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起义高潮的再起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许多农民起义首领纷纷接受朝臣的招抚，不肯受抚的少数起义首领也连遭挫折，躲进深山老林，起义暂时趋于沉寂。主持抚局的五省总理熊文灿是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推荐的，杨嗣昌便以知人善任而得意扬扬，喜形于色。满朝公卿都认为困扰多年的“流寇”问题已经解决，“天下无贼”，从此太平。正是基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崇祯十一年冬，明思宗因清兵入塞，急调洪承畴、孙传庭率部入卫京师，清兵出塞之后也未将他们遣回原地。
但是，社会矛盾却在继续激化。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提出对付农民军的“十面张网”的征剿方略，请求征派“剿饷”280多万两。在廷臣讨论此事时，杨嗣昌也承认，当时社会经济已经十分残破，百姓生活实在困苦，说：“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西七八千里，止有州县城池尚在，其余村落残破难堪。臣昨从湖广荆州、襄阳二府，河南、开封二府过来，亲见地方数百里无一茎青草，人民相食，至不忍言。”但是，明思宗还是在闰四月批准了他的请求，说是“暂累吾民一年”，即仅征收1年。
不过，到了第二年，又以“勉从廷议”为幌子，继续征收剿饷，此后剿饷就成为固定的税收项目。崇祯十一年冬，因清兵入塞，京师戒严，一些大臣建议多练边兵。第二年，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又作出抽练各镇精兵73万多名的决定。接着，根据总兵杨德政的建议，又决定在各地训练民兵，每府1000名，每州700名，每县500名，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尔后推行于全国各地。为了练兵，就得增加饷银，于是又决定增派“练饷”730多万两。明思宗照样批准执行。加上崇祯三年十二月为对付清兵的进攻，在原来每亩加征辽饷9厘的基础上增派3厘，于翌年开征，使辽饷总额增至667.9万多两。辽饷、剿饷、练饷三项摊派共计1670多万两，超过常年国家财政收入一倍以上。百姓因此怨声载道，称呼崇祯为“重征”。广大农民负担不起，弃田逃亡的现象与日俱增，“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崇祯十二年、十三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又接连发生旱灾、蝗灾，赤地千里，流民遍野，饿殍载道，更把贫苦农民逼入绝地。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为农民起义高潮的再起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熊文灿对农民起义军展开招抚攻势的时候，不仅李自成和革左五营的起义首领拒不投降，而且就是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和罗汝才等起义首领，也只是把“受抚”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暗中做着再度起义的准备。在谷城受抚的张献忠，不仅拒不解散队伍，也不服从熊文灿的调遣，而且置造战船，买马制器，用屯田和征税的办法筹集粮饷，还招揽生员潘独鳌、徐以显，举人王秉真等下层知识分子，充当军师，教授《孙子兵法》，操练团营方阵及左右营诸法。他还暗中联络李自成、罗汝才，拨出部分步骑兵及衣食、鞍马支援李自成。罗汝才在房县受抚后，不愿受官领饷，也不解散队伍，而是将部众分插于上庸（今湖北竹山）、房县、竹溪、保康等地，带刀以耕，屯粮积草。很显然，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将重举义旗，造官府的反。
