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群众社会里的政治信念
在重庆大张旗鼓“唱红打黑”的运动型治理日子里，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里面的一些头面人物，似乎在这个口号中找到了一种政治信念。这个口号所标榜的政治、社会理想似乎让他们走出了困扰他们已久的精神迷茫和动摇，对现实和未来又有了信心。这个口号预示着一种运动型“新政治模式”的诞生，它的倡议者和行动者化身也成为形象崇高的“领导者”和“领袖”。今天，这场群情亢奋的喧嚣终于沉寂下来，对那种曾经似乎将群众激情推向一波又一波高潮的“政治信念”，我们该有怎样的反思呢？我们又可以从历史中的哪些类似现象汲取必要的教训呢？
人们对自己的政治信念有的是自觉的，有的并不自觉。民主社会中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尽量多的公民在政治意识和信念上能够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公民社会的存在，它的教育作用也表现在让公民们不断有机会培养和训练自己的政治自觉意识。没有自觉意识的公民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公民参与，他们是麻木的，也是盲目的，不可能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这样的公民无法有效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更不要说优化它了。在缺乏公民社会文化和传统的群众社会中，公民的自觉意识极难产生与存在。这不是说在那里不可能有参与的民众，在特定的时刻和条件下，他们甚至可以是非常活跃的民众。每当发生群众运动的时侯，都能看到无数这样的民众，然而，无论多么热烈、坚定，群众社会中的民众参与只能是统治权力允许的那种奉旨参与，那里民众的政治信念也与公民社会中具有不同的性质，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前者可以放弃，而后者必须坚持每个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由、理性思考与选择。
群众心理与群众信念
公民社会中的民众政治信念是通过个人对具体政治、社会事务的参与表现出来的，政治领袖们对公民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而通过国家权力对他们进行直接控制和操纵更是鲜有可能。直接影响并操控群众的政治信念或信仰，只有在不具备公民民主政治机制的群众社会里才有可能，而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领袖”。在领袖去世后的“后领袖”时代，这种操控能力便会急剧下降。然而，这时候群众仍然会在表面上保持类似领袖时代的信念表象，造成假象。在政治环境没有实质改变的情况下，群众政治信念的真实性和确实性都是无法证实的。由于普通民众对于什么是政治信念或信仰不具备必要的认识，他们表白的政治信念往往是一种错觉，徒有其名或名不副实的情况常常发生。
群众社会中政治信念的发生、形成、延续都可以溯源到在其中发挥过决定作用的领袖思想。领袖之所以能够影响或操控群众的政治信念，因为他本人就被当做是一位具有坚定信仰的杰出人物。对此，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写道：“领袖必须是一个有思想、有权力、有信仰或信念的人。只有当这些素质被综合到一个人身上时，他才有机会达到他的目的。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那基本上是指一种能力，也就是以一个政党、一个运动，或者以今天更常见的一个国家的形式，把人民凝固为一个民众整体。”（第400页）(5)
信念或信仰不只是一种思想，一个理论，一种主义，更重要的是一种凝聚民众的精神力量，领袖以他所代表的信仰使群众觉得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归属于某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有其自身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自身要实现的目标。它使他们相信，某个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实现完全的自我。这种群体的特征有着自身共同的风俗、信仰和语言，有着共同的艺术和哲学表达形式，以及共同的宗族、阶级和种族群体的特征。个人除非分享了群体的这些特征、价值和目标，否则就不是真实的存在”。（第400页）
这样的群体信仰只是一种幻觉，因为真正的政治信念应该是每个公民在充分具有信息的情况下，对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做出自由、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缺乏民主条件和公民文化的社会里，这样的政治信念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这不等于说群众就没有政治信念，而是说，他们的政治信念会因为缺乏自觉意识而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和激情。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把自觉个性的消失看做群众的主要特征，群体中的个人非常容易接受暗示，相互感染，冲动轻信，“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形成群众生活的基本因素“首先便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群众并不一定需要许多个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只要能感觉到相互的存在，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便会汇集成一个情绪、心理、观念、信念的群体，“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群众的政治信念和信仰是由“伟人”为他们发明并灌输于他们的，伟人这么做，不是为了使群众在政治或别的事情上变得更聪明智慧，而是为了确立对他们的领导权威。每当社会发生重大的动荡，就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政治权威。这个权威的教诲以及它的外在形象都是在宗教、世界观、意识形态所营造的领袖神话中表现出来的。勒庞指出：“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伟人”头上的光环来自他超人的智慧和睿智，那就是他的伟大思想、理论和主义。但是，群众并不是因为接受某个理论或主义本身才形成他们的政治信念。常常可以看到，伟人会在理论上一下子来个180度大转弯，不管这种转变如何匪夷所思，不合逻辑，荒唐古怪，群众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亦步亦趋，要他们有怎样的信念，就有怎样的信念。假如那些奇怪的转变是其他任何人的行为，那就会显得荒谬和不可信，“但是，如果它们是出自那个领袖，就根本不会显得可笑，或者不可思议。正因为这些行为是领袖的，所以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会被认为是他的思想和使命相联系的象征”。（第435页）
