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频换主帅，难挽狂澜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杨嗣昌死后，明思宗一时找不出合适的督师人选，四月经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推荐，只得任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杨嗣昌总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大江南北诸军，仍兼陕西三边总督，照样赐给尚方剑和督师印。丁启睿，河南归德府永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举进士，崇祯初年开始涉足政坛，初为文职官员，崇祯十一年（1638年）代孙传庭任陕西巡抚，两年后因杨嗣昌之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丁启睿原本是个庸才，担任督抚期间，凡事小心谨慎，既无过亦无功，对升任总督节制五省及大江南北军务，对付李自成农民军，更是手足无措，莫知为计。
李自成攻入河南后，在几位谋士的帮助下，针对当地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赋役苛重的状况，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所谓“均田”，就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包含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不过，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贵族官僚和地主或被杀、或逃亡，荒废的土地较多，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耕垦，农民军没有采取过具体的土地分配举措。所谓“免粮”，就是减免税粮，实行“不催科”“三年免征”的政策。当时的民谣唱道：“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农民军还针对官府对城镇商人的横征暴敛，提出“平买平卖”的政策。这些口号和政策的颁布，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李自成的队伍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攻占洛阳后，李自成得知开封城守副将陈永福率兵前来支援洛阳守军，开封防御力量因此大为削弱，遂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间率部南下，佯攻汝州（今河南临汝），然后掉头向东北方向挺进，准备袭取开封。开封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正如当时的汜水知县周腾蛟所指出的：“汴城（开封，五代梁、晋、汉、周与北宋皆定都东京开封府，此地隋、唐时为汴州，故又称为“汴京＇）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李自成农民军于十二日抵达开封城下，立即大举攻城。河南巡抚高名衡急忙调动所有能够动员的力量上城固守。开封城在金代经海陵王的重新整修，城高墙厚，墙基深入地下数尺，特别坚固，农民军连续攻城七昼夜未克。李自成又在观察形势时被敌箭射中左眼，而往救洛阳的陈永福又已回师开封，农民军只得撤围，转移到密县、登封、暠县一带。
七月，因与张献忠发生意见分歧，罗汝才率部到达河南淅川，与李自成部会合。史载：“自成之兵长于攻，汝才之兵长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李、罗的联合，使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农民军力量大增，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最大的威胁。
奉命督师的丁启睿出潼关后，得知李自成正围攻开封，有众数十万，不敢往救。又听说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一带活动，力量较弱，遂传檄左良玉对其发动进攻，与张献忠激战于麻城。此时开封告急，明思宗催其往援。丁启睿回答说，我正同张献忠作战，无法分身赴援！明思宗无奈，只得接受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五月将关在狱中的傅宗龙释放出狱，命为陕西三边总督，专力征剿李自成农民军。
