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同时代文明的碰撞
第一节研究计划
同时代文明的相互碰撞，无异于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迷宫，要进入历史的丛林探险，明智之举是寻找一个适宜的入口。我们最初在文化地图上标出了21个文明，如果考古发现有新进展，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印度河文化视为有别于苏美尔文明的社会，把商代文化视为中华文明的先辈文明，那么我们要考察的文明就达到23个。然而，同时代文明碰撞的次数显然会远远超过、事实上也确实大大超过文明本身的数目，即使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时代的两个文明之间不可能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接触。我们已多次提到，文明相继有过三个世代。假如第一代文明全部同时死亡，第二代文明亦是如此，那么文明在空间中的碰撞关系就很简单了。比方说，我们只须考虑第一代文明A、B、C、D、E彼此的相互碰撞，不必考虑第一代文明接触第二代文明F、G、H、I、J的可能性。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美尔文明被体面地埋葬，不可能与充满活力的第二代文明有任何接触，埃及文明与第一代提托诺斯文明的情形就截然不同。
在“现代”之前，幸好有一个因素限制了同时代文明实际碰撞的次数，使之不至于达到天文数字。各个文明之间远隔千山万水，阻碍了彼此间的相互碰撞。例如，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尚未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的“现代”阶段(约1475—1875年)之前，“旧世界”文明从未与“新世界”文明有过任何接触。远洋航海的成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由此可以找到我们着手探察的历史迷宫的入口。
15世纪，西欧航海家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他们凭借这种物质手段可以到达地球上任何有人烟和适于居住的陆地。对于所有非西方社会而言，西方的冲击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压力。随着西方压力的增强，非西方社会的生存状态变得混乱不堪。西方给非西方世界带来的浩劫一开始似乎并未影响到西方社会自身的生存状态。但是，在本书作者生活的时代，由于西方与同时代文明的一次碰撞，西方社会自身的前景也变得模糊起来。
西方与一个外部社会的冲突竟然主导了西方事务，这是现代西方历史的一个新特点。1683年，土耳其人第二次进攻维也纳失败，从那时起到德国在1939—1945年的大战中战败，总的说来，西方在力量对比上以绝对优势压倒了非西方世界，西方列强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对付来自它们内部之外的任何势力。1945年后，西方的霸权已告终结，非西方强国自1683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成为强权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诚然，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并不是一清二楚的。苏联在政治上继承了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帝国，这个帝国在17、18世纪之交自愿皈依西方生活方式，默认皈依者必须遵守的公认的西方游戏规则，进而加入到西方的游戏之中。追根溯源，共产主义是现代西方兴起的一种旨在替代基督教的世俗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依然与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出一辙。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争夺人类心灵，依然属于西方社会的内部争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苏联是一个始终披着西方外衣的俄罗斯东正教大一统国家，就像它的祖先彼得大帝的帝国一样，它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和伪装。同样，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东正教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之所以把共产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作为东正教的替代物，是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西方正统学说，而共产主义虽然源于西方，却被西方人视为异端。
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一点是，1917年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再度大大强化了俄国人情感和思想中的反西方倾向。同时，苏联一跃成为仅存的两个世界强国之一，从而把文化冲突重新引入政治舞台，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有着相同文化取向的列强在过去大约250年间始终争斗不休。人们还注意到，俄国显然早已绝望地向西方认输，之后又重新发动反西方的斗争，从而开创了一个先例。31年之后，中国起而仿效俄国的榜样，日本、印度和穆斯林，乃至深受西方影响、业已成为东南欧东正教文明主体的社会，以及新大陆三个陷入困境的前哥伦布时代文明，说不定迟早也会起而效法俄国的榜样。
如此看来，合适的研究起点应该是现代西方与其他现存文明的碰撞。因此，我们必须研究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早期，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时期，与邻近文明的碰撞。我们不打算逐一考察巨细靡遗地梳理历史所能确定的每一次文明碰撞，而是从现已灭绝的文明当中挑选出那些曾经对周边社会造成冲击的文明，而且这种冲击必须与西方文明对同时代文明的冲击不相上下。
不过，着手实施这项研究计划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西方“现代”史的开端。
非西方的观察家会把第一批西方船只在本国海岸登陆的时刻确定为现代史的开端，因为在非西方人看来，“西方人”(Homo Occidentalis)，如同某种科学假说里的“生物”，乃是一种海洋生物。例如，明代远东的学者第一次看到西方人的时候，根据这些新来者登陆的方位和表面的文化水准，称之为“南海蛮夷”。自双方的这次接触之后，西方海员的形象在受害者困惑不已的心目中挥之不去，而且接连发生数次变化。他们初次抵达海岸时，看起来像是一种从前不为人所知的温和的海洋微生物，不久之后就变得像凶猛的海怪，最后证明原来是食肉的两栖动物，在陆地和在水里一样行动自如。
从现代西方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性始于西方人蜕变成熟，出于自身的意志而非上帝的旨意，摒弃了“中世纪”基督教教规。这种令人鼓舞的发现最早出现在意大利，非常巧合的是，在同一代人的时间里，外阿尔卑斯的大多数西方民族出现了意大利化，而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民族征服了海洋。以这两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为标志，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把15世纪最后25年确定为西方现代史的开端。
然而，在评判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碰撞的后果时，我们会看到，自双方第一次碰撞以来，迄今只有四个半世纪，这段时间太过短促，很难据此全面估量碰撞的结果。我们涉及的是一段尚未结束的历史，只要对早先的文明碰撞的历史作一番回顾，这一点马上就变得一清二楚了。我们不妨选取两段历史来进行年代学比较，一个是截止到1952年的现代西方冲击同时代文明的历史，另外一个是希腊文明冲击赫梯、叙利亚、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社会的历史。为便于比较，我们把两段历史的起点分别确定为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和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依照现代西方的历史记载，1492到1952年有460年时间，若是套用460年的时间跨度，希腊文明冲击同时代文明的历史就只能从公元前334年延续到公元126年。就在公元126年前不久，图拉真皇帝还与总督普林尼书信往来，讨论如何处置比希尼亚(Bithynia)和本都(Pontus)行省中默默无闻的基督教徒。当时又有谁能想得到基督教日后的胜利呢？这一历史比较表明，在分析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冲击时，以1952年为时间下限，就全然抹杀了未来的历史发展。
到20世纪，希腊文明与同时代文明的碰撞早已尘埃落定，历史学家可以完整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那么，如何确定这段历史的下限呢？研究者只须从自己的时代上溯到公元12世纪，便可确定这段历史的时间下限。在12世纪，远东世界和叙利亚世界都气势夺人地抵御希腊文明的冲击。在远东世界，视觉艺术仍然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叙利亚世界，东方思想家借助于阿拉伯语译本继续汲取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的灵感。
其他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这些例证进一步阐明和强化了上述观点。我们不禁想起一句格言：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当代史。不过，同样不可能的是，历史学家真的不会去尝试撰写当代史。因此，我们提醒读者，我们涉足特殊的当代史领域，承担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乃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第二节研究计划的展开
- 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
(1) 现代西方与俄国
15世纪80年代，诺夫哥德罗封建共和国与莫斯科公国合并，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这与西方进入“现代”几乎完全同步。不过，俄国人对“西方问题”并不陌生。14、15世纪，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统治就深入到最早的俄罗斯东正教国家世袭领地。16、17和18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社会的一部分与罗马天主教会实现教会统一，从而强化了西方文明对1569年合并的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的俄罗斯居民的影响。土地贵族大多已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教化下皈依了天主教，农民大多加入大致维持了传统仪式和教规的东仪天主教会。当时，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东正教同胞分道扬镳，沦为俄国与西方竞相争夺的对象，俄国与西方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一直延续到1939—1945年大战结束，最后幸存下来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无可奈何地再一次落入俄国的怀抱。
不过，这个最初通行俄罗斯文化、日后半西方化的边境地区并不是俄国与现代西方发生碰撞的主战场，因为波兰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关系极为模糊，难以给俄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俄国与现代西方的关键性碰撞中，西方的主角是从意大利人手中夺过西方世界领导权的大西洋沿岸海洋民族，这个强势集团还包括波罗的海东岸的俄国邻邦。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和中产阶级对俄罗斯生活方式产生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重要影响，但是，透过俄罗斯帝国政府专门为接纳西方文化而开放的港口，大西洋民族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俄国与现代西方交往的基本发展线索始终是由两种因素的较量决定的，一方面是西方强大的技术实力，另一方面是俄国人决意维护自身的精神独立。俄国人坚信自己的国家有着独一无二的命运，俄国接过了所谓的“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衣钵。俄国人认定莫斯科乃是正统基督教硕果仅存的宝库和大本营。1589年，俄国建立独立的莫斯科牧首区，标志着俄国人的自负达到顶点。与此同时，俄国本已由于中世纪西方的不断蚕食而大为缩水的领地，开始面临初战告捷的现代西方技术的威胁。
面对西方的挑战，俄国有三种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一种是极权主义的奋锐党人式的回应，典型代表是狂热的旧礼仪派(Old Believers)。第二种回应方式是“希律主义”(Herodianism)，这种政策的天才代表是彼得大帝。彼得的政策是使俄罗斯帝国从一个东正教大一统国家转变为现代西方世界的地区性国家。俄国人终究默认了彼得的政策，从而接受了与其他民族平起平坐的地位，暗中否定了莫斯科自命为基督教正统大本营的独特命运。旧礼仪派断言，俄国社会孕育着人类未来的希望。在200多年间，彼得的政策表面上取得了成功，但从未得到俄国人民全心全意的拥护。1914—1918年大战期间俄国屈辱的军事失败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证据，表明彼得的西方化政策在推行200多年之后，不但是非俄国化的，而且是不成功的，西方化“有负众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革命等于是重申了一种长期受到压制的信念：俄国肩负着独特的使命。
俄国共产主义者试图调和两种相互抵触的因素，一方面情不自禁地抱有一种俄国使命观，同时必须抗衡现代西方的技术威力。共产主义者用一种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是一种与流行的西方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来反对现代西方，重申俄国继承了独一无二的遗产，从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列宁及其继承者意识到，如果纯粹把斗争武器理解为物质手段，那么运用西方手段来与西方作斗争的政策不可能获得成功。现代西方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就，诀窍在于宗教手段和世俗手段双管齐下。现代西方技术的浪潮势不可挡，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发展打开了突破口。俄国若想成功回应西方，就必须掌握一种足以抗衡自由主义的信念。俄国必须用这种信念武装起来，与西方展开争夺，从精神上控制本土文化传统既非西方、也非俄国的现存社会。不仅如此，俄国不能就此止步，要勇于发起反攻，到西方本土宣扬俄罗斯信念。我们将在本书下一个部分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2) 现代西方与东正教世界主体
东正教世界主体与俄国同时接纳了现代西方文化。不论是东正教世界主体还是俄国，西方化运动都始于17世纪末，这场运动标志着对西方文化的长期敌视戛然而止。东正教徒态度转变的原因与西方人的一次心理转变的动因如出一辙：西方所谓的宗教战争使得西方人彻底觉醒，由不宽容的宗教狂热转变为漠视宗教的宽容。不过，从政治上说，东正教世界主体和俄国按照不同的方针推行不同的东正教西方化运动。
在我们涉及的这个时期，东正教世界主体和俄罗斯东正教会都受到大一统国家的钳制，只不过后者面对的是本土的大一统国家，前者受制于外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强行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因此，俄国的西方化运动是由一位锐意改革的天才沙皇自上而下地发动，旨在巩固现行的帝国政府。奥斯曼帝国的西方化运动发端于立志推翻奥斯曼政权、重获政治独立的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其他臣属的东正教民族，这场运动并非君主颁布国家法令加以推动，而是平民自下而上地发动的。
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与俄国人一直在不同程度上敌视西方，相比之下，17世纪塞尔维亚和希腊东正教徒对待西方态度的根本转变远比俄国东正教徒彻底。13世纪，希腊人奋起反抗第四次十字军时期“法兰克人”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统治他们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所谓“拉丁帝国”。15世纪，希腊人拒绝承认1439年佛罗伦萨会议达成的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合并的协议，尽管教会合并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争取西方支持，抵御入侵的土耳其人。他们宁愿要“皇帝”(Pādishāh)，也不要教皇。直到晚近的1798年，耶路撒冷牧首仍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报纸上发表声明：
当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几位皇帝开始使东方教会屈从于教皇的奴役，蒙上天的特殊眷顾，奥斯曼帝国挺身而出，保护希腊人远离异教，成为抵御西方国家政治强权的屏障，东正教会的捍卫者。[1]