不少明朝官员看出张献忠、罗汝才的受抚是伪降，必欲除之而后快。崇祯十二年（1639年）春，湖广巡抚余应桂上书熊文灿，声言“献忠必反”，建议“可先未发图之”。书信被张献忠的巡逻哨兵截获，张献忠将其誊抄，发给郧阳巡抚戴东旻转告熊文灿。熊文灿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余应桂被逮捕遣戍。这个事件使张献忠更加警惕，同时也促使杨嗣昌加快了进剿张献忠的步伐。当年三月，清军北撤出塞后，杨嗣昌就将目光投向张献忠。四月初，他和熊文灿都上书明思宗，指出张献忠必反。四月下旬，杨嗣昌经与熊文灿密谋后，决定趁北方边境暂时安静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企图一举歼灭张献忠的农民军。他一面派人刺探张献忠营内兵力的数量、强弱以及人心的向背；一面檄调随洪承畴入援的甘肃总兵柴时华、原任宁夏总兵祖大弼所率的部队前往湖广，归熊文灿指挥，但柴时华和祖大弼皆以各种借口不肯就道。杨嗣昌又奏请明思宗下令，命陕西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向郧阳、襄阳移动，四川巡抚傅宗龙统川兵入郧，配合熊文灿麾下的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分路并进，包围谷城，准备出其不意地偷袭张献忠。张献忠密切注意官军的动向，决定先发制人，重新举起义旗。
五月初九日，张献忠率部重新起义，轻而易举地占领谷城县城，打开仓库，释放囚犯。谷城知县阮之钿饮药自杀。张献忠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宣布“自己之叛，总理使然”，并公布熊文灿及其他官员索贿的数量、日期，既揭露明朝官场的黑暗，也申述自已重新起义的正义性。张献忠随即西进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于五月下旬攻克房县。均州一带“受抚”的农民军除王光恩外，也群起响应，但他们后来又投降了官军。
张献忠、罗汝才的再度起义，宣告了明廷的招抚与偷袭的失败。熊文灿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向朝廷密疏自辩，遭到言官的弹劾。明思宗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所有的官职，令其立功自赎。熊文灿接到皇上的圣旨，不及审时度势，就强令总兵左良玉带兵进剿张献忠。左良玉认为房县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不应匆忙前去追击。熊文灿为了赎罪，仍坚持要他进兵。左良玉只得以河南副将罗岱为前军，自己率军继进。走了两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只得以野果、树叶，甚至杀掉军马充饥。张献忠、罗汝才以逸待劳，在房县西80里的罗狭山（又名“罗猴山”“罗睺山”）埋下伏兵，故意先佯败二阵，诱敌深入，待官军进入埋伏圈，即奋起冲杀，一举毙敌数万余人，俘斩了罗岱。左良玉带着100多名士卒突围逃出，军符印信尽失。明思宗闻讯，异常恼怒，下诏逮捕熊文灿治罪，令左良玉降三级，随军戴罪立功。
杨嗣昌是熊文灿的举荐人，熊文灿遭皇上治罪，使他感到惶恐不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抵京，杨嗣昌移交部务后，上疏请罪。明思宗批示，着杨嗣昌“回阁佐理”，即让他留任内阁大学士。杨嗣昌再次上疏请罪，尽管疏中并未自请督师，但明思宗却命他以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赐尚方剑，节制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进剿农民军。九月初四日，明思宗特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有关进剿的各种问题。御前会议结束，众大臣退去后，明思宗独留杨嗣昌进行密谈，特别交代：“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随后赐给杨嗣昌精美黄金100锭、大红纻丝衣料4套、斗牛服1袭、赏功银4万两、银牌1500副。过了两天，杨嗣昌入宫向明思宗辞行。明思宗还特地设宴为之饯行，并赐给他亲书题诗一首，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为调味之品，用以比喻整治国政，古诗文中常用以指宰相或职位相当于宰相的人。此诗把杨嗣昌比作平定八王之乱、拯救汉朝王室的大将周亚夫，期望他马到成功，除却自己的一块心病。
杨嗣昌感激涕零，便于九月初六日离京，二十九日到达襄阳，进入熊文灿行营。不久，熊文灿被逮捕并押解入京，坐以大辟。十月初一日，杨嗣昌召集诸路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分析湖广形势，研究作战方略。当时，李自成隐匿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山区，比较活跃的农民军主要有张献忠部、罗汝才部和革左五营，而以张献忠部的势力最大。杨嗣昌根据明思宗的密谕，决定首先围剿张献忠部，而对包括罗汝才在内的其他各部尽可能采取招抚政策。他意识到，为集中兵力打垮张献忠部，必须改变过去进止不一的战法。考虑到自己尽管位高势重，但毕竟是文官，为了防止武将跋扈，不听调遣，需要有一位实力强劲的将领来充当自己的助手。于是，他在十月初五日上疏，请求任命左良玉为大将，挂平贼将军印，赋予指挥其他参与进剿农民军的各镇总兵的权力，得到明思宗的批准。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杨嗣昌命令诸道进兵，并派人到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广贴榜文，悬赏通缉张献忠，许诺“能擒张献忠赏万金，爵通侯”。张献忠针锋相对，命人散发传单，上写“有斩阁部来者，赏银三钱”。
