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人类事务服从“自然规律”
第一节例证
- 个人事务
为便于开展研究，我们不妨先假定，“自然规律”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地位尚无定论。我们将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来考察人类事务，通过进一步的推敲，看看“自然规律”的地位是否如我们眼下设想的那样悬而未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现代历史学家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我们把民众的日常事务作为研究的起点，当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领域，我们显然可以摆脱我们在探寻支配文明史进程的规律时面临的难题。有史可稽的文明不到24个，文明数量如此之少，当然不利于我们进行归纳，况且我们对其中一些文明缺乏完整的了解。与之相反，民众的人数何止成千上万，何况在现代西方的条件下，个人行为已是详尽的统计分析的对象，实干家拿着名声乃至金钱为赌注，依据这些统计分析作出种种预测。工商界巨头们深信市场可以消化任何一种商品。他们不时判断错误，但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然的话他们就得关门大吉了。
保险业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平均律在个人事务上的适用性。当然，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能为了证明“自然规律”——在此我们是从另一层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适用于人类事务的观点，过于草率地罗列各个险种。人寿保险涉及投保人未来的健康状况，而生理学显然属于科学的范畴。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对于人的预期寿命而言，精神状况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人的生命既可能由于小心谨慎而延长，也可能由于从英雄行为到荒唐行径乃至兽行的各种轻率行为而缩短。同样，船舶和货物的海上保险涉及气象学研究，气象学也属于一门科学，虽然目前它还有点难以驾驭。若是我们针对盗窃或火灾投保，保险公司就要拿人类特有的犯罪活动和轻率行为的平均律来碰运气了。历史研究第十一部历史规律与自由
- 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事务
众所周知，供需双方供求波动的统计模式表现为一连串的“繁荣”和“衰退”；到写作本书时为止，商业周期的统计模式仍然不够精确，难以打消保险公司开辟新业务的顾虑，为商业周期蕴涵的巨大风险开出保单。不过，科学工作者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相关知识。
在西方工业社会的思想史上，人们凭借对社会的直观经验观察，在商业周期尚未得到统计学证实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1837年，英国观察家劳埃德(S.J. Loyd)率先描述了商业周期，奥夫斯东勋爵(Lord Overstone)随后也注意到这个现象。1927年，美国学者米切尔(W.C. Mitchell)在一部关于商业周期的著作中宣布，“可以预期，随着经济组织的发展，商业周期的特征也会相应变化”。美国学者索普(W.L. Thorp)根据另一位美国学者米尔斯(F.C. Mills)的非统计证据编纂了《商业年鉴》，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出“短期”商业周期的平均波长，工业化初期是5.86年，在随后的迅速转型期和相对稳定期分别为4.09年和6.39年。
其他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经济周期理论，其中一些周期的波长更长。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波动”有逐步衰减至均衡状态的趋势。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周期问题上并未达成广泛的共识，相关研究实际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无须一一详尽论述。我们所关注的要点在于，在英国工业革命启动后的200年间，西方经济学的创立者始终致力于梳理大量的经济史材料，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正是在经济活动中，人类的独特本性暴露无遗。
- 地区性国家的对峙：势力均衡
我们看到经济学家运用相关的研究成果来分析适用于经济史的各种规律，接下来我们很自然地转到政治活动领域，看看政治领域是否同样存在行之有效的规律。我们将选取政治领域中的军事行动，来看看现代西方世界地区性国家的对抗和战争。西方的现代史开始于15世纪末外阿尔卑斯欧洲国家体制的意大利化，这样，我们就掌握了4个多世纪的历史来佐证我们当前的研究。
按照麦考莱(Macaulay)的乐观估计，“每一个学童都知道”，英国(或者说英格兰)人民倚仗相对安全的岛屿要塞，在前后恰好相隔一百年的四个关键时刻，分别击退或协助打败了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这个强国企图或是扬言要建立一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国家，用传统的术语来说，至少是要“打破势力均衡”。第一个重大关头，进犯者是西班牙：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第二次是路易十四的法国：1704年布伦海姆之战；第三次是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1815年滑铁卢之战；第四次是威廉二世的德国：1918年停战纪念日，之后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再度发动大战：1944年诺曼底登陆。这四场“大战”确定无疑地构成一个循环模式，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来看，它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间隔规律，战争强度一次比一次强，交战区域一次比一次大。第一场战争的交战方均为大西洋国家：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第二场战争有中欧国家参战，如果把俄国—瑞典战争视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部分，那么就连俄国也卷入战争。第三场战争(拿破仑战争)，俄国成为一个主要的交战国，如果把“1812年战争”视为拿破仑战争的一部分，那么美国也卷入战争。在第四场战争中，美国作为一个主要交战国参战，这样一个事实表明了这场战争的总体特征，它的两个回合分别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四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建立现代西方大一统国家，相邻两场战争之间有大约一百年的间歇期。进一步考察两场战争之间的三个百年间歇期，我们发现，每一个间歇期都爆发一场到数场战争，我们可以称之为中间期战争或局部战争，每一个间歇期内争夺的霸权并非整个西欧的霸权，而是西欧的中枢地带德意志的霸权。这些战争的主战场在中欧，英国并没有难以自拔地深陷其中，有几次战争英国完全没有介入，因此未必“每一个学童(当然是英国学童)都知道”这些战争。第一次中间期战争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第二次中间期战争包括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所发动的大部分战争(1740—1763年)，第三次中间期战争主要是俾斯麦的战争，虽然也包括其他多场战争，起止时间应该是1848—1871年。
