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对环境控制力的丧失
第一节自然环境
如果我们已经同意文明的衰落不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宇宙力量的作用引起的，那么我们不得不继续寻找这些灾难的真正原因。首先我们研究一下文明衰落归因于失去了社会环境控制力的可能性。为了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区分出两类环境：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
是由于失去了对于自然环境的控制力才导致文明的衰落吗？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任何社会控制自然的程度能够通过技术标准给予测量，而且当我们研究“成长”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证明了，如果我们划分两条曲线的话——一条代表文明的兴衰变迁，一条代表技术的变化——那么这两条曲线不仅不能相吻合，而且呈现出相当大的分离。我们已经找到了许多实例证明了技术改进而文明停滞不前或衰落的现象，同时证明了技术静止不动而文明仍在变动，或者前进或者后退的情况(就像实例表现的那样)。[1]因此，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了证明了失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不是文明衰落的衡量标准。然而，为了更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得不举出技术衰退文明随之衰落的例子，证明前者不是后者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发现技术衰退非但不是原因，相反却是一个结果和先兆。
当一个文明处于衰落之中时，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生长阶段既可行又适用的特殊技术，现在突然遇到了社会障碍，带来的经济收益逐渐减少了；一旦它变得无利可图，它可能就会被人们有意识地抛弃。这种情况显然是彻底颠倒了真正的因果关系，因为它认为技术在这种社会环境被废置不用应该归结于技术存在的缺陷，而这种技术缺陷是文明衰落的原因。
历史研究第四部文明的衰落在这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例是西欧社会之所以废弃了罗马官道，显然不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些道路成为废弃物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败，而是因为需要它们的社会，为了军事和商业目的才修建了它们，但是这些社会已经解体了。同样也不能把古希腊文明衰落的原因归结于技术的倒退，即便是我们把视线从单纯的修建道路的技术放宽到经济生活的全部技术条件。
对于古代世界衰落经济上的解释必须彻底抛弃……古代社会生活中经济简单化不是我们所谓的古代世界衰落的原因，而是更为普遍的衰落现象的一个方面。[2]
这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就是“管理上的失败和中产阶级的颓废”。
差不多与废弃罗马官道的同一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盆地的冲积三角洲地区出现了部分废弃更为古老的灌溉系统的现象。公元7世纪的时候，伊拉克西南部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水利设施不负责任的失修现象，当时发生了一次洪水，冲毁了这些水利设施，使它们失去了效力，可是这次洪水并不比之前四千年间的多次洪水破坏性更大。因此，到了13世纪，伊拉克的灌溉系统都被毁掉了。从这些情况来看，伊拉克人为什么要废弃他们的先辈成功地保护了几千年而未受破坏的灌溉系统呢？这些灌溉系统曾经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维持了这个国家稠密人口的生存。事实上，技术上的退步不是造成人口下降，繁荣不再的原因而是结果，这种情况本身应该归结于社会原因。在公元7世纪和后来的13世纪，叙利亚文明在伊拉克几近瓦解，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以至于没有人在河流保护和灌溉工作方面具有投资的财力和动机了。公元7世纪灌溉技术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公元603年—628年间大规模的罗马—波斯战争以及最初的阿拉伯穆斯林随后对于伊拉克的全面毁坏，到13世纪，蒙古人1258年的入侵又给了叙利亚社会以致命一击。
当我们顺着这条思路对锡兰进行考察的时候，得到的惊人发现也使我们得出相同的结论。[3]锡兰今天仍然保存着遭到毁坏的古代印度文明历史遗迹的地区不仅是长年的干旱地区，而且现在还是一个滋生疟疾的地区。这一地区的水量能够滋生疟蚊，却不能满足庄稼生长的需要，这种反常现象乍看起来好像对于古代文明来说是个奇怪的情景，当锡兰地区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先辈们建造令人惊奇的灌溉系统的时候，疟疾已经在这个时候流行是根本不可能的现象。事实上，它表明了疟疾是灌溉系统毁坏的结果，因此要晚于灌溉系统的修建。锡兰之所以成为疟疾流行的地区是因为灌溉系统的废弃把人工河道变成了死水潭，毁灭了生长在河道里的鱼类，使得它们不得不给疟蚊的幼虫“让路”。
但是，古代印度的灌溉系统为什么会被废弃呢？这些堤岸遭到毁坏，这些河道被填塞都是一系列灾难性战争的结果。这些工程都是被入侵者故意毁坏掉，作为达到他们军事目标的捷径。经受战争蹂躏的人们已经无心再去修复已经折磨他们很多次，似乎还要折磨他们的被毁坏的工程了。在这个例子中，技术因素在社会因果关系的链条中再次成为偶然的次要的一环。
