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路伐夏与永乐城之败
以熙宁五年（1072年）的绥州划界开始的宋夏战争第三个间歇期（1072—1081年）只有短短九年。但这九年对宋夏两国来说都非同寻常：这一时期西夏国内政局动荡，汉化与蕃化、皇族与后族的斗争以及贵族间的内讧连续不断，而宋朝则恰处在熙宁变法的高峰期，出现了某些新气象，因此边防形势也向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经过变法实力有所增强的宋朝打败亲西夏的吐蕃势力，取得“断西夏右臂”的熙河之捷，从东南两面形成了对西夏的弧形包围。熙宁变法本为的“富国强兵”，而富国也是为着强兵，改变在强邻面前长期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实是熙宁君臣最为迫切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又首先要在宋夏关系上表现出来。
两宋时期在人们心目中，金、辽、夏三国与宋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在今人看来它们都是一方之“国”，宋朝对它们都软弱受欺，败多胜少，岁输银帛，忍气吞声。但在极重体统的古人看来，宋朝称臣于金，所输为“岁贡”，是藩属对宗主上贡；宋朝与辽为对等的“兄弟之国”，所输为“岁币”，名义上算是朋友之间馈赠礼品[50]；而宋于夏则受其称臣，所输为“岁赐”，是宗主对藩属的恩赏。因此，宋朝一旦“强兵”有成，就不能不首先考虑西夏问题，因为宗主怎能在藩属面前示弱？
熙宁年间，宋神宗、王安石君臣关注于内部的改革，大量的变法措施纷纷出台，那时对外尚无暇旁顾。而到元丰年间，新法易行者皆已推行，难行者受到重重阻挠，扭曲百出。王安石罢相，改革派内讧，对内的变法运动处于停滞状态。神宗要想有所作为，就只能更多地表现在对外方面。对西夏用兵便成为必然之势。
而宋夏间这种名为宗蕃实为敌国的关系，从形式上说也是很不稳定的。夏强宋弱时，宋朝面对西夏的侵扰凌辱可以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架子，从西夏名义上的称臣上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把这都看作是对藩属的“绥怀”，而不像对辽妥协、对金称臣那样招致强烈的屈辱感。宋强夏弱时，宋朝又可以以大人教训孩子的架式，以宗主身份强行干预藩属的内部事务，而不像对辽、对金那样还需考虑一些实力之外的因素。因而神宗一朝对辽不仅仍取守势不变，甚至还由王安石主持“以河东边界七百里地与辽人”。而对西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时西夏内部恰又发生政变。宋元丰四年（1081年）三月，西夏汉将李清向倾向汉化的夏主李秉常建言以黄河以南地归宋，秉常母梁太后杀李清，秉常被囚，后族梁氏掌权，人心不服，保泰军司统军禹藏花麻请宋出兵讨伐梁氏。陕西边臣上奏时说是“秉常遇弑”，宋朝作为宗主“义当有征”，以为夏国平定内乱为由，一举解决西北边患，“此千载一时之会也”。[51]于是宋神宗决策，发动了北宋一朝对西夏的最大一次全面进攻。这次攻势共出动了陕西、河东、畿内诸路宋军36万余人，还有吐蕃酋长董毡兵3万作为盟军，民夫、后勤人员犹不在内。兵势盛大，为北宋开国以来所未有。
当时计划是以李宪率熙河、秦凤宋军7万，连同董毡的蕃兵3万出熙河；高遵裕率环庆宋军8.7万，会同刘昌祚率泾原宋军5万出庆州；种谔率鄜延宋军及畿内禁军共9.3万人出绥德城；王中正率河东及泾原宋军6万出麟州，向西夏首都兴庆府（宋称兴州，今宁夏银川）作向心攻势。五路（连吐蕃军为六路）兵马又分东西二线：西线泾原、环庆、熙河三路会攻灵州，东线麟府、鄜延二路兵会攻夏州，而后东西两线宋军再会攻兴州，以图一举灭夏。当时，宋朝君臣皆踌躇满志，有灭此而朝食之心。神宗曾认为，“夏有衅，不取，则为辽人所有”。种谔更认为，“夏国无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来耳”。[52]
但是这次“大举”从开始计划时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抛开宋朝军政上一贯的积弊不谈，仅以下几个方面就显得十分失算：
宋廷对西夏内部矛盾的估计过分。当时认为宋以讨伐“弑君”的西夏外戚梁氏为由，可利用夏人皇族与后族之争而火中取栗。因而出兵时曾传檄夏境，号召夏皇族“嵬名诸部首领”与宋合作“共诛国仇”[53]。然而西夏皇族与后族尽管内争激烈，但在抗宋自立这点上并无分歧。整个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宋君臣所盼望的夏人大规模内乱。
