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保安、三川口之役
宋朝承认李继迁据有银夏五州之后，他的侵扰仍未停止。但陕北已不是冲突的重点。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转旌西向，开始以无定河流域为基地向今宁夏、甘肃地区扩张。1002年，李继迁攻陷宋朝在宁夏平原的统治中心——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控制了远比银夏五州更为富饶的黄河前套地区。次年改灵州为西平府，并把党项族的统治中心由夏州移到这里。这一年他继续进攻河西地区的回鹘与吐蕃部落，被吐蕃酋长潘罗支用诈降之计打得大败。李继迁一生惯以诈降致敌，至此却被人请入瓮中，吃了大亏。他负伤逃回西平府，次年正月死去。临终前他遗嘱其继承人李德明向宋朝进表归附。李德明在位时期（1004—1031年），专心向河西用兵，对宋朝则保持藩属地位，割据自守，因而在陕西边境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子元昊继位。李元昊勇悍好战，在对河西回鹘与吐蕃的战争中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在继位前，他就力劝父亲李德明不要称臣于宋，德明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李元昊却大不以为然，声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16]雄才大略而又野心勃勃的李元昊继承了党项最高统治权，与宋朝的交恶势不可免。
1031—1038年间，李元昊采取一系列步骤废除与宋朝的藩属关系。1032年，他借口避李德明讳，把宋朝年号明道元年改称“显道元年”。（在此以前定难军辖境一直用宋年号）1034年以后，他干脆改元开运（后改广运），正式废除了宋朝年号。同时，他废弃唐宋赐姓李、赵，甚至连旧姓拓拔也不要，而另改党项姓“嵬名”，并废去宋朝西平王的封号，自称“吾祖”（党项语：天子）。1038年（宋宝元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并致书宋廷，要求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与宋朝公然分庭抗礼了。
这一时期陕西边地的形势也日趋紧张。李元昊厉兵秣马，整顿军制，在全境置12监军司（军区），其中面向今陕北一线的军司就有4个，即驻宥州的嘉宁军司、驻石州（今横山县境）的祥佑军司、驻盐州（今定边县境）的白马强镇军司和驻弥陀洞（今榆林市东南）的左厢神勇军司。此外还设置了几支强大的野战军，其中“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是专门用于陕西方面的。同时，李元昊还专门从陕北党项故地征募了一支精锐的敢死队，名“山讹”，意为“横山羌”，用于主要突击方向。“山讹”特别能苦战，连身经百战的定难军老兵即“平夏兵”也望尘莫及。
宋朝方面这时也加紧备战，宝元元年（1038年）任命知永兴军夏竦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沿边加修寨堡，部署军队。然而，宋朝不仅军事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兵政民政腐败日深，而且这时从上到下都对与党项人进行国对国的全面战争缺乏思想准备。宋朝虽然过去同李继迁打过20多年仗，但那时从政治上来说，是中央在对付一个叛服不常的“藩镇”，而不是两国交兵。从军事上来说，李继迁的武装都是临时从各部落征集的亦兵亦民的游牧战士，虽其慓悍，但与李元昊那久历沙场的正规军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从战法上来说，李继迁与宋朝打的基本上是以诈取胜的“游击战”，“乌合寇边，胜则进，败则走，不可穷其巢穴”[17]，虽然令宋朝吃了不少苦头，毕竟不伤全局。银夏五州最后也是宋朝不胜其扰而主动放弃，并非为李继迁所攻陷。后期的灵州虽然是李继迁攻下的，但该城远在银夏之北，那时已“居绝域之外”，“孤城必难固守”，[18]并不能证明李继迁的攻坚能力。而像李元昊以后那动辄十万、数十万人的大规模野战、攻坚战，几万、十几万地歼敌，也是这时的北宋朝野料想不到的。
