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人对小说的定义，和今天很不同。大体说，一件作品，像是历史书，但题材不够重大，叙述不够严谨，那就叫“小说”。又或者，一本发议论谈思想的书，但见地比较肤浅，观点比较荒唐，也可能被称为“小说”。
今天的看法，小说有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虚构。唐代以前，被称为“小说”的作品，不管是写鬼怪的《搜神记》，还是写人物轶事的《世说新语》，则理论上都是反对虚构的。
小说的作者，可能会承认自己写的东西并不太可靠，但一定会强调自己并没有虚构。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那是因为自己的信息来源出了问题，自己不会承担全部责任。
换句话说，写小说的原则就是，传谣可以，造谣不行。
但从唐代开始，事情有了重大变化：写小说的人开始自己编故事了。古人的说法，叫“作意好奇”。
唐代的小说里，篇幅比较长一些（当然不能和今天的长篇小说比，千字左右就达到了长的标准），故事比较曲折，文笔比较优美的，被称为“传奇”。
文学史上，对唐传奇评价是很高的。有人认为，传奇可以和唐诗并列，是“一代之奇”；还有人说，它和明清的白话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两大高峰。
但如果把这两个高峰上的小说家都列出来，会发现这两个作者群明显不同。
第一，唐代的小说家，和诗人或散文家的重合度很高；明清写小说的和吟诗作文的，则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圈子。
代表唐代散文最高水平的韩愈、柳宗元，都写过小说性质的作品。如《莺莺传》这样最优秀的传奇作品，作者元稹也是有名的诗人。甚至，从陈寅恪先生开始，就一直有学者强调，中唐传奇的盛世，就是韩愈的那个搞古文运动的朋友圈，和白居易、元稹搞新乐府运动的朋友圈，一手打造出来的。
明清的情况则很不同。大诗人、大文豪多半不写小说（有人说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显然不是事实），小说家的诗文水平，则往往不怎么样。当然也有例外，如纪晓岚这样的人会写《阅微草堂笔记》。但正像钱锺书说的，例外存在正是因为有一般：《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诗许多简直不能以诗的标准来衡量，何况多半也不是作者自己写的。《红楼梦》粉当然会追捧林妹妹的诗，但如果不是和人物命运结合起来，作为BGM（背景音乐）有效果加成，《葬花吟》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第二，如果划阶级成分，唐代的小说家比起明清，会高出一大截。
出身世家大姓，参加科举考试，中过明经最好是进士，进入仕途后，混得好的如张说、元稹、牛僧孺等人，甚至一直做到宰相级别，就算官做得不大，担任的也是很有清望的官职。这样的人生履历，在唐代小说家中很常见。
明清小说家，则是落魄文人居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所谓的明代“四大奇书”，作者是什么人都说不清楚。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们，家庭背景都只能算中产，然后在残酷的考场竞争中，做了失败者。吴敬梓、曹雪芹倒是出身很好，但本人都是体制外的人。不管教材怎么强调他们的命运多舛是政治黑暗社会不公造成的，照世俗的眼光看来，他们总是混得挺惨的。
当然，上面这两个区别某种意义上是一回事，因为有名的诗文大家，往往都有不错的社会身份。稳拿（winner）作诗文，卢瑟（loser）写小说，这是明清常态化的分工。身为比较成功的人士而写小说，往往就要先承认自己无聊，表示这事只是消遣，总之是有点不好意思。
唐朝人则并不觉得写小说丢人。如《李娃传》的最后，白行简交代自己写这篇传奇的缘由：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沂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
这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的调调，朋友要求自己写，似乎是交代下来一个光荣的任务。再如《任氏传》，作者沈既济是这么说的：
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
这话里提到的郑生，据说是事件的亲历者。沈既济鄙视他水平不够，不能把这么有价值的事记录下来。于是他决定自己出手了，显然，写小说能够发挥自己"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才能，沈既济是很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