古代印度文明史在锡兰发生的一幕，在古代希腊文明的历史上也有十分类似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发现曾经是逝去的文明富有活力、壮丽辉煌之地，后来却变成水草丛生的沼泽地了，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清理。哥帕伊沼泽地带成为瘟疫蔓延之地至少两千年之久，直到1887年一家英国公司才把它排淤清污，而它曾经是养育俄耳克墨诺斯人的富饶地区；彭普坦沼泽地曾经是许多沃尔西人的城邦和拉丁人殖民地的聚集地，后来同样经过了两千年之久的荒凉岁月，才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被排淤治理，重新有了移民居住。的确可以认为，“胆量的丧失”(吉尔伯特·墨雷教授之语)是希腊文明衰落的关键所在，而它又应该归因于疟疾进入希腊本土的结果。但是仍有理由相信在每一个地区(锡兰同样如此)，疟疾开始蔓延的时候都在这一地区的文明已经趋向衰败以后。一个现代权威[4]对于这个问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在希腊，疟疾的广泛流行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在拉丁姆，这个疾病似乎是在汉尼拔战争之后，才开始占据优势。认为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以及西庇阿和恺撒时代的罗马人受制于某些技术的退步，再也无力继续解决技术上更非专家的先辈们已经解决的哥帕伊、彭普坦沼泽地淤水的问题了，显然是很荒谬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找到相反的解释，但不是在技术方面而是在社会方面。汉尼拔战争以及随后两个世纪里的掠夺战争和罗马内战给意大利社会生活造成了极为深远的破坏性影响。在一系列破坏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农民文化和经济生活首先被损坏，最后是被彻底摧毁：汉尼拔带来的灾难；农民为服兵役长期的流动；用使用奴隶劳动的大规模农场代替小规模的自耕农制的农业革命；从乡村迁到寄生性的城市的大量移民。这些社会灾难的结合可以充分解释意大利在汉尼拔时期和圣本笃时期之间的七个世纪里人口的减少和疟蚊的增多现象。
希腊也有类似的社会灾难的结合现象，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到波里比乌斯时代(公元前206—前128年)，希腊人口减少的程度比后来意大利人口减少的程度剧烈得多。在一段著名的话里，波里比乌斯强调通过堕胎和杀死婴儿限制家庭的规模正是他那个时代希腊社会和政治衰落的主要原因。那么，显然不需要使用工程技术的倒退来解释为什么哥帕伊平原，像彭普坦一样，会把自己从一个谷仓变成了蚊子窝。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实践性的工程技术转到建筑、雕刻、绘画、书法和文学艺术等领域，我们也会得出一致的结论。比如，为什么希腊的建筑风格在公元4世纪和7世纪失去了用途呢？为什么奥斯曼土耳其人1928年抛弃了阿拉伯字母呢？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非西方社会在服装和艺术方面抛弃了传统的风格呢？同时，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反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自己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和雕刻风格正在被大部分新兴的一代人抛弃呢？
在我们自己的例子中，是否可以解释为一种艺术技巧的丧失呢？对于意大利人和其他创造性群体在我们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创造的韵律规则、对位法、透视法以及比例概念，我们忘记了吗？显然我们并没有忘记。抛弃我们艺术传统的流行倾向不是技术无能的结果。有意抛弃对新兴的一代人不再具有吸引力的风格是因为这一代人无法在西方传统的风格中培育出任何审美感了。我们固执地把已经成为先辈们所熟悉的精神的艺术大师从我们的灵魂中驱逐出去，而且当我们陶醉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精神真空中的时候，一种热带的非洲音乐、舞蹈和雕塑精神已经邪恶地与一种假冒的拜占庭绘画和浅浮雕精神结成了联盟，进入了它找到的我们已经粉刷一新的房屋里并居住了下来。这种艺术上的衰退不是技巧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衰落。我们抛弃了我们自己的西方艺术传统，由此把我们的才能降低到空洞浅薄、思想贫乏的水平上，抓住了达荷美和贝宁原始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艺术，好像这就是荒野中的甘露，其实这样做就等于我们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了我们已经丧失了精神的生存权。对我们传统的艺术技巧的抛弃显然是我们西方文明中某种精神颓废的结果，因而衰落的原因很明显不能在它导致的某种现象中寻找。
土耳其人在现代抛弃阿拉伯字母而偏爱拉丁字母方面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信徒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世界里彻底的西方化者。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明丧失了信心，接着又抛弃了作为文明传播工具的字母媒介。类似的解释也可以说明其他早期的文明为什么抛弃了其他一些传统遗产：比如，埃及废弃了象形文字，巴比伦废弃了楔形文字等等。现在，在中国和日本也可以看到倾向废弃中国古代文字的运动。
还有一个技术被替代的有趣例子——古希腊的建筑风格被抛弃而代之以新奇的拜占庭风格。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垂死挣扎的社会的建筑师们正在抛弃比较简单的用圆柱支撑屋顶框架的设计风格，而试验一种非常复杂的在十字架形的建筑物上面加盖一个圆形屋顶的建筑式样，因此这里没有出现什么技术的倒退。这些为查士丁尼皇帝成功解决了海吉亚·索菲亚大教堂建筑难题的爱奥尼亚的建筑大师，难道不能按照这位独裁者和他们自己的意愿建造一座具有希腊古典风格的庙宇吗？查士丁尼和他的建筑师采用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是因为旧的风格使他们感到厌倦，因为它们与腐朽的过去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我们研究的结果似乎是传统艺术风格的废弃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与那种风格相连的文明很早就衰落了，现在正处于解体之中。像发明的技术废弃不用，只是文明衰落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第二节人为环境
