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35期：正版进天堂，盗版走四方
死磕自己，愉悦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罗辑思维！
话说不久前的一天，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有一个青年男子，响晴白日哦，突然把自己脱光，光着屁股在湖边开始乱跑，然后被我英勇的人民警察和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当场给按倒，然后就问他，你为啥要裸奔呢？
那男的说，我是个音乐家，你们现在全社会都在盗我的版，以至于我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要搞一个行为艺术，跟你们抗议。
哎呀，你看音乐家们真可怜啊，靠版权衣服都穿不起了，但是我们今天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我们要在他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然后再抹上一抹，我们要告诉他们，很直白地告诉你一个结论：个人创作的、供大众享用的、低成本的内容作品，在未来想靠版权维持生计，可能是一种痴心妄想，版权收益将会越来越少。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有可能你会很义愤填膺，那作家们、音乐家们岂不都不创作了，我们的文明还能怎么进展呢？
这就是所有维护版权的人，天天跟我们大众宣讲的一个道理，创新是需要靠钱的，他们没有生计，不能在书斋当中，在自己的音乐实验室当中安心地去搞创作，我们的文明不就开始灰败了吗？我们的创作不就停止了吗？
但是今天我们告诉你一个道理，所有这套说法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满打满算不过三百年时间，而我们的文明呢？我们人类文明至今至少在文明状态里的存续，已经好几千年了，有文字的历史就好几千年。那请问，那么古代的文化作品、文学作品是怎么出来的呢？难道是靠版权保护吗？不是。
你看，中国古代的文人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司马迁，对吧，因为做了个小手术，然后自己就很愤恨，然后就开始写《史记》，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你看，他根本就没打算他这一生的劳作，在他活着的时间里能够获得任何可见的收益，中国古代文人干这种事情的人好多的，好不好。
最让人感觉到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事迹，是我看到明末清初的一个人，姓谈，叫谈迁，他就是发奋要写一部明史，因为他觉得明朝亡了，他是遗民嘛。
他要写一部这个朝代的断代史叫《国榷》，反正一直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一直准备到什么时候，53岁那年，写完了。
可是呢，因为这人没当官，家里也不富裕，突然有一天，不知道有一个真是良心坏掉的贼，跑到他家里把所有的书稿全部给偷走了。
啊，老头这通哭啊，这通伤心啊，然后抬起手看看，说吾手尚在，然后从53岁开始，又花了四年时间，把这部《国榷》又重写了一遍，一百多卷哦，400万字哦。你说他这种创作，哪有什么版权的保护啊。没有的，就是这个爱好，就想把这个事干成。
你看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宝库里面，有一部《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的作者是蒲松龄，他是谁？不是达官贵人，说白了就是在员外家教教孩子读书的一个小塾师，就这么一个人。
他写《聊斋志异》是什么呢？经常在村口摆一个小茶摊，上面搁点儿茶，所有过往的客商，外地的来人，坐下坐下喝杯茶，聊一聊你知道的所有的狐仙鬼怪的这些故事，说得好，茶钱免掉。你看，他一个穷人，他是靠自己出茶钱，然后让别人跟他讲故事，那他图啥呢？
对，如果你没看过《聊斋志异》，你就不懂他图啥。
我看过，而且是我在少年时代看过，我还记得那是南方的冬天，特别冷，我在我老家，穿着一个军大衣躺在床上。你想一个少年的罗胖子，一个血气方刚的男青年，读者《聊斋》，经常读得浑身燥热，把军大衣掀掉，起来在房间里走绺儿，为什么？因为那种故事就是最好的古代意淫故事嘛。
一个书生，独宿荒斋，突然之间进门来一个美女，这个美女还什么都会，又美若天仙，然后当场就能成其好事，然后又能给你变成什么良宅美田，所有这些东西，这不就是一个屌丝的梦想吗？他太符合一个一生不得志的文人他的晚年的意淫生活。
