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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是一段沿着大地的褶皱，进入全然迷离之境的旅程。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在不坐飞机的前提下，如何去往另一个地方，这是旅行中最大的考验，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尽管这种美妙往往是事后回想才能体会到的。
请想象自己提着行李，走在全然陌生的城市，寻找穿越边境的交通工具。你问了很多人，但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而你确定的只有眼前的青山、山顶的积雪、耳边陌生的语言，以及连英语都无济于事的场域。这听起来固然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但浪漫主义往往需要一个潸然泪下的结局，而这一定不是你所期待的。
在经过无数次打探后，我终于找到了路边的一个小站牌，从上面的波兰语里，我侥幸认出了几个斯洛伐克地名，其中一个叫兹蒂尔的村庄就是我打算去的地方。
我看了看表，离下一班15点15分的车，还有三个多小时。这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座列宁待过的小城市晃荡一番。我沿着小镇的街道走，山非常美，山顶仿佛有神居住。早上天气很凉，但太阳出来以后，就让人感到一股暖洋洋的热意。我走进路边一家餐馆，去洗手间脱下衬衫，换上一件干净的短袖POLO衫，然后点了一份烤鸡肉串和一杯啤酒。
一群俄国游客也走进来，从他们手中的小旗上，能看出这个旅行团来自莫斯科。点完菜后，其中一个人突然指着我的盘子问服务员这是什么。然后，他们每个人也加了一份烤鸡肉串。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把这一餐吃得杯盘狼藉，不亦乐乎，酒杯碰得铛铛响。服务员问他们，觉得波兰菜怎么样？
“Cheap！Cheap！”
走出餐馆时，我不由感慨东欧乃至中欧国家的当代史，就是一部学习如何忍受俄国的历史。
我在柏林遇到过一个格鲁吉亚人。他说几年前的冬天，因为格鲁吉亚政府拖欠了俄罗斯一部分天然气款，又频频向美国暗送秋波，俄国人愤怒地切断了对格鲁吉亚的天然气供应。这之后，首都第比利斯的室内温度降到了冰点以下，政府不得不把一车车木柴运往市区，任由市民们拿走烧火取暖。
“俄国人，非常坏。”格鲁吉亚人说，让我想到苏联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斯大林也是他的同乡，不过一切都时过境迁了。
我在等车处买了一个华夫饼，一旁的果酱桶里爬满了蜜蜂，但无论老板还是顾客似乎都毫不在意。过了15点15分，巴士仍然没来。按照站牌上的说法，下一班车是16点15分，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趟巴士线路究竟存在与否了。
在这个漫长的午后，和我一起等车的只有一个瘦高的光头男人，穿着短裤、船袜、球鞋，困兽一样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你不会也去兹蒂尔吧？”我问。
“我去兹蒂尔。”
为了免得头晕，我说服他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说话。他说他叫阿尔蒙（Armen），美国加利福尼亚人，定居华沙。我让他重复了两遍才搞清楚，他的名字和祈祷时说的“阿门”（Amen）没什么关系。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父母都是苏联人。冷战时期，他们从苏联逃到美国，阿尔蒙和他的妹妹都是在洛杉矶出生的。
“他们是怎么从铁幕下逃出来的？”
“很长很长的故事。”
总之，阿尔蒙的父亲逃到了美国。他曾经是苏联的电影导演，但被政府剥夺了拍片的权利。到好莱坞以后，他做过一段时间演员，只能演冷战电影里的苏联间谍。除此之外，他也开过店铺，做过很多小生意，但生活始终都很艰辛。
阿尔蒙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忧虑中去世了，阿尔蒙和妹妹靠母亲的微薄收入长大。所幸的是，他们在美国接受了教育，所以无论如何，总能到国外去教授英语，混口饭吃。
阿尔蒙否认是出于这个原因来波兰的。他说，十八岁那年，他交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波兰女孩，她教了他很多波兰语，顺便点燃了他心中深藏已久的斯拉夫情结。尽管后来分手了，阿尔蒙还是来到华沙谋求发展。
“华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和洛杉矶一样，非常现代。”阿尔蒙说。
他在波兰生活了二十年，娶了一位波兰太太。五年前，他开办了一个英语教学网站。“开始很难，入不敷出。”他说。但是凭借英语在波兰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网站流量终于越来越高，一些广告商开始把广告投放在上面。而且，凡是下载英语学习资料的用户，也需要支付一笔费用。阿尔蒙雇了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几天前，他听朋友说斯洛伐克境内的塔特拉山很好，于是决定独自去那里徒步几日。
虽说懂波兰语，可是阿尔蒙也不确定这趟去斯洛伐克的乡村巴士是否还在。没错，有站牌戳在那里，可在波兰这并不能太当回事。它最多只是表明历史上曾有过一条巴士线路经过这里，但是没人对它现在的命运负责。
阿尔蒙操着波兰语问了几个路人，得到了几个截然相反的答案。正当我们犹豫不决之时，一辆乡村巴士像高中舞会迟到的校花一样，姗姗来到。
“到不到兹蒂尔？”我大声问留着八字胡的司机。
“到！You on the bus！”
就这样，在一个波兰的傍晚，我花了十六兹罗提，坐在吱吱作响的座椅上，向着斯洛伐克，向着未知之地，飞驰而去！
一路上，奇峰异石随处可见，绿色的山谷在面前铺展。透过窗玻璃，我看到一些波兰农民面无表情地扛着农具，行走在山间，山腰上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崭新漂亮的房子——那是富人们的度假别墅。天空突然阴沉下来，雨点伴随着山风，吹打在布满尘土的窗玻璃上，流下一条条土色的泪痕。山石在雨水中变成了水墨画一样的黛青色。
车已经跨过了波兰边境，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在斯洛伐克的山村里享用晚餐。
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旅行的最好演绎：在黄昏时分，独自到达异国他乡的陌生之境——不是一本正经的首都，不是活色生香的都市，而是离我所熟知的世界几百公里之遥的山村。在那里，日子简单绵长，人们淳朴好客，因为从未见过中国人，因此格外热情，如同欢迎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
巴士穿行在塔特拉山里，窗外到处是山毛榉和冷杉，不时可以看见画着鹿的标志牌。我问车上的一个斯洛伐克人，附近是不是有很多鹿。
“到处都是，”他说，“夜幕降临以后，这里经常有鹿群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