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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贵族黄昏
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左传》叙事都很详细，但这不意味着后世写战争史的人，拿本《左传》翻译就可过关。因为关注点很不同，现代人重视的战略战术，《左传》有时详写，有时带过，写不写似乎看心情；而《左传》工笔细描的很多小细节，别说现代人，司马迁都觉得无关宏旨，写《史记》时都抛置不用了。
大体上，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过渡形态。大趋势固然是战争走向功利化，为追求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大屠杀的方式摧毁敌方有生力量，但传统仪式化的作战规则，影响仍然很大，也就是说，要注重战场上的风度，杀戮时往往也比较克制。
《左传》描绘的战争场面，有几点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是始终贯穿着身份等级的意识。战场上彬彬有礼，鞌之战最突出。晋军获胜，齐顷公在前面逃，晋国大夫韩厥在后面追。那时的规矩，如果不是主帅，那么车上三个人，地位最高的在左边。但韩厥前一晚梦见父亲要自己避开车上左右的位置，所以他坐在中间亲自驾车。可是身为贵族，举手投足精气神自然不一样。齐顷公身边的人看出来了，立刻提醒国君：
射其御者，君子也。
射那个驾车的，那是个君子。孔子以前，君子这个词主要强调的还是身份而不是道德，含义和贵族差不多。这位意思是，把领头的君子射掉，追兵就退了。但齐顷公很不满，你不说我倒射了，又说人家是贵族要射他，这就不合于礼了。齐顷公箭法了得，两箭把韩厥车上左右的人都射倒了，就剩下韩厥一个，因为是君子，不能射，所以只能任凭人家把自己逼进绝境。
齐顷公拉车的马被树枝挂住了，于是被韩厥追到。哪怕抓俘虏，大夫面对国君，也必须非常注重礼节。首先是要准备礼物，照规矩，要先送一件轻礼，再送一件重礼。韩厥解下自己一匹马的缰绳，拿这匹马当轻礼。他的战车里，居然有酒杯，有玉璧，出来打仗这些东西还能备这么全乎，可真是一位暖男；而且奔驰的战车那么颠簸，何以能做到酒不泼，玉不碎，更是让人很好奇。但总之韩厥做到了。玉璧是重礼。
《老子》里提到送礼，说是“拱璧以先驷马”，马和玉的组合是当时上点档次的礼物的标配。于是韩厥给齐顷公敬酒并献上玉，说道：
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先还是强调晋国的政策，表达晋国对齐国本质上友好的基本立场。这叫识大体，必须把国家放在个人前面。然后韩厥强调自己英勇作战也并非恶意，而是对晋国和齐国的荣誉的珍惜：我如果怯懦，那就丢了晋国的面子，而齐国竟然和没面子的国家作战，可见也很没面子，这叫“惧奔辟而忝两君”。
最后韩厥说到“摄官承乏”，这是对本国缺少更合适的工作人员表示歉意，实际的意思翻译过来，则是既然没有更合适的人抓你，我就要动手抓你了。韩厥说这些展示贵族教养的话时，没有注意到眼前的人已经被调包，其实是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
《左传》写，逢丑父冒充齐顷公，声称口渴，让真的齐顷公去打水，于是齐顷公跑掉了。照例，《公羊传》写到这种地方要充分使用延宕技巧制造紧张气氛，说齐顷公当时紧张得傻了，居然真的打水又回来，逢丑父赶紧呵斥：“水这么浑也能给我喝吗？”齐顷公这才咂摸过味来逃掉了。
脱离险境后，齐顷公感念逢丑父舍身相救的恩情，决定无论如何要救他回来，于是冲向敌阵，“三入三出”。这么神勇倒也不是因为他是赵子龙，而是晋及晋的友军都懂得不能伤害对方国君的道理。齐顷公冲进狄人的部队，狄人就举起盾牌掩护他；他冲向卫国的部队，卫军立刻就绕着走。是因为鞌之战是华夏内讧，才打得这么客气吗？显然不是，晋楚相争，华夏和蛮夷的较量也一样注重体面。
鄢陵之战，韩厥又有立功的机会，他追击郑成公，对方逃跑很没有经验，不住回头看，却不懂得专心催自己的马跑快点。这时韩厥要是加把劲，这位郑伯肯定是跑不掉了。然而韩厥说：“不可以再辱国君。”似乎觉得上次差点抓住齐顷公，不是荣耀，而是挺丢人的事。所以这次干脆不追了。
还有晋国的另一位大夫郤至，在战场上远远看见楚共王，一定会下车，“免胄而趋风”，摘下头盔，小步快走，这是面见尊者时的步姿。楚共王也注意到他，便派使者赐给他一张弓，说道：“激烈的战场上，一个穿红色熟牛皮铠甲的军人，一看就是君子啊，看见我就在那里小步走，莫非是受伤了吗？”于是郤至接受慰问，回答一番既讲究礼节又很能展现英武的话，然后上车，接着开打。
晋国又有一位大夫栾鍼，当时是晋厉公的车右，他远远看见楚国统帅子重的旌旗，就向晋厉公禀报说，当初我出使楚国时，曾跟子重称道我们晋国的勇猛，说第一，我国喜欢大部队行动却还能保持整肃；第二，我军能做到始终从容不迫（这两条合成一个成语叫“好整以暇”）。现在两国交兵却没先派个外交官去谈谈，这就不是“整”了；当初说过却没能做到，这就不是“暇”了。现在我在您车上跑不开，能不能派个人去替我敬他一杯酒？
晋厉公答应了。子重看见敌人送酒过来，接过来也就喝了，当然，还要回应一番又体面又有斗志的话，看起来身为贵族，贯口活儿是基本功，然后继续击鼓指挥战斗。酒里下毒这类手段，当时双方好像都绝不会往那方面想。《论语》里说的“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大概也就是这样。
第二，是战争的残酷性和人道主义关怀并存。邲之战很惨烈，晋军败逃时，想抢船回到黄河北岸，先上船的催船快点开，后来的拉着船舷不给走，于是先上船的就挥剑斩后来人的手指。最后船真的开动时，“舟中之指可掬也”，一把一把都是手指头。
但同样还是邲之战：
