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从元祐弃地到童贯祸陕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赵顼去世，仅仅七个月之后，实际控制着夏国军政的夏太后梁氏也病死。次年七月，西夏惠宗李秉常也去世了。于是南北都出现了幼主登基、母后临朝的局面：南边是10岁的宋哲宗赵煦由高太后监国，北边是年仅3岁的夏崇宗李乾顺继位，由梁太后（惠宗朝梁太后的侄女）监护。宋夏关系因双方国内政局的演变而复杂化，陕西的形势也随之而波动起来。
宋神宗死后，一直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在高太后支持下执政。他和宋朝的保守势力开始了史称“元祐更化”的反改革活动，罢废新法，驱逐“新党”，内外政策都趋于保守化。在对夏关系上，保守派在神宗时就一直主张“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要“校曲直”的，只是认为神宗时期的两国关系是其“曲”在宋。因此这一时期他们中一些人说的话，令人听来就像是一个西夏使节在宋廷的演讲，甚或尤有过之。西夏前来索地的使者还未入宋，就有苏辙连上两疏，要求：“因其请地而与之。”这年六月，西夏使者讹罗聿到宋朝，提出要求宋“归还”兰州与米脂等五寨地作为议和条件。司马光不仅一口应允，而且还提出把整个熙河一路都送给西夏。他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王安石惹怒了西夏，对人家亏了理；现在人家“卑词厚礼”来讨，我若不给，人家翻了脸，“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不如主动连熙河一路都给了。
司马光“慷慨”得太过分了，即使在他那一派元祐党人中也引起了一片异议。司马光愤愤地说：群臣都“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为国家之忧”[82]。然而只有文彦博支持他。且不说熙宁以来宋朝向西夏“启衅”而得到的“侵疆”本来都是李继迁以来党项贵族夺去的宋朝疆土，就说熙河一路，熙宁年间本是得自吐蕃人，而非得自西夏，要归还“侵疆”，也不是归还给西夏。朝议再三，宋廷终于还是没有完全接受司马光的主张。于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宋朝诏告西夏：“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寨，待归我陷执民，当尽划以给还。”[83]熙河得之元丰四年以前，就不在归还之列了。
“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寨”除了后来又为西夏夺回者外，这时在宋朝手中的正好是兰州及米脂等五寨之地。可见宋朝已完全满足了西夏的要求，所求于西夏者，不过是遣返永乐城战俘而已。但是正如当时赍诏使夏的宋臣穆衍所说：“兰（州）弃则熙（河）危，熙危则关中震”[84]，若是真放弃了这片土地，关中将不得安宁了。恰巧西夏方面又迟迟不遣返永乐城战俘，于是和议始终未能生效。这时西夏仍不时进攻宋境，元祐二年、三年间，先后在西线进攻镇戎军、德靖寨和龛谷寨、东关堡（均在今甘肃兰州附近）等地，宋将米赟、郝普等战死。直到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西夏才遣返了“永乐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宋朝几十万战俘才回来149人，高太后等人也算是有了面子，于是下诏把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还给西夏，而不再提兰州之事。几十万“陷执民”的命运也置之不理了。
这四寨之地除安疆（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属环庆路之外，都地处东线，约当今陕北米脂、佳县两县和绥德、吴堡的部分地区。宋夏边界划到了绥德城下：“绥州内十里筑堡铺供耕牧，外十里立封堠作空地例以辨两国界”[85]。这不仅把元丰四年以来牺牲几十万人和无数财力所恢复的陕北领土再次丧失，而且比熙宁五年以绥州城外20里为界之约还要于宋朝不利。换句话说，在这些地段西夏所得实际上已经越过了元丰四年双方控制线。绥德城头已经可以望见夏境和烽燧。而宋朝于熙宁三年、元丰四年两度初步打通的绥德至麟府战略走廊，也又一次被切断，麟、府、丰三州再度被孤悬于河外了。弃地诏至，陕西军民怨声载道，尤其是重新被置诸敌后的麟府军民更是“愤土地之委弃”[86]，人人痛心疾首！
弃地使宋朝在陕北的对夏防御态势大为恶化，而西夏却没有领司马光的情，“夏得砦，益骄”[87]，再度开始向陕北进攻。宋夏陕北战事的第五阶段（1091—1099年）因之开始。
元祐六年（1091年）九月，西夏军攻麟州，又攻府州，围城三日，宋都监李仪等战死。知府州折克行在折水川击败夏军，迫其退走。元祐七年（1092年）内，夏军又在辽的支持下，利用其界近抵绥州之便，多次进攻绥德城，均未得逞。