然而，耶路撒冷牧首阐发的这种传统的奋锐党人观点，不过是在一场文化之争行将落败之际的气话，早在一百多年前，这场文化之争的胜负就已经见分晓了。服装样式的变化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指标，这一点已在文化领域得到证实。这种服饰上的证据充分揭示出东正教徒究竟从何时开始在文化上改换门庭，从服膺于土耳其主人的文化转而服膺于西方文化。17世纪70年代，非穆斯林臣民依然把土耳其化作为孜孜以求的社交目标，正如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机敏的秘书保罗·里考特(Paul Rycaut)爵士指出：
明智之士当会注意到，希腊人和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十分乐于模仿土耳其人的服饰，他们尽可能穿得像个土耳其人。若是有权在某些特殊场合露面时不穿带有基督教徒特征的服饰，会令他们倍感自豪。[2]
在当时绘制的一幅肖像画中，1710年被土耳其宫廷册封为摩尔多瓦公爵，并于次年逃往俄国的罗马尼亚东正教大公德米特里·康捷米尔(Demtrius Cantemir)，头戴丝囊假发，身着大衣和马甲，腰佩长剑。显而易见，这种服饰上的改变对应着内在心理的变化。例如，康捷米尔能用拉丁语、意大利语和法语阅读和写作。18世纪，土耳其政府发现必须雇用老谋深算的外交家，以对付再也无力直接在战场上打败的西方列强。因此，为土耳其人效力的东正教法纳尔(Phanariot)希腊人凭借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了解，获得土耳其雇主的青睐。
18世纪，土耳其政府统治下东正教臣民的苦难，大多起因于伴随着帝国日渐解体而来的政治腐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怀疑主义波澜初兴，显露出高效行政管理和政治开明的曙光。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不再迫害非天主教臣民，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东正教臣民成为心理沟通的桥梁，这些奥斯曼帝国的难民在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征服的前土耳其领地上安顿下来，通过他们的传播，现代西方文化打动了整个塞尔维亚民族。威尼斯是西方文化扩大影响的另一条渠道，在1669年之前的四个半世纪里，威尼斯一直占据着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克里特岛，并且在若干不长的时期里统治过希腊的部分欧洲大陆领地。此外，驻君士坦丁堡的西方外交官也是一股西方化势力，他们利用一项传统的土耳其原则，即奥斯曼帝国境内全体居民享有的“无疆域自治”(non-territorial autonomy)，建立起许多“国中之国”(imperia in imperia)，他们在这些“国中之国”的管辖权不仅针对居留在奥斯曼帝国的本国公民，还包括成为他们正式被保护人的土耳其臣民。希腊商业侨民也开辟了一条西方文化渗入的通道，他们的足迹遍布西方世界，远至伦敦、利物浦和纽约。
这样，现代西方文化通过这些陆路和海上渠道传播到东正教世界主体，影响了一个外来大一统国家的社会。因此，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先是在教育领域得到认可，然后再扩展到政治领域。侨居巴黎的阿德曼迪斯·科拉伊斯(Adhamádios Korais)和侨居维也纳的福克·卡拉季奇(VukarKardžic)的学术著述，先于卡拉·伊日(Qāra George)和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Miloš Obrenovic)的起义。
19世纪初，世人有把握地预测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地将推行西方化变革，不过当时并不清楚这种变革将采取何种形式。在1821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普世牧首 东正教在历史上将君士坦丁堡牧首称为“普世牧首”，但是只享有名义上的首席地位。——译者注 的法纳尔希腊人侍从抛弃期盼东罗马帝国起死回生的旧梦，转而幻想从政治上解决“西方问题”，通过效法彼得大帝对俄罗斯帝国改造，将奥斯曼帝国改造成同时代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那样的西方多民族“开明君主国家”的翻版。法纳尔希腊人这种眼光远大的想法乃是立足于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政治进步。
苏丹把约束基督教民族的政治权力赋予普世牧首，这位君士坦丁堡牧首正式成为扩大的奥斯曼帝国全体非穆斯林东正教臣民的首脑。自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以来，这些基督教民族从未接受过任何一位君士坦丁堡皇帝的统治。17、18世纪，独立的穆斯林同胞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法纳尔人的政治权力。1566年苏里曼大帝(Suleymān the Magnificent)死后的一百年间，独立的穆斯林民族迫使奥斯曼苏丹的奴隶宫内官吏准许他们进入奥斯曼帝国政府，之后又与希腊非穆斯林臣民建立联合阵线，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政治胜利。为利用奥斯曼希腊人的技能为帝国服务，土耳其宫廷和舰队设立了台尔果曼(Dragoman)的职位，随后又推行各种有利于希腊人的举措，牺牲希腊东正教徒之外的非穆斯林臣民的利益。
1821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法纳尔希腊人大概认为已经尽己所能地掌握了奥斯曼帝国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足以与同时代约瑟夫二世皇帝为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的日耳曼人赢得的权力相提并论。然而，到1821年，西方发生的大变革削弱了法纳尔人的权势。在西方，民族主义一举取代开明君主制，成为西方的主导政治思想。在奥斯曼帝国，希腊东正教徒之外的非穆斯林臣民预见到，以法纳尔希腊人的统治取代土耳其穆斯林的统治无法满足他们日渐觉醒的民族主义志向，多瑙河公国的罗马尼亚人就是如此。他们被当地的法纳尔希腊人统治了110年，1821年，希腊人希普斯兰迪(Hypsilandi)呼吁同为东正教信徒的罗马尼亚人团结起来，在法纳尔希腊人的领导下拿起武器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罗马尼亚人对他的号召置若罔闻，导致希普斯兰迪的突袭行动遭到惨败。 1821年，希腊公爵希普斯兰迪越过普鲁特河，进攻奥斯曼帝国。——译者注
法纳尔人的“伟大理想”落空，表明奥斯曼帝国境内决意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多民族东正教居民必须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按照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的模式，松散地组成一个包括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区性国家在内的联合体。在这个松散的联合体中，特定的语言，而不是特定的宗教，将成为团结“同胞”、区分“异族”的“示播列”(shibboleth)。不过，19世纪初之际，这种外来的现代西方模式前景尚不明朗。在奥斯曼帝国，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居民使用近似于同文同种的语言，具备国家雏形的地区更是屈指可数。依照现代西方的革命性方案彻底重组政治版图，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痛苦，一旦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相继贯彻到越来越不愿意依据民族主义原则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地区和居民，苦难就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不断发生，1821年，希腊民族主义者杀光了摩里亚半岛的土耳其穆斯林少数民族。1922年，希腊东正教少数民族大规模逃离西安纳托利亚。
东正教民族国家脱胎于这种险恶的环境，且都属蕞尔小国，自然无法奢望像西方化的俄罗斯帝国那样与现代西方平起平坐，扮演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平分秋色的东罗马帝国的角色。这些国家竭尽绵薄之力，为巴掌大的地盘争斗不休，彼此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这些国家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它们的先辈在“奥斯曼的和平”建立之前几个世纪里的处境颇为类似。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前，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面临一个抉择，究竟是接受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同道的统治，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奥斯曼帝国衰落之后，他们同样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并入世俗的现代西方社会，要么先是屈从于彼得大帝的俄国，之后受制于共产主义的俄国。
到1952年，这些非俄罗斯东正教民族大多处于俄国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下。只有希腊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例外：在希腊，俄国人在苏、美之间一场不宣而战的战后之战中遭到失败，这场战争的交战双方均为境外交战国的希腊代理人。南斯拉夫挣脱战后俄国霸权的控制，接受美国的援助。不过，在俄国控制的那些国家，有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俄国哪怕只是间接地行使权力，也会招致所有人的憎恶，当然，以苏联政府代理人的身份统治这些国家的极少数共产党人除外。
远在俄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之前，非俄罗斯东正教民族就长期致力于反抗俄国的统治， 只要看一看19世纪俄国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关系史，就足以说明问题。例如，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刚一结束，俄国就对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架势。在俄国人看来，正是由于俄国出兵援救，塞尔维亚才免遭被土耳其军队击败的下场；俄国刚刚把多布罗加(Dobruja)赠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更是俄国凭借一己之力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结果不出所料，正如事实反复证明的，国际政治是没有感恩戴德一说的。
乍看起来，非俄罗斯东正教国家的反俄情绪有些不可思议，当时东正教仍是俄国国教，“古斯拉夫语”方言也依然是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共同的祈祷语言。俄国曾经为这些民族挣脱奥斯曼帝国桎梏的斗争提供了大力帮助，但泛斯拉夫主义和泛东正教运动几乎丝毫无助于俄国与这些民族的交往，个中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难以自拔地迷恋西方文化，就算俄国有吸引力，也并非是由于俄国人同属斯拉夫人，同样信奉东正教，而是因为俄国人是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徒决意追求的西方化的先驱者。况且，这些非俄罗斯西方化民族对俄国的了解越深，就越深切地意识到彼得大帝的俄国推行的西方化不过是肤浅的表面文章。正如谚语所云：“文明不能改变本性”，抓破一个俄国人的脸，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大量文献证据表明，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的时代，俄罗斯文化在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声望达到顶峰。之后，俄国加大干涉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力度，“被压迫的基督教民族”——俄国自命为他们的捍卫者——逐渐熟悉俄罗斯文化的特征，俄罗斯文化的声望开始下降。
(3) 现代西方与印度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世界与现代西方的碰撞类似于东正教世界主体与现代西方的碰撞。这两个文明都已进入大一统国家的阶段，而且大一统国家体制都是由源于伊朗穆斯林文明的异族帝国缔造者强行建立的。不论是莫卧儿王朝的印度，还是土耳其东正教社会，在现代西方进入视野之前，穆斯林统治者的臣民无不受到统治者文化的吸引。当西方势力显著增强，伊斯兰教社会日渐衰退之际，他们也都转而仿效后起之秀的西方文化。不过，两者的相似反而凸显出彼此之间颇为明显的差异。举例来说，土耳其东正教徒若要转而仿效西方文化，必须消除一种由来已久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源自中世纪时期与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的不幸经历。反之，印度人若要实现相应的文化转型，就没有类似的不愉快记忆需要刻意加以消除。1489年，达·伽马到达卡利卡特(Calicut)，印度世界开始接触西方，实际上这是两个社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接触。
此外，这两个文明与现代西方的碰撞有着不同的前因后果，相形之下，后果上的差异更为显著，也更为重要。看一看东正教社会的历史，异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在步入解体阶段之前，始终掌握在穆斯林创立者的手中。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军事首领软弱无能的接班人未能继续维护帝国的统一，英国商人顶替了阿克巴的位置，重建了帝国。英国人逐步意识到，如果不先发制人，恢复西方人经商所必需的法律和秩序，就会让竞争对手法国人抢得先机。这样，印度世界是在印度已经沦为西方统治的情况下，才启动至关重要的西方化进程。因此，印度像俄国一样自上而下地接纳现代西方文化，土耳其东正教社会却是自下而上的。
这样，印度社会的婆罗门种姓与巴涅(Banya)种姓合作，在印度历史上成功扮演了法纳尔希腊人未能在非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扮演的重要角色。无论哪朝哪代，婆罗门始终把持着管理国家的权力，先后在印度世界和后继的印度社会扮演国家管理者的角色。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先驱者和莫卧儿人都发现，最好是效法他们取而代之的印度邦国的榜样。若不是有婆罗门出身的大臣和低级官吏为穆斯林统治者效力，印度人势必更加憎恶穆斯林的异族统治。英国人统治印度后，继续仿效莫卧儿王朝的先例，英国人的经济事业则为巴涅种姓提供了相应的机会。
英国掌握印度政权带来一个后果，英语取代波斯语成为帝国政府的官方语言，西方文献取代波斯语和梵语文献成为高等教育的媒介。这种政策对印度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文化史。不论是英属印度还是俄国，西方生活方式都是以大一统专制政府颁布法令的方式普及开来的。高级种姓的印度人接受西式教育，因为政府规定接受西式教育乃是进入英属印度行政部门的必由之路。随着商业和政府的西方化，印度形成了两种西方式的自由职业：大学教师和律师。西方化的印度商界以私人企业为基础，最有利可图的空缺不再是欧裔英国人的专利。
不难想见，印度社会的新兴社会成分势必抱有与土耳其东正教社会的法纳尔希腊人如出一辙的志向：从异族帝国缔造者手里接管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大一统帝国，然后按照当时流行的宪政模式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西方化世界的一个地区性国家。18、19世纪之交，法纳尔人曾经幻想将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一个18世纪的开明君主国家。19、20世纪之交，印度世界的西方化政治领袖顺应西方政治理想的变迁，提出了一个艰巨得多的任务：把英印帝国改造成一个民主的西方民族国家。1947年8月15日，英国人把印度政权正式移交给印度人，从那时起到现在还不到5年时间，我们尚无法预测这项艰巨任务的成败。不过，我们可以断定，印度人的政治才华要超出外国同情者最初的预料，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护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统一，这种政治统一或许是英国人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不少英国时事观察家曾经预言，一旦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宣告终结，随之而来的将是整个次大陆的“巴尔干化”。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错误的，虽然站在印度教教徒的立场来看，巴基斯坦的脱离破坏了次大陆的统一。