当然，我们没有说贬斥这部巨著的意思，但是确实从他创作动机来看，这就是他生命中最丰满、最华彩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他贴一点茶钱，完成这种创作的快感呢？
你去看中国古代的所有的出书，都是自己花钱的，好不好。清代人有这么一套口诀，说人一旦当官，就要干四件事叫：戴它一个帽，乌纱帽嘛；乘它一座轿，得坐轿了，官老爷不能再自己走路了；讨它一个小，娶个小老婆；刻它一部稿，把自己以前写的乱七八糟的作文刻出来，散人。
要知道刻一部稿要花多少钱，不少钱啊！我的这一期的知识助理，人大清史所的李源同学告诉我，他说刻一部稿大概在清代要花掉300两银子左右。不要以为300两银子，300两银子不得了的数目啊。
一个普通的士绅，一年大概的收入在清代是120两银子。一两银子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足够一个普通人家，就是穷人过一个月。
你想想看，300两银子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你要自己刻一部稿，然后拿去送人，所以这是非常有财力的人才能办得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古代不仅不存在版权，反而因为你创作获得的快感，你要获得听众那种获得的这种荣耀感，对不起，你自己为这种荣耀感买单。
古罗马时候，西方也是这样。一个贵族老爷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怎么办？请吟游诗人来，你能不能在你到处讲的时候，把我的名字讲进去，我给你钱。
你看，把自己创作的内容告诉别人，要花钱的。古罗马的诗人写好一首诗，说召集几十个人来听自己念这首诗，你好歹瓜子花生你得摆一堆吧，这都是要花钱的。不存在大家为了享受你的内容，给你钱的道理。
你可能会问了，那中国古代文人就这点出息，就图一个写书，然后获得点创作快感，意淫，不吐不快，他就没有一点现实的利益算计吗？也有的。
只不过不是版权，他是一种曲线救国，一种终南捷径，从文化创作抵达世俗银两的那个道路，什么道路吗？
举个例子，比方说北宋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一生在洛阳住了十五年，目不窥园十五年，就专门用心去修那部《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1084年，元丰七年修成的，第二年，怎么就那么巧，正好宋神宗皇帝驾崩，新继位的是哲宗，他儿子，垂帘听政的是高太后，这高太后就烦死这王安石了，烦死这王安石变法了，马上把王安石贬斥，那请问下面谁当宰相呢？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司马君实相公刚刚修好了《资治通鉴》，坐上了天下文人的第一把交椅，当然是他当宰相了。他不当宰相老百姓都不答应。
虽然司马光他老人家只做了八个月宰相就死了，但你不能不说这个相位的获得，跟他此前的文化创作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老头就奔着这个来的。但是你想想看，这笔收益和所谓的版权收益，哪个来得大呢？那叫宰相啊！
对，中国文人和西方文人其实都这样，西方你看中世纪，比如说马基雅维利，对吧，佛罗伦萨的，他也是写书的，写书在封面上得写，我得献给谁谁谁，那个时候文人都这样。
封面上都得写，谨以此书献给英明伟大神武的英俊帅气的某某公爵伯爵，都得写这么一句，然后公爵伯爵再给他赏点银子，赏点官位坐。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也是这样，这是献给当时的小洛伦佐·美第奇的。当时佛罗伦萨的执政官的，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当然，在古代文化创作还有一个比现实利益更重要的争夺，那就是权力，比方说我们都读过《三国演义》里面的舌战群儒，大帅哥诸葛亮一个人骂倒了江东所有的儒生，但是你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他骂的那种都是什么人呐？
在经学史上那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什么虞翻、陆绩、张昭，这些人都是当世之大儒，他们的著作直到今天在经学研究史上那是经典名著，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孙权要养一帮又没有什么用，又不打仗，一旦追兵来了立即就主张投降，养一帮这种窝囊废干什么？
你看北边曹操，他身边养的那些人，什么荀攸、荀彧、郭嘉，这些人都是职业军事参谋，曹操真用得上。曹操恰恰对文人，什么杨修、孔融，抓着就砍，逮着就杀，为啥呢？正统性问题。
