，但还是要以诸侯之师、多国部队的名义行动，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大国的私欲包装成国际社会共同的意志。
很快，楚军控制了陈国，弑君者在城门口被车裂。然后，楚庄王准备“县陈”，就是把陈地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所谓县，就是悬，也就是由楚王直接控制的遥远边境地区。这个构想如果落实，陈国就此灭亡。但楚国的贤臣申叔时向楚庄主提出了劝谏，他打了一个比方：
抑入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
有人牵牛走到别人的田里，结果受害者就把牛给抢走了。踩别人的田确实有错，但因此把牛抢走，难道就不过分吗？于是申叔时说：“诸侯跟您来是讨伐陈国叛逆，现在你贪图陈国的富有，就把人家吞并了，恐怕不可以吧？”于是楚庄王便放弃了设县计划，让陈国人从晋国迎回太子，重新建国。其实，楚庄王一开始想县陈，也未必只是贪图陈国之富，而是不愿意一个家门口的国家，却落入亲晋的国君手里。但仔细掂量之后，还是觉得吞并一个国家要付出的道义成本来得更大。
据说，孔子读史至此，曾经喟然赞叹说，楚庄王真是贤明，“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又说，“非申叔时之忠，弗能建其义；非庄王之贤，弗能受其训”。其实人的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时代：春秋时晋楚对峙，齐秦的实力相去也仅一间而已，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中小国家的人心向背，会影响到大国能否取得霸主地位。战国时代，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独强，而小国的数量愈少，国力愈弱，就算有“天下不直秦”的国际舆论，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约束力了。
简单说，春秋与战国，有隐性的丛林社会和赤裸裸的丛林社会的区别。同样是大国吃小国的血肉，春秋相对比较文雅，算得上钟鸣鼎食；战国则近乎茹毛饮血。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过是春秋时代多一些贵族的虚伪罢了。但是，吃人者要花精力和心思保持吃相不难看，对弱小者来说，就多一点逃生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文明”，常常也不过就在于留不留这一点点余地而已。
楚国为了争霸主，经常把别国打到灭亡边缘，在最后关头给人留一条活路，以示恩威并举。晋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通常还要更加柔和一点，当然，这个印象也可能是因为《左传》的作者比较偏袒晋国，所以晋国对诸夏国家的暴行尽量少书。顾栋高梳理晋国疆域扩张时，经常写到某地“不知何年属于晋”，显然是这片土地原主人怎么被晋国欺负的内容被《左传》给吞了。
晋国本是华夏文明的边缘，中原诸夏素来轻视它粗鄙无文，但它国力强盛之后，却俨然是华夏文明的代表和捍卫者。国家草创阶段，晋国扩张欲望极盛，所谓：
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晋武公）、献（晋献公）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当然，这是太行山以西的事，其间牵涉恃强凌弱、屠灭种类，华北平原上的列国缺乏感同身受。晋文公时代，晋国越太行，启南阳，挥师东南以争霸天下时，就画风大变，与之前判若两国。它要小国尊重自己的霸主地位，向各国索要贿赂物资，但总的说来是扮演诸夏保护者的角色。被别国欺负了，找晋国为自己出头，是很多国家很自然的反应。
这就要说到又一个重点，就是在盟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晋国也往往会玩失踪。这时的中小国家，虽不至于亡国，但日子也不好过。
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从楚国到齐国，一定要经过宋国。而申舟和宋国有仇，当年宋国一度和楚修好，宋昭公和楚穆王一起打猎，宋昭公迟到了，申舟就当众鞭打了宋昭公的车夫，这是对宋国的极大羞辱。现在，虽然宋国国君换成了宋文公，但这件事宋人一定不会忘。
更要命的是，楚庄王还特别要求申舟：“无假道于宋。”不许向宋国借路。从人家的国土经过，当然要先跟人家打招呼。不借路，就是刻意刺激宋国。申舟对楚庄王说：“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郑国人眼神好，最会看风头；宋国人耳朵聋，遇事拎不清。您派去晋国的使者不向郑国借路，这口气郑国人也就忍了；宋国人却一定不会放过我。
楚庄王的回答倒也直接：“杀女，我伐之。”宋国人要是杀你，我就讨伐宋国。话说到这份上，申舟也明白了，大王就是要用自己这条命，换一个伐宋的借口。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引荐给楚王，这是提醒：一，我为国家把命都搭上了，您对我儿子可要好好照看；二，我不能白死，您一定得把宋国打下来，我儿子盯着呢。