傅宗龙，字宗纶，云南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成进士。天启年间，因在贵州参与平定安邦彦叛乱而威名大震。崇祯三年（1630年）因孙承宗之荐，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后因小过被夺官。崇祯十年被重新起用，入川征剿农民军。两年后，因杨嗣昌之荐，召为兵部尚书。他生性耿直，陛见时滔滔不绝地力言民穷财尽，惹得明思宗不高兴。杨嗣昌出任督师后，傅宗龙又批评他“徒耗敝国家，不能报效，以气凌廷臣”。不久，明思宗即以戏视封疆大臣的罪名将其逮捕下狱，在狱中关了两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傅宗龙到达陕西，与陕西巡抚汪乔年共谋“平贼”之计，决定尽括关中兵饷，但属县皆遭旱蝗之灾，已无法提供所需之兵饷。九月四日，傅宗龙只得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所部陕兵两万出关，与保定总督杨文岳率虎大威所部保兵两万，在新蔡会师。次日渡过洪河到达龙口，准备北上项城。此时李自成与罗汝才在洪河上游，拟渡河西攻汝宁（今河南汝南），侦知官军的动向，即将精锐埋伏于孟家庄附近的树林里，而以部分兵力架桥佯渡诱敌。傅宗龙令全军奋力追击，行至孟家庄，解甲觅食，被李自成的伏兵打个措手不及。贺人龙、虎大威、杨文岳纷纷卷甲逃窜。傅宗龙打了一阵，也在九月十八日夜半突围而逃。次日中午，他尚未逃到项城（今河南沈丘）即被农民军追及俘杀。
项城之战后，李自成、罗汝才转向西北，于十月攻破叶县，杀死叛徒刘国能，又攻舞阳，在北舞渡杀死叛徒李国庆。十一月，包围南阳，击杀守将猛如虎，俘杀唐王朱聿模。十二月，乘胜挥师北上，迭克开封属县十几座城镇，第二次进围开封。农民军见城墙坚固难攻，采取挖地洞用地雷爆破的方法，想炸开城墙，但未获成功，反使自己的一些骑兵受到意外损伤。听说左良玉正率部赶来驰援，李自成、罗汝才乃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十五日撤离开封，回师迎击左良玉，将其包围于偃城（今河南漯河偃城区），但因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兵来援，农民军未能攻破偃城。
汪乔年，字岁星，浙江遂安（1959年没入新安江水库）人。天启二年（1622年）成进士，自负才武。崇祯十四年（1641年）出任陕西巡抚，曾奉诏掘毁李自成的祖坟。傅宗龙死后，明思宗命其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火速出关，与左良玉夹剿李自成。当时关中精锐已尽没于项城，他收散亡、集边卒，勉强凑集马步卒3万人。崇祯十五年正月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出潼关，二月到达洛阳。汪乔年认为，农民军锐气正盛，如果直赴郾城，难与争锋，不如直扑农民军的后方基地襄城（今河南襄城县），李自成势必回救，郾城之围可解。于是，他将步兵和火器留在洛阳，亲率两万骑兵，于二月十二日进占襄城，命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各为一路，进驻城东40里处，以声援左良玉。李自成因汪乔年掘其祖坟而恨之人骨，得知其进占襄城，即亲率主力数十万人前往，准备与之决一死战。汪乔年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总兵不及接火就掉头逃窜，左良玉在郾州解围后也不派兵来援。汪乔年仅率千余步卒守城，兵败城陷，被农民军割去舌头，寸磔而死。
李自成攻占襄城两天后，拔营东向，连克豫东大批城镇，三月又克睢州（今河南睢县）、归德（今河南虞城）。四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部同河南一支起义军以袁时中为首的小袁营会合，于十六日占领杞县，从而扫清了开封的外围。五月初二日，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开封，次日大部队到达。他们吸取前两次攻城受挫的教训，没有贸然攻城，而是采取围而不攻、长围久困之战法。
明思宗得知农民军再围开封，斥责督师丁启睿，令其从速赴救。丁启睿乃于五月中旬，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领18万官军，号称40万，救援开封，到达朱仙镇（在今河南开封西南）以东的水波集。李自成撤开封之围，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迎击。为了截断官军的退路，农民军先在朱仙镇东南要道上挖掘一条深广各两寻（1寻为8尺）的长堑，然后与官军展开激战。丁启睿辖下的四镇兵马矛盾重重，他命诸路军发起攻击。左良玉以农民军士气正盛不可击。五月二十二日，农民军筑起3座土山，据高用大炮轰击左良玉阵地。左良玉急忙率部拔营撤退，狂奔80里，来到长堑之前，弃马过堑，被农民军追至掩杀。左良玉仅以身免，逃往襄阳。丁启睿、杨文岳在总兵杨德政、虎大威的护卫下，逃往汝宁（今河南汝南）。农民军追击400里，俘获数万官军、7000匹马骡。丁启睿的督师敕书、官印和尚方剑全部丢失。明思宗得报，非常愤怒，下令将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革职候代。三总兵中，左良玉率先逃跑，但因兵多势大，未受惩处，虎大威后中炮死而免诛，只有总兵杨德政被处斩。