晋人或以广（某种型号的战车）队（通坠）不能进，楚人惎（教导）之脱扃（车前横木），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
一辆逃跑的晋军战车，陷坑里了出不来。车上的人正在着急，就听见身后有人提醒他：“你把车子前面的横木给撤掉，车就能从坑里出来了。”照做，真出来了，但拉车的马没走几步，就开始原地打圈。背后那位又提醒他：“你把车上的大旗拔下来扔掉，马就知道往前走了。”果然，战车恢复正常了。车上的晋国人长出了一口气，心想，亏得后面这位的教导，虽然这人说话有点像鸟叫（楚国人“南蛮鴃舌”），但我还是得好好谢谢他。
一回头，发现教自己逃命的不是别人，正是追击自己的楚军。于是晋国人觉得有必要说句话挽回面子：“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不像贵国那样经常逃跑。意思是你们老兵油子有经验，我们常胜之师难得逃一回不熟练，让您见笑了。
《公羊传》说，这里楚军之所以不赶尽杀绝，是遵照庄王的命令行事。楚庄王远远看见晋国的船里全是手指，不落忍，说：“嘻！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打仗是因为我们国家之间有矛盾，军人也是百姓，他们可没啥罪过，放一条生路吧。
无论如何，这一役晋军死伤很多，所以有人建议楚庄王“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所谓武军，就是把死者的尸体堆起来，再覆上土，弄成小山的样子；所谓京观，就是在小山前竖起高杆，写明死者都是什么人，以及宣扬自己杀得好杀得妙。因为这两件事密不可分，所以单称“京观”或者“京”，也可以是指那座死人山。
这当然是要标榜楚庄王的武功，然而庄王拒绝了。他说，咱们要好好理解一下“武”字的内涵，“止戈为武”。武字就是一个止一个戈，这是说制止战争的战争才够格叫武。从字源上讲，我们当然都知道楚庄王错了。武字就是一个扛着武器行走的人，没有那么深刻的内涵和情怀。但在这种情况下，内涵和情怀比正确的解释重要。
楚庄王又说出很多话，表达了对国际国内民生的担忧，以及对晋国死者的尊重。这种做派和观念，和几百年后坑杀四十万赵军于长平的白起，或者坑杀秦卒二十万于新安的项羽相比，真仿佛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第三，军队组织的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对照。邲之战，晋国大夫知庄子发现儿子落入了楚人手里，他率领自己家族的部队，离开溃逃中的晋军，反而迎着楚军冲了上去。每次开弓前，知庄子都会抽出箭来观察一下，如果箭的质量好，就留着不用，放进替他驾车的魏锜（当然也是一位贵族）的箭袋里。
魏锜恼怒了：你不找儿子，却这么吝啬箭矢做什么？咱们晋国的“董泽之蒲”，有的是制作箭杆的优良原料。知庄子说：“不拿别人的儿子，我怎么换回自己的儿子？”一般的敌人当不起我一箭，杀鸡焉用牛刀，好箭专射牛人。终于，知庄子遇到了两个楚国贵族。他从魏锜的箭袋里飞快抽出刚才节省下来的好箭，射死一个，射倒生擒一个，把死的活的都带了回去，作为将来换回自己儿子的资本。
这个故事引人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楚军的阵型看来很松散，防御和封堵的能力都说不上很强，所以知庄子这支不大的部队，可以在其中纵横来去，还有所斩获。第二，知庄子显然是一个对射艺很有讲究的贵族，但即使这样的人物，随身携带的箭矢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对照，战国时代秦国的箭弩，标准化程度极高，使人几乎怀疑是工业流水线出来的产品。
看来春秋到战国的两三百年间，各国的军事力量真是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战国时代的学者鄙视自己时代的军队不道德，认为“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春秋五霸比现在最厉害的秦国还厉害，这是文人的美好想象，两支军队真要是穿越相遇，春秋的会被完虐。
反过来看，正因为军队的组织化水平还比较低，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空间就很可观。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争，有些场面会很好看。最突出的就是“致师”，即正式开战前，派出自己最杰出的勇士，单车冲向对方的营垒。
还是邲之战。《左传》写道，楚国致师的战车冲向晋军的营垒，车速如此之快，以致车上旌旗随风倾斜，看起来像是要倒下来一样。到了晋军营外，战车陡然停住。战车上的射手，也是这辆战车的指挥者向晋军射出精良的箭矢，同时车右的勇士飞身跳进营垒，割下一个晋军的耳朵，又擒获一个俘虏，这才跳回战车。
车右在敌营里力战时，射手代替御者拉住马缰，御者甚至下车做出洗刷马匹的动作，以显示己方气定神闲。俘虏到手，致师成功，战车开始回撤，晋军兵分三路追击：左右两边包夹，还有一支在正后方紧盯。楚军射手左射马而右射人，但是，他已经只剩下一支箭，而正后方的敌人已经迫近。
于是，他的最后一支箭，射向了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一只麋鹿。车右跳下车，向追兵献上了这只麋鹿：“不到射猎的季节，还找不到适合做礼物的野兽，姑且以此给随从们消遣一顿吧。”追赶的晋军指挥者也是贵族，既然楚国人“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展示出贵族风度，他当然也就很有贵族风度地把人家放走了。