曹操手里掐着一个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不怕，他的正统性是天然的。而孙权不行，他是一个割据军阀，所以他就必须得做样子，必须得养儒生养文人，以昭告天下，我这里有读书的种子，我是圣贤之学在江东的流传，我是他们的保护神，所以我也有一定的政权的正统性。所以你看，文化创作跟经济利益的关系，在古代它是如此的复杂，它远远超越了版权的层面，那你可能会问，那版权这个怪物是怎么出来的呢？
那版权这个怪物是谁打开了魔瓶？把它当魔鬼一样放出来的呢？印刷术。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印刷术，我们牛。
你不要搞错，中国宋代毕昇发明的那个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应用。
中国真正应用的一千多年的是雕版印刷术，可是雕版印刷有问题。当时只有主流是两种木头：就是梨树和枣树，所以古人说出版自己的作品叫“灾梨祸枣”。
但是即使是那么硬的木头，印个几十份也基本上就得搁那儿晾着，因为木头沾水沾墨变形，得晾着，还不能曝晒。所以它的生产产量是很小的。
西方也是一样，我看过的一些材料，如果做一本《圣经》，一个专业的做书人，大概精雕细琢，连抄带写做封皮，三年一本，那个东西是很贵的，我们那个知识助理李源给我们一个材料，说在清代，你要买一个十本一套的《本草纲目》，当时算畅销书哦，多少钱？五两银子。够穷人家过五个月，这么贵！
西方也是一样，据说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之后，他的一个徒弟，一个小伙计就带着几十本《圣经》，跑到法国巴黎去卖，一进巴黎就让警察给抓了。
警察说，瞧你穿成那破样，你还好意思有几十本《圣经》，那书是多贵的东西，你能有？
西方中世纪的时候，有个上百本书，那就叫图书馆，不得了，书是非常珍贵而值钱的。
可是到了十五世纪中叶，一个叫古腾堡的德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的印刷机，整个世界从此发生了改变，为啥？
因为那个印刷机的胃口太大了，印书的速度太快了，这个单点的技术突破导致整个文化的生态，发生了一次剧变。
你想，那印刷厂开在那儿，那印刷机印得又快，它天天停工待料，天天等米下锅，这个环节一旦突破，什么就变成稀缺了？制作书籍的这个环节突破了，内容就变得稀缺了。
所以印刷厂的老板只好就跑去找文人。哎，听说你会写字，要不你写点，我这儿开业，我这儿等米下锅呢！要不给你点钱，给你开张支票，数点银子，这就是版权的来源。如果正式要说到法律上的版权的来源，得是1710年，英国通过了一个叫《安妮法》，三百年前正式把版权保护作为一个法律定了下来。
所以后来的英国文人就比较幸福，他们这个版权比较发达，什么笛福、狄更斯，这些英国的文人靠版权就能发财。
包括人类版权的巅峰，也是一个英国人，大家知道，那个著名的在咖啡馆写作的单亲妈妈，J.K.罗琳，她靠她创作的《哈利波特》版权，在2007年到2008年一年间，个人收益五亿英镑，现在据说每年还能收益三亿英镑左右，据说这个女人的财产已经超过了英女王。这是一个巅峰，所以很多文人就很兴奋，说终于可以靠脑子里这点东西，靠我的笔耕不辍，然后获得生计了。
这是三百年来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个看上去很美好的东西还有两面，文人是不会告诉你的，我告诉你，罗辑思维来告诉你：第一，文人这个钱他真不是站着挣的，他是跪着挣的，为啥呢？
因为当内容爆炸性的生长开来之后，出现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叫编辑。就是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出书啊，能不能上电视上报纸，编辑说了算。编辑还有一个同谋者，叫专家。
他们都是一帮文人，但是他们是文人中的另类，他们是制定标准的文人，他们的本能或者说天职，就是干一件事，把表达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
诸位不信，你可以到新华书店去看一看，有那些所谓的学术著作，经常是国家基金赞助的那些学术著作，你翻开看，那说的是人话吗？那种我说得不好听点儿，反正我也不在大学混，垃圾，学术垃圾，只有他们自己圈内人能够看得懂。
然后就一些概念绕来绕去的那些学术垃圾，那大有人在，他们就生产这些东西，但是你说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当然觉得你这个价值何在呢？你又不能传播，老百姓又看不懂，对吧。
哪像罗辑思维那个胖子，他能把知识讲给老百姓，能听得懂。但是他们在传统社会，他们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知识的谱系，知识的定义和知识组织的金字塔，他们高坐在顶端，你这个注释写得不好，你那个不符合文化规范、学术规范，你那个拿回去重写，他都懒得跟你辩论，他嘬嘬牙花子，你几年的劳动就可以白费。
