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研究领域的拓展
这部《历史研究》最初的假设是：历史文明是可以理解的研究单位；如果事实证明这个假设适用于文明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的考察任务就算大功告成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考察的各种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均足以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研究单位，文明的解体阶段却并非如此。我们要理解文明的最后解体阶段，就必须超越正在解体的文明本身，将外部力量的冲击也纳入我们的视线。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罗马帝国为源于叙利亚文化的基督教提供了希腊文化的摇篮。
不同文明相互碰撞，对于高级宗教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常识。只要看一眼高级宗教诞生地的分布图，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集中分布在旧世界大陆的两个相对狭小的地域：一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二是叙利亚(广义上说，叙利亚包括北阿拉伯草原、地中海、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高原的南坡)。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孕育出在远东世界广为流传的大乘佛教，在此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多半也诞生在这一地区。在叙利亚，基督教最初是作为犹太教法利赛派的一个变种在加利利出现的，之后在安提阿获得了一种新宗教的形式，从此传遍整个希腊世界。犹太教以及与之同源的撒马利亚人的宗教都兴起于叙利亚南部。 (Hākim)的德鲁兹(Druses)什叶派则发源于叙利亚中部。若我们拓展眼界，把上述两个核心区的邻近地区纳入视线，高级宗教发源地在地理上的集中趋向就更加突出。在叙利亚，向南延伸到红海沿岸高原的汉志地区孕育出一种基督教异端教派，这种异教逐渐演变成新的穆斯林宗教。同样，如果我们放宽视野，把目光投向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周边地区，就不难看出，印度河流域孕育出最早的大乘佛教，恒河中游孕育出原始佛教以及佛陀之后的印度教。
这种现象应当作何解释呢？看一看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叙利亚的特性，再把两者做一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大自然赋予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两个地区成为“交通环岛区”：四通八达的交通线汇聚于此，本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通向四面八方。叙利亚环岛区汇聚了来自尼罗河流域、地中海、安纳托利亚及其东南欧腹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阿拉伯草原的交通线。同样，中亚环岛区汇聚了途经伊朗高原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交通线、穿越兴都库什山山口的印度交通线、穿越塔里木盆地的远东交通线以及邻近的欧亚草原交通线，其中，欧亚草原交通线取代现已干涸的“第二地中海”，继续发挥着后者的交通功能。里海、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地区残存下来的遗迹，证明过去确实有过“第二地中海”。
实际上，自文明最初萌芽以来的五六千年间，这两个大有可为的交通枢纽一再履行大自然所赋予的功能。在从未间断的长时期里，叙利亚一直是苏美尔文明与埃及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与米诺斯文明，叙利亚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相互碰撞的舞台。阿拉伯文明、伊朗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碰撞，成为这一地区文明接触的最后一幕。同样，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长久以来始终是叙利亚文明与印度文明，叙利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叙利亚文明与远东文明相互碰撞的舞台。不同文明相互碰撞，使得这两个独特的“宗教摇篮”(numeniferous)曾被并入许多不同文明的大一统国家，而这两个地区格外频繁的文明碰撞，解释了何以其境内有如此众多的高级宗教发祥地。
鉴于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一条“规律”，大意是：我们研究高级宗教，可以理解的最小研究单位必须大于单一文明的范畴，必须包含两个或更多文明的相互碰撞。下面，我们将举证一些历史实例，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促进高级宗教诞生的文明碰撞。
我们所说的文明碰撞，乃是指各种文明在空间上的横向接触，我们假定这些文明属于同时代的文明。在讨论文明的碰撞(即本书这一部分的主题)之前，我们应该注意，不同文明在时间上也有接触，这种接触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相继文明的传承关系，这是本书贯穿始终的另一个主题；另一类是一个成熟文明与消亡已久的祖先的“幽灵”相接触。借用一位19世纪法国学者为描述这种历史现象的一个特例(绝非独一无二的例子)而发明的术语，我们可以把后一种类型的接触称为“复兴”。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讨论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