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西夏再度向宋索要兰州，提出以塞门等二寨交换。其实当时塞门寨就在宋朝手里[88]，所谓“交换”纯属讹诈。宋朝拒绝了西夏的要求。
这年十月，高太后死，宋哲宗亲政。宋朝政局又发生一次转折。像我国历史上多次重演过的类似场面那样，小皇帝在母后监护下总有一肚子窝囊气，一旦“亲政”，“后党”就倒霉了。于是元祐党人纷纷被逐，变法派又被起用。在边政方面，“哲宗皇帝惩元祐罢兵弃地骄敌之过，择将练兵，大复熙、丰之政”[89]，陕西军民抗敌情绪又复高涨起来。
西夏统治者看到局势不对，先发制人。绍圣三年（1096年）九月，西夏梁太后带着13岁的小皇帝李乾顺，倾全国之兵，号称50万大军，向宋鄜延路大举进犯。其规模之大是今陕西境内宋夏战争史上仅见的。夏军在进军中发布的文书说：“夏国昨与朝廷议疆场，惟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于坐团铺处立界。本国以恭顺之故，亦黾勉听从，遂于境内立数堡以护耕。而麟延出兵，悉行平荡。又数数入界杀掠。国人共愤，欲取延州。”[90]从这篇文书可以看出西夏对宋朝“改悔”元祐弃地政策和鄜延军民积极抗夏的恐慌。
50万夏军西自宥州向顺宁（今志丹县西北）、招安寨（今安塞县西），东自银州向黑水（今子洲县境）、安定（今子长县西），中自夏州向塞门、龙安（均在今安塞县北），分三路对延州发动钳形攻势，军营连绵100公里相继不绝。另一支夏军原计划攻麟州，后知该处有备，也改由塞门一路南进。十月间，夏主母子均随主力由中路抵延州城下，亲自擂鼓，纵骑四掠。在受到延州守军的抗击后，夏军回师攻破延州北面门户金明寨，宋守将张俞战死，2800名守军仅有5人逃脱。然而由于鄜延宋军防守严密，麟府宋军又出兵骆驼岭，从夏人侧后方进行牵制，西夏军再未能前进一步，终于撤军北归。此次进攻，西夏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兵力，而且皇帝、太后齐上阵，却仅攻破了一寨之地，比起当年李元昊时数量远少于此时的夏军却能连续歼灭宋军大兵团的情形，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次年二月，西夏又以7万兵力进攻绥德城，仍无所获。这时，宋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吕惠卿部署反攻。鄜延宋军与知太原府孙览率领的河东宋军一起，先后收复了“元祐弃地”葭芦、浮图二寨。八月间，宋将王愍又率鄜延宋军攻入夏境，一度占领宥州，并筑威戎、威羌二城（今子洲县境）。元符元年（1098年），宋军又收复米脂寨。至此，“元祐弃地”全部为宋朝收回。[91]宋朝又采取措施在这些新收复土地上设防建置，加筑堡寨，开辟通道，以图巩固。元符二年（1099年），宋朝在葭芦寨建置了隶属河东路的州级行政单位晋宁军，又升绥德城为绥德军，同时最终开通了由十余寨堡屏护的绥麟战略走廊。于是，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在陕北基本形成。
这时，宋夏在西线也进行了一系列较量。元符元年，西夏军40万人在梁太后率领下猛攻宋朝新设置的防御重镇平夏城（今甘肃镇原县西），遭到惨败。泾原宋将折可适（府州折氏将领）在此役中以奇袭战术俘获西夏西寿保泰军司统军、皇族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二人均为夏国“用事桀黠首领”，宋廷为此举行“御前受俘”仪式以示庆祝。[92]而“夏人震骇”。在此前，宋廷为表示抗夏决心，断绝了给夏的“岁赐”，并命令陕西诸路“多建城寨以逼夏”。一年内，东起麟府，西至熙河，宋军新筑城寨50多座，边防空前巩固。
而西夏在三年内两次兴数十万之师，在东西两线都遭到失败，损兵折将，丧师失地，又失“岁赐”，已无法再打下去。这时梁太后病死（一说被毒死），崇宗李乾顺亲政，后族失势。宋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李乾顺请辽国出面为夏请和。南北两个长大成人的小皇帝都一改母后之政，一个易“和”为战，一个易战为和，双方终于在十一月间达成妥协。西夏不再向宋索地，并声称本国“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人之窃命，频生边患，颇亏事大之仪”，向宋朝赔礼道歉。宋朝则摆出宗主的“雅量”，恢复“岁赐”，并再赐给银器500两、衣著500匹，以为奖赏。
这样，宋哲宗在他“绍述圣政”的绍圣年间纠正了保守派的倒行逆施，经过宋朝陕西诸路军民在全国人民支持下艰苦奋战，终于赢得了体面的和平。