他们是一帮知识的垄断者，这帮垄断者他有一个本能，就是所有可以降低表达成本的，那些为普罗大众所欢迎的，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新，他们都要去鄙视一把，都要上去踩两脚，都要去吐吐槽。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法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大文人，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狄德罗，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什么？就是街上那些报纸。
我们今天说报社编辑算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对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你那个报纸卖几个苏？就是当时法国最小的货币单位，卖几个苏一张。
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看，他一辈子都在骂这个事，然后你看现在的大文豪、大文人，他们都是，他们有一个鄙视链条，比如说阿多诺（哲学家），他就看不起广播，因为那个时候广播降低了表达门槛。
后来的哈贝马斯，他就看不起电视，天天在那儿骂。对啊，现在也是啊。那个作协的主席就看不起新进来的那些作协的小作家，小作家们就看不起韩寒，韩寒就看不起郭敬明。
所有降低了门槛的那些专家学者，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利益版图、利益帝国的人，他就要排斥你，为什么？
因为他拥有了内容生产，能不能被这部印刷机器，这部传播机器传播出去的天然的决定权，所以文人这个钱，这个版权，你以为好拿的呀，你去看那些作家的回忆录，从大部头的回忆录到小文章，基本上人生都有血泪的一章，就是当时青涩的作品拿到出版社去，然后到处投稿没人发，然后是一个像天使一般降临的编辑突然点亮了他的人生，说要不我给你发了吧，从此他就成名了，所以他们挣钱是跪着挣的。
那第二条，就是所有的文人靠版权生活的时候，他还有一个背后的剥夺者，那就是书商，就是出版商，就是现在捍卫版权最积极的那群人。
你不要以为作家是捍卫版权最积极的人，最积极的人是后面的出版商，出版商和文人的博弈是天然的。
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当年英国和美国，这也是一对冤家，有点像我们今天中国和美国，美国人现在动不动骂我们中国人不尊重知识版权。
你美国人当年起家的时候，也不尊重人家英国人的知识版权好不好。
因为大家用的都是英语嘛，美国人的盗版技术，在当时也跟今天中国的河南人似的，非常厉害，会盗版。英国书基本上到了美国的港口，一个星期，在当时没有激光照排的情况下，一个星期盗版书就能上市。
据说当年的狄更斯有一本小说《圣诞欢歌》，那本书在英国是卖两个英镑，很贵！狄更斯能分到一笔钱，到美国你猜卖多少钱？
四个美分，一毛钱都不会给他。所以后来英国的很多书商就跑到美国打官司，就上诉啊上访啊，说这得给钱，打了十年官司未果。
因为美国的出版商、盗版商，他有他的道理啊，不能抬高美国书籍的卖价，让我们劳动的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善变得很慢，不能冲击美国的产业，保护民族文化等等。反正就是这些破理由，说一大堆，所以英国人没办法。
可是等美国的文人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什么马克·吐温，什么斯托夫人啊，什么欧文啊这些人，他们的书在英国的版权也得不到保护，所以书商之间互相，尤其是隔壁那个书商来侵夺你的版权，这是一个从西方版权一开始就解决不了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会解决，未来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那谁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呢？还得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聪明，我们中国人有个大文豪叫鲁迅，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这个商业上算盘打得也好，绍兴人嘛，师爷出身，还是很聪明的。
1929年，那个鲁迅的出版商，其实算他老师辈，那个人叫李晓峰。李晓峰就一直反正一年一百多大洋，就这么糊弄他，鲁迅所有的作品都在那儿出。
