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数已终”，魂断煤山
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平阳，明知府张璘然投降。二月初八日攻占太原，然后北上，经过两天的激战，于二月二十二日攻占宁武，俘杀明总兵周遇吉。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军也于二月从蒲坂（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渡河，沿黄河北岸东进，进入河南怀庆地区。农民军的攻势如涨潮的怒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迅猛地向畿辅地区逼近。官军兵败如山倒，明思宗如热锅上的蚂蚁，被弄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他不甘心明帝国的大厦在自己的手里崩塌，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首先，诏天下兵马勤王，增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防御力量。明朝在建立之初，就确立重京师、守冲要、实边防的国防思想，京师的防御是其防务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军政败坏，武备废弛，到崇祯末年，京师的防务已是七零八落，百孔千疮。一方面是在崇祯之前京师长期未曾发生战事，戈矛等武器装备长久不用，朽蚀严重，破损不堪；另一方面是兵员严重不足，京营禁军有相当部分被派往南方镇压农民起义未归，留在京师的又多系羸弱之兵。其中，稍为强壮一些的京营禁军只有5万，驻扎在城外；老弱残兵五六万，登上城墙负责防御。北京的城墙共有15.4万个城堞，一人要看守好几个城堞，根本照管不过来。有人建议签发民兵，以弥补兵员之不足，但又担心他们不可靠，万一有人逃跑，会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二月二十八日，明思宗只得下诏“征天下兵勤王”，包括征调吴三桂入卫京师。但以陈演为首的阁臣仍然反对调吴三桂入关。三月初一日，昌平守军哗变，宣府也在告急，京师形势更加危急。三月初四日，明思宗便诏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加山东总兵刘泽清秩一级（不久补封为平东伯）。三月初六日，又决定放弃宁远，令吴三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京，同时征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吴三桂远在宁远，直到三月上旬才带领5000士卒和50万宁远汉民启程，十三日入山海关。未等他赶到京师，京城已被大顺军攻破了。刘泽清则拒不奉诏，大掠临清南下，远避至江淮一带，只有唐通在三月初七日率8000人到达京师，后被派到居庸关驻防，但不几天就投降了大顺军。
其次，派遣宦官监视各镇。二三月间，在大顺军的凌厉攻势之下，各地的文官武将纷纷投降，京城人心惶惶，进一步加重了明思宗的猜忌心理。于是，他再次派遣亲信的太监分赴各镇，担任监督防范之责。二月中旬，他一次就派出10名宦官，其中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总监顺德、彰德（治今河南安阳），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先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蓟镇西协。兵部尚书张缙彦提出异议，认为“若一时再添内臣十员，不惟物力不继，有失体统，抑且事权分掣，大误疆场”，明思宗就是不听。三月初，又派太监杜之秩出守居庸关。但是，派出的这些太监，后来绝大部分都投降了大顺军。
再次，下诏罪己，以图挽回人心。为了收拾人心，明思宗在二月十三日发布《罪己诏》，检讨自己继承帝位17年来的种种过失，承认“胡（指满洲贵族）寇（指农民起义军）并急”，“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承认“使民罹锋镝、蹈水火”，“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皆“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诏书表示将“痛加创艾，深省夙衍”，今后将采取措施“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纷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但诏书仍为加派辩解，声称“用兵征饷，原非得已”，各省直抚按官，要“亟饬有司，多方劝谕”，让百姓照数征缴，只有“擅加羡耗，朦胧私征，及滥罚淫刑，民不堪命者”，才“立行拿问”。并宣布：“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便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准令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通侯之赏。”整篇诏书除了一堆空话套话之外，并没有任何救民于水火的实质措施，因此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明末史学家谈迁曾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当其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无指实。”他认为“倘即减今岁田租之半，躬阅内府，尽出其所有金币珠玉等，尺寸毋少靳，明示吏民以充禄饷，诛一二掊克之吏，锐意更始，而吏民不为感动者，未之有也”。
三月初六日，明思宗又发布一个《罪己诏》，继续检讨自己在位17年来“年年征战，加派日多”，“贪官污吏，乘机巧取”，“将懦兵骄，莫肯用命”，“任用非人，养毒致溃”的罪过。并宣布与民相约：“钱粮剿饷，已行蠲免，负买悉行停止。”诏书还宣布：“除自成罪在不赦外，余伪官伪将有斩渠献城之功，即授侯爵，分别世荫赏赉，愿官者一体充用，不愿官者安插宁家。”此时，全国的民心已彻底倒向农民军一边，明思宗想用纸上的甜言蜜语来扭转人心显然为时已晚，正如谈迁所说的：“此诏视诸二月壬申（十三日）（诏书），益加切矣，使移于昨冬，则远近闻之，或为感动。今剥床以肤，祸临俄顷，出都城一步，感怀疑易虑，其畴（通俦，即谁）为信之！”