鞌之战也有类似场面。齐国大夫高固致师，断道之盟时，他是个不敢去开会的胆小鬼，上了战场却神勇无比。高固闯进晋军阵地，“桀（举起）石以投人”，举起石头砸翻了一个晋国人，把他抓回齐军营垒。高固向战友们展示自己的战果，说：“欲勇者贾余余勇。”我的勇气库存充足，欢迎勇气不足者踊跃购买。留下来一个成语是“余勇可贾”。
石头是最古老的武器。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赫拉克勒斯、赫克托耳、大埃阿斯……众家英雄斗到酣处，都有扔石头的爱好。而维吉尔的史诗里，拉丁姆的英雄图尔努斯，临死前也想“桀石以投人”却没有成功，常有评论家认为，这个细节象征着英雄时代的终结。以后，战争属于体力并不出类拔萃，却更有军队组织性的凡人了。
齐国的高固耍石头固然成功了，但不足以挽回搴之战本国失败的命运，这似乎也有类似的象征意味。毕竟，战争胜败，比拼的还是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庞大的多兵种的军队如何协同组织，以及将帅的临场指挥艺术。“致师”这个展示个人武勇的古老传统虽然还存在，但已只是战场上的花絮而已。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战争中，各国贵族们都如此注重展示教养和风度，日常政治和社会生活当然更是如此。学者们分析归纳，大概特别注重这三点：世俗理性、尊严意识和文雅风流。
所谓“世俗理性”，主要指一种“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态度。典型例子如“曹刿论战”。鲁庄公罗列政绩时，强调自己祭祀神明和祖先时的诚实，曹刿认为“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庄公又声称自己治下大大小小的案件能得到合乎人情的审理，曹刿却赞许为“忠之属也”，认为在此基础上足以和强大的齐国一战。
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宋国落下五颗陨石，狂风使得六只鹳鸟倒退着飞行。这些看来诡异的景象，使得宋襄公有些担忧。刚巧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向他咨询这主何吉凶。内史叔兴于是预言了最近的国际形势，以及日后宋襄公短暂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这些预言后来一一应验，看起来这位史官秉承着古代巫师和史官不分家的传统，又是一位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者。然而他私下里却对人说：
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言下之意，“陨石于宋五”“六鹳退飞”之类只是自然现象，并不意味着什么。他的预言如此准确，依据其实还是对人事的分析。
再如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有彗星，齐景公派人祈祷消灾。晏子说，这没有好处，只会招致欺诈。天道不可怀疑，天命绝无差错，祈祷又有什么用呢？再说：
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
天上出现彗星，是要扫除污秽。国君您没有劣迹，则根本不必祈祷；国君您若有劣迹，祈祷也不能止损。总之，《左传》固然写了许多神神鬼鬼的事，但基本都是遵循这个逻辑：做了坏事，会因此受到鬼神的惩罚；但遭遇鬼神降下的灾难，却不可能通过向鬼神祈福而解决。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合乎正义（礼）的政治。
这种观念，看起来仍然把天尊得很高，实际上把天架空了，因为天并不管人间的事，由领导变成了名誉领导，实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种对冥冥之力的漠视，也可能使人行为放纵起来更无忌惮。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看中了一位美丽的寡妇棠姜，想娶她为妻，然而这位寡妇和他都是姜姓，根据“同姓不婚”的原则，这婚姻不合于礼。崔杼并不在乎礼法，于是占卜吉凶（纳吉是婚礼的一个步骤）。一位贤大夫解释占卜结果是大凶之象，“无所归也”，最终将死无葬身之地。
崔杼却满不在乎地说：“她是个寡妇，死无葬身之地也是她前夫的事了。”
在如此古老的年代就如此不介意神明，和其他很多文明比起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研究中国文化者，由此生发出许多议论，誉之者称为“唯物主义传统”，贬之者自然要骂“中国人没有信仰”。
贵族的“尊严意识”当然和等级制密不可分：对自己强调责任与担当；对国家和君主充满敬意，但绝不奴颜屈膝；对民众的判断力基本无视，但并不恃强凌弱。《左传》中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先轸之死。
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战，晋军俘获秦军的三名主帅，但因为母亲（也是秦穆公的女儿）为他们求情，晋襄公又释放了他们。这件事让晋军的统帅先轸非常愤怒：
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
战场之上，军人擒获的俘虏，都城之内，女人说几句谎话就可以获释，毁弃战果而助长敌人，晋国快要灭亡了！先轸甚至对国君“不顾而唾”，就是吐了一口唾沫后，头也不回地离去。晋襄公深知先轸是一位忠勇耿直的军人，而这件事也确实是自己理亏在先，所以并不打算追究这个失礼的行为。但是先轸无法原谅自己，他决心给自己一个惩罚。
八月，晋军与狄人有一次会战。在确认己方已经取得胜利之后，先轸摘下头盔，驱动战车，冲入狄人的部队。狄人杀死了他。他们也敬重这位主动赴死的将军，把先轸的头颅归还给晋国，其面目宛如生前。