但是鲁迅越来越有名啊，《呐喊》那个小说一年就得出一新版，鲁迅就觉得老给这点钱，因为他是长辈，也不好怎么弄。所以鲁迅有一次就给他暗示，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原来给你编那个杂志，我现在不想编了，就是我撂挑子了。
一撂挑子，那边说，哎呀我们在钱上是不是谈一谈，结果李晓峰当天就给他送了五十块钱过去，鲁迅就怒了，因为原来说好了，编杂志是一个月一百块钱，那个时候一百大洋不得了，胡适据说当年一个月的薪水，在北大当教授也就二百大洋，毛泽东在当图书管理员八块大洋，一百块钱很多的。
但是李晓峰那天就给他送了五十。鲁迅说，得了，这就不想要我呗。得了吧，面子撕破了，打官司。
所以1929年，就打了中国版权史上一场著名的官司，这个官司的结果是什么呢？
鲁迅先生发明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叫印书票，印书证，就是你尽管印，反正我也不知道你印多少，现在有没有大数据那个时候，对吧，那怎么办呢？
我专门自己印一个印书证，你要印我的书，每一本书上要贴我的一张印书证，那我怎么跟你算版权费用呢？就是你印了多少，从我这儿拿了多少张印书证，我们一本一本算，那你说出版商还可以偷着印？可以偷着印啊。
你印的时候读者就会知道了，哟，这本书上没有鲁迅先生自己发的印书证，盗版，发动社会力量来监督。
这一招好多文人学，后来你看郑渊洁也学过这一招。这一招解决得比较好，但是不管怎么说，有版权之后的文人，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边是专家、学者、编辑，一边是出版商来偷他们的钱，一方面是压制他们。
所以很多文人在传统时代，其实内心也很纠结，比方说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这个人他一生关于版权的立场就变了好几次，最开始他自己觉得，我的书也开始挣钱了，所以他开始呼吁保护版权，在19世纪的中期。
可是过了几年，他发现，这个保护版权保的太狠，文人买书特别贵，比如说他想买一套大百科全书，当时要几十美金，几十美金是很大一笔钱，他发现盗版的便宜，盗版只需要七个美金，大概是九十美金降到七个美金，所以他又呼吁开放版权。
但是到最后，大概几十年之后，他发现还是得保护版权，因为毕竟他已经是成名作家了，他有大量的利益，而且他发现，不保护版权，不是他希望的那些他所谓的好书卖得最好，恰恰是那些粗制滥造的书，反而降低了读者的素质，所以马克吐温立场又变回来了。
所以你看，传统的文人即使是在严格保护版权，版权是天理、是天条的情况下，他们还纠结着呢！不过这个纠结的时代很快就要过去了。
还是得夸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知识助理，人民大学的李源同学，哎呀那真是个好同学呀，首先负责任，提起自己的丈母娘、女朋友，那都是满心的欢喜；提起自己的学校、学问、导师，那都是满心的崇拜。
他一生就想沿着这个知识的金字塔往上爬呀，终身做学问人，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讲了一个小事哟，那天他在学校里摆摊卖书，一个英国大牛的学者写的一本书，那里面说得都不是人话，我们也都听不懂，卖到晚上，一本都没卖出去。
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熟识的同学，李源同学就说，要不送你一本吧，反正也卖不掉，人家说，哎哟不要不要不要，没地儿搁，然后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说你呀，以后这辈子也别写这种书，没人看的。
你看，这就是这个时代给所有人出的一个大难题，尤其是给写作的，做学问的人出了一个大难题，你们的价值现在被整个世界分解掉了呀。
我们刚才讲到，文人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挤”，这一面是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去定义知识、垄断知识，拼命地抬高知识的表达门槛，创造那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和那些所谓的学术，但是现在的老百姓管你那个，人人都是编辑，人人都是把关人，人人都有选择权，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就转发什么，评论什么。
你看，现在某博导花二十年时间发表的全新的学术著作，你去开你的新闻发布会，没人捧场；但是芙蓉姐姐瘦了，从屌丝逆袭成白富美了，这个事照片传得满网都是。