果然，宋国的反应很激烈。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楚使从我国经过都不打招呼借路，是把我国当作楚国的一个边邑。沦为边邑，就是国家灭亡，而杀了楚使，就算楚国来讨伐，也无非是亡国而已。
宋国抱着慷慨赴死的心理，杀了申舟。楚庄王闻讯的反应，霸气得要炸裂：
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屡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楚庄王挺身站起，大袖飞扬。古人在屋里不穿鞋，庄王鞋子都不穿就往外走，负责穿鞋的仆役在院子给他把鞋穿上。管佩剑的仆役反应又慢一些，在宫门之外，才替他把剑佩戴好。王的车驾，则一直到蒲胥市中心才追赶到位。庄王如此激动，也不好说是急于为申舟报仇，还是为终于有了伐宋的借口而兴奋。总之，九月，楚军把宋国重重包围。
宋国当然向晋国求救。这么多年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晋国当然有责任救宋。可是就在两年多以前，邲之战晋国刚刚惨败于楚国，现在又忙于和秦国作战，所以还真难提起再和楚军大战一场的勇气，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
这种情况下，晋国的贤臣，对怎样做一个大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处理问题高调还是认怂，自己心里要能根据具体形势做判断。鱼缸可以纯净，但河流与湖泊就得容纳污垢；盆景可以小清新，但山林与薮泽里就一定有病虫害；所以美玉难免有瑕疵，做国君的被侮辱了有时就得忍。这就是天道。身为大国，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这个场子以后再说。
但晋国显然认为，大国可以逃避战争，小国却必须死扛到底，所以派人对宋国说：“晋国已经出动了全国军队来救你了。”使者走在半路上被郑国人抓住，送交楚国。楚庄王让他跟宋国人说实话，这个使者倒也是条有勇有谋的汉子，假装答应，于是被送到楼车上喊话，但他豁出性命不要，还是按照晋国的指示喊，到底把“晋师悉起，将至矣”这句无耻的谎言送进宋人耳朵里。
于是宋国人慧劲上来了，拿出一种守株待兔的精神来等待晋国的援兵。也不知道该说幸还是不幸，宋国都城城墙坚厚，宋人守城能力当时天下第一。这一仗打成了春秋时为期最长的围城战，前后相持九个月。宋国人被逼到“易子而食，析骸以鬓”的地步。没东西吃了，就相互交换自己的小孩吃掉。柴禾早就没了，就拆解死人骨肉做燃料。
其实城外的楚军也快撑不下去了，楚庄王想撤兵，但是架不住申舟的儿子跪在马前：“我父亲知道必死而不敢不执行王的使命，王却没有说到做到。”只得咬牙在城外盖房子开垦农田，表示打算一直耗下去。最终，还是楚军后退了三十里，两国签订盟约。这是给宋国极大的面子，表示签的不是城下之盟，两边相对平等。盟约的核心是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咱们谁也别骗谁。
很多论史的人批评宋国人头脑顽固，楚国不借道，
“鄙”你就鄙了，非要杀人家使者，置这口闲气做什么？楚国来讨伐，打不过认输求和就是，毕竟春秋不是战国，胜利者也不会屠城，签个城下之盟，献上牺牲玉帛，无论如何要好过吃孩子、烧死人的惨状。
但一样也有支持宋国的意见。宋国人珍视自己的国格，珍视与晋国的盟约，当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尊严意识和重然诺的精神。即使从利害算计的角度考虑，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番惨痛代价换来的结果，一是楚国从此不敢轻易招惹自己，二是晋国自认对宋国有所亏欠，在国际事务上往往有所照顾，所以总的说来宋国还是得大于失。
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妨一提的是，宋国都城在睢水以北，这里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名将张巡死守的睢阳。那次睢阳之战的结果也是粮尽食人，一座睢阳城几乎吃空。这样的悲壮和惨无人道，出现一次震撼人心，但在同一个地方反复上演，就只剩下历史的荒谬和虚妄感了。
不识相、认死理的宋国结果如此之惨，那么猴精猴精的郑国，处境是不是能好上一些呢？前面说过，郑国是晋楚相争的焦点。两强角力八十多年，郑国认晋国是老大和认楚国是老大各是四十多年。可见晋楚两国多么势均力敌，郑国见风使舵多么敏捷。
宋国围城战的三年前，即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国打郑国，理由照例是郑国归附了晋国。坚守了十七天，郑国看情势不妙，决定占卜自己的命运。先占卜投降，结果是不吉；又占卜去太庙痛哭一场，然后准备和楚国打巷战，结果是吉。于是郑城全城痛哭，连城墙上的守军也开始哭。这哭声楚军都听见了。也许是楚国人讲礼法，觉得人家已经哭了，就要暂时放一放；也许是楚国讲战术，觉得这是哀兵不好对付，暂时放一放等郑国人这股气泄了再说；也许是楚国人误会了，以为郑国哭是准备要投降了……总之，楚军后撤了。