还有知罃对楚王问。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楚和好。两国交换俘虏，楚共王准备放邲之战中俘获的晋国大夫知罃回国。送别时，楚共王问道：“你怨恨我吗？”知罃回答：“不怨恨。两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战，我因为不胜其任而被俘，完全是自己无能。您不但不处死我，反而放我回国，已经是莫大恩惠。我又敢怨恨谁呢？”
楚共王又问：“那你是感恩于我了？”知罃回答：“不感激。两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寻求和平，各自释放俘虏而缔结友好关系。这并非您给我私人的恩惠，我又敢感激谁呢？”
楚共王开始追问，我放你回去了，无论如何你总该有所表示。知罃回答说，作为败军之将，不论是其君主还是父亲，都有足够的理由将他处死，如果他得到赦免，被委以使命，那么：
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
话里的“偏师”，当然不一定真是非主力部队，只是谦逊之词。知罃强调，我戍守晋国的边疆，如果再与楚军相遇，将竭尽全力，不惜生死，绝无二心。这是我作为晋国臣子的责任，也是对大王您的报答。同样难得的是，楚共王也欣赏这样的回答，他说：“晋未可与争。”就以隆重的礼遇送知罃回国。
还有宋文公的葬礼。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宋文公去世，葬礼办得极其奢侈，甚至还用活人殉葬。宋国是商人之后，用活人殉葬是古老的传统，但多年来早已废止。现在，宋文公却把这个邪恶的传统复活了。
《左传》在这里有一段议论，批评宋国的执政大臣“于是乎不臣”，在这件事上不配当一个臣子。理由是：
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感，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臣的职责是治理烦乱、消弭困惑，国君错了，就要以死抗争。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时放纵他的欲望，国君死了增加他的奢侈，这是致国君于邪恶境地，算什么臣子呢？可见，一个只会遵从国君意志的大臣，在那个时代是绝不会被尊重的。
另外，在齐庄公之死的事件中，也能看出贵族的尊严意识。前面提到齐国大夫崔杼娶了一位美丽的寡妇棠姜，这位棠姜太诱人了，很快又引来国君齐庄公与之私通。身为权臣的崔杼，本来就有很多弑君动机，现在不但多了一个理由，还多了许多下手的机会。
齐庄公到崔杼家去找棠姜幽会，于是被杀死。从齐庄公之死前前后后的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忠诚。在崔杼家里，齐庄公被埋伏的甲士团团围住，庄公向他们求情。甲士们说；“国君的臣子崔杼重病，不能听取您的命令。这里临近国君的宫殿，我们（原文是’陪臣’，臣子的臣子）只是巡夜捕击奸淫之人，不接受崔子之外的人的命令。”
崔杼是齐庄公的臣子，他深知自己弑君是大逆不道，所以这个场合根本不敢出现，这是企图逃避“不忠”的恶名。甲士们是崔杼的臣子，从他们的话看，他们有忠于崔杼的义务，但没有忠于国君的义务，有点“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的意味。
杀死庄公后，崔杼开始清洗国君的忠臣，齐国都城临淄笼罩在恐怖的气氛里。有一个负责在鱼市征税的小官吏（这显然是一个卑微但很实惠的岗位）回家后对自己的管家说：“我准备追随国君而死，但你不必。”管家说：“我如果不死，会觉得有愧于您。”于是二人双双赴死。这是一种动人的牺牲精神，但行事的逻辑倒仍和那些甲士一样，遵循的是人身依附关系下的责任。
这时候，大夫晏婴站到了崔杼家门前。可以想象，这时齐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晏婴。作为著名的贤臣，他会怎么做？晏婴的随从问：“您准备追随国君而死吗？”晏婴说：“难道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么，我为什么要陪葬？”“那您准备流亡吗？”“国君死是我的过错么，我为什么要流亡？”“那是准备回您的封地去吗？”晏婴接下来的回答，可以看作是春秋贵族价值观的鲜明体现：
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国君都已经死了，还能回哪里去呢？国家需要国君，难道是让他欺压人民的吗？不，是国家要有一个主人。我们做国君的臣子，难道是为了获取收入吗？不，因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我们维持。所以，国君为国家而死，我们有责任陪他一起死；国君为国家而流亡，我们有责任陪他一起流亡；
但是国君因为个人私事而死或流亡，除了他个人的亲信，谁又有为他殉葬的责任呢？
所以，作为国家大臣，晏婴没有选择死亡。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婴走进去，把头枕在齐庄公尸体的大腿上痛哭，然后站起按照当时丧礼的规矩跳跃三下，转身离去。有人劝崔杼杀死晏婴，崔杼没有同意。他知道晏婴素有民望，杀死他会比弑君更冒犯民意。
接下来，崔杼和齐国史官的较量开始了。齐国太史如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太史，太史的弟弟接任，还这么写，崔杼再杀，接任太史的小弟弟仍不改口，崔杼只好放弃。即使他再杀也没有用，因为南史氏已经赶过来，准备用自己的血，把“崔杼弑君”四个字继续写下去。