印度穆斯林之所以执意要建立巴基斯坦，乃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忧虑，这种忧虑源于对自身弱点的认识。他们不会忘记，18世纪的莫卧儿统治者未能用武力来维护完全是凭借武力攫取的领地。基于同样的判断，他们意识到，莫卧儿王朝的前领地大多将成为马拉塔人(Marāthā)和锡克人的印度教后继国家的战利品，除非英国进行军事干涉，完全扭转印度政局的历史进程。他们还认识到，在英国统治时期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的长期冲突中，印度教教徒占了上风，而英国仲裁者宣告，双方必须铸剑为犁，通过和平手段展开竞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印度穆斯林在1947年执意创立自己的后继国家，随之而来的印巴分治预示着上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分裂所导致的悲剧结局。从行政和经济角度来看，交错聚居的社群被强行划归领土分立的独立民族国家，由此而来的边界划定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边界划定甚至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大批少数民族被硬性划定归属。上百万难民抛弃家园和产业，惊慌失措地踏上迁徙的旅程，他们历经极其艰难的长途跋涉，途中不断遭到怨恨不已的对手的骚扰，最终一贫如洗地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不得不两手空空地重新开始生活。更糟糕的是，为争夺克什米尔边境地区的控制权，印度与巴基斯坦随即爆发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不过，到1952年，德里和卡拉奇的政治家作出富有成效的努力，印度得以避免重蹈奥斯曼帝国的可怕覆辙。因此，到写作本书时为止，从短期政治角度来看，印度的前景大体上是令人鼓舞的。如果说现代西方的冲击依然带来威胁印度社会的重大危机，这些危机与其说存在于表面的政治层面，不如说潜伏在底层的经济层面以及最深的精神层面，而且很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印度世界必须认清西方化的两个显而易见的危险。首先，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文化背景几乎毫无共通之处；其次，只有极少数上层印度人掌握了外来的现代西方文化知识，广大下层农民依然愚昧无知、一贫如洗。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西方文化的渗透会就此终止，不再自上而下地渗透。相反，我们有充分的根据预言，西方文化一旦开始影响广大下层农民，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后果。
印度社会与现代西方的文化隔阂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而是全然的文化对立。现代西方创造出剔除宗教因素的世俗文化遗产，而印度社会自始至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社会，乃至我们实际上可以斥之为“宗教狂”(religiosity)，如这个贬义词所指，仿佛世间真的有人极度热衷于宗教这一最重要的人类诉求。激昂的宗教人生观与审慎的世俗人生观相互对立，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远甚于两种宗教的差异。同样，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契合程度，远胜于它们与现代西方世俗文化的一致之处。凭借这种共同的宗教虔诚，印度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时不至于陷入难以忍受的精神焦虑。东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和果阿(Goa)的罗马天主教徒的例子足以说明问题。
事实表明，印度人能够藉由宗教途径接受外来文化，这种本领意义重大。如果说印度文明最主要的区别性标志是宗教狂热，它的第二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冷漠。毫无疑问，有些印度人用理性克服了自身精神生活的冷漠，这些人接受过现代西方世俗教育，亲身参与了按照现代西方原则重组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并不幸福，他们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却付出自身人格分裂的代价。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于英国统治时期，他们感情上始终与西方生活方式保持着距离，理智上却亲近西方方式。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抑郁，即使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独立的印度民族国家这一剂政治万灵药，也无法医治这种精神抑郁。
与受过西式教育的印度人无动于衷的冷漠相对应，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知识分子不得不仰其鼻息的西方统治者也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冷漠。1786年，康沃利斯(Cornwllis)出任印度总督，受命改组印度政府，1858年，东印度公司把印度的政治主权移交给英国王室，在这段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欧裔英国统治阶级对待印裔臣民的态度发生彻底改观，而且这种改变大体上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18世纪，在印度的英国人遵从这个国家的习俗——包括滥用权力的习俗，与他们欺骗和压迫的印度人过从甚密。19世纪，英国人完成道德重整。孟加拉的第一代英国统治者曾经因为骤然间大权在握而冲昏头脑，结果使自己蒙羞。如今，追求道德高尚的新理想克服了以往的那种得意忘形，这种新理想要求英印文官把手中的权力视为公众赋予的职责而非个人的机会。然而，伴随着英印当局的道德救赎，英国人与印度人的私人交往日渐稀疏，直到有一天，糟糕的旧时代那些过分印度化的英国“纳波布”(nabob)摇身一变，成为工作无可挑剔、为人矜持冷漠的英国文官。这些文官毕生在印度工作，却从未把印度当作自己的家园，直到1947年永远告别印度。
英国人与印度人曾经有过无拘无束的私人交往，为什么偏巧在最需要这种交往发挥有益影响的时候日渐消失了呢？英国人对印度人态度的转变自然有许多原因。首先，现代印度行政部门的英国官员找到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即他们的冷漠正是无可挑剔地履行职责的必然代价。一个人若不在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庄严的超然态度，又怎能期望他铁面无私地执行公务呢？这种变化的第二个、也是不那么值得称道的原因在于英国人由征服而来的趾高气扬。到1849年，实际上早在1803年，英国在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就远远超过了18世纪。一位20世纪研究英印文化关系史的英国学者精辟地分析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18世纪步入尾声之际，社会氛围逐渐发生变化。“礼尚往来”……日渐减少，也不再与印度人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英国人把持了政府的高级职位，政府的架构更加接近宗主国，更加傲慢和冷漠。穆斯林纳瓦布和英国“鉴赏家”(bons viveurs)、老练的梵学家和英国学者一度消除的隔阂，又开始不祥地加深……(英国人)形成一种“优越感”，认为印度不仅是一个制度失效、人心涣散的国家，而且本质上永远不可能有所改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印度的印裔—欧裔关系中，行政部门的整肃与种族隔阂的加深完全同步……恰恰是在东印度公司职员贪污腐败、大发横财、压榨佃农、广置姬妾和非法性关系盛行的时期，英国人对印度文化产生兴趣，用波斯语写诗，与梵学家、大毛拉和纳瓦布平等社交、结成私人友谊。康沃利斯的悲剧在于……他在铲除公认的腐败邪恶的同时，打破了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的社会均衡……康沃利斯……把印度人排除在政府高级职位之外，造就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腐败的根除付出了牺牲平等和合作的代价。他的看法与普遍公认的观点如出一辙：二者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我确信”，他曾说过，“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都是堕落的”……他认为用合理的薪水就可以解决英国人的腐败问题，却没有静下来想一想，至少应该尝试利用印度人的善意来清除印度人的腐败。他从未考虑按照阿克巴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s)体制来构建印度帝国的官僚机构，通过专门的训练，辅以适当的薪水以及平等待遇、升迁和荣誉的奖励，这些人就会像莫卧儿官吏服膺于皇帝那样听命于东印度公司。[3]
造成隔阂的第三个原因是，印度与英国之间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英国人可以频繁地往返于印度和英国，从而缓解异乡感和漂泊感。不过，第四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印英国人成为这个因素的受害者而非始作俑者。对英国侨民的冷漠感到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实，或许会比较宽容地对待这些闯入者：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这个次大陆已被种姓制度拖累了3000年，印度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先辈印度文明留传下来的邪恶；英国人离开之后，正如他们到来之前那样，印度人民依然饱受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从印度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可以把英国人在150年统治期间形成的冷漠态度视为对印度特有弊端的适度冲击。
英国统治的终结避免了晚近英国人的冷漠造成变本加厉的后果。不过，英国人留下来一笔遗产，那就是英国当局改善了印度农民的状况和前景。事实将表明，这笔遗产势必使英国文官的印度继承者背上沉重的负担。
在“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时代，英国人以各种方式弥补印度次大陆自然资源的不足：修筑铁路、兴修水利，最重要的是高效而尽责的行政管理。英国统治者离去之际，印度农民大概刚刚充分意识到现代西方技术的物质成就，注意到以基督教观念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民主的政治理想，他们开始质疑世世代代的贫困是否与正义背道而驰、是否真的无可改变。与此同时，开始向往这些理想的印度农民却使出最狠毒的手段来阻碍这些理想的实现，他们不停地生儿育女，直到突破生存极限。结果，英国人用心经营增加的粮食供应，不但没有用来提高农民的个人所得，反而增加了农民的人数。印巴分治之前，印度人口从1872年的约206000000人，增加到1931年的338119154人，1941年达到388997955人，之后继续快速增长。印度人继承的政治遗产使得他们接手管理政府时不能有任何闪失，那么，他们该如何处理英国人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呢？
消除人口过剩的传统方法是听任饥荒、瘟疫、内乱和战争导致人口不断下降，直到幸存者再度能够以传统的生活方式来维持通常是低水平的生存。穆罕默德·甘地全身心地寻求印度的独立，为印度确定了与马尔萨斯人口论完全相同的目标，同时又不愿借助必不可少的野蛮手段。他预言，如果印度不能挣脱西方化世界的经济罗网，单纯的政治独立不过是虚幻的解放。他发起抵制机制棉纺织品的运动，正确地把矛头对准经济菩提树的技术之根。这场运动最终彻底失败，表明印度当时已身不由己地卷入西方化世界的经济生活之中。
一旦印度的人口问题到了连政治家也无法忽视的危急时刻，执掌政权的印度政治家们就会发现自己面临一种西方化世界的道德氛围，不得不努力寻求一种更为仁慈、而非甘地—马尔萨斯式的解决途径。如果这些亲西方的印度政治家推行的政策归于失败，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对立的俄国式解决方案就会伺机进入印度的国家议事日程。像西方化的印度一样，共产主义俄国继承了过去的文化遗留下来的农民贫困问题，与印度不同的是，俄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这一挑战。印度农民和知识分子都会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方法过于残忍，大概不会有任何兴趣加以仿效。不过，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在一个不幸的时刻，为避免更加可怕的人口灭绝的命运，印度政府把共产主义的方案列入到议事日程上来。
(4) 现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
在西方现代史的开端，两个姊妹伊斯兰社会先后阻断了西方社会和俄国社会通向“旧世界”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线。15世纪末，阿拉伯穆斯林文明依然控制着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塞内加尔的非洲大西洋海岸。西方基督教世界与热带非洲的陆路交通被切断，阿拉伯人的浪潮汹涌而至，席卷黑暗大陆，势头不仅波及撒哈拉沙漠之外的苏丹北部边界，还延伸到黑暗大陆的东海岸，即濒临印度洋的“斯瓦希里”(Sawāhil)。印度洋实际上成为阿拉伯人的内海，埃及经纪人的威尼斯贸易伙伴不能出入其间，而阿拉伯人的船舶不仅定期往返于从苏伊士到索法拉(Sofala)的非洲海岸，还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尼西亚，把这个群岛从印度教的地盘夺过来，纳入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之后继续东进，使菲律宾南部的马来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从而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一个前哨基地。
与此同时，伊朗穆斯林文明占据更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奥斯曼帝国的缔造者占据着君士坦丁堡、摩里亚半岛(Morea)、卡拉曼(Qāramān)和特拉比松(Trebizond)，又攫取了热那亚人在克里木半岛的殖民地，从而把黑海变成土耳其人的内海。其他土耳其语穆斯林民族把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从黑海扩展到伏尔加河中游，在这条西部前线的东面，伊朗社会的影响向东南方向扩散，延伸到中国的西北省份甘肃和山西，并跨过伊朗和印度斯坦抵达孟加拉和德干高原。
对于受阻的基督教文明而言，这两个伊斯兰文明无疑构成了巨大的障碍，两个基督教文明的先驱者以各自的方式有力地回应这一挑战。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大西洋沿岸民族在15世纪发明新型远洋帆船，这是一种三桅横帆装帆船，船首装有三角帆，后桅是纵帆，能够连续在海上航行数月无需进港。1420年前后，葡萄牙航海家驾驶这种帆船发现马德拉斯群岛，1432年又发现亚速尔群岛，完成这种船舶的远洋试航之后，他们成功地迂回绕过阿拉伯人控制的大西洋海岸：1445年绕过佛得角，1471年到达赤道，1487—1488年绕过好望角，1498年登陆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1511年控制马六甲海峡，并向西太平洋推进，分别于1516、1542—1543年抵达广州和日本。这样，葡萄牙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
西方世界发动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海外扩张，东进的葡萄牙先驱者迂回南下，绕过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此同时，东进的哥萨克内河水手迂回北上，绕过伊朗穆斯林世界，同样突如其来、势如破竹地拓展了俄罗斯世界的版图。1552年，莫斯科公国沙皇伊凡四世征服喀山，为哥萨克水手的北上铺平了道路。喀山一直是伊朗穆斯林世界东北边境的堡垒，喀山陷落之后，除了游牧好战的哥萨克人的亲密伙伴森林和霜冻，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俄罗斯东正教社会的这些开路先锋翻越乌拉尔山脉，他们沿着西伯利亚的航道一路东进，直到1638年抵达太平洋海岸、1652年3月24日抵达满洲帝国的东北边境，才停止前进。俄罗斯世界扩展到这些新的边疆，不仅绕过了伊朗世界，也绕过了整个欧亚大草原。
这样，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伊朗社会和阿拉伯社会组成的伊斯兰世界不仅腹背受敌，而且完全被包围。16、17世纪之交，绞索套上了受害者的脖子。伊斯兰世界被突如其来地套上看不见的绞索，更为惊人的是，不论是穆斯林的对手还是穆斯林自身，都在极短的时间里完全认清了形势，并迅即采取行动：西方和俄国猛扑过去，攫住显然是孤弱无援的猎物，穆斯林世界则力图跳出几近绝望的困境。到1952年，“伊斯兰教地区”(Dār-al-Islām)基本完整无损，只丢失了极少数边远地区。埃及到阿富汗以及土耳其到也门的核心地区没有遭受外来的政治统治乃至控制。1882年以及1914—1918年大战期间，英、法帝国主义狂潮相继席卷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到1952年，这些国家纷纷挣脱英、法帝国主义的桎梏。依然威胁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已不是西方列强，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有三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穆斯林民族解决“西方问题”的途径。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之际，穆斯林民族在政治上依然是独立的，这一点与面临相同历史危机的俄国人一样，不同于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徒。穆斯林民族还继承了一种伟大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表明伊斯兰文明在后裔心目中的价值。战争的失利出人意料却又无可辩驳地表明了现代穆斯林民族的军事衰落，他们为此感到不可思议、十分屈辱。