于是郑国乘机修好城墙。楚军再次发起进攻，这次郑国坚持了三个月，终于被攻克。郑襄公按照当时投降的规矩，光着上身牵着羊，走到楚庄王面前，说了一番哀哀切切的话，大意是事已至此，您要把郑国的人口都流放到楚国南部的荒远之地，我认了；您要是把郑国的土地瓜分给诸侯，我也认了；如果您惦记历史上两国的友谊，保留郑国的宗庙社稷，把郑国变成楚国一个县，让我们继续侍奉您，这是您的恩惠、我的心愿，但是并不敢指望。掏心窝子的话我都已经说了，您看着办吧。
这时楚庄王展现出高贵的宽容，给郑国的待遇比郑襄公自陈不敢指望的那个方案还好，他让郑国复国，退兵三十里，然后签订了同盟条约。楚庄王这么做，公开的理由是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实际上，楚国连把距离更近、实力更弱的陈国变成县都要仔细斟酌，真把郑国变成县，技术上更有很难克服的困难。
郑国国土面积不小，国家根基深厚，对外国直接统治会有各种抵触，还处于半贵族半官僚体制下的楚国，拿不出一个有足够能力应对这种局面的地方行政班子。而且，郑是自己的同盟国，晋国人打过来，自己不过是有协同防御的义务；如果郑是自己的一个县或几个县，晋国人打过来，那就成了守土有责，一点不能退缩，政策上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事态发展至此，看来郑国的及时投降，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时晋国的救兵到了：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桓子是其谥号）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楚国春天就开始伐郑，前后大约一百二十天，到了夏天六月，晋军终于出动了。这次晋国倒未必是有意拖延，此前晋军的中军统帅一直是郤缺，此时却突然换成了荀林父，经历这么重要的人事变动，显然内部有些关系难以理顺，行动效率就被拖了下来。
刚到黄河边，探马来报，郑国已经投降了。于是荀林父一声令下，咱们回家吃饭。这个决定倒也并非不合理。郑国都已经投靠楚国了，也无所谓救郑，我还辛辛苦苦赶过去做什么？关键在荀林父还说了“楚归而动，不后”六个字，等楚军撤了，咱们再出兵去打郑国，也不算晚。郑国就是这么倒霉。
幸好，晋国不都是荀林父这样的老狐狸，还有一帮想跟楚国一决高下的愣头青，他们自作主张过了黄河。荀林父作为统帅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只好也跟着过了河。楚庄王的计划本是“饮马于河而归”。楚国的列祖列宗没到过黄河边，让楚军的马喝一口黄河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真驻扎在这里和晋军一决胜负，他没这个打算。
对大王的这个想法，楚国的令尹、著名的贤相孙叔敖也很支持，但问题是楚国也有愣头青，他们高呼：“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我们国君在此，晋国只是派来一群卿大夫而已，这种情况下我们若是回避晋国，置国家于何地？爱国主义的大煮一祭，楚庄王也不得不开始犹豫。
在晋楚两国的持重派和主战派都相互扯皮时，郑国出来煽风点火，积极促成晋楚决战。郑国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只有晋楚分出胜负，自己才好决定归附谁。不然，自己认了一国当大哥，另一国就打过来逼自己改换门庭，这么循环下来永无宁日。
这一次，这乱世如郑所愿，晋楚最终在邲一战，晋国被打得狼狈逃回黄河北岸，看来郑国暂时可以认定一个大哥了。然而这也只是几年的消停，晋国很快缓过劲来，两大国又开始轮流伐郑。
在这种夹缝之中，郑国的立场常常转得比风车还快。为给自己的反复无常解嘲，郑国的大夫好多成了段子狗，警句不断：
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晋楚两国不好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四处争斗，我们依附其中一方就行了。晋楚都不讲信用，我们还用讲什么信用？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引这句《诗》，是说遇到麻烦，不能等晋国来救你。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回，晋国就像黄河水，救兵千年等一回。）
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把财物恭恭敬敬准备好，等待那些来打我们的人，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祭祀用的牲畜和玉帛，别集中到中央，而要放在北边和南边的边境上，就等待那些强大而能保护我国人民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晋国和郑国就盟约誓词发生了争执。晋国人要求说，郑国以后应该“唯晋命是听”，结果在向神明念誓词时，郑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了一句，郑国“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