这件事里，齐太史、南史氏的气节固然可歌可泣。但如果把眼光放到体制上，则一个关键点是崔杼可以杀史官，但是他没有权力任命史官。史官也是贵族，虽然是贵族中层级很低的群体，但不断书写和记诵历代先贤的光辉事迹，对贵族精神倒可能是吃得最透的21。
既然是贵族，以世代相传为基本特质，由不得外人任命，崔杼把一个史官杀掉后，下一个史官笔下的事实会怎么样，他仍然无法干涉和预测。所以，崔杼到底是杀得手软了。换个角度想，等贵族社会解体，史官变成更开放的职业后，这个问题当权者们反而好解决了。试想，如果崔杼可以挑他的心腹代替太史、南史，那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根本不用杀人，只需要枪毙史官的稿子。这就是“子为政，焉用杀”的境界，比起崔杼傻乎乎挥起屠刀得了恶名，最后却还不得不让步，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22。
所谓“文雅风流”，是指许多贵族都多才多艺。春秋时代，社会上层内部的分工才刚刚开始，贵族都是既管理行政，又学习文化。所以比起战国、秦汉时的官僚，春秋贵族看起来往往要雅一些。
士阶级以上的贵族子弟，从小学习任务都很繁重。武艺方面，要掌握长短兵器使用的技巧，尤其是要精通射箭和驾驭马车：文化方面，除了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以外，据说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按照《礼记•内则》的说法，要学习到四十岁才可以出来当官。当然，这些信息来自儒家经典的记述，可以想见有所夸张，毕竟儒家最擅长的职业是教师，而老师布置作业时，总是自以为布置得并不多。
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一个成年贵族才可以做到拥有所谓“九能”：
第一是“建邦能命龟”，命龟就是占卜，这是说建国时会讨吉利。第二是“田能使命”，田是田猎，打猎也是军训，这个过程里能完成使命是军事才能。第三是“作器能铭”，这大概是说要会写正面报道，弘扬主旋律。青铜器上的铭文，涉及题材十分广泛，但基本都是好话。
第四是“使能造命”，出使外国，能完成君主的使命。外交官当时叫行人，《左传》的行人辞令有好多被人单选出来，当范文读。这就是“使能造命”水准的体现。第五是“升高能赋”，登高临远，能把诗赋出来，不能只会喊“卧槽”。
第六是“师旅能誓”，誓是战前的演讲动员。要会说煽动性的话，夏启讨伐有扈氏有《甘誓》，商汤灭夏有《汤誓》，周武王伐纣有《牧誓》，这都是誓的范文。第七是“山川能说”，到了名山大川能当导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山川既可以是祭祀对象，往往也是战略要地，它们的门道要能说清楚。
第八是“丧纪能诔”，诔是陈述死者功德，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悼词。第九是“祭祀能语”，祭祀是塑造共同体意识、强化凝聚力最重要的场合，“能语”指除了和参与祭祀的各色人等交谈，还包括向神明和祖先汇报工作。
所有这些才艺里面，有一件不妨单独拿出来一说，就是外交场合的“赋诗”。这里赋诗不是创作诗歌的意思，其实倒有点像现在的点歌：点一首《诗经》里现成的诗，让乐队演奏，这叫赋诗。
当然，赋什么诗一定得符合具体场合的要求，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刚即位的晋平公与诸侯宴会，让大夫们跳舞赋诗，结果齐国大夫高厚的诗“不类”，破坏了气氛，搞得晋国人大叫“诸侯有异志矣”，然后拉着齐国以外的诸侯结盟宣誓：“同讨不庭！”
如果别人赋诗，你却听不出其中的意思，那就会沦为笑柄。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齐国的庆封到鲁国来访问，嚣张跋扈，鲁国人很讨厌他，但不敢明着得罪，好在可以欺负人家没文化，于是史书上就有了这么一笔：
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招待庆封吃饭，庆封很不庄重。主人于是赋了一首《相鼠》，这诗里说，老鼠好歹有张皮，人怎么可以没礼仪？这人竟然没礼仪，不死还想怎么地？这等于是指着鼻子咒人死，然而庆封竟然没听出来。
读到这里，简直感觉《左传》的作者要从竹简后面笑出声来。可能有人会问，社交场合可能碰到的意外情况很多，都要赋诗，《诗经》里才三百零五首，够用么？这就引入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赋诗断章”，也叫“断章取义”，引的这几句单独拿出来合适就行，可以不管整首诗的意思。
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晋国的执政韩宣子访问郑国，回国前，郑国的六卿都来给他饯行。于是韩宣子说：“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各位请都赋一首诗吧，我韩起也好了解一下郑国的心愿。旁的不论，其中有一位子太叔，赋了一首《褰裳》，看起来却有点吓人：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这是一首女孩子写给男朋友的诗。那时流行隔河恋爱，两人中间隔着一条溱水。大概男孩好久没来看女孩，这女孩有点不高兴：“你要真的想我的话，就该撩起你的衣裳，蹚过溱水来看我。你要是不想我的话，就没有其他男生追我吗！”
外交场合，赋这种打情骂俏的诗合适吗？合适。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子太叔等于是提醒晋国，你要对我好一点，不然楚国也在追我呢。所以，他这首诗一赋出来，韩宣子看得非常严肃：“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只要我韩起还在主持晋国国政，怎么敢辛苦你到别人那儿去？这是承诺要善待郑国。