更何况在李德明时代，陕西边境已相对平静了20多年，因此北宋上下都有些麻痹。虽然人们知道李元昊比乃父好战，但总认为至多不过是又一李继迁而已。所以当元昊继位之初熟知“蕃情”的边吏告诉宋仁宗来者不善时，仁宗并未在意。更有甚者，当时李元昊的叔父山遇多次劝元昊不要攻宋，元昊不听，山遇遂挈妻子降宋。而宋知延州郭劝怕生事，竟然把山遇逮捕，送归李元昊。元昊杀了山遇，便马上发兵侵宋了。
实际上，从景祐元年（1034年）起，陕西沿边就开始出现战事。这年党项军进攻环庆路，杀掠人口，而宋朝只是“下诏约束之”[19]。不久，宋朝庆州柔远寨巡检嵬逋（内附党项人）攻破李元昊控制下的后桥诸堡。于是李元昊称兵报仇，出兵与宋军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战于龙马岭，击败宋军。环庆路都监齐宗矩、宁州都监王文来援，在节义峰中了李元昊的埋伏，齐宗矩被俘。在这几次前哨战性质的接触中，宋军的弱点已经暴露出来。宝元元年，李元昊还上表宋朝，遣使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宝，实际是想以使为谍，探测进犯河东的道路。后来经过研究，又决定先攻打鄜延路，并制定了由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并入”的作战计划，与诸豪歃血为盟，约期出兵。
宝元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并要求宋朝承认的表文传到东京后，宋朝大为震惊。按当时的价值观念，王朝的“面子”重于一切。宋朝可以把银夏五州之地割让给党项首领，可以听任他武力侵占宋朝并未割让的并非定难军旧辖的灵、盐、会、胜诸州领土，可以容忍他据地自专，扩地自雄，侵扰边郡，掳掠焚戮，甚至陷城杀官，歼师斩将，只要他名义上仍然“奉宋正朔”，这一切都可被看作是“绥怀为务”。然而李元昊如今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党项人400年臣属于中朝，定难军11代受藩于天子，如今李元昊要改换这段历史了，如何容得！于是宋廷下诏，削夺原授与李元昊的官爵，停止互市，并在陕西沿边张贴榜文，宣布有人能擒获李元昊或斩首献者，即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又遣贺永年为使，给李元昊送去一封“嫚书”（辱骂性的文书）。贺永年不敢至夏廷，把这封辱骂信与他的“旌节及所授敕告”（出使证明及护照）都装进一个匣子，留在边境夏属蕃部归娘族处并托族人转交，便打马回朝了。[20]
宋廷的这些举动实际是对夏宣战。李元昊蓄谋既久，这时便先发制人，于宋宝元二年（1039年）挑起了全面的侵宋战争。
这年十一月，夏军从宥州大举进犯宋保安军（今志丹县）。延州宋军统帅卢守勤派部将狄青率部抵御。狄青是陕西宋军中少有的人才，他在行伍中从普通士兵累积战功，最后一直升到枢密使（宋朝最高军职，类同于今之总参谋长），其传奇式的经历在宋朝堪称独一无二。当元昊入犯时，他还是一名中级军官。保安一战，他身先士卒披散着长发，头戴形状狰狞的铜面具，挺枪冲入敌阵。党项军从未见过这种似神似鬼的装束，更慑于其势不可当的勇气，纷纷掉头逃窜。宋军获得初战的胜利。李元昊损失2000余帐，狼狈退走。保安军之役使狄青名声大噪，宋朝军界开始对这个像普通士兵一样脸上刺着字的青年军官刮目相看。在此后的四年中，狄青在陕西抗夏战场上前后大小25战，常为先锋，负伤8次。当宋军主力后来在三川口等役一再大败之时，狄青率领一支宋军小部队深入敌后，破金汤城（今吴旗县金汤），潜入定难军故地宥州，击溃咩、岁香等十余个党项部落，烧毁所积粮草数万，收降众2300余帐。并在要害处筑成招安、丰林、新砦、大郎诸堡（均在今志丹、子长县境）及桥子谷城。狄青的战绩，是这一阶段陕西宋军屡战屡败的历史上唯一光彩的一页。
然而像这样的战绩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麟角，官职尚微的狄青更不可能独挽狂澜。就在保安军之捷后不数月，宋军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败。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军再度由夏州南下，宋安抚使范雍坐镇延州，惊惧不敢战。李元昊派牙校诈降，范雍轻信而不设备，夏军乘机袭占保安军，并自土门路进攻延州北面的门户金明寨，俘虏守寨宋将都监李士彬父子，歼灭了宋守军。旋即攻占了延州附近的安远、塞门、永平诸寨，兵临延州城下。
