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永恒的幻想
只要我们不是作为局外人，而是站在大一统国家国民的角度来看待大一统国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国民不仅希望自己的世俗国家永远存在下去，实际上还相信这种人类制度是永恒不朽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观察者看来，时局已经无可争辩地表明某个特定的大一统国家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个国家的国民往往依然深信自己的国家不会消亡。观察者很可能要问，大一统国家的国民为何无视显而易见的事实，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乐土”和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茫茫荒野上的栖身之所呢？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只有本土帝国缔造者创建的大一统国家的国民才会有这种情感。例如，印度人肯定不希望、也不会预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永远延续下去。
作为希腊文明的大一统国家，罗马帝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我们发现，见证“奥古斯都的和平”(Pax Augusta)的一代人显然是发自内心地断言，开创这个和平时代的帝国和罗马城必定是不朽的。提布卢斯(Tibullus，约公元前54—前18年)曾歌颂“永恒之城的城垣”，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让笔下的朱庇特在谈到埃涅阿斯未来的罗马后裔时宣布：“我给了他们一个永恒的帝国”。李维也信誓旦旦地宣称，“该城是为了永存于世而建立的”。贺拉斯身为怀疑论者，在断言自己的颂诗将赢得不朽声望的同时，把罗马城邦国家一年一度的宗教仪式作为衡量永恒不朽的具体尺度。人们至今仍在传诵贺拉斯的颂诗，它们的“不朽声望”还能延续多久尚在未知，因为近来的教育变革使得能够引用这些颂诗的人已是寥寥无几。不过，贺拉斯颂诗的寿命至少比罗马的异教仪式长四五倍。在贺拉斯和维吉尔时代之后400年，阿拉里克(Alaric)洗劫罗马城，宣告了罗马的灭亡，高卢诗人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依然我行我素，执意维护罗马的永恒性，退隐耶路撒冷潜心治学的圣哲罗姆(Saint Jerome)，也停下手中的神学研究，用几乎与鲁提利乌斯如出一辙的言辞表达对罗马覆灭的悲痛和惊恐。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罗马的灭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数代人之前，罗马帝国实际上就已是江河日下、病入膏肓，注定了毁灭的命运，罗马的异教官员和基督教教父仍异口同声地表示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罗马公民把转瞬即逝的大一统国家误当作永恒的事物，公元410年罗马的陷落，自然令他们大为震惊。1258年，蒙古人攻占巴格达，同样使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臣民惊愕不已。在罗马世界，从巴勒斯坦到高卢，到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心理震撼； 在阿拉伯世界，这种心理冲击波从破洛那(Farghanah)一直传递到安达路西亚(Andalusia)。巴格达陷落造成的心理冲击更甚于罗马的陷落，原因在于，在旭烈兀(Hūlagū)给予阿拔斯哈里发帝国最后致命一击之前的三四百年间，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统治权在其广袤领地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然名存实亡了。大一统国家虽然奄奄一息，濒临灭亡，却依然笼罩着虚幻的不朽光环，这往往使得那些谨慎从事的蛮族领袖在瓜分大一统国家的领土时假惺惺地摆出谦卑的姿态。雅利安东哥特人的阿马林王朝(Amalung)首领和什叶派德莱木宗(Shī‘ī Daylamīs)的布韦希王朝(Buwayhid)首领，为使自己的征服看起来名正言顺，分别以君士坦丁堡皇帝(Padishah)和巴格达哈里发的摄政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两个蛮族军事集团即便如此老练地操纵衰败的大一统国家，依然无法改变注定毁灭的命运，因为他们笃守与众不同的异端宗教。其他的蛮族首领倘若富有远见，同时又幸运地在宗教信仰上无懈可击，就有望凭借相同的政治伎俩建立起辉煌的功绩。例如，法兰克人克洛维建立起最成功的罗马帝国的蛮族后继国家，他皈依了天主教，接着又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皇帝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那里获得了总督的头衔和执政官勋章。一个事实彰显出克洛维的成就，在克洛维征服的这个国家，日后至少有18位国王都叫路易，这个姓氏正是源自克洛维。
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看到，作为拜占庭文明的大一统国家，奥斯曼帝国在沦为“欧洲病夫”之际也显露出虚幻的永恒性。那些为建立后继国家开疆拓土、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埃及和叙利亚是穆罕默德·阿里(Mehmed'Ali)，阿尔巴尼亚和希腊是雅尼纳的阿里('Ali of Yannina)，西北鲁米利亚是维丁的帕斯瓦诺格卢(Pasvānoghlu of Viddin)，无不小心翼翼地打着皇帝的旗号，为一己私利挖土耳其皇帝的墙脚。日后，西方列强效法这些军事首领的做法，用同样的欺骗手法对付土耳其。例如，在1914年对土耳其开战之前，英国始终以君士坦丁堡苏丹的名义统治塞浦路斯(1878年)和埃及(1882年)。