所以难怪，孔子要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这不是说不懂《诗》连话都不会说了，而是说不懂《诗》的话，混不进贵族的社交圈。
世界历史上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当贵族阶级的特权受到冲击、实力下降时，贵族风度就得到特别的重视，往往也因此别有魅力。比如在古希腊，随着城邦发展和大殖民运动，出现了一种重装步兵战术、由富裕平民组成的军队，一时打遍东地中海无敌手。在重步兵方阵面前，原来贵族战争模式下驾驭马车、奔跑、跳跃、拳击、投标枪、掷铁饼等种种本来很实用的技能，统统变成了屠龙之技。
然而，把屠龙之技修炼得炉火纯青，需要既有钱，又有闲，非贵族不能做到，他们当然不忍割舍。于是公元前八世纪，包括古代奥运会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会诞生了，专供各城邦的贵族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说到老欧洲的贵族范儿，很多人歆羡之情溢于言表，颇有些不能自持。然而欧洲真正的贵族时代是中世纪，贫穷落后，粗鄙无文。说到英国贵族的优雅，使劲向前追溯，人们所能举出的例子，一般也不过是到都铎王朝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说到法国贵族的浪漫与奢华，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却是路易十四的宫廷。
这都是王权扩张、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贵族握有的政治实权其实大不如前。
回到春秋时代，上一节所讲的赋诗，贵族们当然声称这是西周以来的老传统。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秦穆公和重耳互相恭维，这是《左传》第一次写到赋诗。之前差不多一百年，绝无赋诗的记录；这事之后，却一发而不可收，赋诗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盛大。
是之前有赋诗而《左传》没写，还是往前根本就是没有？或者这是霸主时代才流行开来的新风气，属于“被发明的传统”？可以肯定的是，春秋中期往后，贵族越来越会秀风度。尽管很多国家都是贵族专权的局面，但总体上看，他们越来越深陷于危机之中。
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晋国战败后，召集曹、卫、宋三个仅剩的小兄弟在清丘（河南濮阳附近）盟会，约定“恤病讨贰”。强调彼此是同盟国家，谁遇到灾难，要一起救援；谁怀有二心亲近楚国，要一起讨伐。
这个约定当然是“不实其言”，也就是做不到。晋国刚刚惨败，自顾不暇，也只是开个会维护一下面子而已。然而，宋国很认真，发现陈国归附楚国，就真的去讨伐。这时多数国家的心理，大概是等着看宋国的笑话，因为接下来楚国肯定要惩治你，到时就看晋国有没有本事救你了。然而卫国却是例外。当时卫国的执政、大夫孔达站出来说，我们卫国的先君与陈国有攻守同盟条约，所以我们有责任救陈国去。
《左传》没写此言一出，卫国人都什么反应，估计十之八九吓傻了。陈国挨打，自然有楚国去救，我们卫国去凑什么热闹。再说这等于背叛诸夏同盟，这时晋国不敢招惹楚国，但收拾我们卫国可是抬脚就到，张手就来。然而孔达很坚持，他也不是不知道后果，但先君的盟约，在他看来更为重要。
于是，作为卫国握有实权的老臣，孔达真的出兵救陈，晋国便向卫国兴师问罪，于是孔达说：“苟利社稷，请以我说（悦），罪我之由。”如果对国家有利，那就用我去换取晋国的欢心，所有罪责都归我身上好了。孔达自缢而死。晋国对卫国也就不再追究。
对孔达这样的人，应该怎么看？是赞美他身上体现着伟大的契约精神，还是引孔子的话损他，“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但不管怎么看，这类人物注定要被新的政治体系淘汰出去。
春秋初年，孔达这样的贵族不管权势者的意志，按照自己原则行事的案例，能够找出好多，通常也未必有什么后果。贵族有自己的土地、经济来源和军队，这是自作主张的底气。他们也不难为自己找到拒绝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道德和理论依据：在中国，这可以叫“从道不从君”，西方则可以叫“大宪章”或者什么约法。
但现在霸主反感这种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对不对，而是因为他们居然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判断就有可能不听话，集体行动强调协同一致时，就有可能坏大事。逼死孔达，外人看来是晋国强梁霸道，其实晋国可能也憋着一肚子火。打了败仗，本指望好好养精蓄锐，尽快恢复过来再去和楚国一决胜负，这期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突然被孔达搅局，不管，霸主的架子彻底坍塌；管了，其实拖慢了自己的复兴计划，这事哪儿说理去？列国争雄的时代，效率优先是最大的正确，其他的终究都只能靠边站。
理论上说，最有效率的体系，就是一个独裁者握有一切决策权，下面有庞大、精密的层级和部门划分的执行组织，他们只会奉命行事，毫无自己的意志。封建体系下的国君远没有独裁者这么大权力，贵族更不必说。但封建体系下贵族的处境，可比这个执行组织要好得多。