然而，“绍述”时期也是新法在加速变质的时期，以强化专制权力，巩固王朝统治为目的的改革，如果不被保守派所扼杀，也会被专制权力本身所腐蚀和扭曲，而成为有权者借以营私的工具。宋朝的“新政”也未能免于此命运。“新政”在神宗时本已开始变质，到哲宗“绍述”时，变法家如章惇等其人品已不如王安石，其为政更已渐成续貂了。元符三年（1100年）初哲宗死，徽宗赵佶继位，在经过一年的母后听政、复贬“新党”，一年的“建中靖国”、调和中庸之后，于1102年又改元“崇宁”，宣布要崇法熙宁，再度打出改革旗号。然而，历经十余年间颠来倒去你整我我整他的“政争”之后，再起的“变法派”们个个已成官场油子，惟知借“新法”以营私。宋徽宗时出来“崇法熙宁”的，是宦官佞幸童贯推荐的贪官蔡京，而童贯又恰恰正是神宗时在陕西葬送了“五路伐夏”的宦官统帅李宪的义子。于是乎这时首先被“崇法”的便是以宦官统兵主边政的“新政”，陕西军民艰苦奋战好不容易形成的局面，又很快面目全非了：
首先是“筑城战”被严重扭曲。崇宁年间，陕西边境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筑城”之风反而愈刮愈烈。与以前不同的是，过去筑城多是抗夏所需，筑于军事要冲，屯守经营较为认真。而此时庸懦的边将们纷纷在毫无军事价值的地方，滥筑无兵无民的“幽灵城”以邀功请赏。如崇宁初年的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蔡京的党羽陶节夫，“诞妄特甚，每进筑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争之地”。于是未及一年，官升枢密直学士。然而其实他“未尝遣一骑一卒出塞，盖与虏战则有胜负，独进筑则无虞，又皆远灵武数百里之地，虏所不至，故皆得就功论赏”。不久，蔡京又任他为陕西河东五路经略制置使，开府延安，主持全陕边政。于是“诸道兴役进筑，屡被爵赏”，一时徭役繁兴，累及关中各地。“时诸将所筑城寨，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93]因而这一时期陕北边境便出现了许多忽有忽无、未经兵戎而兴置不常的“城市”，级别较高的如：银州，崇宁四年（1105年）置，五年（1106年）即废；威德军，崇宁三年（1104年）置，五年（1106年）废，政和三年（1113年）欲置而不果，七年（1117年）又置，[94]如此等等，劳民伤财，弊端百出。陶节夫还胡作非为，西夏正常的使节入境，他“拒弗纳”。为冒功请赏，他把西夏“放牧者执杀之。夏人怨怒，大入镇戎军，杀掳数万口”[95]。边事被他弄得一塌糊涂。
崇宁年间，童贯已开始插手陕西边政。走他的门路而夤缘为相的蔡京向宋徽宗“言（童）贯尝十使陕右，审五路事宜与诸将之能否为最悉，力荐之”。于是宋廷崇法熙宁年间“李宪故事”，令他继其养父而监军陕西。政和元年（1111年），他又以太尉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拿着尚方宝剑来到陕西。[96]政和五年（1115年）二月，领陕西六路边事，“以太尉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俄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河西、河北两房事”[97]。他从监军而统帅，完全控制了陕西的军政大权。
在童贯的把持下，陕西军治吏治进一步败坏，将帅克扣军饷，官吏盗窃边库，营私纳贿，风纪荡然。政和四年（1114年）冬，内附党项人李讹曾给西夏写信说：“我居汉二十年，每见春廪既虚，秋庾未积。粮草转输，例给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饥色。”[98]大批熟羌对宋朝失去信心，又复叛归西夏。
童贯不谙边情，措置乖张，“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隶他籍，军政尽坏”[99]。在边备废弛的情况下，党项贵族又生觊觎之心，绍圣、元符年间原已基本安定的陕西诸边，到宋末又复紧张起来。
而作为统帅的童贯，在军事上尤其显露了其污浊的品质。他谎报军情，以败为功，任人唯亲，凌逼将帅，弄得陕西军界一派乌烟瘴气。政和五年（1115年）童贯党羽王厚、刘仲武等合泾原、环庆、鄜延、秦凤四路之师，攻打臧底河城（今志丹县北），败绩，士卒死亡近半。童贯匿败不报，任夏军乘胜大掠而去。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童贯突发奇想，令熙河经略使刘法攻取朔方。刘法只有兵2万，知必败，不欲行。童贯威胁，逼他出兵。刘法无奈，只好冒险，结果果然在统安城一役被夏军歼灭。刘法在溃逃中为夏军士兵所杀。夏军统帅察哥叹道：“刘将军前败我于古骨龙、仁多泉，吾常避其锋，谓天生神将，岂料今为一小卒枭首哉！”[100]身经百战的“神将”刘法就这样被童贯断送了性命。“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恟惧。贯隐其败，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101]。
政治腐败，军事乖张，陕西边防的崩溃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1]《宋史》卷266《温仲舒传》。
[2]《宋大诏令集》卷240。