陕北宋军的指挥中枢所在鄜延路治所延州城，本来是宋朝备战的重点。然而由于宋朝当局的无能和效率低下，当李元昊大军进犯时这里却仍然是“地阔而寨栅疏远，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21]。宋军统帅范雍惊慌失措，一面闭门坚守，一面急调远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县）的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所部赶来援救。刘平与鄜延路副都总管石元孙合兵行军数百里赶到土门，寨已失陷。范雍又要他们救延州城。当时宋军远道而来，敌情、地形均不明，正好给李元昊提供了围城打援的战机。轻敌而且救援心切的刘平率骑兵连夜行军，赶到延州城西的三川口，石元孙与原屯驻延州附近的宋军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也奉范雍之令来会合，全军步骑1万多人，天明时与埋伏在川口以逸待劳的西夏军主力相遇。刘平指挥宋军奋勇杀敌，苦战一日，虽杀敌数千，却未能冲破西夏军阵地。刘平左耳、右颈均中箭负伤，仍力战不退。宋将郭遵更是骁勇异常，“期必死，独出入行间，军稍却，即复马以殿，又持大矟横突之。敌知不可敌，使人持大絭索立高处迎遵马，辄为遵所断。因纵遵使深入，攒兵注射之，中马，马踠仆地，被杀”[22]。
战至下午，宋军渐渐不支。西夏军在上午的战斗中故意“解马休劲兵，驱老弱对敌”。宋军以强击弱，拼尽全力。至夜，夏军“老弱略尽”，而宋军“争获过当，悉已疲”。这时西夏军始擂鼓揭旗，派出精锐部队居高呐喊：“汉兵来斗！”而宋军已精疲力竭，士气难振了。西夏军乘机发起总攻击。这时宋将黄德和在阵后胆怯，率先逃跑，于是全军大溃。刘平仗剑遮留溃军，得千余人，且战且退，转斗三日，终被西夏军包围在川口西南的山头上。
刘平率余部在山上立七栅坚守，西夏军派人化装成宋军混入栅内，向刘平致书招降，刘平杀掉来使，决心殉国。深夜时西夏兵在宋营四周齐呼：“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宋军仍未为所动，然而此时他们已是四面楚歌，濒临绝境。次日黎明，西夏军四面合击，把残余宋军截为两段，分割歼灭。刘平、石元孙力竭被俘。陕北宋军的一个主力兵团就这样全军覆没了。这时大雪封山，夏军也打得疲惫不堪，遂撤军北还，延州城得以免于陷落。
三川口之役是西夏军对宋军主力的第一个大规模歼灭战。夏军以10万之众消灭宋军精锐1万多人，北宋朝野为之震动。宋仁宗把范雍降官，贬知安州，任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下令总结兵败教训。一时众说纷纭，而以鄜延路兵马钤辖张亢所总结的最详。他认为刘平等之所以兵败，一因令出多门：“旧制，诸路总管、钤辖、都监各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不过一路。总管、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统制。凡有论议，互报不同。”二因“主将与军伍移易不定”。三因胸无全局，“昨延州之败，盖由诸将自守，不相应援”。四因战情不通，“昨刘平救延州，前锋陷贼者已二千骑，平犹不知”。五因自大轻敌。“兵官务张边事，以媒进邀赏，刘平之败，正由贪功轻进”。六因“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余皆瘦弱不可用”。总而言之，宋军“节制不立，号令不明，训练不至，器械不精”，因而“每出不利”，“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23]
然而这些体制性的问题根深蒂固，根本不是张亢等人所能解决的，因而宋军还是一败再败。这年五月，西夏军再度攻陷塞门寨（今安塞县北），宋兵马监押于继元败死，延州再次告警。此后西夏把主攻方向由鄜延路移向泾原路，宋军又连续受到沉重的打击。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将任福率军出击，在好水川全军覆没，任福本人与宋将王珪、赵津等均战死。庆历二年（1042年），西夏军又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在定川寨再次给宋军以歼灭性打击，宋军主将葛怀敏等兵败殉国。三年之内，宋军连续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败，精锐主力成建制被歼，统兵主将连续被俘被杀。夏军趾高气昂，作诗嘲笑宋朝陕西战事的主持者：“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指战死宋军），犹自说兵机。”[24]李元昊踌躇满志，企图乘胜进窥关中，三川口之役后，夏军一度打到鄜州（今富县）城下，叩响了关中的北大门。定川寨之役后，夏军更大举东下，叩响了关中的西大门。一时“自泾、邠以东，皆闭垒自守”[25]。