我们以前研究有关文明成长问题的时候，已经发现对于任何社会在其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所占据的人为环境的控制程度，能够粗略地依据地理的扩张加以测量，并且从研究的实例中，同样发现地理扩张通常伴随着文明的解体。如果事实果真这样，那么同一个文明衰落和解体的原因就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正好相反的趋势中找到——也就是说，不可能在逐步丧失对于人为环境控制的趋势中找到，这种趋势可以通过境外的人类力量不断地蚕食他们的领土加以衡量。然而，还有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许多文明都像原始社会一样，由于成功地击退了外来力量的入侵而丧失了生命力。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吉本及其《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在这部著作中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概括了他的观点：“我已经描述过蛮族和宗教的胜利”。吉本认为，并入安东尼时代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希腊社会，其实是在两个境外的敌人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攻击下毁灭的：来自多瑙河和莱茵河对岸荒无人烟地区的北欧蛮族，以及来自被征服但未被同化的东方诸省的基督教会。
吉本没有看到安东尼时代不是古希腊历史的成熟期而是“晚期”。他的全部幻想都暴露在这部伟大著作的题目中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给这段历史如此命名而且从公元2世纪开始叙述，表明作者的确是从实际历史的晚期写起的，因为吉本关注的“可以认知的历史研究领域”不是罗马帝国而是希腊文明，在这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正在瓦解的过程中，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而已。当从这个历史的整个过程来考虑的时候，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以后的衰亡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相反，如果罗马帝国继续生存下来，倒是令人惊奇的。[5]因为这个帝国在创立之前，它的衰亡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注定衰亡是因为这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只不过是重整旗鼓来延缓，而不是永远阻止希腊社会已经无可救药的灭顶之灾。
如果吉本把这个故事的起点再往前延长一点，他就会发现“蛮族和教会的胜利”不是这段故事的高潮而是它的尾声——不是衰落的原因而是长期的解体过程注定要走到尽头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此外，他还会发现，胜利的蛮族和教会终究不是外部力量，实际上是古代希腊家族的子孙，只是在伯里克利时代衰落时期和奥古斯都时代回光返照时期之间的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们早已经在道德上与少数统治者分离了。事实上，如果吉本把他的研究追溯到这个悲剧的真实起点，他必定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他一定会断言古希腊社会是一个自杀者。当它的生命无可救药的时候，试图逃避被攻击带来的致命后果，当奥古斯都重整旗鼓极力拯救公元3世纪这个旧伤复发的病人的时候，当这个病人受尽自杀创伤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它自己的受到虐待与它离心离德的子孙最后给了它致命一击。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验尸官——历史学家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的尾声，而是试图确定自杀者恰好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用自己残暴的双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为了确定这个时期，他很可能会指出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一个社会灾难，是修昔底德通过他的悲剧人物之口说出的，他还把这一时期谴责为“希腊人巨大灾难的起点”。为了说明希腊社会的成员是如何开始自我毁灭的罪行的，他也许会再次强调两种罪恶——城邦之间的战争和阶级之间的战争。沿着修昔底德的思路，他或许会把雅典人强加给被征服的麦洛斯人令人惊骇的惩罚和科塞拉 麦洛斯原为雅典盟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与雅典脱离盟约，致使雅典予以坚决镇压。科塞拉是中希腊西部与雅典隔海相望的一座美丽岛屿，岛上的城邦亦同名。修昔底德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城邦内爆发激烈派争，并演化为惨烈的内战。——译者注发生的令人惊骇的派别斗争挑选出来，作为所有罪恶中尤其臭名昭著的例证。无论怎么样，他都会宣称这种致命的打击比吉本设想的时期提前了六百年，并且会断言凶手正是牺牲者自己的双手。
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从这个例子转向现在或者毫无疑问地已经死亡，或者明显处于垂死状态的其他文明的例子，我们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
