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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词类问题的思考
（一）几点基本认识
给词分类是拿概括的词作为对象。
给词分类是拿概括的词作为对象。
通常所说的词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在具体运用时，可以有内容。例如“人”，声音是rén，含义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现代汉语词典》）。在骆宾王的《易水送别》诗中有“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其中的“人”指的是荆轲。在宋之问的《渡汉江》诗中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其中的“人”指的是从家乡来的人。这些都属于“人”这个词的内容。象声词有声音，有内容，却缺少概括的意义。例如杜甫的《兵车行》中有“车辚辚，马萧萧”，《登高》中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两处的“萧萧”都是象声词，所指并不相同，前者指马的叫声，后者指风吹落叶的声音，这里的差别是内容上的。象声词既然缺乏概括的意义，所以既不能归入实词，也不能归入虚词。当然，词类表中可以列入，是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别来看待的。
词类有意义基础，但是意义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这里的意义不是指词义，指的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例如有些语言的名词有“性”的范畴，它的基础是生物的性别，但是生物的性别不是词的性别的标准，否则就无法认定一些语法现象了。如俄语的словарь（词典）是阳性，而книга（书）是阴性；法语的le fauteuil（靠椅）是阳性，而la chaise（椅子）是阴性，等等。又如英语的名词有数的范畴，客观的数量是它的基础，但是像goods（货物）、clothes（衣服）、scissors（剪刀）等词只有复数，这就显示基础和标准的差别了。当然，有些范畴的基础和标准十分接近（如“数”），有些则有较大的距离（如“性”）。次范畴如此，基本范畴（词类）也如此。
词类有意义基础，但是意义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
词类是一个系统。所谓系统，它必定包括许多结构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有特定的联系。简单的系统中各单位之间的联系是平面的，而复杂的系统中各单位之间的联系是立体的，也就是有层次的。语言是个层次系统，其中的语法也是个层次系统。语法系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有步骤地描写其中的种种关系，却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比如汉语的词，一般分为实词和虚词，下边再加以细分。有的语法书在实词下边直接分出名动形等词类，有的先分出体词、谓词，再分出名动形等等。也有将体词、谓词、加词三者并列的。当然，名动形等等还可以分出若干次类。
词类是一个系统。
语言是个层次系统，其中的语法也是个层次系统。
划分的标准可以选择，选择时宜考虑两点：
第一，要便于说明语法规律。
划分的标准可以选择，选择时宜考虑两点：
第一，要便于说明语法规律。例如有些语法书在实词下边分出谓词，这就可以解决某些词的归类问题。如“钱够了”中的“够”，“这么办行”中的“行”，归入动词或形容词都不合适，称之为谓词则较为恰当。又如吕叔湘把“男、女、大型、初级、主要、多项”等归为一类，称之为非谓形容词，也是便于说明这些词的用法。
第二，不能自相矛盾。例如划分虚实，大家认定凭意义划分不能说明语法规律，于是出现各种重视形式的划分标准。有的语法书认为能充当主语、述语、宾语的是实词，不能充当的是虚词。于是把向来有争议的代词归入实词，而把副词归入虚词，这都顺理成章。可是把区别词（非谓形容词）归入实词，就自相矛盾了。吕叔湘曾主张把可列举的词归入虚词，把不能列举的词归入实词，他认为这样划分的用处大些（见《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有人采取了这个标准，可是把数词列入实词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数目虽然是无限的，但数词却是很少的、可列举的。有人主张用定位与不定位的标准来区分虚词与实词，这就须指明定位与不定位的含义。朱德熙在谈到语素时，曾指出有些语素只能后置，不能前置，如“吗”；有些语素只能前置，不能后置，如“最”，前置定位语素永远不在句子末尾出现，后置定位语素永远不在句子开头出现。他没有谈到“和、跟、虽、但”这些语素，它们既非前置语素，又非后置语素，但是属于永远不出现在句子末尾这一特点的。拿词来比照，如何从定位与不定位划分虚实，还值得研究。
第二，不能自相矛盾。
（二）词类的划分和词性的辨识