明思宗眼看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在河南境内所向披靡，剩下周王的封藩之地孤零零地处于农民军的包围之中，心中十分着急。回顾官军的表现，不禁感到十分失望与愤恨。几年来，许多武将拥兵自重，不听调动，一遇劲敌便率先逃命。其中，尤以屯驻河南、湖北的左良玉部和统率陕兵的援剿总兵贺人龙，最为骄横跋扈。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继任督师的丁启睿对他更是一筹莫展。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以周延儒为首的大臣廷议，认为被关在狱中的原户部尚书侯恂曾有恩于左良玉，建议将侯恂释放出狱，用为督师，令督左良玉再援开封。明思宗于是特旨释放侯恂，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并辖左良玉等镇援剿官军，进行南北夹击，以解开封之围。但是，左良玉对侯恂仍然阳奉阴违，侯恂的援汴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就在令侯恂督师的同时，明思宗还命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迅速出关，救援开封。孙传庭是明廷的一员悍将，在陕西巡抚任上，曾残酷镇压陕西多支农民军，并设伏俘获高迎祥。崇祯十一年十月，与洪承畴一起奉诏入卫京师。翌年清兵出塞后，明思宗令洪承畴率陕西精锐之师驻守蓟辽边境，他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遂以耳聋为由辞去保定总督之职，因而被逮捕下狱。崇祯十五年正月，见李自成、罗汝才雄视河洛，无人能够抵挡，明思宗不禁又想起孙传庭，便将他释放出狱，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并在文华殿召见，询以“剿贼安民”之策，问他需要多少兵马才能“破贼”。孙传庭蹲了3年的班房，根本不了解外面的变化，以为农民军的力量还同当年一样，信口答道，有5000精兵就已足矣。明思宗非常高兴，命他率禁军往援开封。但未等他出关，开封之围已解，汪乔年在襄城兵败身死，明思宗遂命孙传庭代为陕西三边总督。
孙传庭就任陕西三边总督后，明思宗即密令他处斩援剿总兵贺人龙。贺人龙比左良玉更加跋扈，崇祯九年（1636年）随洪承畴入川追剿农民军，翌年“澡归”陕西。后来两次随陕西三边总督出关皆不战而逃，致使傅宗龙、汪乔年皆被农民军俘杀。崇祯十五年四月，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斩首示众，将其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降将、副总兵高杰为总兵，以稳定军心。
就任陕西三边总督后，孙传庭这才觉察到时局的巨大变化，于六月间上疏说：“非练兵二万、饷百万不可。”明思宗认为他出尔反尔，在奏疏上批示道：“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随着开封形势的日趋危急，明思宗又下诏以巡按御史苏京监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兵，催促孙传庭出关。孙传庭推说“兵新募，不堪用”，但明思宗不听，孙传庭只得于九月以总兵高杰为中军，另调总兵左勷、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等部东出潼关。
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河南巡抚高名衡眼看开封被围3个多月，外援断绝，粮饷罄尽，遂下令搜刮居民的粮食，以供军饷，结果弄得十室九空，出现人食人现象，白昼行人断绝，鼠雀全无。有人向高名衡提出“决河灌城”的建议，声称决开黄河，可以水淹灌黄河故道上的农民军老营，解围城之急。高名衡与推官黄澍和巡按御史严云京经过商议，决定付诸实施。九月十五日夜，命士卒凿开了朱家寨口大堤企图水淹农民军，同时募民筑羊马墙，以挡水保城。李自成闻讯，立即将部队转移到高地。此时正值大雨连绵，河水暴涨。第二天，河水漫过堤岸，淹没了整个开封城。周王朱恭枵及其家眷、侍卫，巡抚、巡按、总兵等官员，以及城中豪绅皆以乘船逃出，数十万百姓被淹死，农民军也有万余人溺水而亡。李自成只得率部西走，准备入关夺取关中。
明思宗得到开封被淹的消息，下旨慰劳巡抚高名衡，让他回乡养病。过了1个多月，明思宗召见推官黄澍，了解水淹开封的真相。黄澍竟谎称决河灌城之事是农民军干的，还吹嘘自己有守御之功。明思宗信以为真，命他携带10万银子返回河南，3万两赏赐周王，其余7万两赈济宗室、兵民，但黄澍竟将2.7万两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孙传庭东出潼关后，得知开封已遭水淹的消息，转兵南下，向南阳进发。十月初进至郏县，侦知李自成正领兵西进，令郑嘉栋、高杰、左勤等部分别埋下伏兵，由牛成虎领兵作战。李自成率部到达后，牛成虎一交战即佯装败退，引诱农民军进入埋伏地点加以截杀。农民军损失千余人，李自成随即下令撤退，至郏县东北30里的冢头，故意将一批军资器械丢弃道旁。官军追到此地，纷纷争抢，乱作一团。农民军回师反击，罗汝才恰好也率后续部队赶到，一起夹击，大获全胜，歼敌数千。孙传庭率残兵败卒经巩县逃回陕西，明思宗责其“图功自赎”。此战进行之时，因天降大雨，官府运送粮饷的车队无法按期到达，官军士卒既冻又饿，只得采摘青柿充饥，此战也因此被称为“柿园之役”。
当年十一月，清兵再度入塞，京师告急。明思宗不得不调兵遣将去对付清兵，再也无力进攻农民军。李自成农民军在郏县战后，再破当阳，尔后驻屯上蔡、舞阳一带。十一月末到闰十一月初，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玉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为首的革左五营来到河南，与李自成、罗汝才部会合，农民军的势力更加壮大。