最后，我们可以断言，这出战争的四幕剧有一个序曲，其开端不是西班牙腓力二世的战争，而是两代之前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的“意大利战争”。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徒劳、不祥地入侵意大利，引发意大利战争，教育当局往往把战争爆发的1494年作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以此划区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早期。就在两年之前，基督徒征服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块残余领地，哥伦布首次在西印度群岛登陆。
我们可以把上述历史编制成一份表格。看一看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史以及孔子之后的中国史[1]，分析各自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我们得出的历史“模式”与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西方现代史进程的模式在结构和时间间隔上异常相似。
现当代西方战争与和平的周期
阶段
序曲
1494—1568年
第一规则周期
1568—1672年
第二规则周期
1672—1792年
第三规则周期
1792—1914年
第四规则周期
1914—
1．预兆性战争(序幕)
2．大战
3．间歇期
4．局部战争(尾声)
5．全面和平
—
1494—1525③
1525—1536
1536—1559⑦
1559—1568
—
1568—1609④
1609—1618
1618—1648
1648—1672
1667—1668①
1672—1713⑤
1713—1733
1733—1763⑧
1763—1792
—
1792—1815⑥
1815—1848
1848—1871⑨
1871—1914
1911—1912②
1914—1945⑩
—
—
—
① 路易十四进攻西属荷兰。
② 1911—1912年土意战争，1912—1913年土耳其—巴尔干战争。
③ 1494—1503年，1510—1516年及1521—1525年。
④ 1568—1609年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领地，1562—1598年在法国。
⑤ 1672—1678年，1688—1697年及1702—1713年。
⑥ 1792—1802年，1803—1814年及1815年。
⑦ 1536—1538年，1542—1544年(1544—1546年及1549—1550年英法战争)(1546—1552年神圣罗马帝国新教王公的施马加登同盟(Schmalkald)与查理五世的战争)，1552—1559年。
⑧ 1733—1735年，1740—1748年及1756—1763年。
⑨ 1848—1849年，1853—1856年，1859年(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862—1867年法国占领墨西哥)，1864年，1866年及1870—1871年。
⑩ 1939—1945年重新爆发的大战，其先兆乃是一连串的预兆性战争：1931年日本进攻中国满洲，1935—1936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1936—1939年西班牙战争，1936年3月7日德国不祥地出兵莱茵区，这次不流血的行动日后付出了1939—1945年浩劫的惨痛代价。
- 文明的解体
只要回顾一下现代西方社会的战争周期模式，我们就会强烈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周期模式完全不同于轮子在真空中周而复始的旋转。战争周期并非像真空中旋转的轮子那样每转动一周都回到原点，而是沿着一条路线通往一个明显凶多吉少的方向。一方面，我们目前掌握了四个实例，若干国家联合抗击一个异常强大、专横跋扈的邻国，最终使之认识到自身的傲慢招致了毁灭。另一方面，战争周期模式无法揭示，但凭借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就不难发现的一点是，在这四场大战中，每一场战争都比前一场战争的范围更广，进程更暴虐，造成的物质和道义损害更大。在希腊和中国等其他文明的历史上，这样的战争最终的结局总是棋局中相互厮杀的棋子相继覆灭，只留下硕果仅存的一个幸存者，随即建立起一个大一统国家。
这种周期性的自我清理(self-amortization)正是地区性国家生存竞争的主导趋势，我们在研究文明的解体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两个明显密切相关的规律进程存在这种相似性，并不出人意料。通过研究导致文明解体的衰落现象，我们发现，导致文明衰落的常见事件、征兆乃至原因多半是构成文明社会的地区性国家之间爆发异常惨烈的战争。一个大一统帝国取代群雄争霸的各国，接踵而至的往往不是一劳永逸地终止暴力，而是内战、社会骚乱等新形式的暴力。这样，文明解体的势头只是暂时得到延缓，解体进程仍在延续。
我们还注意到，如同地区性国家的战争一样，文明解体的进程表现为一系列有节奏的波动。通过分析大量的例证，我们可以断定，解体的主导趋势与抗拒解体的趋向长期对峙，表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混乱—复原规律(Rout-and-Rally)。在一个文明从衰落到最后消亡的历史进程中，混乱—复原规律往往呈现出一连串三拍半的节奏，动乱—复原—恶化—复原—恶化—复原—恶化。在最初的动乱的打击下，衰弱不堪的社会陷入“乱世”，之后出现第一次复原，情势有所缓和，马上又是第二次更为猛烈的急剧恶化，形势急转直下。之后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第二次复原，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接下来，文明又相继经历一次恶化和一次康复，而最后一次康复就成为文明彻底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