划分词类的标准是功能，即词在语句中所能占有的语法位置，包括能充当某些句法成分（短语的直接成分）或能与某些语言单位组合，在造句中起特定的作用。所以，任何一类词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从功能系统方面看，甲类词与乙类词迥然不同；从某些功能特点来看，不同类别的词常常有相同之处。例如能充当主语和宾语是名词的功能之一，但是能充当主语和宾语的不一定是名词。正因为有这种功能交叉的情况，所以在划分词类时会出现不同的选择。也就是说，不同的语法著作的词类系统可以不完全相同。比如，一般语法书把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另作一类，但也有人认为形容词与不及物动词有共同之处，于是把它们合为一类。不同的选择都各有所见。便于说明语法规律才是确定如何选择的重要条件。
从功能系统方面看，甲类词与乙类词迥然不同；从某些功能特点来看，不同类别的词常常有相同之处。
不同的选择都各有所见。便于说明语法规律才是确定如何选择的重要条件。
可以设想，这里有三类词：甲类词具有A、B、C特点，乙类词具有B、C、D特点，丙类词具有A、C、D特点。如果要区分甲类与乙类，A特点和D特点成为区分的依据。如果要区分乙类和丙类，A特点和B特点成为区分的依据。如果要区分甲类和丙类，C特点和D特点成为区分的依据。如果把这三类的词放在一块儿，要加以区分的话，必须综合考虑，即具有A、B、C特点的才是甲类，如此等等。出现诸如此类情况，反映出我们划分出来的词类，不是层层采取对立的原则得出来的，这是传统语法造成的结果。传统语法的词类来源于公元前100年出版的希腊语法。这部语法的八大词类奠定了后来的词类的基础。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希腊语法原有冠词一类，欧洲通行的语法书都没有了，原来没有叹词一类，后来都增加了，但是基本格局未变。汉语采用传统语法，也根据汉语的特点在词类上作了若干改变，如增加语气词、数词、量词等等。无论如何，因为基本格局未变，也就是说，划分的原则不是最理想的，所以辨识词性往往带有不确定性，即使在词典中标明了词性，这种不确定性仍旧存在。
理想的词类划分应该采取层层对立的方法。比如，先划分出虚词和非虚词，非虚词再划分出体词和非体词，非体词再继续划分。同样，虚词可划分出语气词和非语气词，非语气词再继续划分，如此层层划分，区别性特征在每一个层次中都明显标出，辨识词性当然十分简便。
打破传统的词类划分，西方许多语法学者都作过尝试。C. C. Fries和J. M. Y. Simpson都主张用句型作为划分词类的框架。例如Fries认为在不同类别的词配列成一种句型，凡是能占住相同位置的词，应归属一类。例如在下列句型中，能出现在空格（带横线）的是同一类。
如可以说“Coffee is good”、“Reports were good”，等等，可见“Coffee”、“Reports”是同一类词。
采取这种方法的结果与传统语法的词类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他把词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功能词（相当于虚词），一类是非功能词。他把very、quite、real等划作功能词，把there、here、always等划作非功能词，这些词在传统语法中都是当作副词的。
（三）词的兼类问题
词的兼类问题在各种语言中都有。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词的兼类问题在各种语言中都有。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不久以前，我在修订自学考试《现代汉语》教材时，看到当中谈到词的兼类，采取的是一种通行的说法。原文是这样的：
词的兼类现象指的是少数词具有两类词的语法功能，即既具备甲类词的特点，又具备乙类词的特点。
如下图重叠部分所示。
为了说明方便，我们可用具体的词代入右边的图形之中：
甲（A）：看 说 学习 讨论
特点是能带宾语。
乙（B）：高 厚 干净 伟大
特点是能加“很”。
甲乙（C）：爱 懂 了解 害怕
它们兼有上述两类词的特点，如“很爱面子”、“很懂道理”、“很了解他”、“很害怕噪声”。
这些词该归入哪一类？是不是可以当作兼类词？有没有别的处理办法？这里有一连串问题。记得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答问》中曾就这里的问题加以分析，他分析的是名词与动词：
假定说，我们用标准甲划分出名词一类，用标准乙划分出动词一类。很可能有一部分词既符合标准甲，又符合标准乙，为了说得清楚一点，最好画个图。图里的A当然是名词，B当然是动词。问题是C这一部分该怎么处理。从理论上说，有四种办法可供选择。
（1）认为C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就是说兼属名动两类，这个时候的划类标准是：
符合甲的是名词：A＋C
符合乙的是动词：B＋C
C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
（2）认为C是名词和动词以外的另一类词，采取这种办法的划类标准是：
符合甲而不符合乙的是名词：A
符合乙而不符合甲的是动词：B
既符合甲又符合乙的是另一类词：C
（3）认为C是名词，不是动词。划类标准是：
符合甲的是名词：A＋C
符合乙不符合甲的是动词：B
（4）认为C是动词，不是名词。划类标准是：
符合乙的是动词：B＋C
符合甲而不符合乙的是名词：A
按照朱先生提出的办法处理“爱”“懂”之类的词，当然可以是：①把它们认作兼类词；②认为它们是另一类词，不妨称之为形动词；③把它们归入动词；④把它们归入形容词。这四种处理办法，我认为从理论上讲，后边三种都是可行的。不过，比较起来，第三种办法最切合汉语语法分布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凡是能带宾语的一律归入动词，只有不能带宾语而能加“很”的才归入形容词。当然，还有一部分词既不能带宾语又不能加“很”，如“咳嗽”、“休息”、“雪白”、“通红”，它们该归入哪一类，还得补充划分的标准。