例如，在苏美尔社会的衰亡过程中，“汉谟拉比黄金时代”(《剑桥古代史》一书中这样称呼)所代表的这个“小阳春”时代要比安东尼时代更晚一些，因为汉谟拉比不是苏美尔历史上的“图拉真”而是“戴克里先”。所以，我们不能确认毁灭苏美尔文明的凶手就是公元前18世纪越境侵入 “第一王国”的蛮族人。我们应该看到致命的打击早在大约九百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拉格什的乌鲁卡吉纳和当地教徒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杀害乌鲁卡吉纳的卢加尔扎吉西穷兵黩武的政策。 苏美尔人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创造了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文明，当时兴起的众多小国之一是拉格什，其国王乌鲁卡吉纳当政时曾施行了成文史上最早的政治经济改革。汉谟拉比是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君主，曾统一两河流域，以制定古代相对最为完善的法典而闻名于世。——译者注这些很久以前的灾难才是苏美尔开始动荡不安时期的真正起点。
在古代中国社会的衰落过程中，“蛮族和宗教胜利”的标志就是欧亚游牧社会的后继者古代中国统一国家大约公元300年左右在黄河盆地上的建立，以及佛教中的大乘佛教——古代中国西北地区内部下层群众信仰的宗教之一——同时期侵入到古代中国世界。但是这些胜利，就像那些“蛮族和宗教”在罗马帝国的胜利一样，仅仅是一个垂死社会外部和内部下层群众的胜利，他们只是占据了整个故事的最后一章。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形成只是动乱时代之后的又一次社会振作，很早以前，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一度分裂成许多地方政权，它们之间长期自相残杀的战争造成了古代中国社会躯体的四分五裂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在中国传统里，这一时期是在公元前479年，在古代希腊则是公元前431年，它标志着传统上所谓“战国时代”的开始。这个时期可能比实际时间晚了大约250年，之所以把它当成中国古代社会动乱时代的开始，仅仅是因为这一年在传统说法中是孔子去世之年。
至于叙利亚社会，在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的统治下，享受到了“小阳春”的幸福时期，在土耳其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经历了“蛮族和宗教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这本书中稍前形成的观点——叙利亚的衰落要早于希腊人的入侵一千年，阿拔斯哈里发只是捡起了被阿契美尼帝国在公元前4世纪一度剪断的叙利亚历史坠下的丝线。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考察范围追溯到居鲁士开创的阿契美尼帝国以前叙利亚的动乱时代。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文明的衰落呢？这个文明曾经在为期不长的成长时代里，以一神教、字母表、大西洋三个巨大的发现证明了他们的天才，展示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猛一看，我们在这里似乎终于偶遇了由于外部人力的冲击而使文明衰落的真正例证。难道叙利亚文明真的是在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前7世纪亚述军国主义政策的痛击下衰落的吗？乍看起来是这样，但是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亚述人如饿狼般猛扑羊群”的时候，叙利亚世界早已经不再是被一个牧羊人放牧的羊群了。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叙利亚社会曾经在犹太人的霸权下企图在政治上把位于巴比伦和埃及帝国之间的通道上的希伯来、腓尼基、阿拉米和赫梯地区统一起来，但是最后失败了，其结果就是叙利亚世界自相残杀战争的爆发，这就给了亚述人以机会。因此，叙利亚文明的衰落不是始于公元前876年亚述人在亚淑尔纳西尔帕的率领下第一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而是始于公元前937年帝国的创始人所罗门死亡之后，所罗门帝国解体之时。
再有，人们经常说以“拜占庭”为政治化身的东正教文明，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它长期的苦难历程是吉本冗长结尾的主题——是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摧毁的。人们通常还提到穆斯林土耳其人只不过是给了这个早就遭到入侵东方的西方文明重创的社会以致命一击，西方文明的不虔诚地假冒第四次十字军名义的东征，使得拜占庭帝国在半个世纪里没有出现皇帝(公元1204—1261年)。拉丁人的这次打击，像他的土耳其后继者的打击一样，来自与成为他们牺牲品的社会完全不同的异族社会。假如我们的分析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一直认为“自杀”死亡的真正原因定为“谋杀”了。然而，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东正教历史致命的转折点既不是14世纪和15世纪土耳其人的攻击，也不是13世纪拉丁人的入侵，甚至不是11世纪土耳其入侵者(塞尔柱人)较早时期对于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征服，而是比所有这些都早的纯粹的国内事件：公元977—1019年的罗马—保加利亚大战。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自相残杀，直到一方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另一方遭到重创再也无法复原的时候，才宣告结束。