印度文明的莫卧儿大一统国家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奥朗则布(Awrangzīb)皇帝死于1707年，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曾经有效统治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莫卧儿帝国日渐萎缩，仅剩下长250英里、宽100英里的残存领地。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帝国就只剩下德里红堡(Red Fort)城墙之内的地盘了。但是，1707年之后的150年间，阿克巴和奥朗则布的后裔始终盘踞在皇帝的宝座之上，如果不是1857年的反叛者迫使可怜的傀儡皇帝违心地批准他们反抗外来统治，之后又经过一段政治混乱，外来统治者取代了皇帝所象征的早已名存实亡的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和奥朗则布的后裔说不定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上坐得更久。
关于大一统国家永恒性的执著信念，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在大一统国家的覆灭已经证明其并非永恒之后，人们还在召唤它们的幽灵。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以开罗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面目复活，罗马帝国以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东正教世界的东罗马帝国的面目复活； 远东文明的秦汉王朝也以隋唐帝国的面目复活。罗马帝国缔造者的称号演变为“皇帝”(Kaiser)和“沙皇”(Czar)的头衔。“哈里发”最初是指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开罗的哈里发帝国一直沿用这个称号，之后又传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一直沿用到20世纪，才由西方化的革命者予以废除。
我们从大量历史例证中信手拈来的这些实例表明，在铁一般的事实已经打破了大一统国家永恒性的幻想之后，这一信念依然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大一统国家的缔造者和伟大统治者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有力的印象，这种印象代代相传，不断放大变形，最终把令人难忘的事实夸大为无所不能的神话。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制度本身就让人肃然起敬，那些伟大的统治者也展现出卓绝超群的才华。大一统国家深入人心，因为它的崛起意味着结束了长期动荡不安的“乱世”。正因如此，罗马帝国最终赢得了原先抱有敌意的希腊文人的赞美，这些希腊文人生活在安敦尼王朝，多年以后，吉本认为这个时期乃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
拯救之道并非施行没有权力辅佐的统治。接受比自己更出众的人的统治，其实是一个“次好的”选择。但是，我们目前在罗马帝国的经验业已证明“次好”就是最好的。这种愉快的经历使全世界都死心塌地地效忠罗马。世人从未想过脱离罗马的怀抱，就像船上的水手从未想过与舵手分离。你们想必看见过洞穴里的蝙蝠彼此紧紧依偎，而且紧紧地贴在岩石上，那正是全世界依附罗马的生动写照。如今，每一个人内心最大的忧虑就是害怕脱离这个群体。世人每每想到被罗马遗弃的可怕后果，也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随便抛弃罗马的念头。
如今，作为过去一切战争之源的统治权和威望之争宣告结束。有些民族有如无声的流水，欢快而宁静，他们很高兴摆脱了困顿和烦恼，最终意识到过去的种种争斗毫无意义。另外一些民族甚至根本不知道或者不记得自己是否曾经登上过权力的宝座。事实上，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新的潘菲利亚神话(或许就是柏拉图本人制造的神话？)。世界各国因为自相残杀的争斗和骚乱而把自己送上了火葬堆，一旦被突然纳入(罗马的)统治，他们马上就再度恢复生机。他们说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起死回生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对眼前的幸福感到惊讶。他们就像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不但恢复了本来面目，而且把片刻之前还困扰自己的梦魇全都抛诸脑后。他们不再相信世上居然会有战争这回事……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每天都如同过节……唯一错过了这种飞来好运，因而依然值得怜悯的人，乃是处于你们的帝国之外的人，如果还有这种人的话。[1]
这种认为罗马帝国之外再无值得一提之人的奇怪论调颇为典型，也是我们把这种制度称为大一统国家的原因。大一统国家不仅拥有一统天下的版图，还形成了天下一统的意识。例如，贺拉斯在颂诗里表示根本不担心“梯里达底的威胁”。帕提亚王无疑确有其人，但根本无足轻重，不足挂齿。远东大一统国家的满族皇帝在对外交往中也流露出相同的心理，他们认为包括西方世界的政府在内，所有的政府都是中国当局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敕封的。