我们将会看到，从直到最近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解体的过程要比势力均衡更清晰、更规律，只要研究一下我们编制的大一统国家一览表就可以看出，倘若时局的发展进程没有因为外来社会的冲击而中断，那么文明从最初的衰落到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动乱、复原、恶化直到更为有力的复原，这种周期性变化往往持续40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从大一统国家建立到最终灭亡的阶段，再度恶化、最后的复原、最后的恶化的周期性变化，同样持续400年左右的时间。大一统国家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罗马帝国为例，公元378年阿德里安堡惨败(恰逢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400周年)之后，落后的西部行省随即土崩瓦解，但直到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之后，中部和东部行省并没有步西部行省的后尘。同样，汉帝国在公元184年遭受第二次打击，随即分裂为三国，但在最后灭亡之前尚能在统一的晋帝国(公元280—317年)体制中暂时复原。
- 文明的成长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文明社会的解体转向文明社会的成长，我们曾在本书前面部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同文明的解体一样，文明的成长呈现出一种规律的周期性趋势。文明成长的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我们尚未发现有什么内在原因能够阻止这种挑战—应战过程无限延续下去，即使历史事实表明，自文明诞生到写作本书时为止，大多数文明之所以未能持续成长，是因为这些文明在许多重大关头未能连续应战，这种应战不仅要有效回应所应对的挑战，还要能够激发出大量需要做出不同应对的新挑战。
来看一看希腊文明史的例子，我们发现，无政府野蛮状态带来的第一次挑战激发起有效的应战，希腊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城邦。我们还注意到，这次成功的应战引发了第二次挑战，这次新挑战来自经济领域，即日益增强的人口压力。第二次挑战激起一系列不同的应战，不同的应战方式所取得的成效也不尽相同。斯巴达采取一种灾难性的应战方式，武力吞并希腊邻邦的粮食产地。科林斯和哈尔基斯(Chalcis)的应战方式是建立海外殖民地，夺取地中海盆地西部落后民族的土地，为希腊人开辟新的可耕地，这种方式的成效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只有雅典做出了持续有效的应战，在遇到竞争对手腓尼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抵抗，停止领土扩张的步伐之后，雅典通过经济变革，以经济作物种植和工业生产来取代粮食种植，以出口产品来换取粮食和原料，从而提高了扩大的希腊世界的总生产力水平。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希腊文明对经济挑战的成功应战进一步引发了新的政治挑战，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希腊世界需要建立一种普遍保障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制度。地方性的城邦体制有助于希腊人在彼此孤立的小块平原上发展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希腊社会的经济结构业已融为一个整体之际，城邦体制的政治结构就无法适应希腊社会的需要了。希腊文明未能及时应对第三次挑战，最终一个偶然事件提前终止了希腊文明的成长。
从西方文明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连续不断的一系列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而且西方文明的挑战与应战超越了希腊文明，西方文明不仅成功地应对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挑战，还成功地战胜了第三次挑战。
像希腊文明一样，西方文明面对的第一次挑战同样是来自过渡时期的无政府野蛮状态，但西方文明采取不同应战方式，建立起希尔德布兰德教皇体制的普世教会制度。这次应战引起第二次挑战，成长中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实现了教会统一，觉得有必要建立具备高效政治经济体制的地区性国家。西方文明对于这一挑战的应战便是希腊城邦制度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复兴。不过，这种解决办法固然完全适用于某些地区，却不适合幅员广大的封建君主国家。意大利和佛兰德通过复兴城邦制度，创立了有效的地区性政治经济组织，这种解决办法能否推广到全国性范围，从而适用于意大利和佛兰德之外的西方世界呢？
我们知道，英国解决了上述问题，先是在政治上提高外阿尔卑斯中世纪议会制度的效率，随后在经济领域进行工业革命。不过，西方工业革命造成了与希腊历史上雅典经济变革类似的后果，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这样，西方文明成功应对第三次挑战之后面临的新挑战，与希腊文明成功应对第二次挑战之后的新挑战如出一辙。在写作本书的20世纪中叶，西方人尚未成功应对新的政治挑战，但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挑战的威胁。
我们对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成长的浮光掠影的考察足以表明，就社会成长赖以启动的一连串环环相扣的挑战—应战环节的数量而言，西方文明史与希腊文明史并不一致，前者比后者经历过更多的挑战与应战。只要我们研究一下其他史料完备的文明的历史，就不难证实这个结论。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目前的研究结论：就文明成长的历史而言，“自然规律”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在文明解体的历史中，自然规律起到显著的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证明，自然规律的这种不同作用绝非偶然，而是文明成长过程和解体过程的本质区别的必然结果。
- “天命难违” 这一标题出自英国诗人、戏剧家詹姆斯·雪利的诗《埃阿斯与奥德赛》：我们的血统与权位的光辉，都是幻影，不实在之物/天命难违，死神无情并不放过君王/王杖与皇冠，难免落地/与卑微的农家镰斧一样/不分贵贱，同归尘土。——译者注
我们在研究“自然规律”在文明史上的作用时发现，这些规律表现出来的循环节律往往是强度不等的两股趋势相互制衡的结果。最后总是占优势的趋势压倒不屈不挠的对立趋势为自我维护而采取的多次抵制行动。斗争决定模式。较弱的一方执意不肯承认失败，两股对立的趋势在一系列连续周期中反复发生冲突；强势的一方迟早会终止这一连串的周期，确立自身的支配地位。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地区性国家的生存斗争最终总是以打破平衡而告终，期间经历三到四个战争周期，交战双方要么致力于打破、要么竭力维持势力均衡。我们还可以看到，衰弱的社会走向解体的趋势与竭力恢复元气的相反趋势相抗争，最终总是以社会的崩溃而告终。我们在探讨“自然规律”对西方工业社会经济事务的作用时看到，研究商业周期的专家们推测，这些反复性的趋势如同水面上泛起的涟漪波纹，水流不停向前流动，最终将消除涟漪的规律性波动。在相同的背景下，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研究结论：正在解体的文明与境外桀骜不驯的蛮族集团的战争一旦从运动战转变为大一统国家边境线上的相持战，那么双方在边境线上僵持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利于防守者，越有利于蛮族进攻者，直到最后一刻，堤坝突然溃决，蛮族的洪流席卷一切，原有社会结构随即土崩瓦解。
