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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但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旅行作家掷地有声地开门见山：
我们坐在万德罗博猎人们在盐碱地边用大小树枝搭成的埋伏处，听见了卡车驶来的声音。
——海明威，《非洲的青山》
这是海明威记叙东非狩猎之旅的开篇一句，可他是如何抵达的呢？
1933年8月7日，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接受波琳叔叔的资助，从哈瓦那坐船到达西班牙的桑坦德，两个月后抵达巴黎。11月22日，他们乘坐“梅津格尔将军号”从马赛出发，于12月8日抵达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在那里，海明威雇用了白人猎手、当地向导和脚夫，组成一支游猎队，正式开启了东非的狩猎之旅。
我相信，如果海明威把他如何抵达的过程写出来，会和抵达后的经历一样有趣。因为说到底，旅行或者人生，就是一次次解决如何抵达的生命过程。
这一次，除了布达佩斯，我还想去一些相对陌生的地方——想去看看贝拉·塔尔电影里的匈牙利大平原，想去看看冬天的巴拉顿湖，想去与前南斯拉夫接壤的边境城市，想去与斯洛伐克比邻的东北部山区。
然而，正值年末，整个欧洲的交通、餐饮、商店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我只能在众多不确定中找到一个确定的方法。
我决定租车。一方面，中欧的公路网十分发达，路况也不错，而且只要有一张国内驾照的翻译件，任何租车行都向你敞开大门；另一方面，那些偏僻的地方，公共交通稀少，只有自己开车才能相对容易地抵达。
我在伊丽莎白大桥畔的赫兹车行，租得一辆崭新的黑色手动挡的大众Polo。检查完车况，办完手续，把GPS固定在挡风玻璃上，正是匈牙利时间上午11点10分。
前日的几场冷雨，一度使布达佩斯的街景萧瑟不少，然而这天突然放晴，阳光明媚得恍如奥匈帝国时的春日。我看到多瑙河像一条发光的绸带缓缓流动。街上的人们依旧穿着笔挺的大衣，可不再把扣子扣住，围巾也敞开，随意搭在脖子上。
我的目的地是匈牙利南部城市佩奇。这里距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不远，曾是罗马帝国的边疆，也被蒙古人的铁骑蹂躏过，后来又被土耳其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它距离布达佩斯两百多公里，即便在过去，也不过是马匹一天的脚程，可却给人一种身处两个世界的感觉。
驾驶着Polo出城，便进入了广阔的匈牙利平原。视野所及，甚至能感觉到地球表面轻微的弧度。窗外是被拖拉机犁过的赤裸泥土，像凝固的浪花一样翻开，间或有白色积雪覆盖在上面，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平原上的树木早已落光枝叶，叉手叉脚地立着，如同被工匠统一修剪过，成为天际线上潦草的笔画。
路很好，车极少，完全看不到人迹，只有一些农人的小房子散落在平原上，成为文明存在的证据。
我拧开广播，调到一个叫“巴托克”的古典音乐频道，它以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名字命名。巴托克出生在匈牙利东部，那里在一战后被割让给了罗马尼亚。年轻时，他在布达佩斯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那时候该是19世纪的末尾，也是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最辉煌的时代。他和志同道合的柯达伊相识，共同致力于收集匈牙利的民间音乐。
巴托克在布达佩斯执教近三十年，直到二战爆发，才流亡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谋得一职，可却贫病交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赶写那首《第三钢琴协奏曲》，为的是在自己死后，妻子能以钢琴家的身份，享有此曲演出的独奏专利。《第三钢琴协奏曲》有很强的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旋律感，充满了思乡之情，它的源泉就来自我眼前的这片土地。
高中时我便买过包含这首协奏曲的唱片，可对旋律已毫无印象。如今再听，却发现它竟然不那么“巴托克”。没有巴托克的激进、狂躁，甚至刺耳，反而如同流淌在匈牙利平原上的涓涓溪流。
他躲在纽约公寓里创作此曲时，一定也听闻了苏德军队在布达佩斯展开巷战的消息，也一定听到了伊丽莎白大桥在炮火中轰然坠落的声响。那钢琴的音符如泣如诉，明明就像电影中凭吊遗迹时使用的慢镜头，像老人抚摸童年恋人的旧衣裳。
我很难说自己喜欢过巴托克，可行驶在匈牙利平原上，听着巴托克却感觉胸口一热。在这无边的大平原上，我的Polo车一定如玩具一般渺小，可我仿佛感到它随着巴托克的音符缓缓起伏，随着大地的坡度迅疾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