对于群众来说，那些纯粹是“科学理论”的思想和主义太深奥了，完全不符合他们接受权威的理解能力和习惯。他们需要便于背诵，甚至编成了歌的语录。音乐、影像和画面是最能让他们激动起来，迅速进入被激励和被动员状态的。领袖接见群众、盛大的歌咏大会、载歌载舞的文艺晚会，这些都能在群众身上发生坚定信念的作用。例如，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ustahl）在描绘1934年纽伦堡群众集会的《意志的胜利》中，把元首希特勒描绘成一个从天而降的神，天神般地降临人间，这些不只是肉麻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且是一种必须的领袖想象。希特勒乘坐的飞机无声地在云层中穿过，伴随着天籁般的音乐，飞机投下巨大的十字形的影子，落在一行行齐步迈进的忠诚信众身上。纪录片中的观众随着镜头仰视领袖，看着他用双手捧起光明，使他们沐！着领袖的精神恩泽。这时候，纳粹党魁海斯（Rudolf Hess）宣告，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而希特勒就是无数德国群众共同信念和信仰的化身。
领袖的神话和迷信
群众心理学家们发现，对于群众形成他们的政治信念，古老的父亲崇拜心理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伟大领袖还在世的时候是这样，在他去世后，崇拜冷却后一阵子，又可能重新炙热起来。在前在后，伟大领袖的“人名”都是群众感受、呼唤的那个信念或信仰的代号和象征。
莫斯科维奇指出：“在人们创造一个神的时候，也创造了一个人名。这个人名把政党、教会和教义与某个人联系起来，使他们分享他的不朽。列宁一旦被从凡人的世界抬升到超脱生死的世界，就导致了一个全新的专有名词学的产生。他的名字成了所有东西的指称。布尔什维克党、马克思的思想，以及许多其他的事物都被冠以他的名字。从这个角度看来，入党并接受其思想就意味着成为一个半神人的仆人，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第472页）
伟人的“名字”对群众有着神奇的心理魔力，能赋予他们一个身份，给他们一种认同，指明那个超人的声音将会永远支配他们的人生和命运。这种被支配是心甘情愿的，就像儿子服从父亲，奴隶服从主子。莫斯科维奇写道：“名字的承受者对授予者心怀感激，觉得他自己是那个伟人的儿子，他的家庭的一员。每个人都不得不服从自他而来的任何东西。似乎存在的任何东西都带着他的名字，而任何带有他名字的东西都存在着。”（第472页）
对于前苏联的大多数人来说，“列宁”这个“名字”是无处不在的。莫斯科维奇认为，列宁本人在生前坚决反对任何对他的神化，“列宁希望以科学和民主的非人格的治理来替代宗教和英雄人物的治理”。但是，在当时的苏联，列宁并不能左右他自己生后的命运，列宁当然“没能活着看见庞大的队伍通过他的灵台。当提到列宁的名字时，他们都在意识中脱帽致敬，把自己奉献给对列宁的崇拜。对列宁的神化最初还是一种很罕见的事，但后来就成了传播世俗宗教的一个程序，就像封圣有助于传播一种超验宗教一样”（第473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列宁在这些伟人领袖中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因为许多伟人领袖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造成了比超验宗教中的上帝还要伟大的神。
列宁是一个忠于原则，有坚定政治信念的人，但他的政治信念并没有成为后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的信念，他们的信念是斯大林主义的，“斯大林”是一个联系着“列宁”的，但完全不同的“名字”。莫斯科维奇说，列宁一直忠于他的原则，要通过政党、宣传和激烈辩论的方法，把社会主义思想转变成为一种有效的力量。他没有华丽的卡车，也没有拥有权力的排场，或者权力的喧哗象征。一位熟悉列宁的人这样描写他：“在克里姆林宫，他还有一套宫廷仆人住的公寓。在最近的那个冬季，他和其他人一样没有取暖设施。他去理发店时也是主动排队，没想过有什么人会让他优先。一个年长的看门人帮他照看住房，并且负责维修工作，他知道他是党的最重要的人物。在最近一次严峻局势中，他作出的最大威胁就是从中央委员会辞职，以便取得广大普通党员的支持！”（第445页）
列宁没有利用自己的哲学或政治天赋去填补沙皇留下的空缺。沙皇是俄罗斯人民的偶像，但在施行了几个世纪的专制统治后还是被推翻了。列宁知道领袖们喜欢为自己树立塑像，喜欢民众们快活地崇拜他们。所以他一直试图避免这种情形。然而，列宁并没有能避免比树立塑像更令他痛恨的事情发生在他死后的身上，他的遗体被保存下来，成为肉身的塑像，日夜躺在那里，为一个独裁领袖的政治“心服务。莫斯科维奇写道：“利用死人来对付活人，把对人的敬仰置于对他的使命的敬仰之上，并把这种敬仰用来为某人的自我利益服务，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效的。”当民众以瞻仰列宁遗体来表达他们的崇敬和对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时，他们其实是在成为另一个名字的信徒，“民众们朝觐并膜拜亡者之神，实际上是拜倒在了活着的令人恐惧的领袖脚下”（第446页）。
最常见的群众政治信念或信仰的表示方式就是个人崇拜，这样的崇拜中有原始宗教的因素，使得原始宗教性质的信仰与现代政治信仰之间的区别变得极度模糊不清。在自由、理性的现代公民看来，原始宗教中有许多迷信的因素，如果运用到现代社会中的崇拜形式中去，就会变成邪教。邪教（cult）与个人崇拜是一个字，苏联历史学家爱伦堡曾说，自1938年以后，在原本的宗教意义上来使用“cult”一词是更准确的，因为在数百万人的心中，斯大林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中的半神人。
个人崇拜并不一定会随着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死去而自动消亡，它可能以其他令人难以预料的方式复活。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不是因为这种模式的领袖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教义已经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政治意识和信念之中，因为无论何种教义，其纯粹伦理或者理智的内容都不能影响群众。它是作为一种群众人格不独立、思想不自由、心理有奴性的习惯力量而被保存下来的，它最初被狂热地接受，后来没有遭到彻底的清算，有机会在潜伏期中延续，因此获得了心理力量和影响力，并在一些人那里被作为信念或信仰接受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