独裁者显然是很大的诱惑，国君想当，贵族们也会来竞争。即使不想竞争，由于不想沦为那个没有自主权的执行层，也要努力抗拒那些企图当独裁者的人。以晋国为例，本来最有条件成为独裁者的，自然是身为霸主的国君。但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时间都不长，襄公一死，连国君由谁来当都是卿大夫们商量着办，晋国的实权就落在赵盾手里。
《左传》写赵盾，好话说了很多，但叙事很诚实，他就是一个夺权有术、施政无方的政客。有学者认为，《左传》写这部分依据的是晋国国史，赵氏家族权力很大，不说好话不行，但史官的良心还是促使他们把真相写下来。
赵盾主持晋国的政府工作，结果赵氏家族的势力蓬勃发展，和赵氏有分歧的家族，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被迫流亡到秦国或狄人那里。晋灵公想收回权力，结果被赵家人谋杀。虽然赵盾本人很巧妙地没有出面，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董狐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你“流亡不出国境，回来不抓凶手”，说谋杀和你无关，谁信啊！至于《左传》里还有孔子为赵盾辩护的话，第一，那话未必是孔子说的；第二，孔子说的就是孔子说错了。孔子固然伟大，但一辈子最多到过晋国边境，只在遥远的东方听到过一些传闻。
同时，晋国的霸主地位在赵盾执政期间急剧下滑。一方面，是本来已有望回暧的秦晋关系，在赵盾手里彻底闹崩；另一方面，由于不能为东方的小国主持公道，齐国和晋国打交道时腰板越来越硬。
郑穆公在晋文公的帮助下登基，本来一直是晋的忠实追随者（郑国也并非一开始就是个见风使舵的国家），但眼看宋国国君被谋杀，晋国却认可了凶手的国君地位；齐国欺负鲁国，晋国倒也假模假式召集诸侯去讨伐，却收下齐国礼物就回去了。鲁宣公元年（公元前608年），郑穆公终于说了一句：“晋不足与也。”和晋国建交不值，转而投靠楚国。
幸亏这时楚庄王刚刚即位，还在扮猪吃老虎准备收拾楚国的贵族，不然，晋国的麻烦还要大得多。到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晋国以内部矛盾重重而惨败，虽然当时赵盾已去世（可能是四年前），但许多问题却是他主政时累积下来的。
终于，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赵氏家大业大，国君视为威胁，其他大夫盯着流口水，家族内部也有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这等于坐在炸药堆上，一点微小的火花就可能造成大爆发。
赵盾的儿媳妇庄姬，是晋成公的女儿。赵盾的儿子死后，她和赵盾的弟弟私通。为掩盖这桩丑闻，当时赵家的族长，赵盾的另外两个弟弟赵同、赵括（和战国时长平战败的那位凑巧同名），就把她的情人给放逐了。
为了替情人报复，庄姬告赵同、赵括谋反，然后早就磨刀霍霍的各方势力迅速跟进。某些角度看，赵家很幸运。因为他专权的时间早，贵族共同体的互信互谅仍然多少发挥着作用，赶尽杀绝还不是那个时代的作风。有人出来为赵家求情，认为高贵的血统如果断绝，会让善良的人对社会失去信心，孤儿寡母也不应被欺负。
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说服力，于是赵盾的孙子赵武不但没有被牵连，反而得到了被处死的叔祖的土地。所以赵家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且很可能他们取得成功之后，杜撰了惊心动魄的“搜孤救孤”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了纯洁无辜的受害者形象。最终，这个故事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里。而赵家之后的专权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失败者的家族只有寸草不留，才能使刽子手心安。
栾氏是晋国一个老牌家族，晋国称霸以来，其势力稳步发展。鲁成公四年，栾书成为晋国的中军统帅，即诸卿之首，栾氏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栾书是典型的鹰派，他有一句名言：“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栾书主政时期，晋国的对外政策远比赵盾时期积极，与楚国的竞争中寸步不让，其最彪炳的业绩，自然是鄢陵之战击败楚军。
晋国的家族倾轧中，栾书也同样强势。赵氏几乎被族灭，栾书是最积极的推动者；他还巧妙设局，杀尽了功勋卓著而“族大多怨”的郤氏家族。这时晋厉公对尾大不掉的形势感到不安，企图加强君权，也被栾书先下手为强，置于死地。
君主要想集权，就难免要杀掉一些贵族，如果最终国君被贵族集团反制，那么被杀的贵族就会被认为是无辜的，于是有所谓“杀戮无辜曰厉”。晋厉公、周厉王都是如此，所以实际上，也许该说是“集权失败曰厉”。
史书中对栾书弑君的记录，比赵盾爽利得多，没有兜圈子为他辩护的内容。这应该是和栾氏家族的结局比赵家悲惨得多有关，没有成功的后人，也就没有美化的必要。栾氏如此嚣张跋扈，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到栾书的孙子栾盈一代，联合绞杀开始了，年轻的栾盈只能离开晋国逃亡。
经过多少代人的经营，栾家根深叶茂，追随者众多。因为担忧这些人掀起逃亡潮，当时晋国的执政范宣子以国君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
无从栾氏而从君……不从君者为大戮。