当公元1453年奥斯曼的巴迪沙·穆罕默德二世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东正教文明的历史并没有终结，这个异族征服者令人惊异地赋予所征服的社会一个统一国家。尽管基督教的海吉尔·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穆斯林清真寺，但是东正教文明延续了它的余生，就像一百年后印度文明在另一个由莫卧儿·阿克巴创立的土耳其人的统一国家生存下来，后来又在与它更无血缘关系的英国的外来统治下继续生存一样。正是在这个时候，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部分的东正教社会主体才逐渐感觉到了文明瓦解的迹象和民族大迁徙的涌动。18世纪末，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显然开始迁徙了，可是这些运动为什么没有成为我们在古代希腊社会、古代中国社会及其他社会末期已经发现的那些“蛮族和宗教的胜利”呢？
原因在于西方文明以不可抗拒的扩张之势正在向这些东正教社会夭折的蛮族子孙步步紧逼。西方文明而不是蛮族和宗教的胜利过程才是奥斯曼帝国实际走过的衰落过程。在放弃了“英雄时代”的蛮族公国的自然形式后，这些奥斯曼帝国的后继国家在西方的压力下，迅速地开始仿效西方大家庭中统一国家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就像它们兴起时一样迅速，而在这时，西方国家也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在某些情况下，最初的蛮族后继国家也按照西方模式直接转变成了某种新型的民族国家——比如塞尔维亚和希腊。另一方面，那些几乎没有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蛮族国家，没有能力走上西方民族国家的轨道，因此受到了“未能搭上末班车”的惩罚。阿尔巴尼亚在19世纪落在了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后面，而在18世纪它似乎要比它们辉煌得多。到了20世纪它才带着微不足道的家产跌跌撞撞地走进了西方的大家庭。
因此，在东正教社会的历史上，最后的一幕不是“蛮族和宗教的胜利”，而是异族文明的胜利，它整个吞没了这个垂死的社会，并且把它的结构合并到自己的社会结构中。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文明衰落的另外一种情况。“蛮族和宗教的胜利”意味着这个行将死亡的社会被来自外部和内部下层群众的破坏偶像的反抗运动扔进垃圾堆里了，这些反抗力量的任何一方都企图为新社会的诞生赢得一个自由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虽然衰亡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通过我们曾经提到的“亲体和子体”的关系，仍然活在更为年轻文明的生命里。可是文明衰落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旧文明没有被扔进垃圾堆里以便给它的子孙让路，而是被另一种同时代文明吞没和同化了，这个时候，旧文明显然变得面目全非了，虽然在前一种情况下不是这样。这个垂死的社会并入其中的那个社会可以避免社会解体的剧烈阵痛，同时可以不经过历史连续性的绝对中断直接从旧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比如近代希腊民族就是这样。在经历了四百年的奥斯曼米列特 帝国内合法的非穆斯林宗教自治团体。——译者注生活之后，它再次成为西方世界国家中的一员。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旧社会的衰亡不是不明显，而是更为彻底了，因为并入到新社会之中的旧社会尽管保留了物质结构的某些连续性，但是它却完全失去了创造一个子体文明的机会，而这个子体文明是它在下一代的代表，像我们自己的社会，在真正的意义上就是古代希腊社会的代表，还有，现代印度是古代印度文明的代表，远东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代表等等。
我们可以见到的通过同化走向毁灭之路的实例就是东正教社会的主体并入我们自己的西方社会躯体之中，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现存的文明正在沿着同样的道路走向毁灭。东正教俄罗斯分支、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以及远东社会的两个分支的趋势现在就是这样；现存的三个停滞的社会——爱斯基摩社会、游牧民族、波利尼西亚社会同样如此。只要西方文明的社会辐射力没有直接地摧毁它们，它们就会一直处于被同化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现在消亡的许多文明同样是以这样的方式失去它本来的面目的。17世纪末期开始超越东正教社会的西方化进程，在将近两百年以前就传播给了新世界的墨西哥和安第斯社会，现在他们的西方化进程好像彻底完成了。古巴比伦社会在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里并入了叙利亚社会；几个世纪以后，埃及社会也被吸收到同一个叙利亚社会躯体之中。这个同化埃及社会的叙利亚社会是人们见过的生存时间最长、结合最为紧密的统一社会，可能是迄今所知的社会同化最为成功的例子。
假如我们现在浏览一下正处于被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同化过程中的众多现存的文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着。
在经济领域，每一个文明都陷入了我们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遍及所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的关系网中。
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们已经见到了西方的电灯，并且开始崇拜它了。[6]
在政治领域，这些行将死亡的文明的子孙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力图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员，然而在文化领域，却没有出现相应的统一趋势。在东正教的主体社会里，奥斯曼帝国从前的“人类畜群”——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罗马人、保加利亚人——敞开双臂热情欢迎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到来；现在幸存的他们以前的主人和统治者——土耳其人也紧随其后。但是有些情况似乎是个例外。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在接受西方化的时候，只是接受我们西方的文化，而有意识地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精神和道德。至于俄罗斯人，他们对于来自西方挑战进行应战的模棱两可的特征，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考察过了。(参见第237—238页)
