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幸福是感觉，更是价值观
上海闸北警方破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由于人数众多，其中多数又是在校中学生，而且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涉案的女青少年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选择和行为。她们是在以自已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某种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奋斗目标”。
青少年的幸福观和奋斗目标出现危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几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金钱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成功标志，因此，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援交，去快速挣钱，便在不少人心目中成为一种自然正当的追求“幸福”和实现“好生活”的方式。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一卷就把“幸福”作为伦理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紧接着又在第二、第三卷里分别提出了“德行”（“善”）和“行为”的问题，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说，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满有道理”。他认为，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而另外两种更高的幸福则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是痴人说梦，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他说的“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却仍然是我们可以认同的。这个层次上的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所谓“食色性也”）支配，是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约束的。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就像在完全被强权政治支配的世界里一样，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说了一个“幸福”感觉的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这个故事说的是个人的“幸福”感觉（它也让人联想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故事），它基于达到或超过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讨论的“幸福”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意义，“幸福”与人们平时所说的“快乐”是有区别的。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Victor Frnakl）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意义观念，而这又恰恰是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有的禁忌给人带来“恐惧”（如冒犯神灵，或冒犯操掌百姓生杀大权的暴君），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罪感与内心（“内疚”）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的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而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社会“成功人士”——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 Meed，1901-1978）曾经在《文化与承诺：代沟的研究中》指出：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她写道：“我相信这种信仰危机可以归因于……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媒体往往将之报道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而今，面对女青少年援交，这样的成年人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之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社会自然现象”。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以为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女青少年援交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求生避死、趋乐避苦是人和其他一切动物共有的本能和欲望，而只有人才能在“生”和“乐”之外寻找到一种可以称作为“好”和“幸福”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说：“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这种享受可能超出肉体的需要，但仍然只是快乐而不是幸福，例如有人花400万买一只藏獒，用30辆奔驰轿车迎接，他享受了“体面”的快乐，但有多少人会同意这是一种“幸福”呢？同样，那些从事援交的女青少年，还有那些当“二奶”，或者以其他方式出卖她们的肉体来满足她们各自快乐需求的，她们的幸福又在哪里呢？
人在对某种意义，尤其是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
伦理学家凡维克（Robert Van Wyk）说：“一个好生活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幸福以及不要在寻找幸福中上当受骗。”越容易受骗上当，就越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好生活。青少年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时期，由于让他们上当受骗的主要是周围的成年人，所以，对他们的价值观教育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而应该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
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可以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一起来确立和维持，因此也才需要成为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政治的和普世道德的。政治性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普世道德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的道德观，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好的公共生活所必需具备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历史上许多对“幸福”的政治狂躁追求，都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结果是灾难性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