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决定论者的解决方案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文明的衰落呢？在我们运用列举相关具体事实的方法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最好先审视一下另外一些方法，这些方法或者是列举一些更高层次的证据，或者依据某些无法证明的教条，抑或依据历史领域以外的某种事物。
人类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弱点，往往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某种自己完全无力控制的力量。在文明衰落的过程中，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敏感的思想尤其具有吸引力。在古希腊文明衰落时，各种各样的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把他们既感到痛惜又无力阻止的社会衰败解释为普遍开始的“宇宙衰老”过程偶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古希腊社会动荡不安的最后一个时期出现的卢克莱修哲学（《物性论》，Bk, II, LL.II44—47）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当三百年以后古希腊统一国家走向瓦解的时候，西方教会的一个神父圣西普瑞安所写的一部论战性著作中再次重申了这种观点。他写道：
你应该觉察到这个时代正在衰老。现在，它既没有力量像过去那样站立起来，也失去了过去使自己更为强壮的精力和体力……冬季雨量减少已经不能够再滋养地上的种子，夏季热量降低再也不能有任何收成……这是对于整个世界的宣判，这是上帝的法则，有生必定有死，有生长必定有衰老。
至少就现存的任何文明而言，现代物理学已经摧毁了这种理论的根基。现代物理学预言在无法想象的遥远的未来，由于物质不可避免地要转化成放射性元素，宇宙这个“钟摆”会“逐渐停止下来”，但是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那个未来是如此遥远，难以想象。詹姆斯·金斯 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 1877—1946)，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译者注先生写道：
使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极其悲观，我们也可以假定人类能够再生存20亿年，大约相当于地球过去的生命。然后，假定一个人注定能生存70年，那么在人类只有70年的生命中，它只不过才出生三天……作为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生物，我们正站在文明诞生的第一道霞光之中……最终这抹清晨灿烂的朝阳必定会褪色成正午的白光，在一个遥远的未来，它将会变成傍晚的余晖，预示着漫漫长夜的降临。但是我们这些黎明时期的孩童不必考虑那个遥远的日落。[1]
历史研究第四部文明的衰落然而，曾经推崇对于文明的衰落作出命定论和决定论解释的现代西方人，现在不再企图把这些人类制度的命运和整个物质宇宙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在更为狭小的范围内探讨衰老和死亡的法则，因为他们宣称可以对这个星球上的整个生命王国作出解释。斯宾格勒的方法就是设立一个比喻，然后从中引出论断。他好像是以观察到的现象作为基础，宣称每一个文明都像人类一样，要依次经过同样的连续时段，但是他的雄才大论在任何方面都缺乏根据，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社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生命有机体。从主观方面看，社会是一个能够被认知的历史研究领域。从客观方面看，它是众多人类个体各自活动的共同场所，人类本身是生命有机体，但是它不能把他的影子组合成一个像自己一样的人，然后赋予这个抽象的躯体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构成所谓的一个社会“成员”的人类个体的能量是形成社会历史，包括它的时间跨度的关键力量。教条式地声称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命定的时间跨度是愚蠢的，如同声称每一部剧本都注定要包括这么多幕一样。
我们可以拒绝当任何文明接近它的生物体的时间跨度行将结束时衰落必然发生的理论，因为文明是完全不服从生物体法则的实体；但是也有另外的一种理论认为，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文明的个体的生物本质在一代或者几代以后会神秘地衰老，因而文明的这种衰老从长期来看实际是一种本质上无可挽回的退化。
Aetas parentum, peror avis, tulit
Nos nequiores, mox daturos
Progeniem vitiosiorem.[2]