罗狭山大捷后，张献忠、罗汝才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分别行动。张献忠由湖广西进，转入陕川交界地区。杨嗣昌估计实行追剿后，张献忠会折入陕西，因而命左良玉以主力进驻陕西兴安（今陕西安康）、平利，而遣偏师3000人入蜀参加追剿，并命陕西总督郑崇俭率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安从汉中入川追剿，但左良玉不同意这个部署，认为只让自己遣偏师参与追剿，未必能够奏效，而张献忠未必北上陕西，万一向西进入成都平原，就难以控制。因此，他拒绝执行杨嗣昌的命令，而于崇祯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率部人川，初七日与郑崇俭部合兵，在太平（今四川万源）玛瑙山同张献忠展开一场大战。张献忠失利，损失3500多名战士，妻妾7人和军师潘独鳌等被俘。杨嗣昌飞章报捷，明思宗大喜，颁发白银5万两（后又追加内帑银1万两）、锦帛1000匹犒赏三军，并加左良玉太子少保衔。三月初五日，明思宗还给杨嗣昌发去一份亲笔手谕，说：“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备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赐给斗牛服1袭、鞍马2副，“以为介胄驰驱之资”。
张献忠败走玛瑙山之后，左良玉紧追不舍。张献忠派亲信马元利携带礼物去见左良玉，对他说，杨阁部所以见重于公，是因为有张献忠在。公一向听任部下恣意杀掠，引起杨阁部的猜疑，如果张献忠不在，公之死期也就不远了！此前，杨嗣昌因左良玉不听从自己的部署，对他大为不满，曾写信与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要用陕西总兵贺人龙取代他挂平贼将军印。陈新甲上报后，得到明思宗的同意。朝命下达后，杨嗣昌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以免影响双方的关系，结果既得罪左良玉，又得罪贺人龙，失去这两个将领的信赖。这件事在左良玉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现在听马元利一说，不觉心动，便佯称有病在身，在竹山一带按兵不动，听任张献忠率残部逃逸。杨嗣昌被逼无奈，不得不去信好言相劝，并谎称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系出自兵部的主意，是他出面加以制止的。但贺人龙因未挂上平贼将军印，深恨杨嗣昌出尔反尔，早已把事实真相告诉左良玉。因此，不管杨嗣昌如何催促，左良玉就是在竹山一带安卧不动。
张献忠在玛瑙山败退后，又接连失利，遂折返湖广兴山、房县山中休整。罗汝才与张献忠分手后，曾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一至十二月在兴山香油坪，联合李自成部，围楚将杨世恩、罗安邦部，斩杀杨、罗二将。杨嗣昌派人招抚，遭到拒绝。罗汝才随后转战川东，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但自己也损失严重，又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出川，返回兴山、房县，与张献忠重新会合。两部会合后，有众数千人，于是决定再度入川，当月就到达巴雾河。
八月，四川巡抚邵捷春调兵防守巫山一带的险要，控扼张献忠、罗汝才的入川之路。与此同时，监军万元吉调陕西将领贺人龙、李国奇，左良玉手下的总兵张应元、汪云凤和四川将领张奏凯，令他们各率所部合击农民军。但是，此时不仅左良玉、贺人龙对征剿持消极观望态度，各省的督抚总兵也不肯积极用命，甚至想从围剿中抽身。陕西总督郑崇俭在围堵入川农民军之前，竟在川北太平称病，不久干脆由太平退回陕西。张应元、汪云凤自达州到夔州，在土地岭扎营，而贺人龙、李国奇到达开县后，却借口缺粮按兵不动。张应元、汪云凤虽是京营总兵，但所率的部卒都是从湖广招募的新兵，既未经严格训练，又无实战经验。张献忠指挥农民军，对张应元、汪云凤部发起强攻，从早晨战至傍晚，全歼官军5000余人，击毙副将潘应奎。张应元负伤突围，汪云凤死于逃跑路上。
