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解体的节律
在上一章里，我们考察并发现了处于生长社会中的创造性个体与处于解体社会中的创造性个体之间的异同点。现在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找出可以称为生长节律与解体节律之间的异同。运用的模式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贯穿着这部书始终的挑战—应战模式。在成长的文明中，一个挑战遇到一个成功的应战后会产生另一个挑战，另一个不同的挑战再激起另一个不同的应战。这样成长过程就不会中止，除非出现一个文明社会无法成功应战的挑战——这个悲剧意味着文明成长的中断，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衰落，这个时候一个相关的节律就开始了。尽管这个挑战不能被战胜了，可是它依然继续出现，经过第二个痉挛式的应战后，如果取得了成功，成长过程自然得以恢复。但是我们应该想到，即使取得了局部的短暂胜利，这种应战还是要失败。然后或者再次恢复原状，或者经过一段短暂的休整后，再度起来应战，企图取得对于同一个无情的挑战暂时的局部的成功，随后就是再一次的失败。这次失败证明了或许没有证明这就是最后的失败和社会的解体。用军事术语描述这个这个节律就是溃败—重整—溃败—重整—溃败……
回顾本书前面部分提出的、经常使用的那些术语，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衰落之后的动乱时代就是一次溃败；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一次重整，统一国家崩溃后的间歇期就是又一次最后的溃败。我们在统一国家的历史上，已经看到了古代希腊社会在公元180年马可·奥里略死后又退回到动乱时代，后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下再次复兴的情况。这也许证明了任何一个特殊的统一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不止一次的衰退和复兴的现象。事实上，这种衰退和复兴的次数有赖于我们观察目标所使用的透镜的度数大小。例如，在公元69年“四帝之年”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令人吃惊的衰退，不过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只是它的突出特征，动乱时代同样可以出现一个短暂的复兴时期。假如我们既虑及到动乱时代的复兴现象又虑及到统一国家时期的衰退现象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模式：溃败—重整—溃败—重整—溃败—重整—溃败，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溃败—重整的三拍半节律。当然，这样的节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一个特殊的解体节律也可以呈现出两拍半，四拍半，或者五拍半，这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与解体过程的一般节律不符合的情况。但是，三拍半的节律似乎更适合许多解体社会的模式。我们将迅速地回顾一下历史来阐明这个问题。
古代希腊社会的衰落可以准确地定格在公元前431年，奥古斯都建立统一国家的时期可以定格在公元前31年，即在衰落时期开始四百年之后。在这四百年中，我们是否可以在希腊世界的任何地方找到重整—溃败这样的运动呢？毫无疑问是可以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提摩莱昂在叙拉古传播社会和谐的福音，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传播到更广泛的范围内，这两件事均发生在公元前450—前425年。第二个征兆是芝诺和伊壁鸠鲁与他们的弟子们传播世界共和国(World Commwealth)的观念。第三个是一次体制改革的试验——塞琉古帝国、亚该亚和埃托利亚联邦(Achaean and Aetolian Confederacies)、罗马共和国等都试图超越传统的城邦主权体制。其他的征兆还可以举一些，但是这些已经足够说明推测中的重整在时间上所处的大体位置了。这个重整是失败的，主要由于这个扩大的政治联盟，尽管成功地超越了个体城邦的局限性，但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则是彼此不能容忍，也是无法合作的，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所做的那样，最终爆发了导致希腊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可以把第二次衰退或第一次重整时期(两者是一回事)定在公元前218年汉尼拔战争的爆发。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我们已经发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衰退时期以后就是一个复兴时期，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三拍半节律的例子。
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中国，它的衰落时期应该在楚晋两国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公元前634年，统一国家的建立应该是秦灭掉齐国的公元前221年。如果中间时期就是古代中国的动乱时代，那么在这一时期有没有出现重整和衰退的迹象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动乱时代与孔子生活的年代(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大致相同，在此期间曾经召开过一次最终夭折的弭兵会议(公元前546年)，显然就是一次很明显的重整现象。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中国统一国家的历史，就会看到在这个间歇时期即公元1世纪的早期，前汉和后汉之间，出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倒退和复兴运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三拍半的节律，可是古代中国规则地发生这一现象的时间要比希腊早二百年。