这些例证证实了一个更笼统的结论，即人类历史的周期趋势类似于车轮的自然旋转，车轮周而复始的循环转动总是会发展成一种新的周期更长的运动。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的运动乃是不断地朝着某个方向前进，车子最终抵达目的地，车轮的连续循环运动也随之终止。不过，我们不能毫无根据地把一种趋势压倒另一种趋势说成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我们凭借经验观察看到的事实未必是残酷无情的命运使然。斯宾格勒秉持武断的、缺乏史实根据的宿命论，完全没有意识到举证的责任应该由宿命论者而非不可知论者来承担。
然而，为不偏不倚地审视依然悬而未决的历史规律与自由问题，我们在进一步展开论证之前，最好先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一种趋势彻底压制对立趋势接二连三的反扑。在斯宾格勒看来，一种趋势扑灭敌对势力的反扑是出于“命运”之手的操纵，姑且不论这种老一套的教条是否正确，斯宾格勒从来不去证明自己的见解。我们先来看一看希腊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统治西南亚地区所形成的格局。
长久以来，希腊一直拥有西南亚的统治权，直到公元7世纪才被阿拉伯穆斯林军事集团颠覆，到那时为止，希腊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维持了将近一千年。在托罗斯山脉以南，希腊文明始终是一种外来的异域文化，希腊文明的影响从屈指可数的希腊或希腊化前哨城市潜移默化地传播到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叙利亚和埃及农村。醉心于希腊化的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神灵显赫的)(Antiochus Epiphanes，公元前175—前163年在位)着手将耶路撒冷改造成安提阿那样的希腊化城市，这就考验希腊文明是否具备赢得大批皈依者的能力。希腊文明在这次文化之争中彻底失败，预示着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希腊文明在这一地区的最终消亡。只是由于罗马人从日趋衰弱的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手中夺取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希腊文明才得以在这一地区继续苟延残喘了数个世纪。
希腊始终用武力强制推行和维持对叙利亚和埃及社会的统治，被征服的叙利亚和埃及社会屡屡以武力反抗希腊的统治，却屡屡失败。在接下来的一个历史时期，东方行省的居民于公元3世纪时纷纷皈依基督教，恰好为希腊文明做了安条克四世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因为天主教会不仅吸引了这些行省中土生土长的农民，还征服了城市里的希腊文化“霸权”。基督教打着希腊文化的幌子成功地征服一个又一个地区，似乎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东方民族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在无意中接纳了一种之前以纯粹的本来面目出现、遭到他们异常强烈的抵制的文化。当然，我们的这个判断未见得百分之百正确。东方民族一旦接受希腊化的基督教，就开始着手消除这种宗教中的希腊因素，相继接受各种异教，聂斯脱利教成为他们最先认可的一种异教。于是，东方民族以神学论战这样一种军事之外的方式重新开始抵制希腊文明的运动，东方民族偶然找到一种文化竞争的新方法，最终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这场针对希腊文明的文化攻势持续了数个世纪，表现出我们所熟悉的周期循环模式。聂斯脱利派的浪潮波澜起伏，之后是基督一性论派的浪潮，最后是所向披靡的穆斯林浪潮。可以说，穆斯林之所以大获全胜，根本原因在于重新采取赤裸裸的军事征服手段。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把穆斯林阿拉伯军事集团视为托尔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主义的先驱。公元637到640年间，穆斯林阿拉伯军事集团“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这种征服与1860年加里波第的征服如出一辙，当时，加里波第率领1000名红衫志愿者带着两门没有弹药、纯属虚张声势的小炮“征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两西西里王国之所以被这位“意大利”(Italia Una)的军事传教士所征服，乃是因为它希望如此。罗马帝国东方行省的居民对于阿拉伯军事集团的看法，与西西里人对于加里波第的看法并非毫无相似之处。
我们从上述事例不难发现，异教持续不断地抵制不受欢迎的宗教归一，其中第三次抵制取得了成功。看看12世纪以来的法国史，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背景下呈现出来的相同模式。自12世纪以来，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始终孜孜以求地致力于法国的教会统一，使法国成为一个对抗宗教分离倾向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会的努力只取得暂时的成功，每次宗教分离运动遭到镇压之后，都会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再度兴起。12世纪，法国南部兴起纯洁派运动(Catharism)，反天主教运动初现端倪，13世纪，纯洁派遭到就地镇压，16世纪，反天主教运动又在同一个地区以加尔文宗的形式重新出现。加尔文宗被禁之后，冉森派(Jansenism)随即起而代之。冉森派再度被禁，自然神论、唯理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又继之而起。
我们曾经在前文中指出，一神论的犹太教注定会陷入不断复兴的多神教的重重围剿。我们还注意到，犹太教关于超凡的“唯一真神”观念同样注定会一再遭到“上帝道成肉身”观念的围攻。一神教压制巴尔(Baal)崇拜和阿什脱雷思(Ashtoreth)崇拜，只不过造成了这样一个结局：忌邪的耶和华所禁止的各种敌对神祇，纷纷装扮成上帝的“圣书”、“圣经”和“福音”的化身，偷偷摸摸地混入犹太教正统教会，随后又在基督教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和圣体圣血崇拜、圣母崇拜、圣徒崇拜中扎下根来。面对多神教的步步进逼，伊斯兰教倾注全力重新确立起一神论，新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再度确认了一神论。人类情不自禁地渴望信奉众多的神祇，这种渴望折射出对于宇宙自然力量多元性的认识，也限制了伊斯兰教和新教这两个纯洁教会运动所能取得的进展。