李自成原拟进入潼关，攻取西安，通过郏县之战，知道孙传庭尚有一定实力，遂准备南下先取襄阳，消灭左良玉，但有部下建议：“杨督（杨文岳）以真（定）、保（定）之兵在汝宁，若蹑吾后，非良策也。良玉新败，必不敢救汝（宁），盍先取之？”李自成、罗汝才与革左五营于是联军围攻汝宁。杨文岳因援汴不力而戴罪防守汝守，他令监军佥事孔贞会所率川兵屯守城东，自己所率的保兵屯守城西，企图东西呼应，背城死战。李自成在闰十一月十三日率军进抵汝宁附近，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先集中力量攻城东，击溃孔贞会的川兵，再转攻城西，用大炮猛轰，击毙总兵虎大威、守备蔡浩父子等人。杨文岳退守城中，企图负隅顽抗。农民军将汝宁城紧紧包围起来，四面环攻，破城而入，全歼守敌，生擒杨文岳及崇王朱由樻。杨文岳拒不投降，被农民军用大炮轰毙。
通过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等五大战役，李自成农民军斩杀明将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击败明将丁启睿、左良玉、孙传庭，杀死及收降官军十几万人，据有河南全境。在汝宁之战后，李自成便率军西向，直趋湖广重镇襄阳。左良玉在朱仙镇大败后，撤退到襄阳，招兵买马，拼凑起一支20万人的部队，号称30万，但朝廷只按他的编制供给2.5万人的军饷，其余军饷全靠自行搜刮和掳掠解决，从而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和怨恨。他自知无法抵挡李自成的攻势，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大造战舰，准备沿汉水而下逃跑。舰船被当地百姓烧毁，他又抢劫商船备用。十二月初二日，农民军抵达樊城。左良玉即顺江水而下，先逃至承天（今湖北钟祥），又经武昌再逃至九江。十二月初四日，农民军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之下，占领了襄阳，接着分兵四出，攻下枣阳、宜城、谷城、光化、均州、荆门等地。十二月十六日，又进到荆州，擒杀湘阴王朱俨钾父子祖孙5人。十二月底又至承天，攻打显陵卫，放火焚烧了兴献陵（明世宗生父兴献王陵墓）的享殿。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二日攻克承天，湖广巡抚宋一鹤畏罪自缢。到崇祯十六年正月，农民军已南跨长江，到达松滋、枝江（在今湖北枝江西南）至澧州（今湖南澧县），北滨黄河，东有归德、汝宁、德安（今湖北安陆），西至潼关、远安，据有黄河以南和湖广的广大地区。
随着农民军在豫、鄂的不断取得胜利，除张献忠以外，各支起义队伍纷纷与李自成部联合作战，这一方面壮大了李自成的实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与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革左五营的马守应和贺一龙虽然都听从李自成的军令，但却不愿归属李自成，希望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官军的将帅又利用农民军内部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终于导致了农民军内部的火并。三月初七日，李自成杀贺一龙，次日晨又杀了罗汝才。罗汝才的部将有的倒向孙传庭，有的降于左良玉，与罗汝才关系较好的马守应则不再听从李自成的号令而独立行动，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病死于夷陵（今湖北宜昌）。罗汝才、贺一龙的被杀，使李自成农民军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有利于其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并最后推翻明朝的统治。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和占领区的日益扩大，李自成开始从流动作战转入守土不流的阶段，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李自成开始在占领地区部署诸将镇守，并派官治理。第二年春，他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各级农民政权。在中央，建立奉天倡义大元帅府，简称“倡义府”，李自成以“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的名义充当最高掌权者，设丞相一人，由牛金星担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置侍郎一名，分理政务；在地方，设府、州、县，分别设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为此，李自成在占领区实行开科取士，选拔一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在设立行政机构的同时，李自成还对统辖的百万军队进行整顿，统一军制。他将军队分为两大部分：中央直属部队，主要负责机动作战，分为标营（中权亲军）和左、右、前、后五大营，标营下辖五营，其他四大营各下辖二营，营下辖队；地方部队沿袭明朝卫的名称，负责镇守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各级将领皆授予正式职称。在大元帅之下，五大营分别设立22将，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其中，以田见秀、刘宗敏两位权将军职权最重，田负责提督诸营事，刘负责指挥中权亲军。
