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李建泰代帝出征与调吴三桂入晋之议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六日潼关失守的消息，直到十一月初八日才由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报告给明思宗，但具体细节不明。明思宗急令“秦、晋、蜀、淮、扬等处均宜毖备，在廷大小臣工，凡可强兵足饷，用人灭贼者，各抒所见以闻”，并命从速查明孙传庭、白广恩的下落。十一月初，明思宗任命新任兵部右侍郎余应桂接替孙传庭为陕西三边总督。余应桂以无兵无饷，向皇上哭诉了一场。明思宗也只能派给京军千人护行，并发给内帑银1万两作为军前犒赏之用。余应桂出京之后日夜忧伤惶惑，一到山西便发现当地有不少大顺农民政权委派的官员，逡巡不前。
十二月十二日，吏部尚书李遇知上疏，报告陕西方面派人传话，潼关确已在十月初六日失守，孙传庭下落不明，又传华阴、华州（今陕西华县）、渭南、临潼俱已失守，而临潼距省城西安只有60里之遥，一马可至，西安恐难守住。奏疏认为：“为今之计，怨天尤人总属无济，惟有急复秦督，急补秦将，急发堪战之兵，急措接济之饷。四事之外，别无良策。”明思宗接到这个奏疏，得知陕西形势危急，又接连向余应桂发出谕旨，再拨给内帑银1万两，催促他“作速驰往，不得稽迟”，但谕旨发出之后，陕西全境早已落入李自成大顺军之手。
在得知李自成大顺军攻破潼关的消息后，廷臣对李自成的下一步行动议论纷纷。首辅陈演认为：“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虎入陷阱。”吏部尚书李遇知则认为：“三秦砺山带水，四塞称险，屯兵函谷，可以号召天下，从来劲兵大将咸出其中。蜀、黔转赋，实以秦为咽喉地，贼垂涎久，欲据此为家。”他们都低估了这位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他不仅不恋子女玉帛而入陷阱，而且也不只是要据三秦以为家，而是要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
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标志着大顺与明廷双方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末农民战争已进入彻底推翻明朝统治的关键时期。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之后，李自成即派遣先头部队于十八日渡过黄河，攻占山西荣河（在今山西万荣西南）等县，为大军的东征作准备。同时，派人向山西各地散发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发布的檄文，宣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李自成），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在大顺农民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招抚下，一些州县不战而降。
转眼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年底除旧更新的日子，这是个家家欢乐、户户热闹的日子。按照惯例，每年的这个节日，宫廷里都要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但今年却有些异常，整个宫廷笼罩着一片阴郁、晦暗、沉闷的气氛。正为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的明思宗，怎么也提不起兴致。礼部大臣问皇上需要做些什么，他想到由于连年战争，民穷财尽，国库亏空，军饷难筹，不能再像往昔过年时那样大讲排场，奢靡浪费，于是便向礼部发去一道谕旨：“朕于冬至、正旦、寿节、端阳、中秋及遇诸大典，升殿行礼，方许作乐，其余皆免。至浣衣减膳已有谕旨。今用铜锡木器，以仿古风。其金银各器，关系典礼者留用，余尽贮库，以备赏赉。内外文武诸臣，俱宜省约，专力办贼。……其官绅擅用黄蓝绸盖，士子擅用红紫衣履，并青绢盖者，庶民男女僭用锦绣纻绮及金玉珠翠衣饰者，俱以违制论。”但是，此谕却引起一些臣子的议论，说是“今以玉食万方之王，而降为污尊坏饮之事，是貉道也，何以能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正当西安城欢天喜地庆祝大顺建国之时，北京却刮起了一场沙尘暴，震屋扬沙，天空晦暗，咫尺不见。迷信的官员占了一卦，说是“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预示着将有一场不祥之灾，更使人感到惶恐不安。