第二节对于历史上流行的“自然规律”的合理解释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呈现出重复性和一致性规律，如果我们的这一发现属实，似乎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种重复与一致要么是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规律从外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所致，要么是人性本身的心理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固有规律使然。我们先来看看前一种情况。
举例来说，昼夜的循环显然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此我们无须多费笔墨。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能够随心所欲地“颠倒昼夜”。人类还曾经受制于另一种天文周期，即一年一度的四季更替。封斋期是基督徒禁食的一段时期，姑且不论这种禁食的习俗是否有助于促进人们内心向善，其现实的源头乃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漫长时代，人类在冬末春初总是面临食物短缺。但是，西方和西方化社会再一次摆脱了自然规律的束缚。在技术规格统一的当今世界，可以借助冷藏技术和快速运输打破季节的限制，随时向世界各地供应新鲜的肉类、蔬菜、水果和鲜花。
人们熟悉的四季循环大概还不是唯一影响地球植物生长的天文周期，只要人类还依赖农业为生，就会间接受到这一周期的束缚。现代气象学家发现了气候长期演变的周期性。通过考察游牧民族从“沙漠”地区侵入“耕作”地区，我们找到间接的证据证明气候演变的周期为600年，每个周期又分为若干交替出现的干旱期和湿润期。到目前为止，这种气候演变周期假说似乎不像其他同类型的周期假说那样证据充分，其他一些周期假说似乎影响了以现代方式进行人工耕作的农作物的产量波动，其周期波长只有两位数乃至一位数的年份。有人认为，气候—收成的农业周期与某些经济学家构想的产业经济周期有着某种对应关系。但是，近来主流的专家意见持相反的观点。在这个研究领域，人们早已不再赞同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先驱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提出的一种出色的假说，即贸易周期可能受到太阳黑子活动引起的太阳辐射变化的影响。杰文斯晚年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贸易]周期性衰退实际上属于心理范畴，取决于失望、希望、兴奋、沮丧和恐慌等心理变量。”[2]
1929年，剑桥经济学家庇古(A.C. Pigou)提出，与50或100年前相比，农业收成的丰歉作为影响工业领域波动的一个因素，其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庇古之后12年，哈伯勒(G. Haberler)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不妨引述几段，以期反映当今正统经济学家的看法。
繁荣的盛衰……绝非外在的“干扰因素”(disturbing causes)所致，而是由于工商界自身的规律过程。
(繁荣波动)的奥妙之处，就在于无法用种种“外在”因素来解释，如气候条件导致的歉收、疾病、总罢工、雇主停工、地震、国际贸易渠道的突然阻塞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农作物歉收、战争、地震以及生产过程所受的类似外界干扰，使产量、实际收入或就业水平大幅下降，但很少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组织，肯定不会造成商业周期理论意义上的萧条。所谓理论意义上的萧条，我们指的是产量、实际收入和就业水平长期和显著的下降，这种情况只能用源自经济体系自身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来解释，首先只能用货币需求不足以及成本与售价的盈余不足等因素来解释。
鉴于种种原因，在解释商业周期时应当尽可能缩小外在干扰因素的影响……就商业周期而言，商业体制的反应明显比外在的冲击更为重要。其次，历史经验似乎表明，即使在没有显著的外来影响可能导致商业周期的地方，经济仍表现出明显的周期趋势。这表明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表现出这种或那种趋势。[3]
我们不应忽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自然周期，即人类出生、成长、生育、衰老和死亡的世代循环。本书作者于1932年在纽约州特罗伊城午餐会上的一次谈话生动说明了这种世代循环周期在特定历史领域的重要性。当时，本书作者询问身边的当地公共教育部门负责人对诸多公务中的哪项工作最感兴趣。那位负责人马上回答说：“为祖父母们办英语学习班。”英国客人不假思索地问道：“在一个英语国家，怎么会有人做了祖父母还不会英语呢？”负责人回答说：“要知道，特罗伊城是美国亚麻衣领制造业的主要中心，在1921和1924年的移民限制法实施之前，当地劳动力大多是外来移民及其家属。移民来自各个主要移民输出国，他们习惯于尽可能延续过去的生活，只想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同一民族的移民往往在同一家工厂做工，住在同一个街区，成为门挨门的近邻。这样，他们退休后，大多数人的英语水平不比刚刚踏上美国海岸时高多少。他们在美国生活期间无需会多少英语，因为随时可以使用家中培养的译员。他们到美国时，子女都很小，可以进公立学校上学，然后再进厂工作。这些接受美国教育的孩子是在外国，比方说意大利，度过童年的，这样一来，他们掌握了两种语言。他们在工厂、街道和商店里说英语，在父母家里说意大利语，非常自如地轮流使用两种语言。他们能够熟稔地说两种语言，大大方便了年迈的双亲。实际上，这反而使得他们的父母在退休后甚至连从前在工厂做工时偶然学会的一点点英语都忘掉了。不过，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休移民的子女结婚生子，对于第三代移民来说，英语既是学校的语言，又是家庭的语言。这些孩子的父母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父母双方往往有一方不是意大利人，英语成为父母亲交流的共同语言。这样，懂两种语言的父母在美国生育的子女不会说祖父母的母语意大利语，不仅如此，他们根本用不着说意大利语。他们一心想摆脱和忘记自己的非美国血统，又怎么会不辞辛苦地去学习一种表明他们非美国血统的外语呢？所以，祖父母发现无法用自己唯一熟稔的语言来同孙儿交谈，晚年的他们突然面对无法与自己的后代交流的可怕情况。对于家族意识浓厚的意大利人以及其他非英语国家的欧洲大陆移民来说，这种状况实在难以忍受。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动力去学习他们入籍的这个国家的语言，之前他们对这种语言一直毫无兴趣。去年他们想到向我求助。我当然乐于专门为他们办英语班。众所周知，年龄越大，学外语越难，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为祖父母开办的英语班肯定会成为我们这个部门的各项工作中最成功和最有益的。”
这个特罗伊城的故事表明，祖孙三代经过接连两次停顿，分阶段完成了无法在一代人实现的社会转型。我们无法从一代人的角度来分析和描述一个意大利家庭转型为美国家庭的过程。为完成这个转型过程，祖孙三代势必相互作用。当我们从国籍变更转到宗教和阶级转型，我们同样会发现，可以理解的社会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
