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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分类的依据和标准
在科学领域内，常常要推究分类的依据和分类标准之间的种种关系。打个比方吧：一年分为四季，虽然有客观的依据，即天体的运行和气候的变化，可是划分四季还得确立个标准。我国古代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的开始，而欧美一些国家却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为换季的界限。虽然如此，中国人谈到“春天”和“春风”与外国人说的“Spring days”和“Spring breeze”，却有共同的理解。语言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根据分类的依据可以大体了解语言单位的类别，另一方面依据和标准又不能完全吻合，有必要指明它们之间的差异。
在科学领域内，常常要推究分类的依据和分类标准之间的种种关系。
一方面根据分类的依据可以大体了解语言单位的类别，另一方面依据和标准又不能完全吻合，有必要指明它们之间的差异。
（一）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把英语的语句划分出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像“That will do”这样常用的句子，听起来却是［ðætl du:］，似乎是两个词。“All right”听起来是［ɔ:lrait］，似乎是一个词。那么根据什么标准认为前者是三个词而后者是两个词呢？答案是靠书写形式，即分词连写的习惯。英语中的classroom，blackboard，earthquake各是一个词，这是今天的写法，可是它们曾经写成class room，black board，earth quake，这样写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它们各是一个短语(1)。由短语变成词也曾有过渡形式，那就是在当中加上短横。诸如此类现象的出现也并非同步进行的。例如motorcar是词，而motor ship是短语（也有在当中加短横的）；motorman（电车司机）是词，而motor hotel（汽车旅馆）是短语。这里有没有规律可循可以不管，我们要说明的是：在人们心目中，连写的是词，分写的是短语。也就是说，划分词的标准是书写形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词的形成与口语无关。口语是书面语的依据，根据口语划分出词来与书面形式也基本上一致。这正如同古代没有历书可查，根据物候的变化断定季节也大体不错。虽属可行，但有局限。
在人们心目中，连写的是词，分写的是短语。也就是说，划分词的标准是书写形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词的形成与口语无关。口语是书面语的依据，根据口语划分出词来与书面形式也基本上一致。
汉语的书面语不是分词书写，基本上是分语素书写的。一个方块字代表一个语素，很少例外。所以，我们从语句中划分语素十分容易，而划分词，有时不免各行其是。
汉语的书面语不是分词书写，基本上是分语素书写的。一个方块字代表一个语素，很少例外。所以，我们从语句中划分语素十分容易，而划分词，有时不免各行其是。这种情况与欧美等国的人们感觉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划分词十分容易，而划分语素有时会感到为难。语法书给我们的词下的定义是“最小的能自由运用（或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由于“自由运用”可以有不同理解，而且有些语言单位（如“叶”、“楼”、“暑”）在一些场合不能自由运用(2)，在另一些场合却能自由运用。人们根据这个定义去辨别词与非词，自然不能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所以，它只能是划分词的依据，而不是明确的标准。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曾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这是为了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现代汉语而制定的，按理应该成为划分词的标准，但是由于这个方案还有待修订，而且并未深入人心，所以影响不大。看来，汉语的词如何定形，尚需时日。
印欧语言的名词有“性”的区别，语法上“性”的范畴有客观的依据，即生物的性别，但是确定名词的“性”却另有标准，即语法形式。“数”和“格”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各种语法类别的依据和确定类别的标准之间的联系并不完全相同，有的联系密切，有的联系宽松。
印欧语言的名词有“性”的区别，语法上“性”的范畴有客观的依据，即生物的性别，但是确定名词的“性”却另有标准，即语法形式。“数”和“格”的情况也是如此。
意义是词类的依据，或者说是基础，但不是标准。
（二）