如此看来，目前世界在西方的框架下将会完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统一的趋势也许既不会走得太远，也不会像乍看起来那样取得最终的成功。相反的，墨西哥、安第斯、古巴比伦、埃及四个社会的情况充分说明经由同化作用的消亡也会如同消亡于瓦解过程一样彻底，希腊、印度、中国、苏美尔、米诺斯等古代诸社会就是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最终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目前这一章的目标，不得不研究一下这些社会曾经遭受过、现在正在遭受的命运——也就是被邻近的社会吞并和同化的命运——是否是它们衰落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就像我们在已经考察过的其他社会里发现的情况一样，在吞并和同化过程开始之前，衰落事实上是否已经发生了。如果我们得出后一种结论，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当前的考察，就可以宣布失去对于社会环境的控制，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为环境，并不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
比如，我们已经看到，东正教的主体在它的统一国家尚未进入到间歇期之前，也没有被同化而衰落，它真正的衰落期开始于西方化征兆出现以前已经延续了八百年之久的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埃及社会从衰落时期到被同化时期经历的时间更长，我们已经有充分理由把埃及社会衰落的起点定在十五王朝向十六王朝的转型期间，大约在公元前2424年，那个时候，金字塔建造者的罪孽降临到其后继者身上，“古王国”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已经崩溃了。在远东社会中，衰落和开始被同化相隔的时间不是像埃及那么长，但是它比东正教历史上的这一时期要长，因为远东社会的衰落可以说是开始于唐王朝在公元9世纪最后25年中的衰落，然后就开始了随着蛮族众多统一帝国的相继建立而来的动乱时代。第一个统一帝国是忽必烈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只不过它不像阿克巴为印度社会建立的游牧民族帝国以及征服者穆罕默德为东正教社会建立的游牧民族帝国那样幸运。汉人按照“即使当希腊人送礼时，我也惧怕他们”( 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的原则，把蒙古统治者驱逐了出去，就像埃及人驱逐喜克索斯人一样。满族人在西方化开始之前也曾经来过，但最后也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西方文明对于俄罗斯和日本社会的冲击发生在这两个文明衰落的更早阶段，现在它们已经发展成为两个西方化的强国了，但是那个时期，它们的衰落的确已经开始了，因为罗曼诺夫王朝和德川幕府在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发起者手里，各自转变成了西方大家庭里的民族国家，可是在此之前，它们都作为统一的国家分别在俄罗斯存在了二百多年，在日本存在了三百多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彼得大帝和日本统治者的成就是一种衰落，相反他们的事业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许多观察家倾向于把它们视为有意地经历一场激烈的变革，然后又毫无损伤地脱险——至少是暂时的脱险——的社会一定充满生长活力的证据。无论如何，俄罗斯和日本的应战与奥斯曼、印度、中国、阿兹特克、印加等社会在面对同样挑战时的束手无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拒绝了它们的西方近邻——波兰、瑞士、德国、美国——强制性的西方化运动之后，俄罗斯和日本通过自己的双手战胜了社会灾难，从而能够以一个平等强国的身份，而不是殖民地附庸或者“穷亲戚”的身份，加入到西方的大家庭之中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早期，也就是在彼得大帝之前将近一百年的时候，“明治维新”之前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时候，俄罗斯和日本都经历过并挫败了西方按照在别处相似的方式对其进行吞并的企图。在俄罗斯，这种冲击采取了常规的野蛮的军事侵略形式，在假装支持俄罗斯王储的冒充者“假德米特里”的借口下，它的西方近邻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军事力量还曾经一度占领了莫斯科。在日本，这种冲击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精神方式，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们改变了几十万日本人的灵魂，使他们皈依了天主教。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停靠在菲律宾基地中的西班牙舰队，这个狂热的天主教团体想成为日本的主人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俄罗斯赶走了波兰人，日本同样摆脱了“这个白色的幽灵”，把所有居住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赶出了国境，并且禁止西方人以后再次踏上日本的国土——只有在屈辱的条件下得到特许的一小撮荷兰人除外，而且它还用极其残暴的屠杀消灭了国内的天主教团体。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了“西方问题”之后，俄罗斯和日本就设想他们必须退回到自己的硬壳之中，从此过一种平安无事的生活。后来当发现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他们过去想象的样子时，他们就立刻作出了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种独特的主动应战了。
