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解体的性质
第一节概述
在研究文明的衰落到解体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同我们在研究文明的产生到成长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解体是一个有其自身原因的新问题呢，还是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它看作是衰落的无可避免的自然结果呢？当我们考虑起源与成长的问题时，不管成长是否是与起源问题明显不同的新问题，我们都会对这个问题给以肯定的回答，因为我们发现事实上存在着许多“停滞的”文明，它们解决了起源问题，却没有解决成长问题。现在，在我们研究的后期，我们遇到了具有同样肯定答案的类似问题，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文明在衰落之后，经受了类似的停滞，进入一种长期僵化的时期。
僵化文明的典型例子在我们业已考察过的埃及社会历史的一个阶段呈现出来。埃及社会由于金字塔的建造者施加在它身上的无法容忍的重压而被摧毁。从那以后，埃及社会经历了解体的三个阶段——一个“动乱年代”，一个大一统国家和一个中间期——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古埃及历史上有两次比较明显的治乱交替的中间期。——译者注 随后，这个显而易见的垂死社会，却出乎意料地突然在它结束自己生命历程的那一刻，偏离了我们可以暂且认为的标准模式，如果我们把希腊范例(我们在其中最先看到了这三个阶段)看成是标准模式的话。埃及社会拒绝在这个时候灭亡而继续延续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从时间上衡量埃及社会，即从公元前16世纪前25年，埃及人令人振奋地反对喜克索斯人入侵的时刻起，再到公元前5世纪埃及文化的最后遗迹消失为止，我们发现这两千年的时间跨度同埃及社会的产生、成长、衰落和几乎完全解体的过程一样长；或从公元前16世纪埃及社会热切地致力于复兴开始，前溯到公元前4000年代某个未知的年份，也就是到它初次超越原始阶段为止。古埃及从史前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译者注 但埃及社会的生命在其存续的后半段，已经死气沉沉。在这额外的两千年时间里，先前曾经充满活力和内涵的文明处在奄奄一息与停滞不前的拖延中。实际上，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正是由于它是在逐步僵化。
这样的例子并非独一无二。如果我们转向远东社会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它解体的时间可能开始于9世纪最后25年唐帝国的崩溃。我们在追溯这一接踵而来的解体过程时，跟随的是正常的过程，即经过一个“动乱时代”进入一个大一统国家；只是在这个阶段的进程中，被阻止在与埃及反对喜克索斯入侵者一样突然而且强烈的反应状态中。在明朝建立者洪武领导下的南方中国人的起义，反对由野蛮的蒙古军队建立的远东统一国家，这使人强烈地联想到由18王朝的建立者阿摩西斯领导的底比斯人的反抗，反对由野蛮的喜克索斯人在已经灭亡的埃及统一国家(被称之为“中王国”)的部分被遗弃的领土上建立的“后继国家”。而且相应的，二者在结局上也有相似的地方。这个远东社会以僵化的形式拖延它的存在，经由大一统国家进入间歇期，并没有迅即从解体到死亡。
除了这两个例子外，我们可以加上其他引起我们注意的、业已绝灭了的不同文明的石化残片：印度的耆那教徒、锡兰、缅甸、暹罗、柬埔寨的小乘佛教徒，以及西藏和蒙古的大乘喇嘛教教徒，这些都是印度文明的化石残片；还有犹太教徒、印度的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和基督教一性论者，他们都是叙利亚文明的化石残片。
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地扩充这个名单，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按照麦考莱的判断，希腊文明在公元3—4世纪这段时间里也有相似的经历：
古代最著名的两个国家的精神很明显是排外的….事实似乎是希腊人只倾慕他们自己，而罗马人只倾慕他们自己和希腊人……其结果就是思想上的狭窄和单一。如果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思想是同种繁殖并且相应地受到不孕症和退化的牵连……皇帝们的高度专制逐渐抹去了所有民族的特征并使帝国最偏远的行省都彼此同质化，这加深了罪恶。在3世纪结束时，人类的前景处在可怕的沉闷之中……那个伟大的社会正经历比国家容易遭受的任何急剧的、有煽动性的、破坏性的混乱更为可怕的不幸——摇摇欲坠、愚蠢和长期的瘫痪，这是斯特鲁尔布鲁格人 （英国文学家乔纳森·斯威福特的小说《格列弗游记》对主人公遇到的一种特殊人的称谓。斯特鲁尔布鲁格人(Struldbrugs)虽然长生不死，但他们80岁时可在法律上认定死亡，其财产被后人继承，其本人此后便只是毫无意义地延续生存。——译者注）式的不朽，是中国式的文明。 （麦考莱在这里继承了黑格尔对中华文明的误解，认为中华文明是停滞的文明。——译者注）它很容易显示出在戴克里先（公元284—312年的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注）的臣民和天朝帝国人民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点。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那儿谈不上什么有学识或无教养，那里的政府、教育、生活的全部体系都成了一种仪式。在那里忘记了提高认识和增加知识，就好像把天才埋藏在泥土中或把钱财包藏在餐巾里，既不消耗也不增加经验。这样的休眠被两次伟大的革命打破，一次是道德上的，一次是政治上的，一次从内而起，一次由外而来。[1]