穆斯林素以历史先辈的非凡军事才能而沾沾自喜，这种自鸣得意之情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他们对形势的变化浑然不觉：1683年穆斯林进攻维也纳失利之后，军事形势就已经发生逆转，直到将近一百年之后，这种形势逆转的教训即将变得一目了然之际，他们依旧没有任何清醒的认识。1768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爆发战争，土耳其人得知俄国人打算调动波罗的海舰队投入作战，却冥顽不化地认为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没有直达航线，结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真的开到战场。与此相似，30年之后，一位威尼斯商人警告马穆鲁克首领穆拉德总督(Murād Bey)：拿破仑夺取马耳他之后，下一步的行动很可能是突袭埃及，穆拉德却大肆嘲笑这个想法的荒谬。
18、19世纪之交，在被现代西方的战争机器打败之后，奥斯曼世界以改组军队为起点，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西方化运动，这种情形与上一个世纪的俄国社会如出一辙。但是，至少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上，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与彼得大帝的政策分道扬镳。彼得大帝以天才的洞察力预见到西方化政策必须遵循“一揽子原则”，要么维持原样，要么全盘西化。彼得预见到，这种政策要想获得成功，就不仅要在军事领域推行西化，还要把西化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正如我们看到的，彼得的俄国西方化体制仅仅停留在城市上层建筑的层面，未能进一步影响农村大众，从而把地盘拱手让给共产主义，最终遭到报应。不过，彼得的文化攻势之所以最终受阻停顿，未能完全实现预定的目标，与其说是他本人缺乏远见所致，不如说是由于俄国行政机器缺乏足够的动力。再来看看土耳其的情况。从1768年的俄土战争爆发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半世纪里，那些勉强推行奥斯曼军队西方化政策的人，尽管他们自身的谬误一再暴露无遗，依然死抱着这样一种错觉不放：在借鉴外来文化之前，最好还是做一番细致的选择。土耳其人在这个时期愁眉苦脸地接连服下西方化的苦药，人们对此有极为负面的评论：“每一次都太少又太迟了”。直到1919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伙伴才毫无保留地按照彼得大帝的方式推行全盘西化政策。
到写作本书时为止，穆斯塔法·凯末尔缔造的西方化土耳其民族国家似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不过，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并未取得类似的成就。19世纪第二个25年，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Mehmed Alī)在埃及推行西方化，这场运动的彻底性远胜于同一个世纪土耳其苏丹推行或实现的政策和成果，阿里的继承人却步入歧途，最终使埃及成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混血儿，暴露出原有的伊斯兰文明和效法的西方文明最糟糕的特征。阿富汗的阿曼诺拉(Amnullah)试图在一个更难以驾驭的半开化王国仿效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同的立场导致不同的结论，这次革新尝试既被看作是灾难性事件，也被视为喜剧性事件，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当今世界已步入20世纪中叶，阿曼诺拉之类地方性实验的成败不会影响伊斯兰世界的前途。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伊斯兰世界的前景取决于伊斯兰世界周边的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于冲突中的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世界而言，自内燃机发明以后，不论是作为重要商品的产地，还是关键的交通枢纽地区，伊斯兰世界都享有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重要地位。
“旧世界”的四个原始文明中，有三个文明发祥于伊斯兰世界。在下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河谷，那些现已灭绝的社会难以驾驭自然环境，农业财富的创造历尽艰辛。如今，通过运用现代西方的治水技术，埃及和旁遮普的农业已是今非昔比，伊拉克的农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机。然而，伊斯兰世界经济资源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发现和利用了那些没有任何农业开发价值的地区蕴藏的地下石油资源。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徒用宗教来解释天然的“自喷井”现象，他们燃起长年不灭的火焰，以示对纯洁“圣火”的崇敬。1723年，彼得大帝以探矿者的眼光注意到这些自喷井，认为它们是潜在的经济资源。虽然过了将近150年之后，彼得的天才直觉才由巴库油田投入商业开发而得到证实，之后接二连三的新发现表明，巴库还仅仅是一条巨大石油带上的一个点，这条蕴藏丰富的石油带向东南延伸，穿过伊拉克库尔德斯坦(Kirdistan)和波斯巴克特里亚斯坦(Bakhtiyaristan)，进入阿拉伯半岛一度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地区。俄国在高加索的油田与西方列强在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油田相距咫尺之遥，随之而来的对石油资源的争夺造成了紧张的政治局势。
伊斯兰世界恢复了全球交通中心的重要地位，使得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一方是俄国和环大西洋西方世界，另一方是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双方之间距离最近的交通线势必从陆路、水路或空中横穿伊斯兰世界的领地。看一看世界交通图和石油分布图，不难看出有一个危机重重的共同点：苏联与西方近在咫尺。
(5) 现代西方与犹太人
不论人类最终将如何给现代西方文明盖棺定论，可以肯定的是，现代西方人犯下的两桩臭名昭著的罪恶行径将使他们蒙受永远洗不掉的耻辱。一桩罪行是装运非洲黑人奴隶到新大陆的种植园充当劳力；另一桩罪行是把流散犹太人逐出欧洲家园。西方世界与犹太民族相碰撞的悲剧性结局乃是“原罪”与一种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阐明特定社会环境的作用。
犹太人聚居区是犹太民族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冲突时的一种体制，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无法以任何其他形式存在的僵化文明的遗迹。犹太人聚居区脱胎于作为叙利亚地区性国家的犹大王国，这个地区性国家本是希伯来人、腓尼基人、阿拉米人(Aramaeam)、非利士人等诸多社群中的一个，由于叙利亚社会与相邻的巴比伦和希腊社会不断发生冲突，遭到致命的打击，犹大王国的姊妹社群接连丧失了社会认同和国家形态。然而，面对同样的挑战，犹太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共同生活方式，在异族统治的国度，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致力于维护自身作为流散犹太人的认同，在国破家亡之后依然能够生存下来。不过，并非只有犹太人特别成功地回应了挑战。从历史上看，印度的流散帕西人的经历与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流散犹太人相仿，帕西人聚居区同样是叙利亚社会一个僵化文明的遗迹。
帕西人(Parsees)的祖先是伊朗人，他们皈依叙利亚文明，为叙利亚社会带来以阿契美尼帝国形式出现的大一统国家。像犹太人一样，帕西人社群也是经受住国家灭亡、国土沦丧的胜利意志的典范。叙利亚世界与邻近社会冲突不断，帕西人同样遭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帕西人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祖先不惜牺牲自己以抵御入侵的希腊文明，犹太人在公元135年之前的三个世纪里也有类似的经历。两者未成功的努力都招致惩罚，最早的穆斯林阿拉伯入侵者在公元7世纪对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惩罚，也与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惩罚如出一辙。面对相同的历史危机，
犹太人和帕西人创造出新的制度，潜心开辟新的领域，从而维护了自身的认同。他们苦心钻研各自的宗教律法，从中找到新的社会黏合剂。这些故土沦丧、背井离乡的流浪者无法再从事农业耕作，便逐步练就商业和其他城市行业的特殊技能，从而克服了被逐出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的灾难性经济后果。犹太人和帕西人的聚居区还不是叙利亚社会灭绝后遗留下来的唯一化石。从基督教诞生到伊斯兰教创立之间的这段时期，抵制希腊文化的基督教异端就产生过聂斯脱利派和基督一性论派这样的“化石”。叙利亚社会内部的社群丧失国家形态，被赶出故土，却通过笃守教规和经营商业双管齐下，成功地生存下来。不过，这种情形并非叙利亚社会所独有。外来的奥斯曼政权建立之后，被征服的希腊东正教社会的一部分人被逐出家园，为应对这种挑战，他们变革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接近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的流散聚居。
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不过是一种有组织的社区制度。在亚述穷兵黩武的进攻下，叙利亚国家体系被彻底摧毁，叙利亚各民族难分彼此地交错杂居，叙利亚世界内部自然而然地孕育出这种社区制度。随后，叙利亚社会重新整合成交错杂居的社群体系，取代地理上分立的地区性国家的松散集合体。叙利亚社会的伊朗和阿拉伯穆斯林继承者沿袭了这种体制，奥斯曼帝国的伊朗穆斯林缔造者随即把这种体制推行到被征服的东正教社会。
从我们描绘的历史画卷可以看得很清楚，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碰撞的犹太人聚居区远非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相反，它是一种典型的社群模式，在遍布犹太人聚居区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这种社群模式乃是一种普遍的模式。我们不禁要问，犹太民族与基督教世界悲剧性碰撞的特定社会背景，起因于西方独特性的成分是否不少于起因于犹太民族独特性的成分呢？若要解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应当关注西方历史进程中与犹太—西方关系史密切相关的三个特殊因素。首先，西方社会本身构成了一个疆域分立的地区性国家的松散联合体。其次，西方社会从以农民和地主为主的纯农业社会逐步转化为以工匠和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度城市化社会。第三，具有民族主义精神和中产阶级倾向的现代西方社会脱胎于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社会，并且迅即使一切非西方社会相形见绌。
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聚居区的历史表明，反犹主义与西方基督教建立涵盖特定地域内全体居民的同种社会的理想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关系。
公元587年，阿里乌斯教派的西哥特人皈依天主教，弥合了罗马社会与西哥特社会的隔阂。之后不久，在西哥特人国家中，统一的基督教社会与由此更显奇特的犹太米勒特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西哥特人颁布了一系列反犹太法令，反映出这种紧张关系的升级。与此同时，西哥特人保护奴隶免遭主人侵害的立法越来越人道，两者形成令人痛心的反差。这两类法令虽然有道德高下之分，都表明了教会对国家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最终与北非教友共同寻求阿拉伯穆斯林的介入。毫无疑问，即使没有这种邀请，阿拉伯人也是要来的。不管怎样，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来了。随后，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半岛长达500年时间(711—1212年)，自治的犹太人聚居区不复为一个“特殊民族”。
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造成了一个社会后果，即犹太人社群重新把伊比利亚半岛作为自己的家园，恢复了征服者从叙利亚世界带来的横向社会结构。伴随着穆斯林强权的崩溃，伊比利亚半岛犹太人聚居区的安宁一去不返。征服安达卢西亚倭马亚哈里发帝国的中世纪天主教蛮族，致力于建立一个同种的基督教共同体的理想。因此，1391到1497年间，犹太人被迫要么背井离乡，要么正式皈依基督教。
西方基督教世界异常不友善地对待境内的犹太人，背后的政治动机在于建立同种社会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理想。
西方社会的故乡位于希腊文明的城市文化未能扎下根来的希腊世界边远地区。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城市生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原始的农业基础之上，不仅不能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因此，罗马人构建的这种外来上层建筑在自身的重压下崩溃之后，西方的经济逐渐衰落，降到希腊文明的影响越过亚平宁山脉或第勒尼安海之前的水平。这种特殊的经济停滞有两个后果。在第一个阶段，流散犹太人涌入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找到一条不错的谋生之道，为乡村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商业经验和组织。哪怕是虚构的“浪漫国”(Ruritania)，也须依靠这些经验和组织来维持生活，而且“浪漫国”无法自行提供这种经验和组织。在第二个阶段，非犹太的西方基督教徒立志要学会犹太人的生财之道，自己来做经济领域的“犹太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基督教徒越来越全神贯注于犹太人的经济目标，这种着魔般的努力获得了惊人的回报。到20世纪，就连落在西方人向经济目标进军队伍后面的东部地区也经历过一次蜕变。早在一千年前，北意大利和弗兰德的先驱者就完成了这种蜕变，他们掀起了一场同样可以正确地称之为“现代化”或“犹太化”运动。在西方历史上，这种社会现代性的形成标志乃是出现一个能够承担“夏洛克”的全部工作，因此急于赶走“夏洛克”的“安东尼奥”阶层。
犹太人与西方基督教徒的经济之争经历过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犹太人既不受欢迎，又不可或缺，他们遭受的虐待尚未失控，因为那些非犹太迫害者离开他们就无法在经济上自立。一旦新兴的非犹太中产阶级积累起足够的经验、技能和资本，自认能够取代当地犹太人的地位，西方国家就相继进入第二个阶段：英国在13世纪、西班牙是在15世纪、波兰和匈牙利则是在20世纪。在这个阶段，非犹太中产阶级运用新近获得的权力驱逐犹太对手。到第三个阶段，非犹太中产阶级完全站稳了脚跟，成为精通犹太人经营之道的行家里手。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害怕被犹太人的竞争压倒，开始重新利用犹太人的才能为国民经济服务，不必像以往那样被迫放弃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正是本着这种态度，从1593年开始，托斯卡纳政府允许逃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难民在里沃纳(Leghorn)定居；1579年起，荷兰向犹太人敞开大门；1290年，英国人自认为强大得足以驱逐犹太人，到1655年，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让犹太人回来。
在西方现代史上，犹太人继获得经济解放之后，很快又获得了社会和政治解放，这种社会和政治解放乃是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和意识形态大变革的产物。“新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统一的天主教会对犹太人的敌意态度，在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犹太难民受到欢迎，这些新教国家把他们视为罗马天主教敌人的受害者。随后，不论在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犹太人通常都享受到日渐成熟的宽容带来的益处。到1914年，除了俄罗斯帝国吞并的前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之外，在现代西方世界的其余地区，犹太人在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都得到正式解放，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在这个阶段，人们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途径在于以双方的自愿结合为基础，实现犹太社群与基督教社会的融合。这种希望落空了。犹太人与西方非犹太人的关系经过三个阶段之后，似乎将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结果却很快进入到比之前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令人震惊的第四阶段。问题的症结何在呢？