然而有一些确凿无误的迹象显示，在第一艘葡萄牙船只驶入长崎，第一艘英国船只到达阿尔罕戈尔斯克之前(这是西方在波兰之前入侵莫斯科的先兆)，远东文明中的日本和东正教世界中的俄罗斯就已经开始衰落了。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真正的“动乱时代”(这是本书使用这个术语时的意思)指的不是17世纪早期的无政府状态时期(这个说法是俄罗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它只是俄罗斯统一国家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之间的极短暂的插曲，相当于13世纪安东尼时代和戴克里先就任之间希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时期。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奥古斯都盛世之间的希腊历史的这一章相对应的俄罗斯历史的这一时期，在我们看来，自然代表着俄罗斯的动乱时代，是公元1478年通过莫斯科大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公国联合而形成的俄罗斯统一国家创建之前的一个动乱时代。这样看来，日本历史上的动乱时代就是镰仓幕府和足利幕府封建时代的无政府状态时期，它早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幕府平定叛乱，彻底统一全国的时期。根据传统日期，这两个时代所跨越的时间是从公元1184年到1597年。
如果俄罗斯和日本的动乱时代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研究一下它们是由于某种自杀行为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外部敌人的行为。对于俄罗斯与西方中世纪同时发生的公认的衰落现象，人们普遍的解释是由于来自欧亚草原的蒙古游牧民族的入侵。然而，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比如东正教社会更早的分支，我们已经遇到过并且否定了欧亚游牧民族是他们参与其中的各个文明的罪魁祸首的辩解。在蒙古人公元1238年越过乌拉尔山脉之前，俄罗斯的东正教社会是不是可能由于自己的行为走向衰落呢？公元12世纪最初的俄罗斯基辅公国分裂为众多敌对的后继国家本身就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日本的情况就更加清楚了。在这里，衰落肯定不会是蒙古入侵的原因，因为日本人在公元1281年就成功地从海岸边击退了蒙古人。当我们探究这场马拉松式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毫无疑问，有利的岛国地形只是取胜的部分原因，很大程度上胜利归因于他们在一百多年的动乱时代的派别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战斗力。
在印度、巴比伦和安第斯等社会的历史上，都发生了被异族社会同化的现象，而且像俄罗斯和日本一样，都是发生在衰落过程已经发展到统一国家的阶段。但是这三个社会都有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即这些衰落中的社会都遭受了异族军事征服的打击。在印度历史上，英国人的征服之前，还有比“伟大的莫卧儿”还要早，发生在公元1191—1204年间的穆斯林土耳其的入侵，这次入侵像后来的莫卧儿和英国人的入侵一样，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印度社会到那时已经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政治分裂状态了。
古巴比伦社会并入叙利亚发生在它的统一国家尼布甲尼撒帝国被波斯居鲁士征服之后。从那以后，古代巴比伦文化就逐渐在叙利亚社会第一个统一国家阿契美尼王朝面前萎缩了，但是古巴比伦衰落的原因却可以从以前亚述人过多的军事活动中找到。
至于安第斯社会，如果说印加帝国是在西班牙征服者的进攻下被毁灭的，当然是正确的，而且如果西方世界的人们从来没有越过大西洋的话，印加帝国将会延续几个世纪也是可能的，但是印加帝国的毁灭和安第斯文明的衰落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对于安第斯的历史了解得足够多了，已经能够确认安第斯文明的衰落很早就开始了，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印加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兴起与安第斯文明的兴起完全不是同步的，事实上它已经是处于衰落过程的末期了。
墨西哥文明在征服之前更早的时期就已经衰落了，当时，尽管阿兹特克帝国已经显示出注定要发展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迹象，但是它并没有彻底完成它的征服。我们可以区别出安第斯社会在安东尼时代被征服与墨西哥社会在西庇阿时代被征服之间的不同。“西庇阿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它就等于一个早期的衰落时代。
另一方面，在伊斯兰教世界还没有真正形成任何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之前，西方化运动就已经蔓延开来，它的每一个成员国——波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正在使出浑身解数，像“穷亲戚”一样，努力挤进西方社会的大家庭之中。泛伊斯兰运动这时好像中途夭折了。
其他一些文明，包括一些成熟的文明、停滞的文明，甚至还有流产的文明，都可以据此得到说明。但是有一些成长到壮年的文明，比如米诺斯文明、赫梯文明和玛雅文明，它们的历史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被现代的学者解读出来，因此现在对他们下结论就显得太轻率了；一些停滞的文明对于研究也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它们的确是诞生了，但随后没有再继续生长；而流产的文明更没有什么启发性的研究价值了。