苏美尔社会的历史记载了同样的情况。在苏美尔社会的动乱时代，出现过非常明显的重整和溃败现象，其统一国家的存在也不时被激烈的溃败和重整运动所中断。如果我们把它的动乱时代从伊勒克军事家卢加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677—前2653年)的事业开始算起，把乌尔的乌尔—恩戈(Ur-Engur，约公元前2298—前2281年)建立统一国家作为其终点的话，在此期间至少介入了一次重整运动。纳拉姆辛时代(Naramsin，约公元前2572—前2517年)视觉艺术的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统一大帝国从乌尔—恩戈继位一直延续到汉谟拉比去世(约公元前1905年)，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平只是帝国动荡不安局面外部的一层薄壳。乌尔—恩戈继位一百年之后，他的“四方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它的残余继续幸存了二百多年的时间，直到汉谟拉比在它最后解体之前再度恢复了国家统一。
这种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东正教主体社会解体的历史上。我们已经确定这个文明的衰落起始于公元977—1019年罗马—保加利亚战争，而另一个教会国家的再度建立则是在1371—1372年奥斯曼完成对马其顿的征服。在东正教世界的动乱时代，我们清楚地看到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宁(1081—1118年)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重振帝国的尝试。奥斯曼帝国由于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遭到了惨败，最终崩溃了，这次失败是奥斯曼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奥斯曼帝国的编年史清楚地记录了早期衰退然后被一次重整补救的情况。这次衰退的标志是1566年苏里曼大帝死后，巴迪沙家庭奴隶制的迅速瓦解；后来的重整指的是巴迪沙的东正教莱亚试图与手握大权的自由穆斯林人结成联盟，而不再坚持莱亚们必须改变信仰才能分享政府权力的主张。这次革命性的改革事业应该归功于科普琉留的努力，它使得奥斯曼帝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时间，以至后来的奥斯曼人回忆起这段岁月，仍然视为一个“郁金香时代”。
印度社会的解体历史上还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最后一个半拍，这是因为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第二个统一国家的进程远没有结束，但是溃败—重整节律的前面三拍已经在印度社会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第三个溃败时期发生在莫卧儿帝国崩溃与英国建立的后继国家之间动荡不安的一百年中。第二个显著的重整时期就是阿克巴(1566—1602年)统治下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即将到来的溃败虽然并不是很清晰，但是如果深入考察一下始于12世纪后半叶印度各个邦国爆发大规模自相残杀战争的动乱时代的历史，我们将会发现，在印度统治者和12、13世纪穆斯林入侵者造成的灾难时期，与穆斯林入侵者，也包括阿克巴的祖先，在15世纪、16世纪造成的动荡不安时期之间，阿劳丁和腓鲁兹曾经在14世纪尝试过了短暂的复兴运动。
对于一些资料充足、具有研究价值的文明，我们都可以像上述解体文明一样，进行类似的分析。但是，在有一些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体的节拍并没有最后打完，因为他们在未能走到自然死亡的“避难所”之前，就已经被它的近邻吞并了。尽管如此，我们也拥有足够多的文明解体节律的证据了，可以对于我们西方文明历史的节律模式进行分析了。我们将研究一下它是否能够解答我们多次询问、但没有能够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西方文明是否经历过衰落，如果经历过的话，它现在处于解体的哪个阶段。
有一个事实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统一国家阶段，尽管有过两次失败的努力，一次是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强加给我们的，一次是拿破仑在一百年之前进行的同样失败的尝试。还有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我们真诚渴望的不是建立一个统一国家，而是某种世界秩序。这也许类似于古代希腊动乱时代那些政治家和哲学家宣扬建立社会和谐的徒劳之举，不过它将确保我们享受到统一国家的好处，而不是统一国家带来的灾难。统一国家的灾难来自于在残酷的军事战争中最终击败所有对手的胜利者，是根本无法成功的持剑者拯救事业的产物。我们寻求的是自由的人们自由地相处，是一种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和谐和宽容，离开了这些，我们的理想在实践上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个已经成为当代成千上万的人的常识题目，我们就不必多谈了。1918年巴黎和会召开的前后几个月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自己的国家没有享受到却在欧洲享受到的惊人威望，就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渴望。威尔逊总统是用散文的形式表达他的大部分主张的，而人们最为熟知的对于奥古斯都的赞美表达在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歌里。不管是散文还是诗歌，其中倾注的信仰、希望和情感都是相同的，尽管结局并不相同。奥古斯都在他的世界里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然而威尔逊却没有取得更好的成就。