一个症结在于，西方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虽然正式铲除了法律上的藩篱，却未能彻底消除彼此心理上的隔阂。西方非犹太人心目中依然有一个无形的犹太人聚居区，依然认为应该把犹太人限制在犹太人聚居区，犹太人也继续与西方非犹太人保持距离。在一个法律上统一的社会，犹太人从种种细微之处看出自己仍然受到排挤，非犹太人也依然认为犹太人彼此之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默契，犹太人非但不愿付出，还急于索取本应公平地归一个和谐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利益。双方依旧用双重标准来评判对方，用低标准来对待那些无形中与自身同属一个社群的成员，按高标准来要求那些被表面上消失的社会藩篱隔开的名义上的同胞。这种做法无异于用伪善的新外衣来掩盖不公正的老罪孽，双方都越发认为对方可鄙和不足惧，彼此的处境也就越发显得令人恼怒、越发无须负责任。
这两个社群的关系并不稳定，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当地犹太人口的增长速度稍快于非犹太人，反犹主义就会再度沉渣泛起。这种趋势在1914年的伦敦和纽约表现得十分明显，自1881年以后，随着俄国的迫害不断加深，俄罗斯帝国的前波兰—立陶宛领地的犹太人纷纷移居英国和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利西亚、波兰会议王国以及 “栅栏区”(Pale) 1791年12月31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以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为名，将瓜分波兰时犹太人的定居区划为所谓的“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当局规定：犹太人只能在这些区域内居住和活动，不能移居到这些区域之外。——译者注 东部的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直接导致1918年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对犹太人充满敌意。德国的反犹主义成为促成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上台的举足轻重的势力。我们在此无须详述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日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臭名昭著、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暴露出整个民族的邪恶，这种全民族的邪恶在整个现代历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现代西方民族主义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法攻击西方世界的流散犹太人。西方民族主义一方面以自身的魅力引导西方犹太人，同时又对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犹太人发明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这种犹太民族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西方化，从而有别于19世纪自由主义时期犹太人的个人西方化。犹太人的西方化理想经历过一个转变过程，先是希望个人成为信奉犹太宗教的西方中产阶级，之后又期盼流散犹太人整体或部分聚合成一个排外的、同种的犹太人地区性民族国家。这两种理想都表明西方犹太民族获得了名副其实的解放，并且受到现代西方观念的影响。与此同时，按照倡导者狄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说法，犹太复国主义还表明了一种忧虑，惟恐西方非犹太人紧随自由主义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再度关上犹太人个人同化的大门。犹太复国主义和沉渣泛起的德国反犹主义相继兴起于同一个地区，即1918年前奥地利帝国的德语地区，也许并非事出偶然。
在所有让人苦涩不堪的历史讽刺中，最能反映人性邪恶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在本民族遭受过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迫害之后，竟然立即牺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阿拉伯人唯一冒犯犹太人的地方，不过是巴勒斯坦乃是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从纳粹党人给犹太人带来的痛苦中学到的教训，不是避免犯下他们曾经深受其害的罪行，而是轮到他们来迫害更弱小的民族。以色列犹太人倒不至于像纳粹党人那样用集中营或煤气室消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是，以色列人确实把大批阿拉伯人，超过50万人，赶出他们祖祖辈辈拥有和耕种的土地，霸占阿拉伯人逃亡时无法随身携带的财产，使这些阿拉伯人沦落为一贫如洗的“难民”。
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践证明了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的一个要点，即西方非犹太人长期加在犹太人身上的“犹太”特征，并非任何特殊的、代代相传的民族禀赋，而是源于流散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的特殊环境。犹太复国主义的悖论在于，它狂热地谋求建立一个纯粹的犹太人社群，不仅有力地促使个体犹太人决意成为“信奉犹太宗教”乃至不可知论的西方中产阶级，而且同样有力地推动了犹太人聚居区同化于非犹太西方世界。犹太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流散状态，犹太人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制度、恪守摩西律法以及精湛的商业和金融技巧成为流散犹太人在漫长时代里发掘出来的社会法宝，正是凭借这种法宝，这个离散各地的社群才具备不可思议的生存能力。不论身为自由主义者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现代的西方化犹太人都与过去的历史宣告决裂，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更是远比自由主义者决绝。为依照现代西方基督教新教先驱者创立美国、南非联邦、澳大利亚联邦的模式建立一个拥有自身疆域的新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同放弃犹太人的流散状态，同化于非犹太的社会环境。至于《圣经》给予他们的启示，既不是来自摩西律法，也不是《先知书》，而是《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
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他们开始大胆而热切地充当体力劳动者而非脑力劳动者、乡下人而非城里人、生产者而非经纪人、农场经营者而非金融家、战士而非店主、恐怖主义者而非受难者。他们扮演这些新角色时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灵活。如今自称为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将来何去何从，也许只有将来才能知道。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民族似乎决意要赶走这个闯入者，“新月沃地”的阿拉伯民族人数远远超过以色列人。不过，至少就目前而言，人数上的优势远不足以抵消阿拉伯人能力和效率上的劣势。
此外，在当今世界，所有的问题都会成为世界性问题。苏联和美国在中东的最终利益何在？苏联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做出预测。就美国而言，美国迄今为止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即美国的犹太裔和阿拉伯裔人口在数量、财富和影响力方面差距悬殊。与美籍犹太人相比，哪怕算上那些原籍黎巴嫩的阿拉伯基督教徒，美籍阿拉伯人的数量也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籍犹太人掌握着与其人数不相称的政治力量，他们多集中在纽约，在美国国内政治的选举竞争中，纽约是一个关键州的关键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危机年代，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广泛的支持，一些愤世嫉俗的观察家认为这完全是出于愤世嫉俗的美国非犹太政治家的政治算计，事实并非如此。这项政策不仅是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冷静考虑，还反映出一种无私的、理想主义的公众情绪，尽管美国公众并不了解事情的原委。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犹太人的形象，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落入纳粹党之手的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痛苦。对于美国人来说，身边并没有熟悉的阿拉伯人使他们意识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苦难，正如谚语所云：“不在场的人没有分辩的权利”。
(6) 现代西方与远东文明和美洲土著文明
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的与现代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的现存文明在开始面临现代西方的冲击之前，就有过与西方社会接触的经历。即便是印度社会也是如此，虽然印度与西方只有不多的接触。相比之下，当现代西方的航海先驱抵达美洲、中国和日本的海岸之际，美洲人对西方一无所知，中国人和日本人几乎不知道西方的存在。因此，西方的使者最初受到坦诚的款待，他们带来的东西也自有奇巧迷人之处。然而，两段历史到头来有迥然不同的两种结局：远东文明成功摆脱困境，美洲文明却失败了。
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的西班牙征服者用武力迅速制服当地装备低劣、毫无戒备的受害者。实际上，他们彻底消灭了那些有着渊博本土文化知识的当地人，一跃成为一小撮异族统治者。他们使农村居民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内部无产者，西班牙的经济—宗教“企业家”(entreprenuer)获准自由支配农村劳动力，只要这些殖民者兼传教士把劝说为他们当牛作马的本地人皈依罗马天主教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即便如此，到写作本书之际，我们并不能确定当地的本土文化最终不会以某种方式复兴，就像叙利亚社会在一千年的希腊统治之后复兴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和日本渡过了起初由于无知而遭遇的致命危险。这两个远东社会仔细估量西方文明，发现它不够分量，便决意把它驱逐出去，全力以赴地推行一种深思熟虑的隔离政策。然而，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与初次接触到的西方断绝往来，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问题”。吃了闭门羹的西方经过自身的变革，再度回到东亚的舞台上。这一回西方带来的大礼已不再是宗教，而是技术，远东社会因而面临一个抉择：要么掌握这种陌生的西方技术，要么向它屈服。
在远东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的历史戏剧中，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是，在这出历史戏剧的第二幕，中国和日本对世俗化的现代西方文化的接纳都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清帝国和日本德川幕府都未能发挥带头作用，这与沙皇彼得在俄国西方化进程中的作用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在这一幕的下一场，日本走上彼得式的道路，从而与中国的西方化运动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在第一幕，也就是16世纪的那次碰撞中，这两个远东社会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路线。它们先是勉强接纳，继而拒斥尚处于宗教阶段的16、17世纪现代西方文化，中国始终是自上而下的，日本始终是自下而上的。
若是用曲线图来显示这两个远东社会在过去400年间回应现代西方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曲线起伏较大，中国的曲线较为平稳。日本曾两度向西方文化屈服，其间还穿插着排斥西方文化的仇外阶段，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走极端。
16、17世纪之交，政治统一尚未彻底完成的日本面临危急关头，有可能被无情的外国征服者强加某种政治统一。1565—1571年，西班牙征服菲律宾，1624年，荷兰征服台湾，预示着日本可能遭遇的命运。相反，幅员广大的中国大陆并不畏惧当时的西方海盗。这些尚未机械化的海上入侵者只会带来麻烦，不可能成为征服者。中华帝国政府当时真正担心的危险是来自欧亚草原的陆路入侵。17世纪，强悍的半野蛮的满族人取代明朝的统治，此后的200年间中国再没有面临来自陆路的危险。
不同的地缘和政治形势足以说明中国和日本政策上的差异。中国迟至17世纪末才压制罗马天主教，其动因不是出于政治恐惧，而是神学争论。相反，日本很快就无情地镇压罗马天主教，断绝了与西方世界的所有联系，只留下荷兰人作为唯一的对外联系渠道。新的日本中央政府相继推行闭关政策，1587年，丰臣秀吉颁布驱逐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法令，1636、1639年颁布禁止日本臣民出境和葡萄牙人居留日本的法令标志着闭关政策达到顶峰。
像中国一样，日本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也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而且是起因于渴望吸取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成果。1840—1850年锁国时期，即1853年“日本开国”前不久，许多西方化运动的先驱还因为他们对技术的信念而罹难。日本的西方化运动完全是世俗化的。另一方面，19世纪中国的西方化运动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正如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到日本进行商业活动的葡萄牙先驱者结伴而行，新教传教士跟随英美商人前往中国，而且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还将延续下去。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就出身于一个基督教新教家庭，另一个基督教新教中国家庭的成员，孙中山夫人、她的妹妹蒋介石夫人以及她们的兄弟宋子文，对国民党后来的历史起到无比重要的作用。
日本和中国的西方化运动都面临推翻和取代根深蒂固的全国性本土政权的艰巨任务，不过，相对于中国的西化派，日本的西化派更警惕、更机敏，也更有效率。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Perry)的舰队首次出现在日本水域，之后仅过了15年时间，日本的西化派不仅推翻了不能应付危急局面的德川政府，还完成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建立起一个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行全面西方化运动的新政权。中国用了118年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的一小半。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抵达北京，这个事件表明西方势力业已增强，与60年后佩里准将率舰队抵达江户湾一样发人深省。中国直到1911年才推翻旧政权，旧政权倾覆之后，中国并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西方化新秩序，而是在长达25的时间里陷入政治混乱状态(1923—1948年)，主导着未遂的自由主义西方化运动的国民党对此束手无策。
1894—1895年中日战争[4]之后的50年间，日本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中日两国的军事差距折射出两国西方化运动的差异。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在军事上无力与日本抗衡。中日之间最近的一次战争表明日本没有能力真正征服整个中国，同样明显的是，如果不是美国摧毁了日本的战争机器，中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对于中国的西方化而言至关重要的港口、工业区和铁路。
然而，到20世纪下半叶之初，中国与日本如同龟兔赛跑中的双方，跑得快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几乎同时到达一个不幸的终点。日本唯命是从地屈服于最强大的西方强权国家的军事占领，中国爆发革命，摆脱政治混乱，转而受到共产党政权的严密控制。不论我们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视为西方的还是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我们已在前文中讨论过这一点)，站在远东文化的角度来看，它都属于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