明思宗心里明白，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根本无法阻挡大顺军的凌厉攻势，况且吴三桂的军队调入关内护卫京师，关外的清兵乘虚而入，北京也同样难保。南迁之念又不时在心中涌起。正月中旬，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南迁。他同李明睿关系密切，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推荐者之一。此前，他曾同李明睿面议过南迁之事。他问，皇上南迁与太子南下监国，哪种做法可取。李明睿认为，太子少不更事，如果让他到南京监国，事事都按皇上的诏旨办，就没有什么威信；自己独断专行，则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因此，不如皇上自己南迁为妥。但李邦华还是认为让太子南下监国为妥，他在密疏中建议皇上坚守北京以卫九庙，而仿效明成祖让仁宗监国的故事，派遣太子监国陪都南京。“我国家并建两京，原以供时巡，备居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在召见首辅陈演时，明思宗拿出李邦华的奏疏，对他说：“宪臣言是。”陈演反对南迁，出宫后故意向外透露，引起了言官的竞相抨击。
南迁之议既然公开，李明睿便上疏阐明自己的主张。为掩人耳目，奏疏将南迁称为“亲征”，说：“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征。
“日逐一日，优柔不断，天下大事尚可为哉？”“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之与议，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明思宗将他的奏疏交给廷臣详议。光时亨立即上疏，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声称“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上疏申辩，说臣劝皇上亲征，并非臆说，而是历代圣帝明王面临危局时不得已而采取的做法。况且今日臣之进言是为亲征，而诸臣妄意为南迁；就算是让皇上发策南迁，这也是救时之急着。唐时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150年。如果唐宋不迁，哪来的灵武（今宁夏青铜峡东北）、武林（杭州之别称，以武林山而得名）之恢复？明思宗览疏默然，召见光时亨，当面训斥他攻击李明睿是朋党，“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并下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二月二十五日，驸马都尉巩永固（明光宗乐安公主之夫）入朝，明思宗向他征询救时之策。巩永固极力劝皇上南迁，称愿“请卫驭以从，力可召募义兵数万，寇乱不难定也！”两天后，明思宗又在文华殿召见大臣议论战守之事。李邦华与李明睿再次提起太子监抚南京及皇上南迁两个方案。李明睿力主皇上亲自南迁，不妨先以凤阳为行在，麾召齐鲁之师，两路夹进，再图中兴。众臣皆噤不作声，他又慷慨陈言：“《易》云“利用为依迁国”，《尚书·盘庚》皆言迁事。唐以再迁而再复，宋以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讳言迁乎？”廷臣们仍不吭声，只有少詹事项煜表示支持李邦华的意见。明思宗原本也是支持李邦华的，后来几经琢磨，觉得由太子去南京监国，自己还是难以逃命，况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之议为妥。明思宗想南迁，但又怕承担责任。他希望廷臣，特别是首辅能出面陈请或支持南迁，然后施行。第二天，明思宗专门召见内阁辅臣，面带愠色地说：“宪臣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随即将李邦华的密疏递给辅臣，要他们当场表态。辅臣阅后却回奏，说昨天已议过此事，只有两位大臣持有此议—意思是大多数廷臣没有同意。明思宗遂赌气地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表示他将坚守京师。他说这一番气话，实际是想让阁臣转而支持李明睿的南迁之议，但大臣却担心皇上南迁而让他们辅佐太子留守北京，成为替死鬼；就算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之策而代人受过。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劝谏：“太子监国，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明思宗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做得甚事！”
首辅陈演公开反对南迁，明思宗这次召见内阁辅臣便故意撇开了他，他只得在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职。明思宗在这前一天就指责他说：“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因此便批准了他的辞职。继任为首辅的魏藻德，对南迁之议则始终一言不发，令明思宗感到无可奈何。
三月初三日，督师大学士李建泰自保定递上奏疏，乞请明思宗南迁，表示愿护太子先行。翌日，明思宗召对平台，谕阁臣曰：“李建泰奏请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又站出来反对，说：“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谓“唐肃宗灵武故事”，是指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宦官挟持太子李亨逃往灵武，拥立为帝，是为唐肃宗，尊奉玄宗为太上皇。光时亨引用此典，意在指斥主张奉太子南下的大臣有拥立太子、架空明思宗之嫌。范景文等大臣一听，都吓得脸色煞白，不敢吭气。明思宗又问诸臣有何战守之策，但众臣还未缓过气来，噤若寒蝉，默不作声。明思宗摇头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拂袖而去。南迁之事，终因明思宗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而不了了之了。
李自成统率的北路大顺军，在二月二十二日攻占宁武后，乘胜北上，于三月初一日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开门迎降。接着，进抵阳和，兵备道于重华郊迎10里，具牛酒迎降。初六日，抵达宣府，镇守太监杜勋出城30里迎降。十五日至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向大顺军敞开了大门。大顺军顺利入关，向昌平挺进。刘芳亮所率的南路大顺军，在二月从河南的怀庆向东挺进，经彰德、磁州（今河北磁县），畿辅的广平、顺德、河间，于三月下旬到达保定。督师大学士李建泰所率几百名士兵向大顺军投降。保定城破之后，刘芳亮留下部分兵力镇守，自己带领军队向京师挺进。