现代英国阶级意识浓厚，本书作者在1952年看来，这个特征正在迅速消失，工人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家庭通常要经历三代人才有望跻身“名门世家”。在宗教领域也要经过同样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转变。在罗马世界消灭异教的历史上，由异教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之后隔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是不容异说、虔诚的基督教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在17世纪法国镇压新教的历史上，不容异说、虔诚的天主教裔国王路易十四与他的祖父、前加尔文宗教徒亨利四世之间也隔了一代人。在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正式抛弃宗教的中产阶级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又重新皈依天主教，因为此时天主教会具有一种新的价值，作为一种传统的制度，它可以抵御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扬言要消除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经济不平等的新兴意识形态。要经过同样长的时间，这些人的孙辈后代中才能培养出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倭马亚哈里发统治下的叙利亚世界，基督教或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适应原始穆斯林阿拉伯统治阶级、皈依伊斯兰教，同样要经过三代人的时间，他们的孙辈后代中才能培养出真正虔诚的穆斯林。代表征服者权势的倭马亚政权也经历三代人时间才告衰微，最初的伊斯兰教皈依者的孙辈穆斯林后代登上历史舞台。愤世嫉俗的皈依者的真正虔敬的穆斯林孙辈后代打着伊斯兰教宗教真谛的旗号，与冷淡的穆斯林阿拉伯征服者的冷淡的穆斯林孙辈后代一决高下，结果，主张穆斯林人人平等的阿拔斯王朝推翻了代表阿拉伯人权势的倭马亚王朝。
如果连续三代人的世代绵延是宗教、阶级和国籍三个领域社会转型的固定心理转型周期，那么连续四个世代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起到相同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看到，在不同文明碰撞的领域，知识分子阶层从形成到起而反抗自己的创造者，从三四个实例来看，期间的时间间隔大约平均是137年。如果我们假定，就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冲击而言，全面战争带来的痛苦远远超出比较温和的局部战争，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连续四代的世代绵延同样限定了战争与和平周期的波长。然而，倘若我们用这种观点来审视现代西欧的战争与和平周期，就会碰到一个障碍，我们发现，有一场“局部”战争，即“三十年战争”，虽然其交战地域主要在中欧，但是与前后数次“大战”相比，这场战争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我们应当解释那些虽不精确，但显然属于真正的规律性和重复性的现象，战争与和平的周期循环既不是最新出现的、也不是最长的周期。这些历时百年左右的周期不过是一连串循环周期中的一个环节，这一连串循环周期构成了文明衰落之后出现的所谓“乱世”。看一看希腊史和中国史，我们就可以知道，“乱世”的延续将导致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其过程也表现出我们所指出的节律。大体上说，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大约有800到1000年。在这个问题上，之前能够很好地说明人类事务规律性的心理学诠释是否依然适用呢？倘若我们认为表面的理性和意志就是人类心灵的全部，势必会做出否定的回答。
在本书作者这一代人的西方世界，西方心理学尚处于初级阶段。然而，这门科学的先驱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C·G·荣格提出，个体人格有意识的理性和意志其实是深层无意识的表面，无意识领域并非混沌不清，而是有着各种层次分明的精神活动。最接近意识表层的是个体无意识，即个人生活中形成的个体经验。心理学家探索的最深层无意识是并非任何个人所独有、而是所有人共有的种群无意识(Racial Subconscious)。种群无意识中隐藏着反映出人类共同经验的“原型”(Primordial Images)，这些共同经验即使不是来自人类始祖完全进化成人之前的阶段，也是来自人类的幼年时代。按照这种学说，我们或许可以不无道理地推测，西方科学家成功辨识的无意识的上下两层之间可能还有一个中间层，它既不是种群经验、也不是由个人经验，而是个人与种群经验之间的集体经验。无意识可能还包括一个家族、一个共同体或一个社会共有的经验层面。如果在全人类共有的“原型”之上确实有着反映某个特定社会独特民族精神的社会形象，这些社会形象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或许可以解释某些社会进程需要多长时间方能发挥效应。
举例来说，地区性主权国家的偶像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形象，它往往会对一个成长中文明的后裔的无意识精神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不难想象，当地区性主权国家开始冷酷地强迫信徒献身，正如迦太基人为巴尔哈蒙(Baal Hammon)或孟加拉人为讫里什那神(Juggernaut)献身，召唤恶魔者沦为恶魔的牺牲品，要使他们有足够惨痛的教训，消除并抛弃这种害人不浅的偶像崇拜，很可能不是需要一代人或连续三代人的时间，而是至少需要400年的时间。我们不妨设想，他们与“乱世”已表明其衰落和解体的整个文明决裂，衷心接纳高级宗教代表的其他同类或异类社会，大概不止需要400年，而是要800到1000年时间。究其原因，对于无意识心灵而言，文明的形象可能比任何地区性国家更具魅力，而文明在最终成为大一统国家组成部分之前，往往在政治上表现为地区性国家。从同样的心理观察角度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大一统国家一经确立，即便日后像它取而代之的地区性国家一样丧失了功能和力量，几乎成为沉重不堪的负担，往往仍然能够在数代人乃至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继续控制原有臣民乃至现实破坏者的心理。
典型的成年人感受到外在的、直接由社会地位决定的焦虑，他们的未成年后代感受到内在的、自发的焦虑，二者的联系无疑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重要现象。只有比今天更好地用世代绵延的长远眼光观察和思考历史，我们才能比现在更好地理解绵延不绝的世代更迭对于个人心理发展和历史变迁进程的影响。[4]