晋国人一听火了，什么叫追随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有奶就是娘吗！这盟书得改回来！郑国人说：“这盟誓已经汇报给神明了。如果盟书也可以改，那就是神明也可以背叛；神明都可以背叛，那大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还是就这么着吧。”
晋国人也无可奈何，走了。果然，他前脚走，后脚楚国又来了。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投降，和楚国结盟。也有人不好意思，说：“我们刚跟晋国欷血为盟，嘴上的血还没干就改变立场，合适吗？”郑国的执政子驷说：“我们本来就是说追随强大国家，并没有违背盟约。”
看来，郑国的道德崩溃最彻底，郑国人也是真善于拿条约咬文嚼字。所以，郑国能成为春秋各国里最早颁布法律的国家，实在也毫不奇怪。但这种精明并不能改善郑国的处境，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到最小，但也导致没有哪个大国把郑国当自己人，没事就来欺负它一回，累积下来一算，混得简直比宋国还惨得多。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份盟约里，还有这样的文字：
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
上天降给郑国灾祸，使之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你们做大国的，不给我们友好的声明，反而以战争要挟我们结盟，让我们郑国的鬼神不能享受到清洁的祭祀，让我们的人民不能安心耕作，男男女女辛苦羸弱，有冤却无处诉说。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碰到好多隐士，这些隐士往往就出现在当年的晋楚战场一带。孔子不满黑暗的现实，老想着改良；隐士则不相信社会还有变好的可能，这和他们更多见识了发生在这一带的闹剧与悲剧，也有很大的关系。
晋国当了诸夏的霸主，齐国自然就是诸夏联盟中的第二号强国。作为最早实行霸政的国家，齐国对这个地位，多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只要有机会，就惦记着夺回第一的位置。但是，大家都是华夏国家，直接和晋国翻脸开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齐国也是只能先拿身边的小国下手。
齐国西边是卫国，西南是鲁国，另外还有一些更弱小的邻国，齐国常常通过逼迫它们服从，来彰显自己的大国地位。这些国家便选择抱晋国的大腿来自卫，远方的大国总是比身边的大国要显得亲切一些，比如鲁国和齐国之间有扯不完的领土争端，晋国却只会索要贡赋，没有领土要求。晋国也乐意或明或暗支持它们，这样鲁、卫领衔的小国仿佛形成一条锁链，把齐国局限在泰山以东，使其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地区性大国，轮不到为国际社会制定规则。
著名的搴之战的前因后果，可以看作是晋、齐两国争端的一个标本。鲁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晋国派大夫郤克到齐国来，邀请齐顷公参加不久后在断道（地名）举行的诸侯盟会。
五年前，晋国在邲之战中败给了楚国，现在自觉已经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要召集盟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郤克是当时晋国的中军副帅，算列卿中的二号人物，并且显然是一号人物最重要的候选人，派他使齐，自然是对齐国的重视。然而郤克在齐国，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事。《左传》说：
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
齐顷公会见郤克时，让女人们躲在帘幕后面看。据后文，这些女人里包括他的母亲萧桐叔子（《公羊传》写作萧桐姪子）。郤克是跛子，上台阶时姿势很滑稽，厢房里的女人们笑出声来。据这段，齐顷公本来也没什么恶意，只是对待外交场合不够严肃，对婆婆妈妈比较纵容，所以就被女人坏了事。
从《公羊传》开始，画风就大变。公羊高老师说，郤克不是一个人到齐国，同行的还有鲁国的臧孙许，郤克跛、臧孙许眇（独眼龙），齐顷公就找了一个跛子一个独眼龙来迎接两位贵宾。这就很恶趣味了，而萧桐叔子偷窥的姿态，是“踊于梧”，脚下先垫高，然后蹦着看。
《史记》又加上了卫国使者，《谷梁传》又加上了曹国使者，他们照例也有某种身体缺陷，残疾人队伍越来越庞大。大概还是《左传》最接近事实。春秋时代的贵族和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一样，流行近亲结婚，畸形儿比例可能确实不低。可无论如何，这事让郤克觉得深深被侮辱了。他发誓说：“所不此报，无能涉河。”此仇不报，再也不东渡黄河。
回国后，郤克就请求晋景公伐齐，晋景公没有同意，郤克就请求以自己的郤氏家族部队伐齐，这话当然是赌气，主要是跟国君表明自己深仇大恨的态度，晋景公自然也没有答应。齐顷公也知道结下了梁子，断道之盟是不敢去了，于是派了四个大夫去。结果领头的高固一想自己何必替国君受这个气，就先逃回去，晋国就把余下三个大夫分别关押起来。