明思宗照例在当天早朝时举行接受群臣朝贺的仪式。他一大早来到皇极殿，上朝的钟声响过后，却迟迟未见一名朝臣到来。一名值班的官员说，因为大风扬沙，群臣或许未听见钟鼓之声，以为圣驾未出，所以姗姗来迟。请皇上再下令鸣钟，打开东西长安门，这样远近的大臣都听得见，自然都会急速赶来。明思宗只得下令再度鸣钟，不准停歇，并打开东西长安门，不许关闭。等了一阵，还是不见人来。明思宗提出先谒太庙，再接受朝贺。侍候的太监呼唤“驾銮舆”，又不见驾舆马与立杖马，只好将长安门外朝官所乘马匹悉数赶入端门以顶替之。但司礼太监担心这些马匹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容易出事，明思宗只得改变主意，决定先受朝贺再谒太庙。又等了些时候，廷臣才陆续到来。当时京城的文臣都住在西城，上朝时列于东班；武臣都住在东城，上朝时都列于西班。由于迟到，见皇上正在大殿上注视着殿下大臣的行动，他们都不敢过中门。文臣直入武班，从螭头下伛偻而入东班；武臣也直入文班，从螭头下蹲俯而入西班。接受朝贺之后，六品以下官员不参加陪祭太庙的活动，由于所乘的马匹受惊，只得步行回家。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不祥的预兆。
在大年初一出现大风扬沙，再加上上述种种异样的景象，使明思宗惶恐不安。草草行过朝贺礼，与阁臣议论几句国事之后，便请道士前来扶乩，占卜王朝的命运。他沐浴焚香，向上天跪拜默祷：“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天仙”通过道士之手，写下如下的乩语：“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明思宗见到此诗，自觉没趣，默然不悦。
种种不祥的预兆，固然使明思宗心中不快，但是作为一国之君，他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危局，考虑应付的对策。正月初三日，他在德政殿召见其所信任的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急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走到皇上跟前，小声地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其实，明思宗心中早有此意。早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明思宗就曾同他秘密商议过南迁之事，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对外泄漏。明思宗的兄嫂、明熹宗的皇后张氏，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个消息，找到明思宗的皇后周氏，表示坚决反对，说这是周延儒在误导皇叔（指明思宗），宗庙陵寝都在北京，往哪里迁？周皇后将这话转告明思宗，明思宗大怒，令宦官追查消息来源。但张皇后守口如瓶，就是不说，因此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不过，明思宗仍未放弃南迁的念头。他先前曾命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为南迁做准备。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说道路梗阻，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他即密谕冯元飏调集海船200艘，在直沽口待命，以备南迁之用。明思宗一听李明睿说到南迁，连忙阻止道，此事关系重大，不能随便乱说。过了一会儿，又用手指了指天，说，不知天意如何。李明睿说，天命神秘难测，此事还得由皇上圣心决断，否则将后悔莫及！明思宗四顾无人，这才轻声细语地道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这事朕早就想办，但没有大臣站出来支持，帮助朕操办，所以拖到现在。卿意与朕相合，但外边的大臣都表示反对，又有什么办法呢？此系大事，爱卿一定要保密，否则朕将治卿之罪。接着，明思宗又问起如果南迁，该怎么走，途中如何接应。李明睿对此早有考虑，回答说，不如四路设兵，东走山东，或西走河南，这是陆路；也可从登、莱上海船，或从通州走运河，这是水路。但皇上还是须走小路，轻车南行，20日可抵淮上，距离南京也就不远了。明思宗点头称是。李明睿见皇上同意他的意见，又请求皇上当机立断，说：“臣谋不敢泄，但求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
午间，明思宗命近侍在文昭阁宴请李明睿，然后又在内殿与之商议一些政事，包括军饷的筹措问题。李明睿指出：“兵饷缺乏，民穷财尽，惟发内帑，足济燃眉。”明思宗却说：“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李明睿不相信，说：“祖宗三百年蓄积，度不至是。”明思宗还是说：“其实无有。”到晚上，再次在内殿召见李明睿，商议南迁之事。明思宗问道，所奏南迁之事，即使施行，谁可接济，途中派什么官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回答说，济宁、淮安都是冲要之地，不能不设官驻守，必须先派重臣领兵设防。明思宗又问，派什么官衔的重臣驻守。李明睿答曰，必须派户、兵两部的堂上官（第一把手，即尚书）。明思宗又问及沿途兵将的派遣问题，说此时精兵驻守关门，大将都在各个边镇，调遣甚为不易，怎么办。