低矮的人总是一个个添加，
不久获得了一百。
高大的人，目标是一百万；
结果却错过了一个军团。[1]
上述这些对比研究表明了我们已经深陷于动荡之中。我们不禁要问：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最为令人恐惧的动乱是什么？很明显，就是在近代民主和工业主义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的联合推动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战争，这些我们已经在本书的前面部分讨论过了。我们可以认为，这场灾难肇始于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革命战争。可是在此之前，我们遇到的一个事实是：在近代西方世界，这种惨烈的战争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更早的一次是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爆发的摧毁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所谓“宗教战争”。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中间出现了长达一百年的相对温和的战争——“国王的游戏”，并没有因为宗教的狂热，也没有因为民主国家的情结所加剧。这样，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同样发现了动乱时代的典型模式：衰落、复兴、再度衰落。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18世纪西方动乱时代的复兴为什么会夭折和短暂的了，它是因为启蒙运动的宽容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慈的道德基础上，它的基础是墨菲斯托菲里斯式的幻想、理智和愤世嫉俗。它不是出于宗教的热情，而是冷漠无情的副产品。
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缺陷使得西方世界卷入其中的第二场惨烈战争的结果，我们是否可以预见到呢？假如我们的目光长远一些，我们就应该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熟悉的其他文明尽管有一些消亡了，有一些正在消亡，但并不表示一个文明就像一个有机体，在跨过预定的生命历程后，必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事实上，即使诞生很久的其他文明必然会走向这条道路，也没有任何历史决定论规律迫使我们逃离动乱时代的熊熊烈火，纵身于统一国家缓慢的温火之中，在那里我们会化为灰烬的。其他文明的历史和大自然的发展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可怕的前景。经历过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在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见到了这一幕，可是随即它又再次上演了，第二次上演是在借助于原子弹的发明使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结束的次日。原子弹释放的巨大破坏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毁灭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作。这些在陡峭的悬崖边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无可避免地给我们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威胁着我们的信仰和希望。然而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只有这些精神——信仰和希望能够拯救我们。对于这样的挑战，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的命运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看见一个衣着破旧的人站在某一个地方，背靠着自己的家门，手里捧着一本书，身上好像背着一个沉重的物件，他打开书开始阅读，一边读一边不停地啜泣和颤抖，后来终于无法控制了，痛苦地叫了出来：“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没有原因的话，班扬 Bunyan(1628—1688)，英国教士和作家，著有《天路历程》一书。——译者注 的“基督徒”是不会如此悲伤的。
(他说)，我敢肯定地断言我们的城市将毁于天堂之火，这场可怕的灾难，我和我的妻子，还有你们可爱的孩子都将无一幸免，除非能找到一条逃脱的道路，可惜这样的道路至今我还未能发现。
面对这样的挑战，救世主基督将如何抉择呢？他是站在路边徘徊观望呢？还是假装快跑，而实际上原地不动，只是不停地喊着“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眼望着前方的光明，自己却准备悄悄地从边门溜走。对于这个问题，仅从基督身上寻找答案，凭借我们对于人性的了解，必定会认为基督的命运就是在毁灭之城中死亡。可是在古典神话故事里，这位人类救世主的死亡也并非凭一己之力。按照约翰·班扬的说法，基督是由于遇到一位天使才得救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上帝的本性比人类更险恶易变，只要我们怀着一颗谦逊、忏悔的心祈求，而且必须祈求上帝，上帝必定不会把我们抛弃，并且终会把我们拯救到天堂的。
注释：［1］Browning, R., A Grammarian’s Fune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