在与现代西方第二次碰撞的第一阶段，这两个远东社会同样面对不幸的结局，个中缘由何在呢？不论中国还是日本，灾难都起因于亚洲和东欧普遍存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西方对印度世界的冲击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淳朴的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如今被灌输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满，他们尚未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完成经济、社会，尤其是心灵的彻底变革，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改善。对于这样的农村人口而言，西方文明的冲击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为了求得“丰饶的羊角”(Analtheas horn)的恩赐，这些营养不良的农民必须彻底变革传统的耕作方法和土地所有制，还必须节制生育。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维持了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稳定，当时具备实现这种稳定的条件，因为这种稳定的基础是人口的稳定。借助堕胎和杀婴在内的各种手段，日本人口稳定在3000万左右。德川政府崩溃后，不自然地冻僵的日本社会开始复苏，人口也开始增长。与政治和经济的变迁不同，日本的人口繁衍之所以再度开始失去控制，并非是由于西方的影响，完全是由于农民社会恢复了传统的繁衍习性，在德川时代的严酷氛围中，一种心理上的“绝招”抑制了这种习性。不过，同时代推行的西方化降低了死亡率，实际上加剧了故态复萌的旧习性对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不是扩张就是崩溃，而唯一切实可行的扩张形式要么是说服世界其他地区与之进行贸易，要么征服额外的领土、资源和市场，武力掠夺那些军事上孱弱不堪、无法抵御已建立西方军事体制的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从1868到1931年的日本外交政策史，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当局始终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摇摆不定。全球范围内经济民族主义高涨，逐渐使得日本人转而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1929年秋降临华尔街、随即席卷全球的可怕经济风暴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差不多刚好两年之后， 1931年9月18日夜—19日，日本进攻奉天(今沈阳)，1945年的“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宣告了日本孤注一掷的野蛮侵略的终结。
中国人并非生活在空间狭小的一簇小岛，而是散布在一个幅员广阔的次大陆，因此，中国从来没有日本那样紧迫的人口问题，也从未采取过日本人那样的残忍手段来处理人口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依然面临同样严重的人口问题，解决人口问题的责任如今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征服中国，乃是俄国对远东社会主体的最新一次攻击。这种攻击持续了3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在此不去评述其早期阶段。19世纪，在日本尚未被视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之前，俄国与西方列强竞相入侵中国，蚕食奄奄一息的中华帝国。这个阶段的问题似乎在于香港和上海是否会成为英帝国主义在华拓展的据点，就像孟买和加尔各答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据点。同时，俄国在1860年攫取了海参崴的主权，1897年又租借更为重要、更靠近中国心脏地带的旅顺口。1904—1905年日俄战争具有划时代意义，日本从一开始就使俄国的企图落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国显然陷入政治混乱状态，而作为获胜的西方联盟多少是名义上的伙伴，日本捞到太多的好处。不过，在俄国沙皇失败的地方，俄国共产主义取得了成功，至于个中的原因，我们在前文中已多次提及，可以归结为“笔锋利于剑”这类箴言告诉我们的老生常谈的悖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俗信仰给俄国带来赤裸裸的沙皇制度所无法带来的精神感召力。这样，苏联能够在中国和任何其他地方指挥一支令人生畏的“第五纵队”。共产主义俄国只要提供相应的手段，哪怕是部分的手段，就可以依靠中国的追随者来替自己完成任务。
(7) 现代西方与同时代文明碰撞的特征
比较一下我们描述的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当可以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只要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现代”解释为“中产阶级”，“现代”一词的含义就会变得更清晰、更具体。西方社会一旦孕育出能够成长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中产阶级”(bourgeoisie)，也就步入了“现代”。我们把15世纪末作为西方历史新篇章的开端，是因为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开始主导那些较为先进的西方社会。这样，在西方“现代”史的进程中，其他民族是否能够西方化，取决于是否能够分享西方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看一看我们提及的自下而上西方化的例证就可以发现，希腊东正教徒、中国人和日本人原先的社会结构本身就蕴含中产阶级因素，西方化正是通过这种中产阶级因素才得以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反，在那些自上而下地推行西方化的国家，专制君主着手颁布法令使属下的臣民西方化，他们等不及名副其实的本土中产阶级代理人自然演化而来，不得不人为培育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取代土生土长的中产阶级。
在俄国、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世界，这样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阶层自然已由其创造者注入了名副其实的西方中产阶级品质。不过，俄国的情况表明，知识分子不会长久地保持这种中产阶级特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最初是由沙皇彼得大帝一手培育的，目的是为了把俄国带入中产阶级西方国家之林。然而，远在1917年革命爆发之前，他们就发自内心地既反对沙皇制度，也反对西方中产阶级观念。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样会出现俄国那样的情形。
考虑到俄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反中产阶级的转变，我们或许应该先来分析一下非西方知识分子与其受命在一个非西方环境中扮演的西方中产阶级的异同。
非西方知识分子与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来自他们已站稳脚跟的那个社会之外。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刚刚摆脱黑暗时代之际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职业几乎都是外来的，一些城市职业最初都是由外来的流散犹太人从事，直到非犹太人渴望自己来充当犹太人的角色，最终形成非犹太中产阶级。
现代西方中产阶级与同时代非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另一个共同经历，两者都是通过反叛原先的雇主才最终赢得统治地位。在英国、荷兰、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取代君主政体而掌权，君主政体的庇护无意中提升了中产阶级的地位。[5]同样，在现代晚期的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阶层也是成功反叛那些有意培育出这个阶层的西方化专制君主，然后上台执政的。综观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晚近的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一幕。这三个国家不仅都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反叛，而且知识分子反叛运动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间也几乎相等。在俄国，1689年，彼得掌握实权，136年之后的1825年，俄国知识分子向彼得制度宣战，发动了夭折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在印度，政治“动荡”出现于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离英国在孟加拉建立统治不到140年。在奥斯曼帝国，1768—1774年俄土战争失败后，土耳其宫廷大受震动，被迫开始以现代西方的战争艺术来训练一批为数可观的穆斯林臣民，134年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于1908年废黜了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Abd-al-Hamid II)。
不管怎样，现代西方中产阶级与同时代非西方知识分子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这个差异抵消了两者的相似之处。现代西方中产阶级是其最终统治的那个社会的固有组成部分。从心理上说，他们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反之，非西方知识分子面临双重障碍，他们既是“新人”(novi homines)，又是外人。他们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他们所属的社会与外来的现代西方发生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崩溃的产物和表现。他们并不是强大的象征，而是意味着软弱。非西方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招致不满的差异。他们被创造出来从事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恰恰使得他们与他们为之服务的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直觉地意识到自身担负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任务，与生俱来的仄狭的社会境遇使得他们有一种难以消除的精神紧张。他们内心暗暗憎恨西方中产阶级，对于他们来说，西方中产阶级既是先行者和引路人，又是毁灭者和烦恼的根源。西方中产阶级犹如一颗海盗星，非西方知识分子犹如被这个恒星所俘获的行星。卡图卢斯(Catullus)的挽歌体对句生动地传达了他们对西方中产阶级的一种极端矛盾的态度：
我对你爱恨交织，也许你要问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这就是我的感受，我由此备受折磨。
在现代非西方社会，外来知识分子阶层越是憎恨西方中产阶级，越是表明他们无力与现代西方中产阶级一争高下。这种令人痛苦的征兆屡屡应验，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遭遇。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之后，俄国知识分子幻想把千疮百孔的彼得式独裁国家改造成19世纪西方议会制立宪国家，最终招致灾难性的失败。克伦斯基政府承担了一项注定劳而无功的使命，试图在缺乏强大、能干、富裕、老练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在俄国建立议会政府，结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相反，列宁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就在于顺应了当时的俄国形势。实际上，列宁创立的俄国共产党并非毫无历史渊源可循。伊朗穆斯林历史上奥斯曼皇帝的奴隶宫内官吏、萨非王朝(Safawīs)追随者的克孜巴什(Qyzylbash)兄弟会以及锡克人决意拿起武器抵抗莫卧儿统治而组织的卡尔沙教团(Khālsā)，都属于类似的组织。这些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团体清楚表现出俄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
列宁的独到之处在于彻底改造了这种强大的政治工具，率先运用这种工具来实现一个特定目的，那就是，一个非西方社会通过掌握最新的西方技术手段，同时回避流行的西方正统意识形态，达到捍卫自身地位、抵御现代西方的目的。列宁的一党专政获得成功，催生出众多的仿效者。除了那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仿效者之外，我们在此只需提及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ā Kemāl Atatürk)为复兴土耳其建立的政权，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的法西斯政权，以及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纳粹政权。在这三个非共产党专政的一党政制中，土耳其的新秩序是唯一没有付出灾难性代价，而是按照西方自由主义方式和平转型为西方式自由主义两党制。
- 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碰撞
(1) 十字军的盛衰
“十字军远征”通常是指西方在教皇的煽动和支持下发动的数次军事远征，其目的起初是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基督教王国，之后是支援或重建基督教王国。我们在此是广义地使用这个术语，以之涵盖中世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边境所发生的历次战争：在西班牙和叙利亚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战争、对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世界的战争，以及在东北边境与异教蛮族的战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战争统称为“十字军战争”(Crusading)，因为投身这些战争的战士自觉地、不无虔诚地认为自己正在拓展或保卫基督教世界的疆界。乔叟大概会认可从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坎特伯雷故事集》“总引”所描绘的人物群像中，第一个出场的骑士，“一个真正完善温良的骑士”，很可能是年轻时曾参加克雷西(Crécy) 和普瓦第埃(Poitiers)战役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军在著名的克雷西战役(1346年8月26日)和普瓦第埃战役(9月19日)两次以少胜多，击败欧洲最负盛名的法国骑士。——译者注 的老兵，但作者从未想过把笔下的这个人物与地区性西方国家的内讧联系起来。相反，这位骑士曾转战西方基督教世界边境各地，“格尔那德”(格拉纳达)、“卢斯”(俄国)、“普卢斯”(普鲁士)和“立陶”(立陶宛)。乔叟实际上并未把这个骑士称作“十字军战士”，不过，乔叟显然是把这个人物视为投身一场特殊的基督教战争的战士。我们先来看一看中世纪扩张战争的大致进程，然后再分析咄咄逼人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其他文明的冲击。
西方社会于11世纪突如其来地进入中世纪，之后又于15、16世纪之交突然步入现代。中世纪西方起初很快站稳了脚跟，最终的崩溃同样迅速。我们不妨假定，在13世纪中叶，有一位来自“旧世界”另一端——比如说中国——的睿智的观察家，想必不会预测西方入侵者将被赶出伊斯兰教地区和罗马尼亚(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地区)。相反，假如他早300年来到这一地区，这位来自“文明世界”的有教养的来访者会作出如下预测，这两个世界即将遭到“文明世界”西部边陲在当时显然是落后和粗野的土著的进攻和蹂躏。倘若他懂得区分这两个希腊基督教社会，并把它们与正在逐步皈依几乎是基督教异端的伊斯兰教的叙利亚社会区别开来，他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三个竞相称霸地中海盆地和腹地的文明中，东正教世界最有希望拔得头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胜算最小。
只要衡量一下这三个文明的财富、教育、行政效率以及战争的成败，我们假想的这位10世纪中叶的观察家肯定会把东正教世界排在首位，西方基督教世界居于末位。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是农业社会，城市生活远未普及，货币很少是铸币，同时代东正教世界却有以繁荣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货币经济。西方基督教世界只有神职人员才识字，东正教世界则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统治阶级。查理曼的新罗马帝国夭折之后，西方基督教世界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利奥一世于公元8世纪在东正教世界建立的新罗马帝国依然繁荣昌盛，并且开始收复公元7世纪被原始穆斯林阿拉伯征服者占领的罗马帝国领土。
穆斯林的征服浪潮从陆地上退去之后，在海上又继续推进了一段时期。公元9世纪，马格里布(Maghribī)[6]穆斯林海盗曾在东西方基督教世界肆虐不已。然而，东正教世界回应穆斯林海盗的挑战，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克里特岛，而西方基督教世界并未作出类似的应战，穆斯林侵入者仍从里维埃拉(Riviera)向内陆推进，袭扰阿尔卑斯山隘口。