北宋统治者在这次战争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一方面，朝中大臣开始都“务夸敢勇，耻言畏怯”[26]，“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27]竞相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计划，强令前线部队实行。一方面战事失利时又惊慌失措。当时宋廷甚至一度“疑其（西夏）有吞噬关中之意，由是献议者请修潼关以拒之”。宝元二年（1039年）二月、康定二年二月，宋朝两次加修潼关，“置楼橹战具”，作放弃全陕、退守关东的准备。这种“无益于备而徒失民心”之举在关中各地造成极大恐慌，“回关门而反阖之，关中士民嗟怨，谓：朝廷弃之矣”。[28]只是在范仲淹等人的一再反对下，潼关防御才被撤销。范仲淹等又积极部署兵力，于庆历二年在潘原击败企图窜入关中的西夏军，迫其退回夏境，关中才转危为安。
面对严重的局势，宋廷在1040—1042年间多次走马换将，调整陕西军政领导层。继撤换了“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的范雍之后，又接连撤换了“庸怯，寡方略”的夏守赟、“依违顾避”的夏竦、无所作为的陈执中。撤回了以都钤辖等名义充任监军太监的宦官卢守勤、王守忠。并在朝中罢免了口出大言而无实策的宰相张士逊、尸位素餐不谙军事的枢密使王鬷。到庆历二年十月，初步形成了新的领导体制，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兼知秦、渭、庆、延四州，使他们“各当一道，庶务必亲，训兵屯，选将佐，堡寨之守御，山川之险易，耳目所经，巨细得以周悉”[29]。这几个人尤其是范、韩二人都堪称干练有为，治军治民均为一时之选。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陕西得以度过了危局。
而这时西夏国内也遇到了麻烦。夏军虽连获大胜，但并没有能在宋境站住脚跟、开拓疆土，因而也无法弥补战争的消耗。加之宋朝因开战而停止互市，并实行经济封锁，夏国人民“饮无茶，衣帛贵”，生活日艰，民心思和。夏境内流行“十不如之谣”，[30]表达了对李元昊侵略政策的不满。西夏上层蕃汉统治者中也有休兵息战的呼声。到了庆历年间，西夏境内“鼠食稼，且旱”[31]，李元昊已无力再战。因而改变政策，力图以军事上的胜利向宋讨价还价，逼宋妥协。庆历三年（1043年）初，李元昊致书宋廷要求谈判，并请辽国出面斡旋。宋仁宗这时也急于求和，遂授意庞籍与夏交涉。从这时至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双方在宋境延州与夏境夏州两地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达成“庆历和议”。李元昊用名义上的对宋称臣换得宋朝对西夏立国的承认，受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朝每年给西夏“岁赐”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32]并开保安军与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为榷场进行互市。延续七年的宋夏战争第二阶段至此结束。陕北地区又恢复了相对和平、间有局部冲突的状态，但个别地方（如麟、府二州）的战事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北宋与西夏在陕北地区对峙形势图（采自史念海《河山集·四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