凡是能带宾语的一律归入动词，只有不能带宾语而能加“很”的才归入形容词。
为什么说第一种处理办法不可行呢？道理很简单：从形式逻辑关于分类的规则来衡量，这里的“兼类”犯了“相容”的错误。例如我们把词分成单音词与多音词，不应该出现一部分词既属单音词又是多音词。划分的子项应该互不相容，这是分类上应该遵守的普遍的规则。
那么，有没有兼类现象？有。例如“代表”，兼属名词与动词。作为名词，它前边可以加数量短语，如“一位代表”，可以成为介词的后置成分，如“对代表（表示谢意）”。作为动词，可以接时态助词，可以带宾语，如“代表了大家”。显然，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代表”，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功能系统。它不能同时具有名词和动词的功能。又如“方便”，可以加“很”，可以带宾语，如“很方便”、“方便群众”。但是，它不能同时加“很”和“带宾语”，不能说“很方便群众”。所以，当我们说“方便”兼属形容词与动词时，是指“方便”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功能的语言单位。也就是说，运用了甲乙两个标准来衡量某一个词，不同时用上这两个标准，才可以谈得上兼类。
有没有兼类现象？有。
上边谈到，朱先生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认为C是名词与动词之外的一类，即名动词，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从实际方面考察，行与不行，还须看标准能不能成立。按照朱先生的说法是：
名词可以做动词“有”的宾语（A），可以不带“的”字直接修饰名词（B），也可以受其他名词直接（不带“的”字）修饰（C），这几点都是一般动词做不到的，可是有些双音节动词具备这三项功能，例如：
可见这些动词兼有名词的性质。
根据朱先生的论述，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第一，能作“有”的宾语，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可以直接受名词修饰的是名词。
第二，一般动词不具备上述特点。
第三，名动词具备上述特点。
按照前边朱先生所拟图形所示，名动词须同时具备名词（A）的特点和动词（B）的特点，那么，在“有研究”、“研究方向”、“历史研究”中，如何体现动词的特点呢？不错，“研究”可以有动词的功能，如“研究了问题”，带时态助词和宾语，可是这属于另外一套功能，与名词无关。
再仔细探讨一下：一般动词不能受名词修饰吗？“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电话联系”、“毛笔书写”、“直线上升”、“药物治疗”、“设备更新”、“集体训练”，例子俯拾即是。一般动词不直接修饰名词吗？朱先生曾举“出租汽车”为例，认为它有歧义，即兼属述宾结构与偏正结构，可见他认为动词“出租”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汽车”。类似的歧义格式并不少见，如“保留节目”、“改良品种”、“学习文件”、“延长时间”等等。不含歧义的也很多，如“分配方案”、“流行款式”、“试用制度”、“移动电话”之类。看来，朱先生所提区别名词与动词的依据，只剩下一条了，那就是能不能充当“有”的宾语。如果把“有吃有穿”、“有说有笑”看作一种固定格式，其中“有”的用法属特例，那么，“有”确能鉴定名词与非名词。
“研究”、“准备”、“领导”之类能充当名词的宾语，说明它们具有名词的特性。那么，它们既然是名动词，在“有研究”、“有准备”、“有领导”之中，动词的特点表现在哪里呢？如果认为“研究”等词作为“有”的宾语就不能体现动词的特点，它们带上了动词的标志（例如接上时态助词或带了宾语）就不能用作“有”的宾语，这正符合兼类的特点。
从理论上讲，如果认为名词的特点是能充当“有”的宾语，而动词的特点是不能充当“有”的宾语，那么，不可能出现那么一类词，它既是“有”的宾语，同时又不是“有”的宾语。看来，名动词的存在当属一种悖论。
附注：我在“首届语言学问题龙港暑期讲习班”上作过关于词类问题的报告。这篇文章是原报告的一个部分。
参考文献
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明扬，1996，《词类问题考察》，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C. C. Fries, 1952,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New York: Har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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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ass room这个例子是李英哲先生提供的，black board这个例子是何伟渔先生提供的，earth quake这个例子是我在早期的英语书中找到的。
(2) 参阅吕叔湘先生所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8页（1979年，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