倘若我们假想的中国观察家具备更为敏锐的洞察力，无疑可以洞悉一些深层次的真相。他会看出隐藏在东正教世界辉煌外表下的致命弱点。他还会注意到，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在地中海地区表现拙劣，在其他地方却英勇抵御了斯堪的纳维亚和马扎尔蛮族入侵者。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方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林入侵者的战线也早已开始缓慢地向前推进。与两个竞争对手不同，10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成长中的文明。它的精神堡垒是修道院制度，10世纪的克吕尼改革运动复兴了本笃会修道院生活方式，成为日后西方社会所有宗教和世俗改革的原型。
不过，10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展现出来的活力，似乎还不足以说明11世纪时西方迸发出来的惊人能量。在这次突然的崛起中，西方社会对于相邻两个社会的入侵还只是不那么值得钦佩和较少创造性的插曲。西方基督教徒先是使诺曼底和丹麦区(Danelaw) 即施行丹麦法的英格兰北、中、东部地区。——译者注 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者，之后又使斯堪的纳维亚本土的军事集团以及匈牙利、波兰蛮族皈依基督教。克吕尼修道院改革修道院生活，推动希尔德布兰德改革教皇为首的整个教会体制。西方社会在伊比利亚半岛加速挺进，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南意大利的领土以及穆斯林统治的西西里，还扬言要渡过亚得里亚海，直捣东罗马帝国的心脏，虽然这次行动最终失败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1099年)标志着西方势力达到顶峰，这次东征矛头直指伊斯兰世界，在叙利亚境内建立起众多西方基督教公国，从安提阿和幼发拉底河以东的伊德沙(Edessa)，直到耶路撒冷和通往红海的亚喀巴湾顶端的阿兹拉(Azla)。
如果我们的那位远东观察家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150年再来看一看地中海地区的局势，依然会震惊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地中海盆地霸权的最终崩溃。到这个时候，西方侵略者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在叙利亚的所有孤军深入的前哨。另一方面，在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的领地缩减到以格拉纳达为中心的一块飞地，西方人为弥补在叙利亚的损失，袭击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土。一位法兰克君主在君士坦丁堡盗用了罗马皇帝的名分。在遥远的东方，庞大的蒙古帝国已经崛起，西方基督教空想家幻想让这个新兴世界强国的统治者皈依西方的基督教，以便从后方包抄伊斯兰世界。教皇的传教士长途跋涉前往哈喇和林(Qārāqorum)。马可·波罗不久也将启程前往忽必烈汗的宫廷。
不过，一切努力全都无济于事。我们假想的中国观察家前来地中海地区的13世纪中叶之后不久，君士坦丁堡摇摇欲坠的“拉丁帝国”土崩瓦解(1261年)。希腊东正教帝国恢复了元气，虽然这个地区将来并不属于希腊人，而是属于奥斯曼土耳其人。西方基督教世界转而把进攻矛头指向东北边境。条顿骑士撤出叙利亚之后，转而到维斯瓦河寻求财富，袭击异教徒普鲁士人、列特人(Letts)和伊斯特人(Ests)。只有在伊比利亚半岛、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西方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初期取得的进展有所推进，并且一直维持到中世纪结束。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试图向东方和南方扩展，囊括一度属于其希腊祖先的所有地区，这一尝试未能成功。考虑到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拥有的财富、人口、知识等物质资源状况，这也是唯一可能的结局。(2) 中世纪西方与叙利亚世界11世纪，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徒向叙利亚世界发起进攻之际，叙利亚世界的居民分别信奉伊斯兰教以及各种基督教异端教派，如基督一性论派、聂斯脱利派及其他教派，这表明从前信奉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试图使基督教非希腊化。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之初，伊斯兰教是这些胜利的蛮族所特有的宗教信仰，正如罗马帝国各行省的条顿征服者大多信奉阿里乌斯教。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从公元8世纪穆斯林征服到11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些臣属民族始终表现出皈依伊斯兰教的趋势，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叙利亚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趋势仍未终结。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使得这种趋势转变成伊斯兰教的彻底胜利。新生的阿拉伯和伊朗伊斯兰教社会在僵死的叙利亚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考虑到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彼此把对方正式列为“异教徒”，而且这两种狂热地唯我独尊的犹太教传统宗教的卫道士长期争斗不已，不免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两种宗教的卫道士相互尊重，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得以通过叙利亚文化的渠道汲取文化养分。正是通过这一渠道，普罗旺斯吟游诗人用罗曼语把阿拉伯诗歌的精神和技巧、穆斯林学者用阿拉伯语把希腊哲学思想传入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
在战场上，这两个敌对阵营的战士发觉相互之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共鸣，彼此惺惺相惜。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战场，安达卢西亚穆斯林与境外伊比利亚基督教蛮族有时感到，双方的亲密程度超过了伊比利亚基督教徒与比利牛斯山以北教友，以及伊比利亚穆斯林与其北非教友的关系。在叙利亚战场，土耳其蛮族在侵占哈里发国家领土后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并非同时代基督教骑士的死敌，这些基督教骑士的文明程度未必高过打垮罗马帝国后皈依基督教的蛮族祖先。法兰克人进攻浪潮的先头部队是诺曼人，像塞尔柱人一样，他们实际上刚刚摆脱野蛮状态。
在文化领域，十字军数次短暂地征服叙利亚，尤其是侵入伊斯兰教地区，长期占领西西里和安达卢西亚，等于是开辟出众多传播渠道，垂死的叙利亚世界的精神财富得以通过这些渠道传播给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早期伊斯兰教自有一种宗教宽容和求知欲的良好氛围，这种氛围与西方的宗教狂热高下立判，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打动了巴勒莫和托莱多(Toledo)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方人在这种有利环境下从穆斯林和犹太人那里吸收的文化财富既来源于叙利亚，也来源于希腊。叙利亚社会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不论真伪)的创造者，而仅仅是传播者，这些著作于12世纪从阿拉伯语转译成拉丁文，西方学者才得以接触到它们。
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领域，希腊人的学生、讲叙利亚语的聂斯脱利教徒以及聂斯脱利教徒的学生、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不仅保存和掌握了希腊先辈的文化成果，而且接受了印度文化的熏陶，进而创造出自身的崭新成果。在这些领域，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同时代穆斯林科学家那里借鉴了穆斯林的研究成果以及穆斯林从印度学得的所谓“阿拉伯”计数法。只要我们把目光从知识领域转到诗歌领域就不难发现，安达卢西亚穆斯林文化作为垂死的叙利亚文化的代表，所传承下来的文化财富属于本土的阿拉伯文化成就，从这时开始直到现代西方文明晚期，阿拉伯文化成为所有西方诗歌流派的灵感源泉，倘若作为西方诗歌流派的先驱，普罗旺斯吟游诗人的观念、理想以及诗体和用韵等方面确实都可以上溯到安达卢西亚穆斯林文化源头。
现代西方在科学领域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所接收的穆斯林文化遗产。在建筑领域，叙利亚文明对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尚未定型的想象力的影响直观体现在“哥特式”建筑上。这些建筑物的外观清楚地表明，它们的原型可以追溯到至今尚存的亚美尼亚教堂和塞尔柱客店遗迹的建筑模式，从而反证出18世纪文物工作者给这些建筑物所起的“哥特式”别名有多么荒谬可笑。直到20世纪，西欧城市里依然可见高耸的“哥特式”教堂，在叙利亚世界建筑风格的影响下，中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建筑风格的大变革，“哥特式”风格取代了以往的罗马式建筑风格。
(3) 中世纪西方与希腊东正教世界
这两个基督教世界很难相互理解，双方的关系甚至还不如它们与相邻的穆斯林社会的关系。双方的不和起因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这两个姊妹社会都是脱胎于希腊文明。早在公元7世纪末，这两个基督教世界诞生后不久，双方就因为气质上的差异和利益上的冲突而疏远。大约500年之后，在悲剧性的1182—1204年间，[7]双方最终彻底决裂。双方为争夺东南欧和南意大利的控制权大打出手，彼此间的利益冲突达到白热化。雪上加霜的是，它们都自命为基督教普世教会、罗马帝国以及希腊文明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宗教争端往往掩盖了政治冲突的实质。例如，公元8世纪，东正教世界围绕偶像崇拜的兴废争执不下，罗马教廷反对东罗马帝国政府的破坏偶像政策，便以仍留在中意大利的东罗马帝国臣民的名义作出一个政治决定，向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求援。罗马教廷先后向查理曼的祖父和父亲寻求军事援助，进攻罗马教廷未能从君士坦丁堡获得的伦巴第。11世纪中叶，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因为各自发动的统一礼拜仪式运动发生冲突，这场宗教冲突不仅导致1054年基督教会一分为二，同时也是一场政治斗争，目标是争夺南意大利，这一地区的居民在政治上属于东罗马帝国臣民，宗教上属于罗马教皇治下的教民。不过，在上述两次事件中，两个基督教社会并未彻底决裂。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即上述两次宗教和政治冲突中的后一次冲突之后40年，十字军借道东罗马帝国，让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康尼努斯(Alexius I Comnenus)坐卧不宁，对此举的政治后果忧心忡忡。拜占庭撰史人安娜·康内娜(Anna Comnena)称道她的父亲阿历克塞一世不肯让麾下军队杀戮同为基督教徒的十字军。按照安娜的记述，阿历克塞一世为防止十字军被土耳其人击溃，派遣东罗马军队护送十字军穿越安纳托利亚。阿历克塞一世(1081—1118年在位)不得已对十字军采取克制态度，他的孙子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5—1180年在位)的态度已有很大的转变，开始热衷于法兰克人的友谊和习俗。双方的一些高级教士以及东罗马帝国的一些世俗政治家力图避免两个基督教世界分裂。
即便如此，这两个基督教社会最终在1182—1204年间决裂，从那以后双方的裂痕日渐加深。到15世纪，东正教徒宁可在政治上屈从于土耳其人，也不愿承认西方基督教教皇的最高宗教权力，个中缘由何在呢？罗马当时提出的条件无疑是苛刻的，但是，灾难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双方两种文化的分歧日益加深，这种文化分歧早在700乃至1000年前就初现端倪。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1世纪，这两个基督教社会的相对实力和发展空间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惊人逆转。我们在本章前一节已经提请大家注意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惊人逆转。
这种政治经济命运逆转的一个后果在于，双方从此相互敌视，把对方视为眼中钉。在东正教徒看来，法兰克人犹如一个暴发户，只知道玩世不恭地利用莫名其妙的好运赋予他们的蛮力。在法兰克人看来，拜占庭人傲慢自负，摆出一副达官贵人的做派，却没有美德做支撑，也没有实力做后盾。希腊人认为拉丁人是野蛮人，拉丁人认为希腊人正在变成“黎凡特人”(Levantines)。
大量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表明，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相互憎恶。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需从双方各取一位代表性人物，引证他们的少许言论。关于法兰克人歧视拜占庭人的证据，我们可以引证伦巴第主教、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记录了他于公元968—969年代表西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出使东罗马帝国宫廷的经过。关于拜占庭人对法兰克人的偏见，我们可以引证希腊公主、撰史人安娜·康内娜的著作，她十分熟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后的法兰克人，对他们充满厌恶。
利乌特普兰德主教肩负艰巨的外交使命，本来就倍感焦虑，东正教社会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碎小事又总是让他反感不已，更加剧了他的烦恼。他住的宅邸不是太热就是太冷，警卫戒备森严，他和随从只好待在令人生厌的房间里。当地商人蒙骗他。酒和食物难以下咽。穷困潦倒的希腊主教个个冷若冰霜。床硬得像石头，既没有床垫也没有枕头。他离开时像一个学童那样进行报复，在宅邸的墙壁和桌子上乱写乱画，用拉丁六音步诗行肆意辱骂他的主人，还记下自己的喜悦，因为他就要离开“这个昔日富饶繁华、如今饥荒肆虐，充斥着发假誓、谎言、欺骗、贪婪、猜忌、吝啬、愚笨的城市”。利乌特普兰德与尼斯福鲁斯(Nikiphóros)皇帝及其大臣会谈时，双方用俏皮话相互责骂，使整个谈话平添几分生动。利乌特普兰德有一句掷地有声、一针见血的论断：“希腊人滋生异端邪说，西方人则消灭它们。”毫无疑问，他说的是实情。希腊人是知识分子，数百年来一直为细枝末节的神学问题绞尽脑汁，从而带来严重的后果；拉丁人重视法律，不能容忍无稽之谈。在公元968年6月7日的一次国宴上，“罗马人”——东西两个帝国都自命为“罗马人”——这个刺激性的称呼点燃了两个基督教社会代表人物长久以来积郁的不满情绪。
尼斯福鲁斯不等我反唇相讥，就傲慢无礼地说道：“你们不是罗马人，你们是伦巴第人！”他还想继续说下去，示意我不要插嘴，我勃然大怒，站起来反驳他。我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罗马人的始祖罗慕洛杀害自己的兄弟，而且是娼妓所生——我意思是说他是个私生子，他为欠债者、逃亡奴隶、杀人犯以及其他犯死罪的歹徒建造了一个避难所。他窝藏这些罪犯，网罗一大批罪犯，称他们为罗马人。这就是你们的皇帝或你们所称的‘世界之主’(κοσμοκατορεｓ)所传承的纯粹的贵族血统。但是，我们——我说的‘我们’是指伦巴第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洛林人、巴伐利亚人、士瓦本人、勃艮第人——极其鄙视罗马人。若是敌人激怒我们，我们不屑多言，直接斥之为‘罗马人’，按照我们的话说，这个蔑称囊括了自私、怯懦、贪婪、堕落、虚伪以及其他种种恶习。”[8]
为激怒利乌特普兰德，尼斯福鲁斯有意刺激他的拉丁客人，表示自己和讲日耳曼语的西方同胞一样反感“罗马人”。双方后来的一次谈话气氛比较友好，这位皇帝把拉丁人和日耳曼人都算作“法兰克人”，利乌特普兰德的大发脾气表明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虽然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利乌特普兰德精通拉丁文本的希腊古典文献，属于典型的拉丁人，然而，共同的希腊文化背景并没有使他发自内心地对继承同一种文化的当代希腊人产生亲近感。这位10世纪的意大利人与10世纪的希腊人之间有很深的隔阂，利乌特普兰德与其撒克逊雇主之间却没有这种隔阂。
无可否认，我们的上述引证不仅表明了利乌特普兰德的性格，还反映出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还粗俗不堪地对皇帝的外貌极尽挖苦之能事，在此就没有必要引述了。这位伦巴第主教为人粗鲁，对拜占庭文化不屑一顾，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利乌特普兰德根本不了解拜占庭文化的价值。只要比较一下利乌特普兰德的《出使记》与安娜·康内娜对一位诺曼底冒险家博希蒙德(Bohemund)的客观敏锐的描述，足以说明拜占庭社会要远远胜过同时代的法兰克人。在安娜·康内娜的笔下，博希蒙德是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恶棍，好勇斗狠、背信弃义、野心勃勃，给她的父亲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相比之下，尼斯福鲁斯皇帝很少给利乌特普兰德及其撒克逊君主惹麻烦。安娜细致地描绘了这位典型的日耳曼人的魁伟体格：“他的体形再现了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itus) 古希腊雕塑家和建筑师，以其创作的青铜和大理石的运动员雕塑而闻名。——译者注 作品的完美比例”。她先是把博希蒙德大大地称赞了一番：
