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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乐于自由探寻某座城市，而不喜欢按图索骥地参观景点，所以我选择随意漫步在布达佩斯的街头。
我沿着佩斯一侧的河岸向西走去，在城市的边缘，走进一家小酒馆。一个栗色头发的中年女人在打老虎机，两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在醉眼迷离地喝啤酒。在我看来，世上的醉汉分为两种，早上的醉汉和晚上的醉汉，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晚上的醉汉各种各样，而只有早上的醉汉才是真正热爱饮酒的人。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真正的酒鬼。作家雷蒙德·卡佛、雷蒙德·钱德勒、赫拉巴尔都属于这一类。或许正因如此，我对酒鬼总是报以真诚的热情。
我坐下来，要了一杯啤酒，边喝边注视着两个醉汉。他们的目光里有一层迷雾，像这个世界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一个醉汉摇晃着站起来，走向点唱机，摸出一枚硬币，点了首什么。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气氛如此怀旧，不禁让人动容。
走出小酒馆，我跳上一辆有轨电车。它穿过城市，到达曾经的犹太区。二战时，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还算幸运，他们最初并未遭受大规模迫害。直到二战结束前十个月，一半的犹太人口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幸运当然只是相对而言。走在犹太区，看着街边如今琳琅满目的零售店、酒吧、餐厅、画廊，谁又能想象出二十万犹太人曾经被强制塞进这里的两千间住房？
这时，我的目光突然被一家小店吸引。它是一家茶店，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有着古色古香的装潢。我发现，店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匈牙利女士，留着短发，眼神中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气息。她带我参观她的茶室和工夫茶具，然后拿出她收藏的各种中国茶，从西藏的茶砖、云南的生熟普洱，到武夷山的大红袍、安徽的猴魁，无所不有。她是软件程序员，开茶店纯属个人爱好。为了寻茶，她甚至只身到过西双版纳和临沧。
“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普洱古树茶。”她对我说。
“找到了？”
“我去了易武山和大雪山，”她边说边拿出一枚云南七子饼，用茶针分开一些茶叶给我看，“这是我在易武找到的古树茶。”
看了茶叶，我知道这并非古树茶。虽然易武在清代是重要的普洱茶产地，但在动荡的20世纪一直处于荒废状态。我曾去那里采访，知道在近年普洱茶热之后，农民才开始恢复种茶。早年的茶园，在“大跃进”时就被开垦成了橡胶林。
“你应该去景迈山寻找古树茶，那里是中国和缅甸的交界，一直居住着少数民族，在较高的山里可能还有古茶树存在。”我对她说。
我们一起喝着云南七子饼。虽然不是古树茶，但能在遥远的匈牙利喝到普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我问她更喜欢生普洱还是熟普洱。
“生普洱。”她的目光闪动，“每次喝生普洱都能感到自己的感官被打开——尤其是大雪山的生普洱。”
一个高大的匈牙利小伙子带着女友进来喝茶。店主告诉我，小伙子在学习中医。
“刚完成三年的理论学习，马上要到哈尔滨进修一年啦！”小伙子对我说。
一个匈牙利小伙子去哈尔滨学习中医——这听起来更像是一次探险。
“为什么是哈尔滨呢？”我问。
“听说那里的气候和匈牙利很像。”小伙子搔着头皮说。
透过茶店的窗户，我看到布达佩斯冬日的阳光在街上跳跃。这差不多是布达佩斯最冷的月份，气温在零上三摄氏度左右，而此时的哈尔滨大概是零下三十摄氏度。
我没敢打击小伙子学习中医的热情，只是问他学成归国后有何打算。因为我知道，中医在匈牙利还未获得行医许可，更像一种古代巫术。
“去东方大学中医系，”小伙子淡定地喝了口茶说，“教书。”
从茶店出来，我重新朝多瑙河的方向走去。经过伊丽莎白广场时，我看到了迈克尔·杰克逊当年亲手种下的松树。很多年过去了，树上仍然挂满杰克逊的照片和歌迷的祝福。一个中年妇女在树下放下一束鲜花，然后转身离去。她穿着制服，拎着坤包，大概是在上班途中顺路过来的。
对于那一代匈牙利人来说，迈克尔·杰克逊代表着对美国文化的想象，甚至是对“西方”的想象。因为铁幕粗暴地把“中欧”这一概念取消了，使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成了与美国和西欧对立的“东欧”。
我走在伊丽莎白广场上，想象着布达佩斯市民热情似火地挤在街头，欢呼着一个美国黑人的名字。类似的情景，只有1956年抗击苏联坦克入侵时才有——生动而又充满讽刺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