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作业”
下午，我到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查阅档案，与计生干部陈羽相约，想与他父亲陈志华见一面，陈羽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事先我已得知，陈羽的父亲陈志华是镇街所在地秦家畈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要在小镇做调研，这位“地主”是不能不结识的。况且，像秦家畈这种镇街村一定有着与传统农业型村庄极不相同的特点，这也是我有兴趣了解的。
约莫5点，等陈羽下班，我便跟着去他家。走出政府大院，斜穿过马路，向西走约100米，就是陈家。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小宅，房子看上去不错，外墙面嵌着白色的瓷砖，绿色的防盗大铁门打开，迎面走出来的正是陈羽的父亲陈志华。
陈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板壮实，不善言谈。他告诉我，他今年52岁，从1983年起就一直担任秦家畈村的党支部书记，迄今已有整整20年。听我讲明来意，他二话未说，拉着我就出了大门，说是要叫上村主任老罗一起为我接风。小镇不大，陈书记对我的到来显然已经耳闻。
村主任老罗的家就在陈书记的隔壁，他与陈书记同岁，但要胖一些。他说自己只读过小学，不像陈是高中毕业。罗此时正在改建他家的住房。原来，罗在担任村主任的同时，还租了镇粮站的房子经营着餐馆“稻香居”。随着生意的发展，粮站的房子不够用，他便决定撤掉住宅，再盖新楼，把生意做得更大。
进到稻香居的一个包间，老罗叫来四菜一汤。席间，老罗的健谈和博识使我感觉这是一个十分睿智的人。罗说：“农村调查不能只盯着政府，也不能只听干部怎么说，还要深入老百姓。”陈书记则补充道，他打算日后找一家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户，让我住上个把星期，体验一下民间疾苦。他们俩虽然不一定知道什么叫作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但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做调研却是懂的，既存的政治话语体系为理解此类事情提供了现成的语汇，他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调研的意义，并表示支持的。这次相识，我们相谈甚洽，不知不觉中，窗外暮色已现。
第二天上午，在秦家畈村部，老罗为我介绍了秦家畈村的基本情况。
畈者，成片的田，平畴，但村中现在已无秦姓者，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古地名。现在的村民，多为外省移民的后代，其中河南、安徽籍人较多。
秦家畈村的版图面积约6平方公里，有村民3400多人，耕地面积2873亩，其中水田1920亩，旱地953亩，水面210亩，共16个村民小组，其中第一、三、四、五小组地处或邻近镇街，村民与居民混居。这些住在镇上的村民已经不务农或主要不再务农，而是以各类小本生意、运输、建筑和服务行业谋生，其他几个小组虽然仍有土地，但因为距离大江城区和H市区较近，青壮年男女也多在城区务工经商，家中的田地主要依靠留守的老人和妇女照看，这就决定了秦家畈村的经济已经不具有典型的农业特色。
老罗说：“村里户与户之间很不平衡，工商户的收入不好估计，从（年收入）几万到几十万的都有，真正的大户多搬到区里去了，纯农户的年人均收入在2200元左右。我们村上报的数字是人均3050元，但那是一个政治数字，哄人的。上面每年都要下达一个人均收入的递增数，去年是15％，今年也是，我们只好去适应。如今这种虚假数字哪里都一样，也不必太认真，但撇开这些数字，我们村在镇里也还是最强的。”
“农民负担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很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状况，尤其是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的变化。
“村里的农民负担在税费改革前后有自己的特点，村里的集体经济说不上好，但也不是太差，我们没有企业，山水资源也不多，有6个采石场，租出去了，每年的山租是3.6万元，原有的预制厂、榨油厂也都租出去了，每年能收管理费1.2万元，两项加起来共4.8万元，其他就没有固定收入了。我们村紧靠镇上，1998年以后，我们抓住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搞商品房开发，共建了32套房，一套能卖六七万，都卖给村民、居民和一些外来户了。这些房占的都是责任田，我们以每平方米20元作为补偿，先把地收回来，建了房再卖出去，赚了一些钱。此外，京珠公路和公路两边的绿化带穿过村里，共征地700亩，政府一亩补给村里1000元，总共补了70万元，我们还承包了京珠公路的土方工程，赚了20多万，所以也有些积累。可现在这些机会没有了，好在每年小城镇建设的征地补偿还有四五万，目前的日子还是过得去，不欠外债，干部的工资有保障，账上还有几十万元的存款。”