所以很多传媒人还在说，哎呀要坚持内容为王，但问题来了，请问现在什么是好内容？请问是专家、教授费尽心力搞出来的皇皇巨著是好内容，还是芙蓉姐姐的一张照片是好内容呢？当这个问题你定义不清楚的时候，你再谈什么内容为王，你不是把自己也搞糊涂了吗？所以这个金字塔坍塌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出版商，那些一直以来捍卫知识版权的那些人。当然，我们这期节目不是说盗版有理，在现在的法律共识下，盗版仍然无理。
这个我们先得承认，但是问题是，传统的盗版是一小撮坏分子，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请国家版权局拿那个压路机把那个盗版光盘压一下，烧一堆盗版书，这就算打击来了？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对不起，当每个人点一个赞，顺手一次转发，就完成一次，跨时空、大规模的、低成本的盗版行为的时候，那些捍卫版权的人陷入的是如汪洋大海一般的人民战争。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你敢说你在版权问题上是绝对干净的吗？你没有看过一部盗版电影，你从来没有翻过一页盗版的书？恐怕很少有人敢这么说吧。反正我不敢这么说。
所以这样的一场人民战争，你能打得赢吗？我们在这个地方且不说这件事是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们把这件事先搁一边，我们先看它在商业上的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只针对那些音乐家、作家？因为他们的版权的特征是，首先，低成本、个人创作，大众传播，这么三大特征。
那些大公司制造的软件，比如说微软公司的Office，或者大型的耗资上亿美金的电影，那些东西当然它还可以握有版权，因为它在商业上成立，它是大公司做的，成本巨高，然后它可以从收益当中撤出很大一部分去反盗版。
可是，请问，你如果是一个作家，如果你仅仅是一个音乐人，你的收益本来就那么一点点，你拿什么去反这个汪洋大海般的人民的盗版战争呢？所以这件事情不管它在道理上是不是站得住脚，是不是正当，在商业上就不成立。
那些盗版的力量，利用网络的放大，然后会把你用正版获得的收益立即给你淹没掉。
所以你会问，那下面会怎么办呢？难道生产文化的人，难道我们这些作家，我们这些学者，我们这些音乐人就活该饿死吗？难道人类的这些文化版图就应该是沦为一片荒漠吗？
你放心，绝不可能。“上帝每给你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就一定会给你再开一扇门”，这是西方的谚语。那新的门在哪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有一个本质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叫“梅特卡夫定律”。
它的标准表述是这样，就是：一个网络的总价值，是由网络内节点的平方来决定的。
这是理科生的语言，我翻译一下，翻译成文科生听得懂的，就是一个网络内有多少节点，那它的总价值是呈几何级数增加的。
好像也不太文科，举个例子就能说得明白，比如世界上只有一台传真机的时候，这个传真机是不值钱的，你传给谁呢？虽然你内部结构很精巧，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当第二台传真机出现的时候，可以互传了，价值出现了。
可是当有一百台传真机的时候，你想想，这有多少种互相之间传的方式？所以节点数每增加一个，网络的总价值可不是增加一哟。是增加总节点数的平方，是几何级数的增加。
但是作家们会想，这关我鸟事。是网络的总节点价值增加，又不是我兜里的钞票增加。但是这扇门就是这样推开的，原来是我们控制版权，我们尽可能控制它的传播，每传播一个你要给我钱。
现在是什么？大家尽可能去盗版，我们让传播的网络变得越来越多，我的总网络内的节点越来越多，我的总网络的价值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你去看比如说中国的杂文家李承鹏，小说家韩寒，你能说他们是中国写杂文写得最好的，写小说写得最好的吗？不见得。
但是他们最有名。什么叫最有名？就是他的人际，人脉网络当中节点数最多，他总价值就最大，所以很多人即使是在网上看过了韩寒写的那些博客，但是当韩寒出新书的时候，他仍然要去买一本。
所以，这可不是说版权在兑现，甚至是我看过的内容，比如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经常是看一些，说得不好听点，盗版的书。
看完之后就觉得真好，我会买一本纸质版的书，为什么？我不是为了看，我是为了纪念。我是因为喜欢这个人，我愿意支持他一把，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心态。