李明睿答曰，兵员比较好办，可在近京八府招募，但皇上此行，京师须留人料理，关门之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也不可轻易调动，途中领兵驻防的重臣可以考虑从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中择才任用。明思宗点头称是。李明睿又重申下午曾经谈及的拨发内帑的问题，说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花销）之外，其余的积银应该拿出来犒军。如果南迁途中粮饷不足，筹措起来就十分困难。这些银子，留在宫中不过是一堆朽物，先时出，一钱可顶二钱之用；到危急之时再拿出来，万钱不抵一钱之用。明思宗觉得言之有理，但还是强调，户部亦该设法筹措。李明睿指出，现今是国穷民也穷，户部很难筹措，皇上应该为宗庙社稷考虑，果断决策。明思宗知道李明睿说的是实话，也只能点头表示赞同。这次密谈，直至二更时分才告结束，明思宗颇感满意。
应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南迁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当初明太祖肇建明朝，就把南京定为全国的首都。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仍然保留着陪都的政治地位，保存着一套形式上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任职的官员多为虚衔，握有实权的只有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号称数十万的军队，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南京要比北京安全得多。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财赋之区，遭受战争的破坏也较少。如果退守南方，即使丢失了北方，也可划江而治，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相抗衡，最后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但是，将政治中心的都城南迁，涉及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正统末年，明英宗亲征被俘，瓦刺兵临京师，有人主张南迁，即遭到万人的唾骂。这就需要位居权位顶端、手握乾纲的皇帝做出决断，敢于独断专行。明思宗虽刚愎自用，但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又怕承担责任，想等大臣出面陈请，然后再付诸实施，结果此事便暂时搁置下来了。
李自成派先头部队渡河东征时，就已决定分兵两路，对明王朝采取南北两面包抄的钳形作战方略：北路为主力，由李自成和权将军刘宗敏率领，渡河进入山西，占领平阳后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宣府、居庸关等战略要地，歼敌重兵，断绝京师的援军，最后攻占北京；南路为偏师，由制将军刘芳亮统率，渡河后沿黄河北岸东进，进入京畿南部，防止明思宗南逃，阻击南来援军，而后北上，助攻北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从西安出发，开始向北京进军。
正月初九日，兵部收到李自成亲率大军东征之前派人送来的通牒，上书大顺永昌的年号，约定与官军展开决战，说大军将于三月十日抵达京师。明思宗得报，寢食难安，几天里粒米未进，忧愤交加，疲惫不堪。正月十一日上朝，当着阁部、九卿、科道等官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罢痛哭流涕。他责问众大臣说：“贼势如此，阃外（指统兵在外）无人承任，府库殚竭，将如之何？卿等能无为朕分忧哉？”一听这话，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说愿代皇上出征。明思宗说他是南方人，不了解北方的山川形势，无法承担此任。次辅蒋德璟、魏藻德、方岳贡、范景文、丘瑜等也都纷纷请求代帝出征，均未获批准。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道入阁的大学士李建泰跪奏道：“主忧如此，臣敢不尽驽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明思宗一听，脸露笑容，欣然表示同意。因为在缺兵少饷的困境下，这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山西大富翁愿意破家纾国难，可以不费国库一两银。他立刻表示，卿若西行，朕将亲自在郊野隆重饯行。正月二十日，明思宗正式决定让李建泰以督师辅臣的身份，“代朕亲征”。正月二十六日，举行特别隆重的遣将礼：先由驸马都尉万炜祭告太庙，再在大殿举行典礼，赐予龙节及尚方剑；尔后在正阳门城楼上大排宴席，皇上亲自用金杯斟满三杯酒，赐予李建泰，对他说：“卿即朕，朕与卿无两身，凡事以便宜行，先发后闻。”并当场颁赐敕书，规定“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饯行之后，李建泰率领3000京营禁军出宣武门，向涿州进发。