“税费改革前，村里的税费负担是亩平64元，村里每年再拿出些钱来为村民垫缴，实际落在村民头上的负担是亩平40元。税改后，收费主体转到财政所，钱不从村里经过，村里也就不再垫了。村里没有固定收入，老是这样垫下去也不可能。这样，税改后落在村民头上的负担就是亩平41.06元，因此，农民就没有减负的直接感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说怪话，说，怎么负担越减越多？还要上访。”
“其他村有这种情况吗？”我问。
“只是我们村，其他村不是这样，”老罗回答，“但就是其他村在税改之后也一样地不好收税。”
“为什么？”这倒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农民就是这样，你再减他也嫌多，巴不得一分钱都不收。再说，由于不能强制性收费，一些人不缴，你也拿他没有办法，结果造成了相互攀比，大家都不愿意缴。”
“哦？！”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新问题。我总以为，减负了，农民拥护，钱就好收了，一些媒体上就是这样说的。再说，就算是秦家畈有特殊情况，其他村又怎么解释呢？我倒要亲自去看看。（参见附录1：5）
中午，老罗又为我接风，地点还是在稻香居，这一次，镇挂村干部范维萍也赶过来了。范是小镇党委委员中唯一的女性，1963年出生，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兼秦家畈的挂村干部。席间，范向陈书记和老罗提起了迎接税费改革检查的事情。在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村里必须协助镇政府处理好去年政府所收的教育费附加的后遗症。原来，去年春、秋两季开学时，学校按惯例替镇政府代收了教育附加，标准是每个学生100元，全村500多个学生，总共收了5万多元。去年下半年税改后，“三提五统”取消，这笔钱本来该退，但教育附加已经先缴给了学校，再由学校上缴，所以，也没有退。这也可以理解，上级文件不可能把所有的特殊情况事先都估计到，只要文件上有模糊与遗漏的地方，这装进口袋里的钱自然就不想退出来。
不过，这一次的考核评估就要遇到麻烦了，因为那些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人家手中就存有一张缴纳教育附加的凭据，而按照规定，考核评估时农户手中除了两税凭据之外不得再有任何其他收费的票据，这可是涉及四条硬杠子的问题，捅了娄子可不好办。所以，范委(2)与村里的两位领导商量，请村里协助镇政府先将农户手中的条子收上来，至于钱如何退，再做商议。
面对范委的“商议”，两位村干部似乎面有难色，磨蹭了好半天，陈书记和老罗不约而同地向范委提出要镇政府先承诺退钱，否则这条子村里不好去收。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担心镇政府到时候不退钱，让村里把这笔钱兜起来。眼瞅着双方就这样僵在了饭桌之上，范委才退了一步，答应先回去请示林书记和武镇长，这一边，陈书记和老罗则通知全体村干部到村部开会相商。
抓住空隙，我向二位询问村里担心的原因。老罗说：“这可是有过先例的，2000年以前，政府每年都要收江堤维修款，那一年我们村摊了5.7万元，本来该年底缴，因为我们与镇政府的关系好，体谅政府的困难，年初就缴了。一个月以后，新的文件下来，从当年起取消江堤款。我们找林书记退，可他反倒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体谅政府的困难，让先等一下。但到了年底，林书记专门请陈书记和我吃饭，那5.7万元不提了，还要我们再缴1万元支持他的工作，说政府的确遇到了困难。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不仅没有要回已缴的钱，又多缴了1万。大家关系好，不好说，只有认了。我们现在就怕政府跟我们讲人情。”[6]
而陈书记则冲口来了一句直话：“政府这次不答应把（给）钱，我给他搞个鬼。”
村里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按陈书记的话说：“我们是既要为政府分忧，又要为村民着想。”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乡和村毕竟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双方在互相支持、配合与协调的工作互动中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谋划，也在情理之中。刚刚在饭桌上发生过的一场对峙，再形象不过地将乡、村两级各自的制度和利益角色彰显无遗。