在麦考莱看来，帝国时期的希腊社会得益于教会和蛮族的这种仁慈的解脱，是一种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相对幸福的结局。只要生命还在延续，没有被克洛索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之一，是司夜女神尼克丝的女儿，用卷线杆纺织人的生命之线。若用剪刀剪断纺线，便意味夺去一个生命的活力。——译者注 的那把无情的剪刀剪断，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僵化为死气沉沉的瘫痪状态，而且这样的状态可能是我们西方社会的宿命，至少它时常出现在当代一位著名史家的头脑中：
我不认为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无政府状态，而是专制主义，是精神自由的丧失，是极权主义国家，大概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极权主义国家。国家或者各个阶级间的斗争结果也许是地区的和暂时的无政府状态，但这是一种短暂的阶段。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是软弱的，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具有合理组织与科学知识的任何牢固结合在一起的团体，都可以把它的领地扩展到其他的地方。而且，作为对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替代选择，世界可能会欢迎专制主义国家。然后世界也许会进入一个精神“僵化”的时期，一种可怕的秩序，它可能使人类精神的高级活动死亡。罗马帝国的僵化和中国的僵化或许看上去还不太僵硬，因为(以我们的例子)这个统治集团可能拥有更强大的科学力量。(你知道麦考莱《关于“历史”的评论》吗？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蛮族入侵是一件幸事，因为他们打破了僵化状态。“欧洲渡过了一千多年的野蛮时间来逃避中国的命运。”而未来世界性的集权国家就不会有蛮族来打破了。)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集权国家里，哲学和诗歌将会凋萎，科学研究却会不断随着新的发现而发展。希腊科学没有在托勒密王国发现不适宜的环境，而且我认为，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在专制统治下也会繁荣。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它会鼓励增加他们权力的手段。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结束我们目前互相仇杀的办法的话，对我来说，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将是前面的梦魇。但是在那里还有一个基督教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它可能在将来的世界国家中经历苦难，但正像它迫使罗马这个世界国家最终臣服于耶稣一样，它也可能再次借助于殉难的办法，征服未来的科学理性的世界国家。[2]
这些反应表明文明的解体是一个需要我们加以研究的问题。
在研究文明的成长时，我们发现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一连串挑战和应战的戏剧性事件，而且接二连三的演出原因是因为每次应战不仅仅成功地回应了被激起的特定挑战，而且它还有助于激起一次新的挑战，每次挑战都会促成新环境出现进而出现新的成功应战。这样，文明成长的精髓证明是一种活力，这种活力带着受到挑战的一方，途经一种成功应战所形成的均衡状态，进入到失衡状态，表明其自身正处在一种新的挑战之中。这种重复或者循环的挑战同样隐含在解体的观念中，但在这里，应战失败了。结果，不是一系列挑战中的每一次在特点上都不同于先前的挑战，且这些挑战都得到成功的应战并移交给历史，而是我们一再遇到了相同的挑战。例如，在希腊世界的国际政治史中，自梭伦的经济革命起，第一次使希腊社会面临建立世界政治秩序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雅典试图通过提洛同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马其顿的腓力试图通过科林斯同盟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也归于失败。奥古斯都则试图通过元首统治支撑的“罗马和平”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同样挑战的重复再现就是当时形势的本质体现。当每一次对抗的结局不是胜利而是失败的时候，这种未能解决的挑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便一再出现，直到它获得某种迟滞的、不完善的回应，或者导致那些对这种挑战根本不能有效回应的社会的毁灭。
那么我们能说除了石化的选择之外，就是完全和绝对的绝灭吗？在做肯定的回答之前，我们想到本书先前部分提到的亲体与子体的关系。目前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梭伦式的注重最终结果(Respice finem) 梭伦是公元前6世纪初叶的雅典政治家，在雅典实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制的基础。他崇尚中庸之道，强调对任何事的价值判断要看最终结果，只有在临终时仍然幸福的人才可以说自己是幸福的人。——译者注 和悬置判断。