许多语法书讲到词类的时候，总是说词类是根据词的意义和词的语法特点来划分的。意义是词类的依据，或者说是基础，但不是标准。由于依据和标准大部分吻合，在教学上列为标准之一自有便利之处。然而仔细推敲起来，意义和功能双重标准并列必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两个标准如果并无矛盾，只是概括的范围有大小之分，那么，何不采用一个标准？第二，同时使用两个标准，如果出现矛盾，将如何处理？事实上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并用，有时会有抵触。许多学者主张采用单一的功能标准，道理也就在此。要重复说明的是，划分词类以功能为标准，并不否认词类有意义的依据。
要重复说明的是，划分词类以功能为标准，并不否认词类有意义的依据。
双重标准不可取，双重依据却是经常采用的。
双重标准不可取，双重依据却是经常采用的。例如下列图形正说明四种复句（因果句、假设条件句、转折句、让步句）采取的是双重依据。
依据是双重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关联词语。下列句子没有关联词语，必须通过一定的关联词语去理解，而这特定的关联词语是由语境提供的。
有了他的帮助，事情就好办了。
这个句子提供的依据是，分句之间的关系是相承的。语境须提供另一种依据，或者说明事情已经实现，那么当归入因果句，即通过“因为……所以”去理解。或者说明事情尚未实现，那么当归入假设条件句，即通过“如果”去理解。
有些复句有双重依据，归类时也可以侧重一个方面。先看下边的图例。
通常不把上列句式归为四类。或者依据逻辑关系，把（Ⅰ）和（Ⅲ）归为一类，（Ⅱ）和（Ⅳ）归为一类。或者依据事理关系，把（Ⅰ）和（Ⅱ）归为一类，（Ⅲ）和（Ⅳ）归为一类。
复句的归类既然拿关联词语作为标准，而归类的依据又可以有所侧重，那么，我们得承认复句中分句之间的关系有显性和隐性的分别。所谓显性关系，是指关联词语所表示的关系；所谓隐性关系，是指没有用关联词语表示出来的关系。例如有些语法书把用“如果”的复句归为一类，下边两句的隐性关系却不相同。
复句的归类既然拿关联词语作为标准，而归类的依据又可以有所侧重，那么，我们得承认复句中分句之间的关系有显性和隐性的分别。所谓显性关系，是指关联词语所表示的关系；所谓隐性关系，是指没有用关联词语表示出来的关系。
（1）如果你每天读报纸，就可以了解当日的新闻。（表示充分条件，可以换成“只要……就”）
（2）如果你不了解情况，就不能做好工作。（表示必要条件，可以换成“只有……才”）
再比较下列句子：
（3）天空出了太阳，于是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
（4）因为天空出了太阳，所以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
（5）天空出了太阳，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
依据事理，前边分句与后边分句有连贯关系；依据逻辑，前后分句有因果关系。（3）用了“于是”，当归入连贯关系，但隐含因果关系。（4）用了“因为……所以”，当归入因果关系，但隐含连贯关系。（5）没有使用关联词语，当属两可。
（三）
在语音学上，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先把所有的语音加以分类，然后在分类的基础上对一个个音位加以描写，即指明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比如把语音分为元音和辅音，辅音按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分成若干类，然后用多项标准描写各个辅音音位的特点。例如汉语普通话的b，它的区别性特征是双唇音、塞音、清音、不送气音。语法上常用的一种方法有些不同，是先描写一些词的特点，然后根据这些特点加以归类。为了简要地说明问题，先假定有下列几组词：
语法上常用的一种方法有些不同，是先描写一些词的特点，然后根据这些特点加以归类。
第一组 来 吃 讨论 参加 管理（能带宾语，不能加“很”）
第二组 大 好 简要 干净 坚固（能加“很”，不能带宾语）
第三组 懂 怕 了解 喜欢 感谢（能加“很”，能带宾语，还可以同时加“很”和带宾语，如“很懂道理”）
第四组 活跃 方便 丰富 繁荣（能加“很”，能带宾语，但不能同时加“很”并带上宾语）
以上四组词的不同情况是大家都熟悉的，把它们列了出来，想说明以下的问题。
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拿能不能“带宾语”、能不能“加‘很’”作为区分动词和形容词的标准，那么第三组词可以另列一类。当然，也可以并入第一组，区分的标准是：能带宾语的是动词，不能带宾语而能加“很”的是形容词。也可以把第三组并入第二组，区分的标准是：能加“很”的是形容词，不能加“很”而能带宾语的是动词。一般语法书采取了第一组和第三组合并为动词的说法，这主要是考虑动词的重要依据是表示动作或变化，而带宾语这个标准最能体现这个依据。就是说，带宾语这个标准与动词的依据最贴近。