当然，晋国方面有识大体重大局的贤人，指出这三位大夫明知道可能会被刁难还来赴会，正是珍惜晋齐友谊的表现，拿他们出气，只会加剧齐国的反晋情绪，也让诸侯更加不信任晋国。晋景公一听有道理，但人已经抓了，客客气气放人，又抹不开。于是“缓之，逸”，就是有意放松看守，让他们逃走。
《史记》的说法不同，“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写法，完全罔顾后面晋齐开战时，高固还活蹦乱跳秀肌肉的事实。总之，上述过程去除过于戏剧化的成分，就是晋、齐两国此时一方面并非不珍惜两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却情不自禁要用各种小动作给对方找别扭，所以事态终于不免逐步升级。
宣公十八年（公元前591年）晋国、齐国有一次会盟，但关系显然并无好转。旁边的鲁国看出晋、齐关系紧张，觉得是自己捞一票的机会，虽然实力不济，却心心念念要找齐国的麻烦，好多捞点争议领土。齐国意识到自己确实有麻烦，干脆拉下脸和楚国结盟。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送上门来，楚国当然很乐意，于是鲁国就被抛弃了。本来还指望和楚国一起伐齐的鲁国，一下子陷入了可能同时被齐、楚两强讨伐的危险境地。
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国伐鲁，攻城略地。卫国作为鲁的兄弟之国，很够意思地伐齐救鲁，在齐卫边境上与齐军遭遇。比较明智的卫国大夫提议立刻撤退，但是卫军主帅觉得我们来打齐国，却看见敌军就撤退，太没面子，还是打一下吧，于是被打得大败。
卫国、鲁国都派使者到晋国哭诉求救。郤克很高兴，被嘲笑的耻辱终于可以报了；晋景公大概也很高兴，这么些年来齐国对晋的霸主地位都缺乏尊重，确实需要一场胜利来让齐国明白谁才是诸夏老大。
晋景公让郤克率领兵车七百乘伐齐，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时我军的数量。我的本事比当年的晋文公君臣当然差得远，所以人还要更多点，于是加到八百乘。开战前，齐国对打退远道而来的晋军显得很有信心。齐顷公说了句豪气干云的“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灭了晋国人咱们再吃早饭，也不给战马穿铠甲，就发起了冲锋。
战国时代军事评论家对齐国军队的评价是个人英雄主义，三分钟热度，没有能力对抗劲敌，这看来是有传统的。齐军开始打得很漂亮，猛烈的攻势使得晋军统帅郤克身受重伤。但进入相持阶段，晋国人咬牙发狠，互相打气，齐军却很快撑不下去了，终于溃逃，被晋国人撵得绕着华不注山跑了三圈，齐顷公也差点成为晋军的俘虏。
于是谈判。郤克的要求，第一是要齐顷公的母亲萧桐叔子到晋国做人质，这个纯属公报私仇，是要发泄自己被嘲笑的怨气；第二是要“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亩”是农田间的高畦，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田坡。这倒是根据晋国国家利益提出的：田埂也是道路，都是东西走向的话，也就意味着从西边开来的晋国兵车可以长驱直入。
两个要求都太屈辱，齐国一个没答应，只愿意送给晋国各种宝器，与鲁卫在领土争端也可以让步，再多，那就“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咱们打个玉石俱焚吧。失败者的抗议是有效的。因为晋国完全没有和齐国拼命的打算。郤克对齐国的怨愤，战场上要充分利用，谈判时就不能任由他发作。晋国的意图，其实开战之前就对齐国说得很清楚：
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
一来，晋国反复强调这一战是为鲁国、卫国打的，以彰显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强化自己的同盟。二来，“无令舆师淹于君地”，不要让军队在齐国停留太久，是表示无意与齐国为敌，你只需要承认我的盟主地位就行。接下来，史书详细描写晋军凯旋，向周天子报功，而齐顷公又如何吸取教训，回去后发展经济，关爱人民。总之，胜负双方，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鞌之战至此告一段落，但齐国和晋国之间的较劲显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齐国还是会盯着晋国的空子，有机会就要出来别别苗头，而手段仍然是对身边的小国拳打脚踢，与远方的楚国眉来眼去。
到春秋后期，晋国的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国君与权贵家族，以及几个权贵家族之间的斗争你死我活。齐国又发现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联合晋国失势的贵族，向晋国的当权派发起进攻。这招内外夹攻，倒是非常管用，如公元前550年，齐庄公竟然率精锐翻越太行山，杀死晋军甚众，堪称春秋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长途奇袭。但问题是，齐国自己的内部倾轧一点也不比晋国少，所以也就很难持续发力争霸。最终，晋、齐这春秋时代的两大强国，竟是都毁灭于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