中午1点过后，其他村干部陆续到达村部，范委也赶来了。会前，她特地对陈、罗二人说：“林书记说了，钱由政府给。林书记今天心情蛮好，好说话。”双方的僵持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
会议开始了，除了秦家畈的9个村干部[7]，范委、财政所负责秦家畈村农业征收的专管员毕华英和我也参加了会议。作为镇政府的代表，范委以挂村干部的身份首先发言，她一上来就是一番动员：“昨晚，林书记参加了区里的紧急会议，区里对迎检做了紧急部署，上午，镇里又开了大会，区税改工作领导小组的也来了，10号之前，一切工作必须就绪，10至20号，省检查组要到大江区做地毯式的搜索。我们要以打歼灭战的精神做好工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去年我们留下了一些遗留问题，任务重，我的压力也大。这次检查很严，听说昌州区一个村出了问题，从区里到村里的干部都写了检查，所以，我们当不起罪人。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能理解，能支持，能投入，使我们秦家畈不拖全镇工作的后腿。”
接下来，范委又具体交代了迎检的细节和事项：“（1）2002、2003年两年的表格要分开，该让农户签字的要签字；（2）村里的公布栏，由财政所统一拿出样式，2003年的公布栏要用油漆写上墙；（3）负担卡的填写要统一、规范，只填农业税一栏；（4）农业税减免，到我们村是1500元，如何减，要定下来，镇、村事业占用的，可减一部分，确实非常困难的，可减免，但要签字。特困户，村里可酌情将现钱送到他们手上；（5）关于结算清退，要求现金清退分文不少，票据，要求除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两张票据之外，不留其他收费条子在农民手上，如有，要追究干部的责任……”接着，范委再次重申了区里在这次考核评估中规定的“七个不准”，并以这样的话来结束她的动员：
“区里宣布了，如果检查不合格，从镇里的第一把手，到挂村干部，再到村里的书记、主任，在政治、经济上都要受到处罚，我们不是怕处罚，但是我们身为干部，就是要切切实实把工作做好。”
老罗接过范委的话头：“我说一点看法，范委把税改检查的精神向我们传达了，但这个农村工作，难度很大，在村一级，体现为资金问题，这几年，我们不堪重负，政府还多收了我们的钱。”罗又把政府收江堤费未退一事端了出来。
“林书记专门请我们吃饭，是摆的一个鸿门宴，我们村每年都给农民扛了钱，所以，中午我和陈书记是这个态度（指中午吃饭时），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与林书记关系好，反正是大共产党用了小共产党的钱（指上级用下级的钱），也没有统荷包，就不要紧。但长期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们对政府不相信，到时候请武镇长打个条子（承诺），我们就去收（教育附加票据）。说这个话领导又不高兴，说我们不相信政府。这个工作其实好做，我把干部派下去，两天就可以收上来，但收上来又怎么做？我们各项工作都不差政府的，所以，这里把话讲清楚，范委明天将条子拿来，连同利息，5.5万划过来，这个账不与我们相干。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府的工作，4月10日前保证完成任务。”
看来，事情并不像刚才范委说的那样已经解决，老罗并不是很放心范委告诉他的林书记答应政府出钱的承诺，他要的是有把握的凭据。而且，在罗看来，其他工作的配合都好说，唯有这钱的问题要一是一，二是二。老罗与范委较上真儿了。
陈书记也站出来声援老罗：“这次检查，上面很重视，我们也支持上面，我们每年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们也要支持政府，与政府保持一致，现在就是要落实资金问题，关于收回教育附加的票据，工作量相当大，农民有的保存得很好，有的丢了，有的怕你做什么笼子，所以，就是要用现金换票。由村里做，只收票，不给钱，不好办。”
“最困难的还是收票的问题，不收本来无事，一收反而要出问题，你去收，农民问为何收，我又不敢说是退钱，说退钱，他就会找你要，这几天他们就会要到村里来，我就怕这事，这不是一笔小钱，一收就是5万多块，搞不好就是大事情。”
其他的村干部也开始向范委抱怨工作不好做，心里没有底。
面对村干部们近乎公开的不合作，身为镇党委委员的范维萍脸上似乎有些挂不住，可她又不好公开发作，毕竟，村干部们如果不配合，她也不好强行下令。但是，眼前这件事情又非要做决断不可，于是，她不能不硬撑着做进一步的表态：
“你们的意思我不是不懂，我已经向林书记反映了，他也承认了（指答应由政府出钱），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范委，明天我就把自己的折子拿出来押着。”
想想这句话又有些呛人，她又压住心头的火气，尽可能地把话说得和缓一些：