然而这是个本末倒置的说法，它误把社会衰落的结果当成了原因。尽管在社会衰落时期，与那些社会生长时代拥有高贵的身份和充满无限活力的祖先相比，处于衰落中的社会成员似乎变成了侏儒，或者说僵化成了跛子，但是把这一缺点归因于种族的衰退也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后继者的生物禀赋与其祖先没有什么两样，祖先所有的进取心和成就都潜藏在他们的子孙身上。潜伏在颓废子孙身上的病因并不是自然禀赋的丧失而是社会遗产的衰败，使他们再也不能在有效的创造性的社会行为中找到施展他们丝毫未损的才能的空间。
这种主张种族衰败是社会衰落原因的毫无根据的假说，有时候却得到了研究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在衰落社会最终解体和与之有子体关系的新社会出现之前的间歇期内，经常会出现民族大迁徙的现象，在迁徙过程中，两个连续社会的同一个发源地的人口就出现了注入“新鲜血液”的现象。依据“在它以后，必定因它而发生”的逻辑，可以假定新诞生的文明在生长过程中所展现的新的创造力正是“纯种”的“原始蛮族”“新鲜血液”的赠品。反过来也可以推断先前文明生命创造力的消失一定是由于某种种族患了贫血症或者脓血症的缘故，因而只有注入新鲜的健康血液才能得以治愈。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有人武断地引述了意大利的历史为例，指出在公元前最后四百年和从公元11世纪到16世纪大约六百年里，意大利的居民展示了非凡的创造力，而这两个时期却被另一个千年之久的衰落、崩溃继而复兴时期隔开了，在这个时期，意大利人好像失去了一切优点。在种族主义者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在两个伟大时代之间的间歇期入侵的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给意大利注入了新鲜血液的话，意大利历史上这种突出的兴衰变迁现象是令人费解的。这颗生命的灵种产生了必然的效果，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孵化期后，意大利再度重生了(或称为文艺复兴)。在经过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充满魔力的光辉岁月之后，意大利的生命之花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渐渐凋谢了，但是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出现突然爆发的生命力，毫无疑问是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前的民族大迁徙时期早期蛮族人的新鲜血液注入的结果。
只要我们同意把时间定格在16世纪之前，对于意大利历史的这种种族主义解释表面上就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把研究的时间跨度从16世纪延伸到现在，我们就会发现经过了17和18世纪的衰落时期之后，到了19世纪，意大利再度复兴了，这次复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现在把“统一时代”这个名称独一无二地赋予了中世纪意大利经验在近代的再次复兴。在这次意大利的生命力最后一次爆发以前，又注入了何种纯正的蛮族人的新鲜血液呢？答案当然是“没有”。历史学家似乎都同意，19世纪意大利出现“统一时代”的最为直接原因是革命后的拿破仑帝国暂时的征服给意大利带来了普遍的动荡和挑战。
对于在公元第二个千年初期意大利的兴起以及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里意大利的早期衰落，找到一些非种族方面的解释并不怎么困难。最后一次衰落显然是对于罗马军国主义的报应，因为它给意大利带来了一连串骇人的社会恶果，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性的汉尼拔战争。在后希腊化时代的间歇期内，意大利社会复兴的兴起完全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意大利民族中那些创造性个体的功绩，特别是圣本笃和教皇大格列高利，他不仅是中世纪意大利复兴之父，而且是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也参与其中的西方新文明的缔造者。相反地，当我们考察那些被“纯种”的伦巴第人蹂躏的意大利地区时，我们发现这些地区并不包括威尼斯、罗马格纳以及那些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扮演同等角色的、较伦巴第统治的中心城市巴维亚、贝尼凡托和斯波累托重要得多的著名地区。如果我们要对意大利的历史作出种族方面的解释，我们很容易地就会举出伦巴第的例子，但是伦巴第人的血液已经证明是一副毒化剂而不是灵丹妙药。