[3]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吴广成按语，龚世俊等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4]《宋史》卷318《张方平传》。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庚午条，第553页。
[6]李彝兴原名彝殷，避宋宣祖（赵匡胤父）赵弘殷讳改；李克睿原名光睿，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改。克字辈的其他人均由“光”字辈改名。（《宋史》卷485《夏国传》）
[7]《宋史》卷485《夏国传》谓李克文、克信等为继捧弟，误。李氏辈分排序为思、仁、彝、光、继。后改光为克，克文等均长继捧一辈。《宋史·夏国传》此类错误甚多，如谓李仁福为李彝昌“族子”，实乃“族父”也。
[8]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第33页。
[9]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第38页。
[10]《宋史》卷485《夏国传》。
[11]《宋史》卷485《夏国传》。
[12]《宋史》卷485《夏国传》谓此事在灵州，恐误，今从卷5本纪及卷257《李继隆传》。
[13]《宋史》卷485《夏国传》；卷257《李继隆传》。
[14]《宋史》卷485《夏国传》。
[15]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第119页。
[16]《宋史》卷485《夏国传》。
[17]《宋史》卷275《田仁朗传》。
[18]《宋史》卷265《张齐贤传》。
[19]《宋史》卷485《夏国传》。
[20]《宋史》卷485《夏国传》。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癸酉条，第2965页。
[22]《宋史》卷325《刘平传》《郭遵传》。
[23]《宋史》卷324《张亢传》。
[24]周：《清波杂志校注》卷2，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71页。
[25]《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三月丙辰条，第3110页。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丙午条，第2898页。
[28]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全宋笔记》第一编五，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29]韩琦：《乞陕西仍分四路各依旧职奏》，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第1631页。
[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纪事，李焘注引《正史西夏传》，第3089页。
[31]《宋史》卷485《夏国传》。
[32]参看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33]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6—122页。
[34]《宋史》卷312《韩琦传》。
[35]这里没有提到在陕名声最大的“杨家将”，因为杨业及其子孙虽祖籍麟州，但事迹均不在陕，而且如果不算小说造成的影响，其功业亦不及种、折两家。
[36]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5《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4页。
[37]《宋史》卷335《种世衡传》。
[38]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5《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第355页。
[39]今人论及宋夏战争中的宋朝扩地，往往首列“王韶开边”所得的熙河地区。但熙河地区实得之吐蕃，虽其时夏蕃结盟，毕竟并非夏地。
[40]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第590页。
[41]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5《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第355页。
[42]夺自吐蕃的和旋置旋废的如银州、威德军等不计。除绥德军外，另一个是晋宁军。
[43]《宋史》卷335《种谔传》。