然而，埃里乌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eides)以及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歌颂者看到的只是大一统国家风光无限的外表，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希腊神话的天才创造者把埃及大一统国家努比亚边境的一个无名神祗加以理想化，使之摇身一变成为凡胎肉骨的提托诺斯(Tithonus)。这位埃塞俄比亚国王不幸被永生的黎明女神厄俄斯(Eôs)爱上，女神恳求奥林匹斯山诸神赐予她的人类情侣永生的权利，诸神虽然不愿让人类分享神圣的特权，但经不住娇媚女神的百般纠缠，最终满足了她的意愿。问题是，这个不情愿的礼物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黎明女神急切之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奥林匹斯山诸神不但永远不死，而且永葆青春。永生的诸神也存心刁难，故意完全听从黎明女神的请求，结果造成事与愿违的悲剧。蜜月眨眼间过去，获得永生的提托诺斯无情地不断衰老下去，厄俄斯和提托诺斯只能永远为这种悲惨处境哀伤不已。这种无止境的衰老实在是任何凡人都无法承受的痛苦，甚至不能借助死神的慈悲之手来了断。挥之不去的永恒悲痛压倒了一切，除此而外再无半点挂念和情感可言。
对于人类和人类制度而言，即便机体和精神能够青春永驻，尘世的不朽也依然是一种折磨。“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家皇帝马可·奥里略(161—180年在位)写道，“考虑到自然界的始终如一，一个中等智力的人活到40岁，就可算是博古通今了。”如果读者认为这过于低估了人类获取经验的能力，那就应该到马可·奥里略的时代去找原因，因为文明历程上的“小阳春”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时代。“罗马和平”是以牺牲希腊的自由为代价的，虽然这种自由大概始终是少数人的自由，少数特权者也可能变得不负责任、丧心病狂。回首过去我们就不难发现，希腊文明的“乱世”在西塞罗时期达到顶峰，而剧烈动荡的社会为罗马的演说家提供了大量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的题材。在秩序井然的图拉真时代，那些蹩脚的模仿者通常十分抵触这些题材，认为它们与“时代精神”(nostri saeculi)背道而驰。然而，他们暗地里想必很羡慕那些先辈，因为他们徒劳无益地使尽种种牵强的手段，也无法给庸常乏味的生活带来一点刺激。
希腊社会刚刚步入衰落之际，柏拉图急于为希腊社会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防止希腊社会进一步分崩离析，便把相对稳定的埃及文化加以理想化。一千年之后，希腊文明陷入最后的垂死挣扎，埃及文化却依然故我，最后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近似疯狂地宣扬他们那位名义上的导师的观点，不加鉴别地一味赞美埃及文化。
埃及大一统国家在其社会机体被正式送上火葬堆之后，一再顽强地起死回生，埃及文明因此得以见证同时代的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文化一一消亡，让位给新一代的后继文明，其中一些后继文明也已相继消亡，埃及社会依然存在。研究埃及历史的学者想必已经注意到苏美尔文明的第一代后继文明叙利亚、赫梯和巴比伦的兴亡，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后代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兴衰。埃及社会从衰弱不堪到最终寿终正寝，经历了长得难以置信的垂死阶段，期间交替出现长期的萎靡不振阶段和狂热时期，在外来社会冲击的刺激下，这个昏昏沉沉的社会又会着魔般地焕发出活力。
在远东中华文明史的尾声，也出现了昏昏沉沉的萎靡状态与突然发作的疯狂排外循环交替的现象。带有远东基督教文化特征的蒙古人在中国强行建立起一个外来大一统国家，这种外来文化激起了反抗，蒙古人最终遭到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明朝本土大一统国家。满洲蛮族利用明朝崩溃后的政治真空乘虚而入，他们虽然明显带有远东基督教文化的痕迹，却更乐于接受汉人的生活方式，即便如此，同样引发了民众的反抗。至少在中国南部，反抗斗争转入地下，之后从未中断，1852—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再度爆发为公开的反抗。16、17世纪，现代早期西方天主教文明渗入中国，结果天主教在18世纪头25年遭到查禁。1839—1861年间，西方列强轰开中国的海洋门户，激起1900年反西方的“义和团”起义。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它有双重的罪过，它本身就是异族，又无力抵御强大得多的外来西方势力的入侵。
幸亏现实生活要比民间传说仁慈得多。对于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而言，传说中提托诺斯遭受的永生不死的惩罚，在现实中换成有限的寿命。马可·奥里略笔下那位40岁时就看破红尘的人最终难免一死，尽管在失去生活热情之后还可以活上五六十年。大一统国家一再逃避死亡的痛苦，必将饱受时间的侵蚀，就像神话传说那样，一个活生生的妇女变成石化的盐柱。《圣经》记载了一个传说，耶和华要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两城，让天使领城中唯一的义人罗德和他家人出逃。在城外天使嘱咐：“逃命时不可回头，也不可站住，要往山上跑，以免被消灭。” 传说罗德之妻仍然眷恋所多玛的生活，没有听从神的指示，忍不住要回头看，于是变成了一根盐柱。——译者注
注释：［1］Aristeides, P. Aelius(A. D. 117—189), In Rom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