但死亡威胁并不能阻挡所有人的脚步，栾氏有一个叫辛俞的家臣，因此被捕，被送到晋平公面前。晋平公质问辛俞，为什么敢违背国家的禁令。辛俞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格言：
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
为一个家族服役三代，那么这家族的主人就是你的“君”；为一个家族服役不到两代，那么这家族的主人就是你的“主”。侍奉君，要不惜献出生命；侍奉主人，则只要辛苦工作就可以了。
辛俞说，我们家在晋国别无靠山，侍奉栾氏已经三代了，所以栾氏就是我的“君”，您颁布的禁令里说要“从君”，所以我追随栾氏，正是按照您的命令在做。
辛俞显然在偷换概念，然而晋平公被他的忠诚和机敏感动了，何况对除掉栾氏，晋平公很可能本来就不如那些急着瓜分栾氏权势、地位和财产的大家族积极，晋平公表示希望把辛俞留在自己身边，辛俞拒绝了，晋平公也就尊重了他的选择。
这是这场政治残杀中的温情一幕，然而，这种温情注定只是明日黄花。三代侍奉一个家族，他就成了你的君，那一国之内就会有许多个君。只有在松散、低效率的封建体系下，这种局面才可以被容忍。越是走向集权时代，就越只能有一个君主，除了对这唯一的君主，也不可以再有其他的忠诚。
在齐国的帮助下，栾盈又回来了，他回到栾家世代经营的城市曲沃，准备做最后的反击。这里我们读到了整部《左传》中最简劲而悲凉的文字：
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对曰：“不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子必不免。吾非爱死也，知不集也。”盈曰：“虽然，因子而死，吾无悔矣。我实不天，子无咎焉。”许诺。伏之，而觞曲沃人。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皆叹，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贰之有？”盈出，遍拜之。
栾盈深夜找到自己的家臣胥午，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胥午说：“这是不行的，天要废掉栾氏，还有谁能重振呢？您一定不能幸免，我并非害怕死亡，只是知道这一定不会成功。”
栾盈也知道确实机会渺茫，他只是强调，若能与胥午一道战死，自己死而无憾。胥午于是答应行动。胥午把栾盈藏起来，请曲沃人喝酒。伴随着音乐，胥午说：“现在，如果能再见到我们的小主人，大家打算怎样办？”
他对栾盈的称呼，是“栾孺子”。其实栾盈当时年纪虽然不大，但也不是小孩子了。显然，胥午和在座的都是栾氏的老臣，眼看着这个少主人长大，这个称呼能勾起大家往事如历历在目。所有人异口同声：“能够为主人而死，虽死犹生。”说着，满座都开始叹息，有人流下了眼泪。胥午举起酒杯，又重说这话，所有人都说：“如果能得到自己的主人，我们难道还会三心二意吗？”于是栾盈走出来，向自己的家臣下拜。
栾盈的对手众多，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下才可能凝结成的情谊，但是有共同利益，也有广泛而有效的动员组织方式。对上，他们迅速控制了国君，一切行动以君主的名义进行，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对下，为获得更多的人力，他们甚至释放奴隶和刑徒作为杀手。
以后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段被反复使用。这一场搏杀，某些角度看也可以视为旧动员方式和新方式的对决。结果并无悬念：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
栾氏成了晋国诸卿夺权游戏的又一个出局者。
在晋国，先后有十一个家族取得过卿的地位。长期争权夺利的过程里，这些家族一个个被消灭，只有赵魏韩三家坚持到最后，瓜分了晋国。长期以来，这三个家族其实并非强势。赵氏早年兴盛而有中衰，复兴之后便多了许多谨慎自守，和祖辈那种“夏日之日”（夏天的太阳）的凌厉作风截然不同。韩、魏两家更一直并非特别显山露水，其重要人物也多以低调稳健而著称。相反，郤氏、栾氏、范氏、知氏……这些家族都曾盛极一时，然而煊赫之后，很快便是覆灭的下场。
另一个强国齐国的情势也颇为类似，最终取代齐国的陈（田）氏家族，长期以来也并未手握大权。作为外国流亡公子的后代，陈氏开始甚至没有参与执国柄的争夺（未必是老谋深算，只是不够资格），眼看着高氏、国氏、崔氏、庆氏、鲍氏等强横大族在斗争中相继倒下，到鲁哀公（春秋十二公的最后一位）时代陈氏才出场填补权力真空，而这时他甚至连像样的竞争对手都没有了。
《老子》里，有很多关于后发制人、以柔克刚的议论，如：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些话未必是普遍原理，但非常切合春秋时代的历史经验。《老子》作为春秋末或者战国初年的著作，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条长达几百年的漫漫转型路上，有一个趋势非常明显：贵族越来越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简单说，在那个年代，失败的贵族不死也会沦落到社会下层，而唯一的成功者，追求的却不会是仅仅做一个贵族。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托克维尔那段著名的议论：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23
第三条的价值倾向过于鲜明，当然照例要引爆无数的口水战。但立场不影响趋势，事已至此，更加迷信权诈与暴力，也更多梦想与机遇的战国时代，总是近在眼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