杨嗣昌见张献忠、罗汝才复入四川，楚地稍靖，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赶往巫山。张、罗率部采取“以走致敌”的战术，在攻破巫山东北的观音岩及上、中、下马渡，击败邵捷春部将邵仲光后，绕过大昌（在今重庆巫山北），奔向开县。官军只是跟在农民军后面尾追，不敢截击。杨嗣昌因失观音岩斩杀邵仲光。农民军自开县又西走达州，杨嗣昌又下令逮捕川督邵捷春，由廖大享接替其职务，罢免陕督郑崇俭，令贺人龙、李国奇等“戴罪讨贼”。
张献忠仍然采取“以走致敌”的战术，与杨嗣昌周旋。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在夔门击败张应元、汪云凤起，在半年之内，几乎跑遍大半个四川，北抵广元、昭化，南到泸州、南溪，东到巫山、夔门，西逼成都。杨嗣昌本是一介书生，对行军打仗完全外行，主张采用尾随战术。监军万元吉见左良玉、贺人龙与杨嗣昌有隙，互相掣肘，主张稳扎稳打，对杨嗣昌说，军心不一，未可轻战，应令前军跟踪农民军，后军继后，再用中军抄小道控扼农民军的归路，但杨嗣昌认为这是分兵示弱的战法，不予采纳。不仅如此，杨嗣昌对所辖部队的进退都要亲自决断。战场瞬息万变，待到命令下达，往往错失战机。更可笑的是，他还将《南华经》当作克敌的法宝，不光自己念诵，还让地方官员如法炮制。朝中大臣感慨地说：“文弱（杨嗣昌的号）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哉？”结果，他指挥官兵跟在农民军后面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往往被农民军落下3天的路程。张献忠有次在营中饮酒，就挖苦杨嗣昌说：“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张献忠、罗汝才的再起，拖住官军的主力，为其他农民军的再起创造了条件。李自成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里，往来活动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十三年夏，明廷调动大批官军向这个地区集中，李自成便在六七月间，由湖广房县地区取道陕西平利、洵阳（今陕西旬阳），到商州的商洛地区，十一月再进入河南，游哨突至淅川。杨嗣昌对此极为忧虑，对郧阳抚治袁继咸说：“闯贼若出中原，定奔合于左革，而襄阳、南阳降人所在抢夺勾引，二俱可忧。”杨嗣昌命左良玉堵截。李自成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破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进入淅川、内乡；十二月从南阳地区北上，攻破宜阳，再克永宁，杀万安王朱采锻；尔后又迭克新安、偃师、宝丰等地。河南土地原本就高度集中，此时旱蝗灾害又特别严重，加之不堪辽饷、剿饷、练饷的重负，民间藏蓄罄尽，以人为食，流亡载道，骴骨盈野，小股农民起义蜂起。李自成一进入河南，大批饥民前来投奔，一些小股起义军也纷纷加入李自成队伍，李自成的部众从初入豫时的不足千人很快就发展到几十万人。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如宝丰举人牛金星、以算命占卜为业的江湖术士宋献策等，也都加入起义队伍，他们劝李自成收拾民心，严明军纪，延揽人才，以取天下。李自成用为谋主，让他们为之出谋划策。李自成的队伍因此越战越强，名声大振，李自成便把自己的诨号“闯将”改为“闯王”。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部兵临洛阳城下。洛阳是豫西重镇，福王的藩封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明神宗原拟立他为太子，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封为福王。就藩之时，明神宗赐给他大量财物和庄田。此人嗜财如命，就藩之后又大肆搜刮民财，其就藩时间虽比其他亲王要晚，拥有的财富却比其他亲王要多。当地人说：“先帝（指明神宗）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指皇宫）！”福王又特别吝啬，河南大旱，出现人食人的现象，他就是不肯拿出一个铜板去赈济灾民。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周围县城，侨居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给福王写信，建议他敦促河南巡抚李凤仙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防守，要求他出钱助饷，他就是不肯。正月十九日，农民军开始攻城，守城的士兵知道王府的金银财物堆积如山，而自己却整天饿着肚子，都不肯卖命。