“我也知道村里面蛮忙，但现在的确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现在林书记已经承认了，你们还要政府先把钱兑出来，这可怎么好？当然，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但是票肯定要收，只是怎样收的问题，要想一个万全之策。不过，我也知道这不是一千两千的问题，但也不能不收。”范委越说口气越软，也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财政所的王主任来了，他也提到要把教育附加的条子收上来，“这可是关系到一票否决的问题，票据收上来后，钱肯定要退，以什么方式退再商量，所以，这个压力肯定要背”。
但是，村干部们仍然不愿意让步，他们以沉默来表明他们的态度。无奈，王主任只好给林靖南打电话，汇报秦家畈村的矛盾。
放下电话，王说：“林书记的意思，把票据收上来，按新任务结算。”
村里还是不同意林的想法，他们说，新税中所含的教育附加比老税少，如果按新税结算，农民就退不了什么钱，村里也不好做工作。这样，双方的沟通仍然没有结果，范委于是决定还是要面见林书记，把问题当面反映给他。（参见附录1：6）
第二天中午，我又遇老罗，特地问他昨天条子一事争论的结果怎么样了。他说有结果了，镇里同意不要村里收，由他们自己去收，自己退钱。说完，老罗又专门补充了一句：“我知道昨天顶一下，林书记会同意的，我们村一向很支持他的工作，他也很关照我们。再说，这件事涉及检查能否通过，林书记也非得处理，只是昨天范委硬要我们收，所以我要顶一下。”（附录1：7）
看来，老罗对林书记的为人和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都是准确的。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既有乡村关系的场景化的理解。在乡村的互动之中，乡镇政权无疑仍然居于强势和上级的位置，但是，乡村之间的非科层化特征和利益独立角色，又的确给村干部留下了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强势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所以，当双方出现类似的利益博弈时，村干部首先担心的倒不一定是乡镇外显出来的体制性权力，而是政府干部，尤其是政府主要领导以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脉脉温情。对于这种温情，村干部往往会因为抹不开情面而上套。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去上套，因为他们清楚支撑这温情外表的权力内核。所以，正如注释［6］分析的，乡镇好像是“外弱”，而村庄又好像是“外强”。其实，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如果时时以权力的硬核示人，势必会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事倍功半。而村庄的“外强”一则是因为经济的独立性，二则是由乡镇这种人情与面子的“礼送”所塑造，并非一种真实乡村权力关系的反映。所以，只要村干部还打算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下去，更为重要的，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乡镇这一场域之中，就必须对这样一种强弱虚置的权力关系随时保持清醒的认识，即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与关怀之时恰到好处地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大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支持来“培植”与政府主要领导之间私对私的“人本主义”性质的个人关系，将体制的硬核包裹于个人关系的柔性之网中，并通过这张柔性之网来维护那些必须维护又能够维护得了的村庄公益。对此，我称之为十分必要的乡村政治关系术。在乡村做调研，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这种双方都深知对方利益与态度底线的柔性化人际磨合，而非国家与社会结构二分性的权力对撞。与这种柔性的人际磨合相比较，硬性的制度规范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早已为双方所默认，绝少有机会出现在博弈的前台。
时间已经到了4月10日，距离考核评估的日子越近，政府大院就越发空寂无人，镇干部们天天都在村里督战。随干部们到几个村庄去体验了一番迎检的滋味之后，我又将目光聚到了秦家畈，因为这里离镇政府大院近，村部就在镇政府大院背后，一抬脚就到。
中午，与老罗联系，问他在忙什么，电话中，他说正忙着“做作业”。这些天，每个村庄都在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我告诉老罗，下午我要过去看他们是怎样“做作业”的。