在我们对文明成长过程的研究中，我们从寻找成长的标准开始，然后再试图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在有关解体的研究中仍然遵循同样的计划。然而，我们可以忽略论证中的一个步骤。由于这一点已经明确，即我们在逐步提高的对人类或是自然环境的支配中没有找到成长的标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种支配的丧失也不存在于解体的原因之列。实际上，只要证据存在，它就会显示不断提高的对环境的支配应该是解体而非成长的伴侣。而军国主义则是崩溃和解体的共同特征，它对增强一个社会对其他现存的社会以及无生命的自然力的支配上，通常是有效的。在文明解体的沉沦过程中，确实如爱奥尼亚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战争是一切之父”。而且，因为对人类繁荣的那种庸俗估价是根据权势和财富，所以会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即社会悲剧性衰落的开始阶段被当成辉煌发展的顶峰而被众人称赞。然而，觉醒迟早是要发生的，因为一个无法避免的分裂的社会，会毫无疑问地把战争带来的额外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大部分“重新投入到战争中去”。例如，我们看到亚历山大的征服赢得的财力和人力被注入到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内战中，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获得的人力和财力也注入到了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内战中。
我们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寻找衡量解体过程的标准，而我们获得的线索来自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冲突的环境。在这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社会对环境控制能力的提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我们已经发现解体前的衰落过程的最根本标准和原因，是由于社会丧失了自决权而导致内部冲突的爆发。
这种不协调部分表现为社会分裂，它把这个衰败的社会同时割裂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些纵向的分裂处于不同地域出现的分裂社会之间，一些横向的分裂处于地域上结合但社会各阶级分裂的状态中。
就纵向的分裂而言，我们已看到经常不计后果地沉溺于内战的罪行成了自杀行为的主线。但这种纵向分裂并不是不和谐的最具特点的表现，它是由文明的衰落带来的，因为毕竟一个社会分裂为诸地方社会乃是所有人类社会(无分文明社会还是非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内战仅仅是对自我毁灭的一种潜在工具加以滥用而已，这种自我毁灭存在于任何时间的任何社会之中。另一方面，根据阶级分野而产生的横向社会的分裂，就不仅为文明所特有，而且也是在文明衰落时刻出现的一种现象，是衰落和解体时期的一种显著标志，与它在起源和成长阶段的缺失形成了对比。
我们已经遇到这种横向的分裂。我们用时间尺度来探究西方社会倒退的范围时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发现自己被带回到基督教会时期，一些蛮族战争集团在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线内同西欧的教会发生了冲突。我们观察到这两种社会中的每一方——战争集团和教会——都是被一个社会集团创造出来的，这个社会集团本身并不是我们西方社会主体的一部分，而只能说成是先于我们的另一个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希腊文明的产物。我们把基督教会的创造者看作是希腊社会内部的无产者，把蛮族战争集团的创造者看作是希腊社会外部的无产者。
我们在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两种无产者都是在“动乱时期”通过脱离希腊社会的举动而兴起的，那时的希腊社会显然已丧失了创造力，已经处于衰落之中。我们再进一步探讨时，会发现这些脱离的举动是由先前希腊社会机体的统治者的特征变化所引起的。“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曾借助创造力所特有的天赋魅力，一度引起没有创造力的多数人的自愿效忠。现在他们为缺乏创造魅力的“少数统治者”所取代。这些少数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由军事集团和基督教会的创立引起的脱离则是对这种专制所作出的反应。但这种少数统治者的意向——试图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把分裂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却落空了。这并不是引起我们关注的少数统治者的唯一成就。他们为自己留下了一座以罗马帝国为形式的纪念碑，这个帝国比教会和那些军事集团形成的时间都早。它在世界上的强大体现——在这个世界中，无产者组织已经成长起来——正是教会和军事集团得以发展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希腊的少数统治者 汤因比在这里所说的希腊少数统治者系指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把希腊和罗马文明通列为希腊文明。——译者注 把自己局限于其中——就像一个巨大乌龟的甲壳，当教会在它的庇护下成长时，蛮族也利用龟壳的外表磨快了他们的武器，训练了他们的军事集团。