[44]《宋史》卷332《赵禼传》。
[45]《宋史》本纪及《种谔传》《韩绛传》《夏国传》都说先进筑啰兀的是种谔，恐误。啰兀乃党项名称，一如西夏所筑的闹讹等城，而宋朝所筑城无起党项名者。故据《西夏书事》等书改。
[46]《宋史》卷290《郭逵传》。
[47]见《折克行神道碑》文，碑藏西安碑林。
[48]《宋史》卷486《夏国传》。
[49]《宋史》卷486《夏国传》。
[50]“币”古有贽礼之意。
[51]《宋史》卷486《夏国传》。
[52]《宋史》卷335《种谔传》。
[53]《宋史》卷486《夏国传》。
[54]《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55]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4《兼并》，中华书局，1959年，第114页。
[56]《宋史》卷486《夏国传》。
[57]《宋史》卷335《种谔传》。
[58]《宋史》卷486《夏国传》。
[59]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4，中华书局，1989年，第278页。
[60]见《折克行神道碑》文，碑藏西安碑林。
[6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乙丑，第7743页。
[62]《宋史》卷334《徐禧传》。
[63]《宋史》卷335《种谔传》。
[64]《宋史》卷334《徐禧传》。
[65]《宋史》卷334《徐禧传》。
[66]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02页。
[67]《宋史》卷349《刘昌祚传》。
[68]《宋史》卷486《夏国传》。
[69]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29《供备库副使扬君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第443页。
[7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广顺二年十二月。
[71]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7页。
[72]丰州不仅知州为藩人，而且下辖永安、来远、保宁3寨亦“皆以蕃族守之”。（司马光：《论复置丰州札子》，《司马光奏议》卷6，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73]如后汉皇族刘崇就曾出任此职。
[74]《旧五代史》卷125、《新五代史》卷50《折从阮传》，史载之16州名中不见府州，何故，待考。
[75]《宋史》卷253《折御卿传》。
[7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辛亥条，第1401页。
[77]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图81。
[78]《宋史》卷324《张亢传》，又见西安碑林藏《折继闵神道碑》。
[79]司马光：《论复置丰州札子》，《司马光奏议》卷6，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80]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16《乞放麟州百姓沽酒札子》，第1764页。
[81]见《折克行神道碑》文，碑藏西安碑林。
[82]《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83]《宋史》卷486《夏国传》。
[84]《宋史》卷332《穆衍传》。
[85]《宋史》卷486《夏国传》。
[86]见《折克行神道碑》文，碑藏西安碑林。
[87]《宋史》卷328《章楶传》。
[88]参见《宋史》卷87《地理志》延安府条。
[89]见《折克行神道碑》文，碑藏西安碑林。
[90]《宋史》卷486《夏国传》。
[91]四寨中的安疆寨也于1097年由环庆路收复。
[92]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20《折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宋史》卷486《夏国传》。
[94]参见《宋史》卷87《地理志》延安府、保安军、银州诸条。
[95]《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96]《宋史》卷468《童贯传》。
[97]《宋史》卷468《童贯传》。
[98]《宋史》卷486《夏国传》。
[99]《宋史》卷468《童贯传》。
[100]《宋史》卷468《童贯传》。
[101]《宋史》卷468《童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