如果说文明史上常见的社会规律确实反映出支配着个人经验之下的某种无意识心灵层面的心理规律，就说明了这些社会规律何以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在一个衰落文明的解体阶段比之前的成长阶段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明确。
文明的成长阶段和解体阶段都可以分解成一连串的挑战与应战，然而我们发现，无论是计算相继出现的挑战之间的间歇期，还是计算连续的有效应战之间的间歇期，都无法判定引发社会成长的连续挑战与应战所共有的标准波长。我们发现，在文明的成长阶段，会相继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和应战。反之，我们还可以看到，贯穿文明解体阶段始终的一个特征是同样的挑战反复出现，原因当是解体中的社会始终未能成功地应战。我们还看到，我们收集的所有实例中，社会解体总是以相同的次序走过相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经历大致相等的时间。因此，从总体上看，每一个文明的解体阶段都呈现出相同的进程和持续时间。实际上，文明社会一旦步入衰落，一致性趋势就会日益凸显，取代成长阶段特有的多样化和分化趋势，迟早将压倒内部的抗拒和外部的干涉。
例如，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希腊文明的闯入，叙利亚和印度大一统国家先后过早地夭折。但是，虽然受到外来社会的侵扰，这些遭到重创、陷入困境的社会在按部就班地走完一个衰落社会的阶段性解体过程，即重新开始中断的阶段，维持一个重新统一的大一统国家直至寿终正寝之前，是不会、也不可能消亡的。
社会解体的规律性和一致性与社会成长的不规则性和多样性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我们在本书中常常把两种现象的反差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至今没有作出解释。本章主题涉及人类事务的规律与自由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尽力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人类心灵的意识层面与这一表层之下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层面具有不同的性质。
意识的独特力量在于选择的自由。考虑到相对自由乃是文明成长阶段的特征之一，我们只能认为，只要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由决定自身的未来，就会抗拒“自然规律”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方向不论是看起来还是实际上都是无法预测的。然而，倘若自由即意味着对抗“自然规律”，那么自由的主宰地位危在旦夕，因为它必须满足两个苛刻的前提条件。首先，有意识的人必须用意志和理性控制无意识的心灵世界。其次，有意识的人还必须设法与其他有意识的人“和睦同居”(dwell together in unity)( 语出《旧约·诗篇》第133篇《大卫上行之诗》。——译者注)，在“理性的人”(Homo Sapiens)的人类生活中必须与其他有意识的人格友好相处，而“理性的人”首先是社会动物，然后才是人，首先是有性生物，然后才是社会动物。实际上，自由的这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如果说“盗贼一内讧，好人就自在”的谚语反映了实情，那么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人与人一旦发生争执，无意识心灵就失控。
意识的使命本来是使人类精神摆脱支配心灵深处无意识领域的“自然规律”，而意识往往会滥用作为其存在理由的自由，把自由当作人与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手段，从而造成自身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畸变的根源在于人类心灵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波舒哀提出的一种亵渎神灵的假说，即万能而忌邪的上帝进行特殊的干预，使得人类的意志相互排斥、相互制衡，最终变得软弱不堪。
第三节历史上的自然规律是不可动摇的还是可以驾驭的？
如果上述考察使我们认识到，自然规律支配人类事务，而且支配人类事务的自然规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解释的，我们就可以继续探讨人类历史上的自然规律究竟是不可动摇的，还是可以驾驭的。我们依然采取以前的步骤，在审视人性规律之前先对非人类的自然规律加以分析，我们发现，就非人类的自然规律而言，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前一章解答了这个问题。
简而言之，人类虽然无力变更任何非人类的自然规律，也不可能延缓自然规律的作用，却能够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规律，从而改变自然规律的影响。这正是前文中引用过的那位诗人的下述诗句的含义。
科学家发现新事物，
我们比过去更幸福。
保险费率的降低表明西方人成功改变了非人类的自然规律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海图日益精确，加上船舶配置了无线电和雷达，船舶失事的风险大大降低；南加利福尼亚的烟熏罐和康涅狄格河谷的丝网缓解了霜冻对农作物的危害；嫁接、喷药以及用杀虫剂浸泡等方法减少了农作物、树木和牲畜的病虫害。人类也是如此，通过种种手段，疾病对人的影响减小，人的平均寿命延长。
若是转入人性规律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报道，只是叙述的口吻变得更为委婉含蓄。随着教育和修养的提升，发生意外的风险降低。人们发现，盗窃的发案率与窃贼所处的社会环境成反比，通过社会改良措施可以降低犯罪率。
考察西方经济活动的盛衰交替，即所谓的商业周期，我们发现，专业研究者区分了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有一派学者甚至认为商业周期是银行家蓄意操纵所致。不过，大多数人认为，银行家的理性行为根本敌不过心灵无意识深处不受控制的幻想和情绪。这个领域的某些最高权威心里想的似乎不是“追逐银行”(Cherchez la banque)，而是他们更为精通的“追逐女人”(Cherchez la femme)。
与赚钱相比，花钱是一种落后的艺术，原因之一就在于家庭始终是花钱的主要社会组织单位，而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家庭基本上被组织更为严密的单位取代。家庭主妇承担了世上大部分购物活动，她们并不是因为效率高才被挑选出来当家的，也不会因为效率低而被辞退，即便她们很能干，也不大可能对其他家庭产生影响……不难理解，世人若是掌握了什么消费艺术，那与其说是出于消费者的主动，不如说是出于急欲为自己的产品打开市场的生产者的主动。[5]