用兵计划欠周，后勤问题尤多。而且从地理上看，灵州与夏都近在咫尺，夏州与夏都却相距遥远且中隔瀚海。因而攻灵犹如攻兴庆，要求宋军在东西两线分取灵、夏后再由灵夏会攻兴庆，是不现实的。这一部署恐怕更多地是从政治上着眼（因灵、夏二州是夏人历史上的前后两个统治中心，此时也犹如西夏的两个陪都，政治上有特殊地位）。以后的事实果然是：西线宋军孤悬夏国腹地而在全力反扑下致败，东线宋军轻取银夏却困于瀚海，遥不能应。
更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战役竟没有一个前敌总指挥，五路宋军实际上是各行其是。宋臣孙固当时就指出：“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宋神宗竟答以“无其人”可任。吕公著认为“问罪之师，当先择帅，苟未得人，不如勿举”[54]。这是有道理的。当时在五路宋将中，兵力最强，以往战功最著，而在此役中战绩也最佳的是鄜延路的种谔，但他生性刚猛，不善与同僚及上司相处，在当时军界和官场都不得势。而宋神宗想寄以帅任的，却是宦官李宪。
这就是“熙宁新政”的一大消极影响了。熙宁改革虽以将兵、保马等法革除了军制上的不少积弊，但整个变法的指导思想却是强化集权，“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取与皆自我”[55]。因而在军事上一方面纠正了宋初将权太轻之弊，另一方面却又发展了以宫中亲信太监来监军、统军的劣政。宋末童贯为帅即其流弊之余。当时的五路宋将中，就有李宪、王中正两个宦官，高遵裕一个外戚，其表现都很糟糕。而神宗以李宪为总帅的设想由于多人反对又未能定下，所以五路宋军实际上是在没有总指挥的情况下投入战役的。
尽管如此，宋军在战役中仍然表现出英勇顽强的精神，今陕西省境内的东路宋军在种谔等率领下战绩尤为卓著。
这年七月，种谔在五路宋军中首先出师，率军9万由绥德城北攻米脂寨。米脂是熙宁年间横山之战后西夏合啰兀、抚宁诸城之兵而集中守御的横山冲要上的战略据点，因此米脂之战实际上也是种谔第二次兵取横山。西夏在米脂的守军与援军兵力超过种谔，仅援军就达8万人，又是守险而御，种谔进攻之难可以想见。在初攻受挫后，他改取围城打援之策，围困米脂70天，并于九月间连续两次击败西夏援军。尤其是第二次他设伏于无定河，向行进中的西夏援军突然袭击，“断其首尾，大破之”。夏8万援军溃散，米脂守将令介讹遇见待援无望，于十月初被迫投降。与此同时宋军还取得浮图、葭芦等砦，恢复了熙宁横山之役时曾达到的地盘。
但是，由麟州出发的东线另一路宋军却未获任何战果，其将王中正以内监“自言代皇帝亲征，提兵六万，才行数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进”[56]。然而宋神宗却任命他为东线两路总指挥，“以（种）谔先期轻出，使听令于王中正”[57]。
十月间，种谔留千人守米脂，率主力进入银、石（今横山县东北，西夏所置）、夏三州；王中正循无定河而上，也进入宥州，于是定难军旧地全部被宋军占领，西夏势力被完全逐出今陕西省境，这是自宋初李继捧献地以来从未有过的。
由于夏军把东线主力放在米脂，而在全局上又集重兵于西线的灵州，因此米脂之战后宋军两路在银、夏、石、宥四州境内竟“不见敌”，宛如武装游行一般。然而这一带已处毛乌素沙漠，“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58]。事前考虑不周的后勤问题终于成了致命的大患！王中正军在宥州奈王井，士兵已饿死达2万人，甚至发生“军夫冻馁，僵卧于道路未死，众已剐其肉食之”[59]的惨剧。王中正只得下令全军撤退。其中张世距、折克行所部在撤退途中受到夏军游击部队的追击。宋军以折克行作后卫，且战且退。夏军追至俄枝盘堆，克行返军回击，大败夏军，杀夏将咩保吴良。遂奔袭宥州，在该城发掘到夏人窖藏的糜谷，又击败了护粮的夏军小部队千余人。于是宋军才得以幸免于全部饿死，总算退回到宋境。[60]
王中正退军时，种谔军犹驻营麻家平待粮，粮终不至，结果军队因饥而溃，部将刘归仁擅自南返。种谔无奈，只好回师。这时已入严冬，途中遇大风雪袭击，士卒民夫多冻饿而死，回到宋境的仅剩3万人。
这时西线宋军也在灵州城下大败。原先宋军入境时，梁太后召集西夏将领会议，“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可不战而困也”。梁氏采纳了这个计划。集12监军司10万精兵于兴、灵地区。宋军高遵裕、刘昌祚两部围攻灵州18日不能下，西夏决黄河水灌宋营，高、刘大败而退，余部仅剩1.3万。而那个宋神宗曾想委以五路总帅之任的宦官李宪，根本就未到灵州前线：“始议五路入讨，会于灵州，李宪独不赴”！[61]
宋朝伐夏的最大攻势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宋军损兵20万人，但由于多为非战斗损失，所以基本未曾“折将”，这是与历次战败不同的。