其实，通过对于罗马共和国兴起的非种族论的解释，我们就能够把种族论者从他们依然固守的意大利历史的堡垒中驱逐出去。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可以被解释成对于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殖民地挑战的应战。意大利半岛的本土居民是选择希腊人强加给他们的西西里同胞、埃特鲁里亚人强加给土著的翁布里亚人的被灭亡、被征服或者被同化的命运呢？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按照自己的方式采用希腊文明抵抗这些入侵者(像日本采用西欧文明一样)，从而把自己提高到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的发展水平呢？罗马人决定选择第二条道路，由此他们成为了后来伟大帝国的缔造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于文明衰落的三种决定论解说：第一种理论把文明衰落归因于宇宙“钟摆”的“逐渐停止”或者地球的渐趋衰老；第二种理论认为文明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有一个受生物自然法则支配的时间跨度；第三种理论认为由于那些“文明化的”祖先们沉积在他们身上的世系太长了，致使参与文明进程的后代个体的本质发生了退化，从而导致了文明的衰落。但是我们仍然必须研究另外一种被人称为历史循环论的假说。
人类历史中循环论的出现是天文学上重大发现的自然结果，似乎出现在大约公元前8世纪和前6世纪中间某个时候的巴比伦社会，当时人们发现在天体运动中的周期循环现象不只是三个相似的显而易见的循环现象——昼夜的更迭、月亮的圆缺和太阳的一年四季的变换；还有包括所有行星以及地球、月亮、太阳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天体运动，由这个和谐的天体乐队演奏的“天体音乐”响彻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在这样一个更大的循环中，太阳在一年四季中的变换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人们推断，既然受太阳的周期循环支配的植物有一年四季的生死循环周期，那么处于宇宙循环之中的万物都必然出现一个生死循环的现象。
用循环论解释人类历史的学说显然迷住了柏拉图(《蒂迈欧篇》，21E—23C；《理想国》，269C—273E)。在维吉尔最著名的一首诗篇中，也出现了这种解说，下面这段引文摘自《牧歌》第四首：
Ultima Cumaei venit iam carminis aetas;
Magnus ab integro saeclorum nascitur ordo.
Iam redit et virgo,redeunt Saturnia regna,
Iam nova progenies caelo demittitur alto……
Alter erit tum Tiphys et altera quae vehat Argo
Delectos heroas;erunt etiam altera bella
Atque iterum ad Troiam magnus mittetur Achilles.[3]
奥古斯都对于希腊世界的征服赋予了维吉尔以灵感，因而他用循环论乐观地赞美那个时代。但是，“古老的战争将再度爆发”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大多数人一旦成功并且生活幸福，就会自信地宣称他们不再喜欢过去的生活，历史难道比普通人的一生更值得“重演”吗？对于这个问题，维吉尔没有作出回答，但是雪莱在最后一部抒情诗剧《希腊》中给出了答案，序幕采用了维吉尔式的回忆，落幕时就完全是雪莱自己的憧憬了：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
黄金岁月再度起航，
大地像一条蛇，焕然一新
陈旧的冬装已经脱掉；
天空展露微笑，信念和帝国
像破碎的梦的碎片闪着微光……
一艘高高的阿戈舟劈风斩浪，
满载着后来捕获的战利品；
又一个俄耳甫斯在低吟浅唱，
爱情，悲伤和死亡；
新的尤利西斯(Ulysses)再次离开卡里普索(Calypso)
回到他的家乡。
何必再描绘特洛伊的忧伤，
如果人类的命运注定是这样——
不要在欢乐中掺杂莱亚的愤怒，
那欢乐来自自由，
即使更为狡黠的斯芬克斯再次提出
底比斯无法知晓的谜一样的死亡……
哦，停下吧！仇恨和死亡必定要再现？
停下吧！人类一定要互相杀戮和死亡？
停下吧！不要饮尽
这杯苦涩的预言的沉渣！
哦，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过去——
但愿它可能死去，或者最终安息。
如果宇宙的法则真的是讽刺性的“万变不离其宗”(Plus 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的法则的话，这位诗人怀着佛教徒的虔诚祈求摆脱生命的宿命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这一法则仅仅支配天体的运动，那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则是无比痛苦的魔咒。