与此同时，明思宗也在部署京城的防守，决意作最后的挣扎。三月初二日，命太监及各官分守京师九门，令襄城伯李国祯提督城守。城内实行宵禁，昼夜巡逻，严缉奸细。除朝廷派出的官员，其余官员及家属一律禁止出城。接着，以外饷不至、太仓久虚，下令各官捐资助饷，规定凡是关押在盗狱的官员如曾缨、董象恒、侯恂、王志举、王永祚、陈睿谟、郑二阳7人，皆充饷赎罪；百官助饷，按所捐数额升爵，捐银1万两者，可建牌坊表彰。还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改按官员籍贯，规定各省仕京官员捐助数额，如江南8000，江北4000，浙江6000，湖广5000，陕西4000，山东4000，等等。但是，宦官、勋戚和文武百官见内帑堆满金银，大臣请求发内帑以充军饷时，明思宗却表示：“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意思是内帑没有多少钱，不肯拿出来。因此，他们也都装穷，不愿往外拿钱。勋戚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捐出2万两银子，被晋封为侯爵。嘉定伯周奎是周皇后之父，明思宗派宦官徐高劝他捐助12万两，给其他臣工作个榜样。周奎却说：“老臣安得多金？”气得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畜多产何益！”他这才答应捐助1万两。明思宗嫌少，说至少得捐2万两。周奎派人求助于女儿周皇后。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5000两，他扣下2000两，只捐出3000两。宦官中只有曹化淳、王永祚捐至35万两。太监王之心是京城有名的大富翁，据说家中仅藏银一项就多达30万两，明思宗让他慷慨多捐一些，他说“连年家计消乏”，只捐出1万两。其他太监大多装穷，有的在门上贴出“此房急卖”“此房绝兑”的条子，有的则把家中的古玩、杂物，拿到市场上出售，装出一副破家纾国难的样子。有的太监甚至在壁上题诗，声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戴罪守城的曹化淳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明思宗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但曹化淳并未领情，在大顺军攻城时，竟与兵部尚书张缙彦领衔在一份公约迎接大顺军的传单上签名。文武百官中，辅臣魏藻德仅捐500两，其他官员捐助几十两、几百两不等。首辅陈演已被罢官，但未离开京城，明思宗要他捐资，他说自己一向清廉，未曾向户、兵二部伸过手，无银可捐。据史籍记载，这次大搞捐助，总共只得银20万两而已，根本解决不了缺饷的问题。后来大顺军攻下北京，大搞追赃助饷，王之心就吐出银子15万两，周奎被抄出现银53万两，陈演也献银4万两，总计追赃所得共有白银70多万两，而大顺军从大内40多个地窖中搜出的金银竟多达“几千百万”两。具体的数目字，史籍记载不一。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当时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张正声《二素纪事》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杨士聪《甲申核真录》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谈迁《国榷》说，李自成撤出北京时，“尽运金宝以入秦，驱骡马千计。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制军罗戴恩以万骑护之而西。初，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藏黄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有学者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3700万两，黄金150万两。不论是哪一种说法准确可靠，其数量都是相当庞大的。无怪乎赵士聪会感慨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明朝的君臣，爱钱财胜过国家社稷，这样的朝廷哪有不亡之理！
三月十六日，明思宗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对策，大臣皆相顾不发一言。同一天，明思宗又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及筹措军饷问题，挨次召对。召对尚未结束，内侍递进密封文书。明思宗一看，立即大惊失色，仓皇退入后宫。原来，这是一份报告昌平已于当天凌晨失守的塘报，它预示着大顺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了。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自昌平进抵北京城下。襄城伯李国祯所统的京兵三大营屯扎城外，农民军一到立即溃降，火器等器械转手成为农民军攻城的利器。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明思宗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他仓皇召对群臣，群臣个个战栗无策，噤不发声。被赶上城墙上守堞的士卒，饥不得食，也无心守御。明思宗命驸马都尉巩永固，以家丁护太子南下。巩永固说，皇亲按规定不许藏有武器，我岂敢拥有家丁？
在大顺军围攻北京的时候，李自成在沙河巩华城设立临时总部，由大将刘宗敏担任前线总指挥，攻取北京。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架飞梯猛攻西直、平则（今阜成）、彰义（今广安）三门，同时为减少攻城的阻力和城里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太监申之秀入城与明思宗谈判，要求他主动逊位。明思宗在活命与死社稷之间犹豫不定，拖延不决。大顺军忍无可忍，在夜间攀城而入，占领了外城。明思宗徘徊殿廷，计无所出。太监张殷跑上前来，对他说：“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明思宗忙问何策。答说：“贼若果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明思宗大怒，挥剑刺死了张殷。尔后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四处瞭望，见城外烽火连天，知大势已去，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后事。他命人将16岁的太子、12岁的定王、10岁的永王送往勋戚周奎、田弘遇处。接着，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随即与之对饮十几杯。