第三节否定的结论
从上面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得出结论，文明衰落的原因不会在失去对于人为环境的控制方面找到，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作为失去对于人为环境控制衡量标准的、异族力量对于我们考察的衰落中的任何社会生活的侵犯中找到。回顾一下前面所有的例证就会看到，外来敌人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给予奄奄一息的自杀者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在那些侵犯行为采取暴力攻击方式的地方，无论在文明发展史的什么阶段——最后一个阶段除外，因为此时它已经是处于弥留之际了——它对于所攻击的社会生活造成的正常的影响不是破坏性的而是积极的刺激性。古代希腊社会在波斯人公元前5世纪初攻击的刺激下，把它的天才发挥到了极致。西方社会在北欧人和马扎尔人公元9世纪进攻的刺激下，完成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壮举，建立了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以及由撒克逊人重建了神圣罗马帝国。此外，中世纪北意大利城邦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侵犯下振作了起来，现在英国和荷兰由于西班牙的打击很快发展成强国，同样幼年时期的古印度社会也是在第一批穆斯林阿拉伯人公元8世纪的猛烈冲击下迅速成长起来的。
上面这些例子都是在文明的成长阶段受到攻击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举出同样多的一个社会通过自杀行为衰落之后，外部攻击给它带来暂时刺激的例子。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社会对于这种刺激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反复应战。埃及社会进入漫长尾声的时期是埃及社会已经建立了统一国家的时候，这是它已经进入到预示着解体时期快要到来的间歇期了。正是在这个晚期，埃及社会击退了喜克索斯入侵者，随后长时期连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接连击败了海上入侵者，亚述人和阿契美尼帝国，最后顽强地、成功地抵御了统治它的托勒密王朝强加给它的希腊化进程。
在中国远东文明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的对于外部灾祸和压力的应战。蒙古统治者被明朝人驱逐的现象使人们联想到“新帝国”的创建者底比斯人驱逐喜克索斯人的历史，埃及人抵制希腊化的斗争在中国反西方化的运动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事实，这次反西方化运动以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为起点，到1925—1927年的时候，又试图借助俄国共产主义武器继续进行战斗。
这些例子可能够多了，或许可以充分证明我们的观点了，也就是来自外部的灾难和压力带来的正常结果是刺激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假如这种观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就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即丧失对于人为环境的控制力不是文明衰落的原因。
节录者注：
有些读者可能感觉到，在前面这章里作者为了论证的目的，不只一次地把“衰落”的时期推前到一些文明史不太合理的早期。这种感觉——如果感觉到的话，可能是由于“衰落”这个术语的意义模棱两可而误解了。当我们说一个人的健康“衰老”了，意思就是说，除非这种衰老以后不可治愈了，他的生命就结束了。事实上，我们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衰落”这个词，其意义更多接近汤因比先生所说的“解体”的意思。但是，在这部书里，“衰落”这个词不是这种意义，它意味着生长期的终止。在关于社会的讨论中，用生命有机体作类比总是危险的，但是读者们也许能回忆起在有机体的生命中，生长的终止都是相对较早的。对于有机体和社会之间的区别，作者在前面一章里已经不厌其烦地解释过了，这种区别就是，有机体的生命期是由它的自然特性决定的——“我们的生命是70年”，然而，历史表明一个社会的生命期可能是无限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不会自然而然的死亡，总是死于自杀或谋杀——并且几乎都是死于前者，就像这部书论述的那样。同样，生长期的终止，对于一个生命有机体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一种“非自然”的现象，是由于犯罪和错误。对于这种犯罪和错误，汤因比先生为了这部书的研究目的，使用了“衰落”这个术语。人们将会看到，当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一个文明史上的某些最绚丽、最灿烂、最著名的成就可以出现在衰落以后，事实上，也正是出现在衰落之后。
注释：
［1］ 见本书第186—197页。
［2］ Rostovtzeff, 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e Empire, pp.302—305, 482—485.
［3］ 关于这个题目其他方面的讨论，参见本书第86—87页。
［4］ Jones, W.H.S., Malaria and Greek History.
［5］ 在应该灭亡以后又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埃及帝国的独特例子，从整体上在本书第32—35页已经讨论过了。
［6］ Bridges, R., The Testament of Beauty， Book I, ll. 594—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