最后，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在少数统治者创造力的丧失和利用魅力而非武力来吸引多数人能力的丧失之间，试图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进行社会训练——作为带领那些没有创造力的多数人进入状态的捷径——的权宜之计，我们已在其中已经发现了处于成长阶段的少数人和多数人关系之间的薄弱环节。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显露出来的疏远(它最终成为无产者退出举动的先声)是这一环节破裂的结果，这个环节即使在成长阶段也仅仅是靠有效地训练模仿能力而维持着。当领导者的创造力枯竭时，我们如果发现模仿力的消失应不必感到惊讶，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即使在成长阶段，这种模仿的环节由于难以捉摸的两重性——被压迫奴隶的报复——始终是不稳定的，这不过是任何机械装置本质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我们已经掌握的横向分裂类型的调查线索，也许推动我们的调查更进一步的最佳途径便是把这些线索组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纺成线。
我们的第一步是对这三个方面——占支配地位的少数、外部无产者和内部无产者——进行更为广泛细致的考察。我们在希腊的例子中以及本书的较早部分所涉及的其他范例中看到，当横向的分裂使一个衰落的社会四分五裂时，这个社会也就分崩离析了。之后，如同我们在研究成长问题时所做的一样，我们将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在那里我们会发现解体现象的一个补充：灵魂的日益分裂。这两条探究的路线乍一看来将把我们引入一种是而非的境地，即解体的过程至少部分地导致一个在逻辑上同它的本质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导致一个“重生”或“再生”的结果。
当我们结束自己的分析之后，我们将会发现由解体带来的实质性变化恰好与成长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们看到，在成长的过程中，几个成长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相反，我们现在发现，解体的本质后果却是标准化。
当我们考虑到多样化的程度，而标准化又必须克服多样化时，这种标准化的倾向便越发值得注意了。衰落的文明在进入自身的解体阶段时，伴随着极端多样化的倾向——倾向于艺术的或倾向于机械的或是其他任何倾向——这些都是它们在其成长阶段分别获得的。而且它们还会通过这些事情来区分彼此，即他们的衰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例如，叙利亚文明在所罗门死后就衰落了，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37年，距离这一文明在后米诺文明中断后的产生大概还不到200年。另一方面，它的姊妹文明希腊文明，同时出现在这个中断期，直到500年之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才开始衰落。此外，巨大的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在977年爆发时，东正教文明就衰落了，而它的姊妹文明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毫无疑问已发展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就我们的一切所知，至今还没有衰落。如果说姊妹文明有如此不同长度的成长时间，那么很显然，文明的成长不能预设成任何整齐划一的模式；而且我们也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可资演绎的原因，即一个文明为什么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就不能无休止地发展下去了。这些考量清楚地说明正在成长的诸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广泛而深刻的。然而，我们将会发现解体的过程往往趋向于在所有方面都符合一种标准的模式——一种横向的分裂把社会分划成前面提到的三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大一统国家，统一教会和蛮族军事集团。
如果我们全面研究文明的解体问题，我们就必须注意这些社会团体以及它们各自的创造者。但我们将发现在本书的单独章节里，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来研究这些社会团体是方便的，只要证明它们是可能的；因为这三种组织形式不仅仅是解体过程的产物。它们可能在一个文明同另一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当我们研究统一教会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教会是否可以真正地被全部包括进文明历史的框架之中，在这一文明中它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面貌，或者是否我们不能够把它们看成是其他类型社会的代表，这一社会至少不同于这些“文明” 类型，如同这些文明类型不同于原始社会一样。