周皇后返回坤宁宫自缢而亡。明思宗又拔剑砍伤长女长乐公主，说：“女何为生我家！”长乐公主被斩断一条手臂，当即昏厥过去。他又挥剑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和几个嫔妃。然后换上普通百姓的便装，混在宦官中间，出了东华门，走到齐化门（今朝阳门），想混出城外，没有成功。又到安定门，同样碰壁而归。十九日，天刚破晓，大顺军已攻入内城。明思宗走投无路，与太监王承恩来到煤山，在衣袖上写下两行字，一行是“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然后与王承恩面对面一起在皇寿亭畔的一棵大树上自缢而亡。两天后，人们在煤山发现明思宗的尸体。四月初，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葬人昌平田贵妃的墓穴，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明思宗之死，标志着统治长达277年的明王朝的覆灭。
清代官修《明史》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太祖创建的高度强化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按照其《祖训》的规定，“一字不可改易”，即一成不变地运转了200多年，到明中后期已是弊端百出，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都产生了深刻的危机。幸赖张居正的改革，才使明王朝的统治危机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又把明王朝的统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不过，明王朝毕竟未亡于明神宗之时，而是亡于明思宗之手。明思宗多次声称，“朕非亡国之君”，“内外诸臣误我”，把明亡的责任都推到文武大臣身上。毫无疑问，崇祯朝的许多大臣如温体仁、周延儒之流，对明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手握军国大政最后决策大权、“沉机独断”的专制君主，则应负主要的责任。
明思宗的确怀抱中兴之梦，在继位之初有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之功，而且一生励精图治、勤于理政、生活俭朴、不近声色，并引进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因而不乏赞誉。但是，他对宦官势力的斗争却有其始而无其终。清除魏忠贤阉党集团不久，他又重新起用身边亲信的太监，培植效忠自己的宦官势力，导致政局的混乱。而勤于理政，崇尚俭仆，不过是任何阶级社会最高掌权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并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更不要说挽救危局了。在封建社会，要想治理好国家，特别是挽救濒临危亡的局势，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必须具备深远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果断的魄力和高超的治国能力，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制订出长远的治国方略，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但明思宗虽有中兴之志，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没有认识到明末深刻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找到解救危局的办法。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明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到明后期呈现纵横交错、急剧激化的状态。在东北地区，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但就关内的广大地区而言，则是阶级矛盾占据主要地位。而阶级矛盾之所以激化，则是肇源于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僵化腐朽，官吏的贪污腐败，土地的高度集中，赋役征敛的过分苛重，富贫差距的过度扩大，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只有果断地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从而促使起义农民放下武器，回到田地上从事耕作。这样，明廷才有可能免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抵御满洲贵族的进攻，进而寻求解决民族矛盾的对策，并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这种党争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应对农民起义和后金的进攻引起的）。明思宗见不及此，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落实其即位诏中宣布的“吏治民生，求宜于变通”的诺言，大力解决导致起义频发的民生问题，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主义行动，满洲贵族打来了，就派兵抵挡，农民军崛起了，又出兵征剿，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四处用兵，需要巨额的军饷，但国库空虚，又不肯动用内帑，于是有辽饷的增派，剿饷的加派。兵力不足，又要加练精兵，于是又有练饷的加派。这种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做法，彻底剥夺了广大农民起码的生存条件，结果只能导致农民的大量逃亡或起义，使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而满洲贵族也就趁机加紧对明朝的进攻，使明廷更加难以应付。不仅如此，明思宗自小在明末环境险恶的深宫里长大，养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弱点，又往往导致他对许多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亡，而明思宗也就以有别于自古以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