承天兴献陵的失守，令明思宗痛心疾首，他声泪俱下地说：“朕不德，忧及陵寝！”决定让内阁大学士前往湖广督师。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上旬，明思宗召见廷臣，对内阁大学士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向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三月十日，正式命吴甡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携带尚方剑，前往湖广督师。吴甡提出先往南京，用精兵挟制骄横跋扈的左良玉，促之西入湖广，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东出潼关，对农民军东西夹剿，明思宗没有同意。吴甡又提请皇上拨给3万精兵，明思宗请兵部速议发兵，兵部尚书张国维同意调给1万军队，但就是这1万军队也迟迟未能调来，吴甡也就迟迟不肯出京。明思宗遂于当年五月罢撤吴甡的督师之职，后下令将其逮捕治罪。
孙传庭自郏县惨败之后，退到陕西大肆扩充军队，并制造两万辆所谓新式武器“火车”，车上装备火炮、弓弩、粮食，谓进可用来冲击骑兵，退可构造环形屏障。在罢撤吴甡督师之职时，明思宗任命他以兵部尚书衔佩戴七省督师之印，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以及江南、江北军务，赐尚方剑，全权指挥中原战事。兵部侍郎张凤翔对此持有异议，向明思宗指出：“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但明思宗已顾不了许多，决定孤注一掷，一再催促他从速出关。孙传庭只得统率10万大军，于八月东出潼关，向李自成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主动从潼关至郏县一带撤退，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地区，并派轻骑切断官军的粮道，于九月在郏县大败孙传庭，孙传庭的九边精锐、良将劲兵丧失过半。大臣一致要求固守关门，急复秦疆。明思宗下旨削去孙传庭的督师尚书衔，仍以秦督充为事官，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不久，又下令提升总兵白广恩为援剿副总兵，挂荡寇将军印，拨给3万精兵，命他与孙传庭共守潼关，希望保住陕西，但李自成在官军喘息未定之时，即亲率大军自洛阳西进，另派一支部队抄小道攀越山险，前后夹击，于十月间攻破潼关。孙传庭部将高杰、白广恩、高汝利纷纷逃窜，孙传庭亲率数百亲丁冲向农民军，当阵死亡。李自成乘胜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全境，并分兵攻取银川、兰州、张掖、西宁等地，拥有了整个西北地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元月初一日，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更定官制，设天佑殿，以牛金星为大学士平章军国大事，宋献策为军国大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仍称“六政府”，襄阳时期只设侍郎各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地方机构增设省一级，设节度使掌之。封授功臣以五等爵。明末农民战争从此进入了推翻明朝统治的关键时期。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罗汝才攻克襄阳后，因对西据郧阳、兴安一带的左良玉部还有顾忌，便越过汉水向东转移，活动于河南、湖广交界一带。明廷急调左良玉回师征剿。七月间，张献忠乘虚攻克郧西。罗汝才留在河南，改同李自成联合作战。张献忠的力量顿显单薄，八月间在信阳被左良玉打败，遂转战安徽，再返回湖广，于崇祯十六年五月攻占武昌，擒获楚王朱华奎，投之江中，没收楚王府的财产，赈济饥民。他改武昌为天授府，自称“大西王”，建立农民政权，在中央设立六部、五军都督府，在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机构，在地方设巡抚、守道、巡道、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并开科取士。然后带兵南下，攻占湖广大部分地区。当年冬，张献忠得知李自成攻占陕西全境，判断明朝统治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为避免同李自成发生摩擦，决定向明朝兵力较为薄弱的西南地区发展，遂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率部由荆州西攻夔州，进入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