遭此失败之后，宋神宗犹不甘心。但他已察觉长驱直入的战法失策，于是又想采用“筑城战”的办法，逐步推进，并以所筑城寨巩固占领地区。陕北的鄜延一路又被当作这一战略的重点方向。五路伐夏之役时，银、夏、宥诸州都曾为宋军占领，却未能守住，所以要先在这里筑城。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派给事中徐禧作为钦差大臣到陕北，主持其事。徐禧是个纸上谈兵、自以为是的文人，常大言：“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耳！”[62]当时对筑城御敌这一战略，众人并无异议。但在哪里筑城却是众说纷纭。种谔以其父子两代从事筑城战的经验，主张筑银州城，并把它看作是自己“据横山之志”的核心。他说：“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他并提出了一个先复筑银州，后移筑宥州，再筑夏州、盐州的系统计划。[63]知延州沈括则主张先筑夏州石堡城。
但徐禧却认为“银州虽据明堂川（今榆溪河）、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厄”。他还认为修筑几个州城太费事，不如在三州之界筑一大城，“名虽非州，实有其地”[64]，因而执意坚持筑永乐城。因为他是钦差大臣，沈括等也就依了他，惟有种谔仍激烈反对。徐禧大怒说：“君独不畏死乎？敢误成事！”种谔抗言：“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徐禧遂上告说种谔不听令。宋廷令种谔留守延州，让徐禧去实行他的计划。[65]
徐禧在八月间用14天就筑成了永乐城（今米脂县西北马胡峪）。[66]永乐城位于无定河与支流永乐川会合处，三面阻崖，形势险要，控制着无定河河谷西去夏、宥诸州的大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城中无水，徐禧在山下河畔加筑了水寨，保护汲水通道，以为万无一失，便与监军宦官李舜举、陕西转运使李稷回驻米脂，留部将曲珍守永乐城。
这时，夏军在保卫灵州胜利后正集主力六监军司兵30万屯泾原北，得知宋筑永乐城，即由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率领迅速移兵东线，来攻永乐，并派兵南下绥德以阻止宋军增援。徐禧闻讯，大言道：“彼若大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部将高永亨提醒他城无水，不可守，他竟以动摇军心罪要把高永亨处斩，经人劝解才改为逮送延州狱。刚愎自用的徐禧就这样与李舜举、李稷等到永乐城督战。
夏军蜂涌而至，部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尚未列阵而袭之，徐禧又斥责他无知，说是“王师不鼓不成列”。待夏军部署完毕开始进攻，他才拔刀督军出城迎战。曲珍见夏军势大，宋军已不支，要求收军入城固守，又被徐禧斥下。结果，夏军骑兵涉水冲锋，宋军即全线崩溃，败军不及入城，多半被歼。曲珍率领的骑兵因入城之路为悬崖小径，都弃马攀崖而上，8000匹战马全部丧失。夏军乘胜进夺水寨，把宋军团团围困在无水的山城内。宋军掘井不成，数日后渴死大半。南边沈括率领的宋军又被进攻绥德城的西夏军牵制住而无法来援。徐禧等遂陷入绝境。这时可能他已感到失策丧师罪大，拒绝了左右要他突围的建议，决心死守。九月的一个大雨之夜，被围11天的永乐城陷落。徐禧、李舜举、李稷以及宋将高永能、寇伟、景思谊、张禹勤等官吏将领数百人皆战死，只有曲珍等四将逃脱，士兵与民夫20万人全军覆没。
永乐城之役是宋夏战争史上宋朝空前的大失败。创下了兵、将、民夫与军资损失的纪录。由转运使李稷集中到永乐城的金银粮草军用器械，凝聚着熙宁“富国”新政的成果，而今尽为西夏所有；宋军民被俘之多，以至于此后几次宋夏议和时永乐战俘都成了重要的谈判筹码。宋神宗听到败报后放声大哭，从此再不言开边进取之事了。
永乐城之役后，种谔等在五路伐夏过程中所攻占的葭芦、吴堡（今吴堡县）、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城仍在宋的手里。夏军在东线不能扩大战果，于是又移兵西线，同时向宋朝提出议和。梁氏又于元丰六年（1083年）放出夏主秉常并让其恢复皇位，给了宋朝一个台阶，早已厌战的宋神宗立即同意谈判。但是，西夏要求宋朝退回五路伐夏之前的边界，放弃东线六寨，为宋朝所拒绝。
于是，西夏又在西线发动攻势，元丰七年（1084年），夏军进攻兰州、安远寨、静边寨，均未得手。夏将仁多㖫丁败死，永乐城之役的夏军主将叶悖麻与咩讹埋也在安远寨被宋军击毙。宋军算是报了永乐城的仇。[67]至此，宋夏双方谁也奈何对方不得，战事在未达成和议的情况下停止。
总之，宋夏战争的这一阶段（1081—1084年）虽只有短短五年，却是整个宋夏战争的最高潮。宋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攻势，却遭到了灵州、永乐城两次空前的大败。但是宋朝并未被打回战前边界。宋军以“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战将损失数百人、物资损失不可胜计的巨大代价，换来了今陕西境内米脂、佳县、吴堡、横山一带的六城之地。“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