第二，能不能把第一组词作为动词，第二组词作为形容词，同时把第三组词作为兼属动形的词呢？不能。比如在“我很了解”中，“了解”作为形容词，在“我了解他”中，“了解”作为动词，似乎言之成理。可是在“我很了解他”中，“了解”算作动词还是形容词？打个比方，一个学生兼做工人，在学校里他不是工人，在工厂里他不是学生，不可能在特定的场合兼属学生和工人。只有第四组词不同时具备两种功能，才是真正的兼类词。第三组词要么归入第一组，要么归入第二组，也可以单独成为一类，但不能兼属两类。从理论上讲，凡属兼类词必定分别属于两套不同的功能系统。例如“代表”作为名词，能接“们”，能加数量词；作为动词，能带宾语，能接时态助词，如此等等。属于不同的功能系统，不但分类的标准不同，类的依据也两样。我们还可以看看前边提到的让步复句（用“即使……也”的），有人把它归入假设条件句（用“如果……就”的），有人把它归入转折句（用“虽然……但是”的），但是没有人认为它兼属假设条件句和转折句。道理也一样。
从理论上讲，凡属兼类词必定分别属于两套不同的功能系统。
要补充说明的是，词类划分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说“能带宾语的是动词”，只不过提出判断动词的充分条件，不等于说不能带宾语的都不是动词。例如“休息”、“咳嗽”、“开刀”等都不能带宾语，但是它们都是动词。何以见得？因为还另有标准，如能接动量词等等。判定形容词也是一样，要使用多项标准。这些标准原则上是互补的，实际上有些是交叉的。
要补充说明的是，词类划分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
这些标准原则上是互补的，实际上有些是交叉的。
（四）
语言系统是开放性的。开放性系统的特点之一是受外部因素影响或内部因素互相影响，可能出现中间现象。这种情况在语法部分最为明显。所谓中间现象，不是从静态描写的角度来观察，而是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阐明的。所以，上述兼类问题不属于这一范围。
语言系统是开放性的。开放性系统的特点之一是受外部因素影响或内部因素互相影响，可能出现中间现象。这种情况在语法部分最为明显。
汉语的词向来有虚实之分，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一致。即使如此，人们却有如下的共识：
第一，不少虚词是从实词演化而来的。
第二，实词虚化的标志是由可以独立使用的单位变成起附着作用的单位，有些还读成轻声。
已经完全虚化了的是时态助词“了、着、过”。没有完全虚化的如趋向动词，请看例句：
（6）请进！快来！（“进”和“来”是一般动词）
（7）请进来！（“进”是一般动词，“来”是趋向动词）
（8）请走进来！（“进来”是趋向动词）
（9）快上！快去！（“上”和“去”是一般动词）
（10）快上去！（“上”是一般动词，“去”是趋向动词）
（11）快跑上去！（“上去”是趋向动词）
如果单从意义上讲，上边的“进”、“来”、“进来”、“上”、“去”、“上去”都是趋向动词。如果把趋向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附类，也就是说，这一类词虽属动词，但又有虚词性，那么，上边例子中加着重号读轻声的才称得上趋向动词。采取后一种观点，是把依据和标准分开看待的。
如果把趋向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附类，也就是说，这一类词虽属动词，但又有虚词性，那么，上边例子中加着重号读轻声的才称得上趋向动词。
方位词作为名词的附类也是由于它带有虚词性，方位词大都不读轻声，它的虚词性主要表现在起附着作用上边。有些学者把方位词称之为后置词（postposition），而把介词称之为前置词（preposition），也就是认为它们有共同之点，即附着于名词等实词，不过位置不同，一前一后而已。方位词附着于名词，如“桌子上”、“长江以南”，不同于名词与名词构成的偏正短语。偏正短语如“父亲身边”、“学校对面”、“长江尽头”，当中可以插入“的”，而方位短语却不能。这样看来，“屋子外边”、“学校里面”、“桌子上头”中的“外边”、“里面”、“上头”也都是一般名词，它们虽然表示方位，但不属方位词。方位词作为名词的附类，并不只是因为它表示方位，重要的是它有功能上的特点。
方位词作为名词的附类也是由于它带有虚词性，方位词大都不读轻声，它的虚词性主要表现在起附着作用上边。
方位词作为名词的附类，并不只是因为它表示方位，重要的是它有功能上的特点。
附类不同于小类。
附带要说明两点：
第一，附类不同于小类。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量词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名词分为处所名词、时间名词等等，这些都是小类，不是附类。小类是大类的下位划分，附类却不属下位划分。目前通行的汉语语法书，虽然不列附类，却在名词后边特提方位词，在动词后边特提趋向动词等等，多少含有承认附类的意味。
第二，上边谈了分类的标准与分类的依据之间有种种不同情况，并不等于说，不能有假设的标准。把地球分为南北两半球，用经纬度表示地面的位置，标准是人们假设的。虽然是假设，却仍有天文测量的依据。在语法方面，也可以有假设。例如我们可以认为任何名词充当主语，它都有定语，或者是词语作定语，或者是零定语。科学上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关键在是不是有利于说明规律。零声母有利于说明汉语的音节结构，所以被普遍采用了。
分类的标准与分类的依据之间有种种不同情况，并不等于说，不能有假设的标准。
我们可以认为任何名词充当主语，它都有定语，或者是词语作定语，或者是零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