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落有致的起跑线
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各级官办学校的“生徒”，一是各地方政府推荐的“乡贡”。
先说“生徒”。唐代的国子监（也叫国学）分为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这里面，后三学是专业划分，但被认为层次比较低，政治上影响力也不大。
唐代官学系统示意图，据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区别，则不在学习内容，而在学生家长。国子学的学生家长，官做得最大，往往要“文武三品以上”；太学其次；四门学对家长要求最低，还有一部分名额，是留给"庶人之俊异者”的。
唐玄宗开元以前，进士基本就产生自长安和洛阳的国子监，偶有个别例外，这位进士自己还会“深以为耻”，大概，是怕被人视为民科吧。
如此说来，国子监学生一大半是官宦子弟（理论上是约62%），而进士又基本是国子监学生（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一科三五十个进士，乡贡往往只取一两个），那么所谓科举，仍不过是一个原来的精英阶级内部的选拔考试，和一般大众没什么关系。
但安史之乱后，国子监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所谓：
儒硕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马厩园蔬，殆恐及此。
鼓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的上课铃，箧是装书的箱子，上课的鼓声响了，学生书箱也懒得打开，一点求知的热情也没有。老师和这些学生倒也般配，也不好好讲课，靠在坐席上混时间。政府也拿不出拨款来修缮校舍，于是校区眼看着快变成菜园和马厩了。
这种情况下，自然官宦子弟越来越不愿意到国子监就读，老师的待遇也很糟糕。韩愈四十多岁的时候做国子学博士，经济状况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韩愈又曾写过一篇《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忆昔开元全盛日，希望能够恢复那时的招生规模和标准。生源的数量和质量，与老师的收入水平是挂钩的，韩老师心里清楚得很。
然而大势所趋，他也只能说说罢了。
唐朝中后期，和生徒式微相对的，就是乡贡地位不断上升。
所谓“乡贡”，看起来是很公平的。除了占人口比重很少的“贱民”没有考试资格，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愿报名就可以考。先通过县一级的考试，再参加州府的考试，若能拿到“解状”，就算进了决赛，可以和国子监的生徒们一起参加尚书省有关机构的考试了。
大唐的州府，分上、中、下三等。唐玄宗时曾有规定，如果你来自一个经济好、人口多的上州，那么你需要考中前三名，才能进入决赛，中州是前两名，下州则必须拿第一名。这和美国选众议员是同一种思路，本来也还算合情合理，但问题是，各州府的经济状况，是会变的。中唐以后，南方各地发展很快，但乡贡的名额，增速却没有跟上。
另有一份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数据是，同州、华州、河中府，这都是相当于今天地市一级的行政单位，其解送人数，都高达三十人；荆南、湖南、江南、淮南等道，这是近似今天的省一级的地区，每道却只有十五个名额。这还是多的，像福建、岭南这些道，只可以选送七人而已。
当然，名额最多的，还是天子脚下的京兆地区。柳宗元曾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更重要的差别，还不在于名额的多少，而是取得总决赛资格后，大家并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是哪里推荐来的，最终脱颖而出的概率完全不同。
贞元八年（792），韩愈终于中了进士，同科的还有福建人欧阳詹，韩愈便赞他是闽越之人举进士的第一位。其实之前福建还是出过进士的，不过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事，所以大家都忘记了。再如，荆州地区选送的考生，向来都是考不中的，被称为"天荒解”，即这里的解送生，是老天刻意荒废的，所以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就号称"破天荒”。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州、华州，虽然人口有限，经济、文化各方面也一般，但因为距离长安城近，这里选送的考生就号称“利市”，录取率很高。当然，最占优势的，仍是京兆府。据说最后高中进士的人中，京兆推荐的，也许可以占到天下的一半。
基本上，若位列京兆推荐的前十位，中进士就有了七八成把握。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下，这十个人里，竟有好几个落第。这就会引发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京兆府会直接给贡院发文，请主考官解释情况——我们推荐的你不取，是几个意思？
这也就是外地考生，也纷纷跑到长安来，想弄个京兆推荐名额的原因。
按照籍贯，王维本可以在河中府争解送资格，那里有三十个名额，已经是比较占优势的地区，但王维还是不满足，一定要到长安来。至于《郁轮袍》故事里王维力争的那个“解头”，即京兆推荐第一名，更是不得了。京兆解头如果不被录取，就会成为新闻，引发坊间各种怪论。有时考官根本不看考卷，直接就录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