除去天体的直接影响，理性是不是也促使我们相信人类历史的循环运动呢？在这部书中，难道我们不是在鼓励这样的一种假说吗？我们阐释过的阴和阳、挑战和应战、归隐和复出、亲体和子体的运动等，又如何解释呢？它们不是“历史重复自身”这种陈词滥调的各种变体吗？诚然，在编织人类历史之网的所有这些力量的运动中，显而易见有一种重复的现象。然而，在永久的时间织机上来回穿行的梭子为生命描绘了一幅图案，显然这幅图案是经过精心设计，不断发展变化的图案，不是同一种样式的永无休止的重复。这一点，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车轮比喻本身就说明循环中同时伴随着进步。应该承认，车轮对于车轴来说是不断重复的，但是车轮制造出来并且与车轴搭配是为了能够使车辆运动，车轮不过是车辆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车辆是车轮存在的目的，它通过车轮围绕车轴不停地转动才能移动，但是车轮并不能推动车辆本身像旋转木马一样作圆周运动。
这两种相异运动的相互协调——一种主要的不可逆的运动产生于次要的重复性运动——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节律的本质。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力量不仅在交通工具和现代机器中，而且在生命有机体的节律中都发挥着作用。年复一年的四季变换，带来植物年复一年的花开花落，致使植物王国的长期进化成为可能。出生、再生和死亡的严格循环使高等动物进化为人成为可能。两条腿的交替使用使徒步者能够“到达预定的区域”；心肺的活塞式运动使动物得以延续；音乐的小节和诗歌的格律、诗节使作曲家和诗人能够表达出他们的主题。行星中的“大年”现象 Great year，天文学上的春分点岁差绕行天球一周为一个大年。——译者注可能是整个循环论哲学的源泉，但是它再也不能被误认为是宇宙终极的无所不包的运动现象了，因为在我们现代西方天文学巨大的望远镜下，我们的太阳系已经缩小为微不足道的一个斑点了。不断重复的“天体音乐”在无限膨胀的宇宙星团中渐趋减弱成一种伴奏音，一种“阿尔贝蒂低音”，[4]而这些星团显然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彼此分离着，因而由于时空参照系的相对性，以有生命的个体为演员的剧本的一个戏剧场景就在庞大星系队列中的每一个连续的位置中，具有了一种无法割除的历史独特性。
因此，尽管我们在对于文明进程的分析中发现了周期性的重复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本身是同样具有循环性的。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次要的周期性运动中得出任何合理的推论，毋宁说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次要的周期性运动体现出来的主要的运动不是一种重复而是进步。人类不是永远把自己绑在车轮上的伊克西翁， Ixion，希腊神话中的拉庇泰王，他因莽撞地追求天后赫拉的爱，而被宙斯缚在地狱永不停转的车轮上受罚。——译者注也不是西绪弗斯， Sisyphus，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他异常残暴，后被判以永远将一块巨石推上海蒂斯的一座小山，而每当接近山顶时，石头又会滚下来。——译者注不停地把石头向山顶上滚动，然后绝望地看着它再次滚落下来。
对于处于西方文明幼年时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因为我们现在是独自航行，只有一些垂死的文明围绕在我们周围。或许死亡这个恶魔同样会把它冰冷的手放在我们的文明的躯体上，但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任何残酷的必然(Saeva Necessitas)。那些死亡的文明并不是命运使然，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我们这个仍然活着的文明不是预先注定要残酷地“加入到大多数死亡的文明之中”。尽管就我们所知，16个文明已经死亡了，另外9个文明现在可能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我们第26个文明并不是非要让我们的命运服从统计学上的盲目计算。我们身上依然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火花，只要我们得到上帝的眷顾把它点燃，那么一切星辰都不能阻止我们到达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
注释：
［1］ Jeans, Sir J., Eos：or the Wider Aspects of Cosmogony, pp. 12—13, 83—84.
［2］ Horace, Odes, Bk. III, Ode vi, 最后一节，尽管其表述并不是很有诗意，但毕竟整齐明白：
虚弱的祖辈必定生出虚弱的子孙，
我们不久会生出第四等后代。
［3］ 现在到了库马艾恩(Cumaean)谶语预言的最后一个时代；一个伟大秩序再次复生。处女星已经到来，黄金时代已经开始；新的一代已经从高高的天堂降临……还会有提菲斯(Tiphys)，还会有阿戈(Argo)的巨舟，载去英雄的精锐。古老的战争将再度爆发，伟大的阿喀琉斯(Achilles)将再现特洛伊。
［4］ Alberti bass, 18世纪键盘音的一种低音术语。后来的英国音乐家托维爵士是这方面的权威。——节录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