历史研究告诉我们，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这个问题距离我们概略叙述的问题的结果更近了。
第二节分裂与轮回
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借用已被否定的宗教传统中的那些启示性的色彩，描绘出一幅有关无产者的退出和随之发生的阶级战争的巨大画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预言之所以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政治斗争性。因为这一蓝图即是一般历史哲学的精髓，又是呼吁战斗的革命口号。当我们观察西方文明的前景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原则的发明和流行是否被看作是西方社会已经开始走向解体的征兆，我们在此书的后面将要讨论这个问题。[3]由于其他原因，我们在这里引用马克思的话。首先，由于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这个世界主张阶级斗争的典型代表；其次，由于他的原则符合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预言形式，在一次激烈的高潮后，出现和缓的末日景象。
按照这位共产主义先知所熟悉的精神——历史唯物主义或决定论——而得到的行动直觉，阶级斗争的结果注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这一斗争血腥的高潮也将是它的结束，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是决定性的最后胜利，革命后收获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恒久不变的制度，当一个新的、从降生时起便没有阶级的社会足够成熟并足够强壮的时候，就可以摈弃无产阶级专政了。实际上，在马克思太平盛世的新社会里，最后的和永久幸福的完美境界将不仅能够摈弃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能摈弃其他的每一种支撑机构，包括国家本身。
马克思主义的末世论对我们现在研究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业已消失的宗教信仰残存的政治阴影，准确地勾画出了真实的过程：在一个衰败社会中，阶级战争或横向分裂往往被看成是历史的实质。历史适时地为我们揭示了解体现象中的一种运动，从战争到和平；从阳到阴、从显而易见的堕落和珍贵事物的无情毁灭到新鲜事物的创造。看来应把它们的特殊品质归功于铸造它们的吞噬一切的熊熊火焰。
分裂本身是两种否定运动的产物，每一种运动都是由一种邪恶的激情所驱使。首先，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试图通过暴力来维持他们不应再享有的特权。随后，无产阶级以愤恨恐惧对憎恨、暴力对暴力来回击不公正。但是，整个运动以明确的创造行动作为结束：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教会和蛮族军事组织。
这样社会分裂就不仅仅只是分裂而没有其他了。当我们从整体上来把握这一运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把这一运动看作是分裂与再生。由于考虑到退出行为显然是归隐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分裂与再生的双重运动看成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证，我们已经在“归隐和复出”为题的篇章中对这种现象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归隐和复出这种新类型乍看起来有一个方面似乎与我们在前面已经研究过的例子有所不同。它们难道不是具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或个人的成就吗？正在退出的无产者难道不是与占支配地位的少数人对立的多数人吗？然而转念再想一下，就会发现——什么是明白无误的真实画面——虽然退出是多数人的事，但建立一个统一教会的创造性举动却是多数无产者中有创造性的少数个人或团体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由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其余的无产者构成。我们还发现，这一点应该被记住，就是在创造性成就的发展阶段，我们所说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从来不是指整个少数人群体，而始终是指一个群体的部分或其中的另一部分人。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在于：在成长时期，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组成了易受影响的队列，他们通过模仿尾随着领袖的足迹。在解体阶段，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由部分易受影响的队伍(其余的无产者)和部分少数统治者组成，这些人中除了误入歧途的个人有所反应外，其余的人都顽固而傲慢地作壁上观。
注释：
［1］ Macaulay, Lord, Essay on “History”.
［2］ 爱德文·贝文博士(Dr. Edwyn Bevan)在致作者的一封信中所述。
［3］ 在汤因比先生还未出版的著作中。——节录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