李建泰离京后，经涿州取道保定南下。行前，明思宗和左右的大臣认为，在大同、宣府一带朝廷派有重兵把守，大顺军如想攻取京师，必然会避开重兵把守之处，故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但是，他们既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没料到大顺军竟会实施南北两面包抄的作战方略，结果完全陷入了被动。
李建泰一出北京，立即就感到举步维艰。他走到畿辅的一个县城，跟随人员饿了，出去找食物。县里人问，你是大明的官员，还是大顺的官员。这名跟随人员谎称是大顺的，县里的人便拿来一大堆食品，让他饱餐而去。没想到距离京师咫尺之遥，人心的变化竟如此之大。李建泰领着禁军继续前行，到达距离京城200里的河北定兴县，地方官竟不让他这个督师大学士进城，他发兵攻打后才得以入城，将那名地方官狠狠地揍了一顿。往南走到邯郸，听说大顺军左营刘芳亮部正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的消息，感到非常害怕，即刻掉头北窜，队伍溃散，肆行抢劫杀戮。走到广宗县，知县李弘基率县民登城设守，拒绝他入城。李建泰又下令攻城，城破后乡绅王佐责问他说，阁部受命南征“逆闯”，现今贼寇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以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靡，避战北遁？恼羞成怒的李建泰下令将他处斩，然后纵兵将官库民舍抢劫一空，继续北逃。后来，听说他的家乡曲沃被农民军攻占，财产尽没，李建泰更是像泄了气的皮球，吓出一场大病，逗留在畿南不敢前进。
二月初九日，明思宗得知李建泰家乡被大顺军攻占并逗留不前的消息，又给他发去一道亲笔敕谕，既为之打气鼓劲，也为之出谋划策：“今卿代朕亲征，鼓励中勇，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当以尚方剑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剿则歼渠宥胁，抚则解散投戈，早荡妖氛，旋师奏凯，封侯晋爵，勒铭鼎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谓“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委以重任的督师大学士！李建泰根本未把这道谕旨放在心上，继续徘徊观望。他手下的士卒仍继续逃亡，最后只剩下几百名亲兵簇拥着饷银，跟随他逃到保定。二月下旬，刘芳亮统率的大顺军从南路攻到保定，李建泰派中军郭中杰出城投降，皇上赐给的敕书、剑、印都被付之一炬。一场代帝亲征的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在大顺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晋豫守军的败报与求救奏疏，如雪片似地纷纷传到京师。自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精锐覆没之后，李建泰督师出征又带走3000京营禁军，明思宗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兵力，除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之外，再也无兵可调了。因此，在命阁臣李建泰督师出征之后，他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召对大臣时，表示了抽调吴三桂入关前往山西助剿的意向，但又不愿承担决策的责任，要大臣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大臣当然知道，吴三桂的5000精兵一撤，剩下滥竽充数的官军根本不是满洲八旗的对手，这等于是将山海关外的土地和辽民送给了满洲贵族，谁也不愿出来承担“弃地”的罪名而给自己招来千古骂名与杀身之祸，故意拖延不决。过了两天，明思宗又给陈演等阁臣发去一道谕旨，强调应抽调吴三桂的兵马入关，关外余兵尚多，可以支撑局面，并要求就此事应否实行主动承担责任，不可推诿延缓误事。阁臣推脱不掉，首辅陈演只好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说锦州告急，宁远之兵不可调。兵部尚书张缙彦干脆把话挑明，说吴三桂调不调，要看宁远弃不弃，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这是把皮球踢回给皇上，要他亲自决断。明思宗无法推卸责任，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说：“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认为让吴三桂退入关内，能守住山海关，又可收到助剿农民军的功效，虽属下策，但也是不得已的一个办法，谕令陈演等阁臣代为拟旨施行。陈演为了推脱责任，再次召集大臣会议，通过之后，又与督、抚、镇进行协商，拖了1个多月，也未能将调吴三桂入关之议付诸施行。调吴三桂入晋助剿的计划，也就彻底流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