上述观点表明，只要消费依然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依然是以自由竞争的个人、公司或国家为单位，它们相互冲突的意志使无意识精神力量得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商业活动的波动就依然是无法控制的。同时，在当今的西方化世界，全球范围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似乎没有理由不在世界各地仿效传说中希伯来族长约瑟未雨绸缪的办法。在埃及世界的喜克索斯王朝末年，约瑟被任命为宰相，负责管理经济，他在丰年时把富余的粮食贮藏起来以备荒年。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国或俄国历史上的某个约瑟式的人物不会在有朝一日把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姑且不论这种中央控制是好是坏，其实际效力势必超出摩西或马克思的追随者最大胆的想象。
从历时数年的商业周期转入波长约为25到30年的世代周期，我们就不难发现，印刷、影印和其他技术的发明以及教育的普及，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减少了文化遗产的流失。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似乎得出了鼓舞人心的结论。一旦我们继续分析波长更长的社会进程，如延续8到10个世纪的文明从衰落到解体的“悲苦轮回”，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这个问题在西方世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文明一旦衰落，是否注定会步入歧途直至最终灭亡呢？或者说真的没有回头路可走？本书作者同时代的西方人之所以对人类文明史的宏观研究感兴趣，大概是出于一个最强烈的现实动机，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渴望认清自身的历史地位。在这个关键时刻，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他们期望以过去的经验作为指导，只能求助于人类曾经自由运用的智慧。要做到以史为鉴，他们必然首先面对一个先决问题：以史为鉴就肯定能具备真正的自由选择能力吗？归根结底，历史的教训并非证明一种选择胜过另一种选择，而是表明自由选择的观念乃是一种错觉。即使以往曾经有过可以有效行使选择权的时代，如今这种时代也一去不返了。他们这代人走出了费希尔(H.A.L. Fisher)所说的一连串事情接踵而至的阶段，进入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ám)描述的阶段。
字成指动，指成字动；
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
难叫它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
若要运用迄今为止的文明史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指出，从14个文明衰落的显著例证来看，要消除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一弊端，只能是以一个国家消灭其他所有交战国的激烈手段，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接受这个可怕的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丧失信心。众所周知，归纳推理方法在证明否定命题时是有缺陷的，可归纳的例证越少，结论的可靠程度越低。14个文明在短短6000年间的经验并不足以得出确凿的结论，进而否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一种比较新的社会形态，文明社会的其他代表有朝一日能够回应这些先驱文明未能成功回应的战争挑战，以某种方式消除人类自相残杀的社会弊端，而不是采取代价高昂的强行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办法来消除战争，从而通过一条崭新的途径实现前所未有的精神进步。
如果我们带着上述可能性再次回首那些走完从衰落到最终毁灭的“苦痛之途”(via dolorosa)的文明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至少有一些文明曾经找到消除战争的新途径，虽然它们全都未能如愿以偿。
例如，在希腊世界，面对始于公元前431—前404年间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乱世”的精神压力，一些杰出的希腊人无疑领悟到一种和谐观(Homonoia)，即和谐能为武力所不能为。在当代西方世界，1914—1918年大战后的国际联盟以及1939—1945年大战后的联合国也体现出相同的理想。在中华世界，在中国社会衰落后的第一次复原期，孔子热忱致力于复兴传统的礼乐制度，老子信奉清静无为，主张为无意识力量的自发作用留下自由的空间，两人都渴望触及人的内心深处，认为发自内心的精神和谐可以迸发出救世的力量，而且人们不断试图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实现他们的理想。
人类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在势不两立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既摒弃地区性国家之间可悲的杀伐争斗，也不要通过致命一击所强加的可悲和平。传说中的阿尔戈英雄经受重重考验，成功穿越曾经碾碎所有试图穿越船只的撞岩(Symplegades)，进入到人类从未涉足的广阔海洋。但是，单靠一部联邦宪法的蓝图作为护身符，显然并不能保证取得这种成功。即便是最为老练地操纵社会政治结构，也无法替代人的精神救赎，因为国家间的战争以及阶级冲突无非是精神弊病的直接征兆。长久以来的大量经验表明，即使建立起各种制度，那些刚愎执拗的人仍然会让自己和别人吃苦头。人类的文明进程犹如艰难地攀登陡峭的悬崖，向着人迹未至、云雾缭绕的顶峰进发，人类的前途显然取决于恢复已经丧失的攀登能力。同样，人类是否能够恢复这种能力，显然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各种人类关系，不仅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与救世主上帝的关系。
注释：
［1］有关论述请读者参阅《历史研究》原著第九卷。
［2］Jevons, W. Stanley, 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 2nd ed. (London 1909, Macmillan), p.184.
［3］Haberler, G.,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Geneva 1941, League of Nations), p.10.
［4］Elias, N., Uben Prozess de Zivilisation, vol. ii: W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Entwarf zu einer Theorie der Zivilisation(Basel 1939, Haus Zum Falken), p.451.
［5］Mitchell, W. C., Business Cycles: the Problem and its Setting(New York 192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pp.165—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