二十日晚，总兵王绍禹的部卒在城头起义，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第二天凌晨，农民军占领全城，活捉福王朱常洵。福王世子朱由崧脱逃，他就是后来在南京登极的弘光皇帝。李自成亲自审讯福王，将他枭首示众，并没收王府的一切财产，打开仓库，赈济灾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就在李自成攻打洛阳的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乘四川东路官军防务空虚之机，率军从陆路疾驰出川，奔袭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二月初，张献忠、罗汝才兵临襄阳城下，拦截督师衙门的差官，用28名骑兵伪装成官军，拿着差官的调兵军符，骗过守门官军，进入城里。四月初四日夜半，他们放火焚烧承天寺和襄王府等处。城中顿时大乱，负责守城的监军佥事被杀。天明，张献忠所部大队人马赶到，里应外合，一举攻克襄阳城。农民军随即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张献忠妻妾和军师潘独鳌等人；收降守城官军数千人，缴获杨嗣昌所积存的五省饷银及大批弓刀、火药；活捉襄王朱翊铭及其子贵阳王朱常法。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上，张献忠递给他一杯酒说：“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随即将襄王和贵阳王一并斩首。张献忠还下令没收王府全部财产，并打开王府取出15万两白银救济饥民。
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洛阳、襄阳相继被农民军攻陷，福王、襄王被杀，明思宗闻讯，悲恸欲绝，拊几叹道：“朕为天下讨贼，半月之间，两王皆以国死（殉国），是天厌我家，而翦弃子孙也。不然，贼何以至此！”
杨嗣昌在四川听说张献忠出川东下，也拖着重病之躯由水路沿江而下。他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到十四年初，即已患上绝症。到正月初六日，病情已很严重。初八日他向皇上报告军情时，就顺便提到自己的身体，忧心忡忡地说：“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罄尽，心益忧煎，不知死所。”二月十八日，赶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得知襄阳失陷，襄王被杀，更是惊悸异常，上疏请死。接着来到荆州沙市之徐家园，接到洛阳在此前已被李自成攻克、福王被杀的消息，原本病重的杨嗣昌更加忧惧，遂不进饮食，卧床不起，把所有军政事务都交给监军佥事万元吉代理，并派人叫其家属前来会面。万元吉问他，为何不将病情报告皇上。他回答说，不敢。这位显赫一时的阁部，这时已经完全绝望，心如死灰，正如他写给广东巡抚宋一鹤的信中所吐露的：“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法矣。”三月初一日，他在徐家园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54岁，宣告他围剿农民军战略计划的彻底破产。
明思宗接到万元吉呈报的讣闻，对杨嗣昌又恨又怜，对身边的大臣叹道：“督师功虽不成，志也堪悯，宜用辅臣礼归葬。”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祭文。此后，他对诸臣提及此事，连声哀叹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不过，杨嗣昌毕竟负有失职之罪，如果不加追究，明思宗以后恐难驾驭群臣。因此，在隆重祭葬杨嗣昌的同时，明思宗也不得不颁发诏旨：“嗣昌二载辛勤，一朝尽瘁，虽有玛瑙山功，不能掩其闯、献鸱张，两藩罹祸之罪。”令有关部门会勘议罪上报。有关部门的官员知道明思宗偏爱杨嗣昌的态度，便根据传统法律中对勋臣的“议功”（即将功抵罪）原则，为之解脱罪责，免于惩处。许多大臣深为不满，纷纷上疏要求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刑部主事雷演祚弹劾他有六大可斩之罪，要求严加惩处；礼部侍郎蒋德璟甚至要求用嘉靖中期处罚仇鸾之例，对其剖棺戮尸。明思宗一概不予理睬，后来还在乾清宫召见六部、九卿、科道等官，训斥说：“杨嗣昌系朕特简，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谕尔等知之。”才将舆论平息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