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琢磨出点儿意思。过去的传统的内容生产，所有的价值沉淀在那儿，沉淀在内容这个环节上，是内容可以直接兑现成钱。而现在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价值波形发生了变化。
现在什么值钱？不是内容值钱了，因为内容太多了。什么东西即使它再有价值，一旦太多了就不值钱了。那这个时候什么值钱？人变得值钱。
如果这个过于理论的说法你还没听得懂的话，我们来举个例子，比方说苍井空老师。
你知道苍井空，苍老师在日本那个同行是很多的呀。我反正看到过一个数字，不知道真假，说每年日本的适龄女青年，也就是19岁到55岁进入拍AV行当，就是毛片这个行当里的人，大概是2000到3000人。
有一个数，我都不大相信，反正说在日本街上看到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每2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干过这个行当。
那你说很挣钱吗？她不是很真挣钱。你想那么多从业人员，二百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干这个事，她能挣钱到哪儿去。那是一片红海好不好。
但是同样是赤身露体，同样是婉转娇啼，为什么苍老师的地位跟她的那些同行就不一样呢？因为盗版嘛。
你想，在我国的文化环境下，苍老师的电影有可能通过正版传到中国吗？它都是通过反正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途径，这些片子、这些内容躺在了很多人的电脑硬盘里。
于是苍老师就出名了，苍老师出名之后，你说她一定是要靠盗版权来收益啊。这是她日本同行的那些思维，可是苍老师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在中国开一个博客，一些适当的社区的运营，变得很有名。
然后接一些商业的生意，我告诉你，苍老师有多值钱？据说某家公司想请苍老师发三条微博，你知道价格是多少呢？20万人民币。
但是后来这个内容发过去之后，苍老师说，哎呀，这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拒绝发。你看，20万都买不到，就变得这么值钱。
不说苍老师了，我们再说中国人。我们郭德纲郭老师，郭老师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
他从来不会费那个心思说我去打盗版，他讲相声的时候你愿意偷着录，你看我听好多郭德纲的相声都是听得盗版呀，都是一些观众在现场用黑摇虚晃的那个手机给录下来的现场的原音和原话。
但是郭德纲费那个精力去打你们的盗版吗？当盗版传播的越来越广，当郭德纲老师有几千万的铁杆钢丝的时候，他的价值是增值的好不好。
那他从哪儿挣钱呢？到电视台主持节目，电视台得给钱，对吧？然后郭德纲老师想上春晚，他只要在相声中说，“我要上春晚”于是全国的看他盗版内容的观众就把他生生地抬进了春晚。这就是力量，这就是盗版出现的力量。
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明白点儿没有。过去的版权时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养一只羊，身上薅毛，这叫版税。
可是现在呢？是一群羊，旁边弄一群狗看着，那些想吃羊的狼从旁边过的时候，狗从狼身上叼毛，所以现在的时代叫羊毛出在狼身上。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的逻辑，他们之间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原来的价值在内容，而现在的价值在人。
我们再回头看我们节目一开始讲的那个，裸奔的年轻的音乐人，你为什么要裸奔呢？是，你音乐现在被大家盗版，可是音乐人真的穷了吗？你看我们在优酷的同事，讲晓说的高晓松老师，人家没穷啊。
高晓松老师的作品被盗版的数量比你大吧，但是高老师可以到电视台当评委，选秀节目当评委，做《晓说》啊，你看优酷给他钱啊等等。
他的兑现方式变成了人的兑现方式。现在优酷不给罗胖子钱为啥？咱没高老师做得好，咱没高老师出名，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我们的人的价值没有高老师大呀。所以针对这个裸奔的音乐人，那你不要绝望，不要觉得自己穷愁潦倒，摆在你面前还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继续不穿衣服，学苍老师。
第二条路，穿上衣服，好好做人，好好写音乐，把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名，去学学高老师，你会挣到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