才1点刚过，老罗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他们已经到了村部，要我马上过去。于是，我结束午休，起床背上包就走。
到了村部楼上，只见整个二楼和三楼大厅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资料和报表，陈书记、老罗以及所有的村干部都在十分认真地抄写着各种材料。老罗说他只读过小学，但他那一手毛笔字却也如同他的口才一样好。
老罗告诉我，他们已经这样连续干了好几天，范委和毕华英也跟着干，但人手还是不够，今天又从财政所抽调了几个人过来突击，“我们忙不赢，他们过来帮忙”。
“是他们帮你们的忙，还是你们帮他们的忙？”
听到我这样发问，老罗也笑了。几天的接触，让我和老罗彼此都有一种十分投缘的感觉，老罗认为，我对乡村的感觉比较到位，是那种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思考的人，而我则认为他是那种虽然生活在底层，却具有很高悟性和丰富人生阅历的智者。
“是的，说到底还是我们在帮乡镇的忙。”
目前的检查，已经对乡村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按内部精神，如果检查出了问题，这个村的书记、主任和政府挂村干部都要被撤职，乡镇一级，从分管领导到镇长、书记，也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拿干部的饭碗和帽子做警示，除了在抗洪救灾这样一些重大任务中会有，在日常的迎检考评中倒还真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进入2003年度以后国家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关注程度。
“我们这个饭碗无所谓，反正也端不稳，但对他们（政府干部）就厉害了，他们天天来。他们不来，我们就不着急。”虽然老罗所说的“无所谓”未必是所有村干部的真实心态，但他说政府干部比村干部更着急却是事实。毕竟政府干部有职业和行政纪律这两道紧箍咒箍着，不能不全力以赴，而村干部说到底仍然是农民，角色意识到底有所不同。
老罗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材料，说他们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要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要备齐一袋袋的档案，又要填写好所有上墙公布的东西，这些东西平时谁会去搞呢？如此劳神费力的事情，也就只有迎接检查评估之前才会去突击。
“你见过这种场合吗？”老罗问。
“见过，也一样认真。”是的，我在川东双村和湖南白鹤村所见到的那一袋袋整齐码放在文件柜里的卷宗，不也是干部们这样辛苦地加工和制作出来的吗？只不过，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产品，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产品的加工和制作过程。
“你说这样搞下去如何收场？”老罗说。
我无言以对，笑了一笑，算是回答。
“不过，我们公布的数字还是真实的。”老罗算是自问自答。
“你看到这种场合觉不觉得新鲜？”老罗又问。
“不，现在哪个单位不是这样？”
“这是不是形式主义？”
“看怎么讲，有些形式也还是必要的，但是不是非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搞得这么复杂就不一定了。”
“是的，很多事情上面不要求，我们可能就要简化。现在农民的素质提高了，所以要增强透明度，把情况公布出来，村民也就了解我们。而且，当干部的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把事情搞公正一些，所以，公布出来也有好处。”
我陪着老罗聊了好久。
快下午3点的时候，从财政所又过来4位干部帮忙。我问他们，是否每个村都去了这么多人？他们说，其他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只有秦家畈等几个大村的工作要慢一些，上面说12号就要检查，所以这里要加强力量。（参见附录1：8）
看来，为了迎检，从乡镇政府到相关职能部门，再到村，已经是全体总动员了。如此兴师动众，如此临战突击，撇开它本身对减轻农民负担所具有的正面价值不谈，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官僚科层制与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的结合在这一类迎检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由此，我开始思考中国现代政治与行政的运作机制特征，尽管我的这种思考只是站在一个基层乡村的平台，仅仅是通过观察基层政权如何应对上级考核评估这样一个“事件—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