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市究何在
与长安城外是否有郭区相关的是长安诸市，尤其是著名的东市、西市的具体位置。阎文儒、佐藤武敏、马先醒、陈直、杨宽、佐原康夫、孟凡人等都曾推测汉长安城的市或均位于城外郭中，或至少有部分在城外[20]。
1980年代，汉长安城的早期发掘者王仲殊提出了“可以肯定长安城内有九市”的观点[21]。其列举的文献和考古依据是，“《三辅旧事》记述九市的位置在突门（雍门）附近、横桥大道（应即横门大街）的两侧，因而可以进一步判断它们是在城的西北部。在城的西北部一带，有的地方发现地面上散布着许多陶俑和钱范，说明这里是手工业作坊的所在，也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一种依据”。
从行文即可知这只是一种“判断”。显然，手工业作坊之所在并不必然为市场。同时，市场不易留下确切的痕迹，故在考古发掘中较难辨识[22]。1980年代中期在城内西北部一带发现的围墙，发掘者断言“发现两个‘市’的遗址，二市四周夯筑‘市墙’，此即文献所载之‘东市’与‘西市’”[23]，恐怕也只能看作是推断。就具体内涵看，“西市之内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市中的一些手工业生产是直属中央管辖的，如铸币业、属于东园秘器的陶俑制造业等。西市偏居于长安城西北隅，环境封闭，便于官府对重要手工业的控制”[24]。这样的一处带有独占、封闭色彩之所在，与对外开放、与贸易有关的“市”，似乎难以挂起钩来，其属于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的专门用地也未可知。
至于对文献中城门和道路的具体解释，学者们也尚未达成共识。杨宽认为“所谓‘道’，是指城门通向郭区的大道。西汉长安城内的道路叫‘街’，只有城外郭内的道路叫‘道’”，因而位于“横桥大道”两侧的市也就应在城外北郭的大道旁了[25]。而“无论《三辅黄图》所引的《庙记》，班固《西都赋》李善注所引的《汉宫阙疏》和《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的《宫阙记》，一致都说长安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26]，这与考古发现横门内大路两侧院落西小东大（面积分别为0.2、0.5平方公里余）的情况不甚符合。论及东西二市之不在城内，杨宽指出班固《西都赋》讲到长安“九市开场……阗城溢郭”，“说明当年长安的‘九市’，不但‘阗城’，而且‘溢郭’……‘郭’更是‘市’的重要发展地区”[27]；他还引用《汉书·百官公卿表》指出“长安市令是京兆尹的属官，而东西二市的令署不属京兆尹而由三辅都尉掌管，也可见东西二市如同城西的柳市一样，不在城内”[28]。对此，刘庆柱则认为“‘长安九市’之说不确。这里的‘九’应为约数”[29]，并以“（阗城溢郭）属于汉赋中常常使用的骈偶词句……这里阗与溢，城与郭实际同意”[30]加以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在收入《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时，删去了这段论述］；对于负责东西二市的官员身份问题，则未作驳议。
汉长安城西市与手工业作坊分布（《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总之，这两处围墙圈围起的区域，是否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东市、西市或孝里市等，尚存疑问。汉长安城“市”的状况，应同“一百六十闾里”的具体分布和布局形制一样，目前还不甚清楚，有待于今后通过考古工作来究明。
退一步讲，即便这两处汉长安城内的围垣遗址属于官营手工业和“集中市制”的商业用地，甚至就是东、西市，也无人否认汉长安城的城外还分布着其他市场，并有居民点分布，已如前述。汉长安城的发掘者也不否认从文献上看，“城郊附近还有不少市，如便桥旁的交道亭市、渭城的孝里市、昆明池南的柳市、长安太学附近的会市等等”[31]。市的存在，进一步旁证了京郊居民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