罗马人当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没有哪个野蛮人或希腊人比得上他。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亲眼见到他的人固然啧啧称奇，单单是关于他的传闻就足以让人咋舌不已。
这番滔滔雄辩的讽刺意味到后面才显现出来。
造物主赋予他一对巨大的鼻孔，为他内心焕发出来的强大活力找到了宣泄口。此人的容貌应当说还是有点魅力的，但整个五官搭配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打消了这种魅力。整个人明显像猛兽般残酷无情……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外貌上看出来……他的笑声也带有这个特点，他笑起来就像狮子咆哮，旁人听起来十分刺耳。他有着这样的性情和体格，自然总是沉湎于野蛮和肉欲，而这两个嗜好总是通过战争来发泄的。
在安娜的生花妙笔下，一位法兰克人首领的形象跃然纸上。她还描述了第一次十字军突然造访东正教世界的情形，几乎同样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幅法兰克王国的全景图。
阿历克塞皇帝获悉不计其数的法兰克军队正在前来，这个消息让他忧心忡忡。他熟知西方蛮族(凯尔特人)独特的秉性，乖戾暴躁、出尔反尔、轻信人言，以及其他各式各样根深蒂固的秉性。他也深知这些蛮族贪得无厌、永不知足，不惜用轻率的借口背弃约定，沦为笑柄。法兰克人就是如此声名狼藉，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事态比预料的更可怕、更严重。真实的情况是，整个西方，从亚得里亚海西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的所有蛮族部落，开始大规模的迁徙，他们带着所有的家当穿越欧洲，向亚洲进发。
第一次十字军过境给阿历克塞皇帝带来诸多烦恼，最难以忍受的折磨莫过于那些没完没了的拜会，这些来访者不受欢迎，又不知体谅他人，白白耗费这位勤勉操劳的皇帝的宝贵时间。
黎明时分，至少是从拂晓开始，阿历克塞总是照例端坐在皇帝御座上。他还昭告天下，凡是渴望拜谒皇帝的西方蛮族，随时可以自由地前来谒见。他之所以这样做，直接原因是让他们有机会提出请求，私下里是想在与他们交谈时见机施加影响，让他们跟着他的指挥棒转。这些西方蛮族贵族全都带有一种粗野的民族秉性，轻率、鲁莽、贪婪，毫无节制、耽于肉欲，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无比絮聒饶舌。他们的这些特征可谓举世无双。他们没有一点教养，辜负了和蔼可亲的皇帝。
在拜谒皇帝时，每一个贵族想带多少侍从就带多少侍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觐见，等候的队伍排成长龙。更糟糕的是，他们个个喋喋不休，令人厌烦，话匣子一打开就不知道适可而止，像雅典演说家那样限定一个时间。每个人想与皇帝交谈多久就谈多久。他们本性如此，放肆地喋喋不休，对皇帝缺乏起码的尊敬，没有时间观念，根本没有意识到皇帝身边侍驾人员的愤怒情绪。没有谁想到要给后面的人留一点时间，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没完没了地提出种种要求。
当然，所有研究民族特性的学者都很清楚，这些西方蛮族唯利是图，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翻来覆去无非是些陈词滥调。对于那些不幸在场的人来说，亲身的经历使他们更加认清了西方蛮族的品性。黄昏来临之际，不幸的皇帝离座起身，走向寝宫，他忙碌了一整天，连早饭也没顾上吃。但是，就连这样明显的暗示，也未能使他摆脱这些蛮族的纠缠。他们依然为先后次序你争我夺，玩这种把戏的不只是那些仍然排队等候的人，那些白天拜见过皇帝的人也会去而复返，想找借口再与皇帝攀谈。这位谦卑的人只得停住脚步，一大群蛮族一拥而上，团团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说东道西。这位自我牺牲的人和蔼地应付一大群人，那场景真让人看不下去，而那些人不合时宜的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皇帝的内侍每每想让这些蛮族闭嘴，却总是被皇帝制止。皇帝知道这些法兰克人的火爆脾气，担心他们因为一些小事暴跳如雷，给罗马帝国惹来大祸。
双方的反感如此强烈，似乎必将导致双方不可能有任何文化交流。但是，十字军东征使得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法兰克人与穆斯林的文化交流结出果实。
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徒先是从穆斯林那里获得阿拉伯文本的希腊哲学和科学文献，之后又获得了所有保存下来的希腊文“古典著作”，这样慢慢配齐了他们的希腊文献收藏。东方在文化上从西方获得的益处更是出人意料。13世纪，法兰克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摩里亚半岛，无意之中有力地促进了希腊被征服者的文学，这种贡献与同时代中国的蒙古征服者无意中为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如出一辙。在中国，儒家文人暂时遭到罢黜，从而为充满生机的白话(vernacular language)大众文学提供了迟来的发展机会，长期湮没无闻的白话文学得以公开进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儒家传统的文官不可救药地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学，推行文化压制政策，根本不允许大众文学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在蛮族横行的东正教世界，同样的原因在较小的范围内导致了相同的结果，民间抒情诗和史诗得以繁荣。摩里亚法兰克人完全摆脱古典文学的束缚，《摩里亚编年史》用本土希腊语的重读韵诗体(accentual verse)写成，成为19世纪初希腊诗歌的源头。
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与同时代东正教世界的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礼物当属东罗马帝国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传入西方后，11世纪诺曼人用武力在原东罗马帝国领地阿普利亚(Apulia)和西西里建立西方后继国家，效法这种制度。当霍亨施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推行这种制度，使之成为所有西方人关注的焦点，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位才智过人、被称为“凡间的奇迹”(Stupor Mundi)的国王，不仅从诺曼人母亲那里继承了西西里王国，而且还是西罗马帝国皇帝。到20世纪，这种绝对主义的利维坦发展为“极权主义”国家，其命运我们已在本书前面部分探讨过。
- 最初两代文明的碰撞
(1) 与亚历山大之后希腊文明的碰撞
用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观念来看希腊历史，亚历山大这一代人清晰地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和新时代的开始，正如以现代西方观念来看现代西方历史，15、16世纪之交各种引人注目的新气象标志着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在这两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人们之所以厚今薄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迅速增长，不论是通过军事征服支配他人的权力，还是通过地理探险和科学发现驾驭自然界的能力。马其顿人推翻阿契美尼王朝的壮举，与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的功绩一样令人振奋。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如果让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人或公元16世纪的西方人描述一下对新时代的感受，他们很可能不太看重社会物质力量的增长，而是更强调对于社会精神视野扩大的感受。为寻找传说中的印度，马其顿人深入到一个大陆，葡萄牙人则征服了海洋。这两次都引起轰动，新发现的光怪陆离的陌生世界让人惊叹不已，改变和增进了人们对自身力量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的科学发现在希腊世界引起轰动，希腊文化的“复兴”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但是，人类面对未知领域的无助感削弱了新知识带来的力量感，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每前进一步，往往都会产生这种无助感。
这两个时代还有其他许多共同点。我们都知道现代西方的冲击波及全球，大概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文明要大为逊色。事实并非如此。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文明最终与叙利亚、赫梯、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社会有过碰撞，事实上，它与旧世界每一个同时代文明社会都发生过碰撞。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重要的差异。在分析现代西方对同时代文明的冲击时，我们顺便把现代西方文明划分为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现代早期西方传播的是包含宗教在内的整体文化，现代晚期西方传播的是剔除宗教成分的世俗文化。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文明传播史上没有类似的阶段性划分。与西方文明相比，希腊文明在知性方面是早熟的。希腊文明的宗教天赋从一开始就很贫乏，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整整一个世纪，希腊文明已经从宗教蝶蛹中破茧而出。
在这个精神解放的关键时刻，希腊人拒斥野蛮轻浮、伤风败俗的奥林匹斯山众神，反感采用血和污物的“冥府”崇拜的精神上更为神秘、也更为阴郁的宗教生活。然而，对精神食粮的渴望很快就压倒了这种拒斥和反感。伴随着军事征服和知识开拓的节节胜利，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人接触到充满生机的非希腊宗教，这种经历使得希腊人发自内心地羡慕这些宗教信徒拥有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而不是鄙夷地把他们视为僧侣欺骗伎俩所愚弄的盲从者。希腊世界惶恐不安地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的宗教信仰尚属空白。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征服者在知识和军事上征服了一些社会，却接纳了这些社会的宗教，这种接纳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咄咄逼人的希腊文明对其他六个社会的冲击产生重大的宗教后果。我们应当把这种宗教后果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看一看亚历山大之后希腊文明的兴衰。
和罗马军事侵略者的首要目标是从经济上盘剥战败者。不过，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宣称的传播希腊文化的高尚目的也并非毫无诚意。希腊征服者履行诺言传播希腊文化精神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在希腊境外建立城邦，以希腊城邦殖民者为核心传播希腊文明之光。最早开始大规模推行这种政策的是亚历山大，在之后的450年里，马其顿以及直到哈德良皇帝为止的罗马后继者都萧规曹随遵循这种政策。
希腊征服者传播希腊文化多少是善意的，成效却远远不如非希腊人对于希腊文化的自发模仿，正是由于这种自发的模仿，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文化不仅和平地征服了希腊军队未曾占领过的地方，而且再度征服了希腊人曾一度占领，在亚历山大征服浪潮因亚历山大之死戛然而止之后又很快放弃的地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跨越兴都库什山脉的希腊化巴克特里亚帝国的贵霜后继国家栽下希腊艺术的种子，希腊化塞琉古帝国的萨珊和阿拔斯后继国家培育了希腊科学和哲学的种子，直到希腊军事征服终结之后，这些希腊文化的种子才开花结果。叙利亚世界同样是在摆脱希腊统治之后才对希腊科学和哲学产生自发的兴趣，他们把聂斯脱利教和基督一性论教派等异教当作自己的基督教，把叙利亚语当作自己的语言媒介。
希腊文化和平地渗透到希腊征服者从未涉足的地区，在希腊军事统治衰落之后，希腊文明仍然在艺术和知识领域节节胜利，这两个事实给我们一个相同的启示。对于宏观研究同时代文明的碰撞而言，希腊文明的启示颇具启发意义。在本书作者这一代历史学家看来，这一启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了解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碰撞的整个来龙去脉，这与他们对当前现代西方与其他文明碰撞的了解程度形成了对照。现代西方与其他文明的碰撞至今仍在延续，有关资料虽然异常丰富翔实，远非流传至今的屈指可数的希腊文明史料可比，但由于人类对未来的无知所形成的无形屏障，这些资料的时间下限必定中途戛然而止，无法涵盖文明碰撞的全过程。
正如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历史揭示的那样，现代西方的历史是否有朝一日将证明武力无助于同时代文明的文化交流，这个问题在1952年时尚无法回答。这个未解之谜提醒研究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研究人类事务的整体进程和特征而言，那些距离最近、史料最丰富、最为熟悉的历史事件恰恰是最不能说明问题的。其他文明与希腊社会碰撞的历史已是久远的过去，史料也不尽充分，但肯定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事务的整体进程和特征，尤其是不同文明碰撞所产生的宗教后果。
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站在所处的时代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华世界于15世纪自发接受希腊艺术、叙利亚世界于公元9世纪自发接受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历程与马其顿和罗马军队的军事功绩如出一辙。在20世纪，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文明与同时代文明在艺术、知识、军事和政治上的交往当然早已尘埃落定。然而，这些碰撞的后果至今仍在影响着20世纪的人类生活，这表现在当今世上绝大多数人信奉的宗教不外乎基督教、伊斯兰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这些宗教的历史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如今业已消亡的希腊文明与业已消亡的东方文明的碰撞。如果人类未来的发展进程能够证明这样一个直觉，与文明相比，高级宗教的普世教会更适合承载人类踏上朝圣之旅，朝着人类的奋斗目标前进，那么结论必然是，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碰撞彰显出现代西方与其他文明的碰撞所无法揭示的宏观历史研究的主题。
(2) 与亚历山大之前希腊文明的碰撞
地中海是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社会主演的历史戏剧的舞台，大约1800年之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又在同一个舞台上扮演主角。这两出历史戏剧都有三个角色登场。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文明有两个对手，分别是同源的叙利亚社会和夭亡的赫梯社会的僵化残余，后者依托托罗斯山脉(Taurus)的要塞苟延残喘。这三个社会竞相争夺地中海盆地的控制权，腓尼基人是叙利亚社会的代表，赫梯社会的代表是一些在海外建立起据点的航海者，日后被希腊社会的对手称为伊特鲁里亚人(希腊语Tyrrhenian，拉丁语Etruscan)。
公元前8世纪，这场三方角逐拉开帷幕，目标是攫取三个战利品。首先是西地中海地区，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文化落后，无力抵御这三个入侵社会；其次是黑海沿岸地区，它通往欧亚草原的大西海湾，经由大西海湾可以进入大草原西北边界的黑土地带；最后是埃及，埃及精耕细作的农业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文明已步入衰落阶段，只有争取相邻外来文明的援助，才有可能抵御另一个外来文明的入侵。
与其他两个对手相比，希腊人在争夺这些战利品的角逐中拥有一些优势。
希腊人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之伊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东端的基地，希腊人在爱琴海的活动基地靠近西地中海，离黑海更近。希腊人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人口。在希腊文明的前一个历史阶段，低地地区战胜高地地区，导致希腊人口增长。人口增长造成的生活资料压力成为希腊人爆炸性扩张的动力，刺激希腊人先是在海外建立通商口岸，之后进一步迅速大规模安置希腊农业殖民者，使这个新世界变成一个大希腊(Magna Graecia)。现有的少量证据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是腓尼基人都无法在人力资源上与希腊人相抗衡。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伊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实际上无法像希腊人那样通过海外拓殖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像第一个优势一样，希腊人的第三项优势也是来自所处的地理位置。这三个对手在地中海一争高下之际，正值穷兵黩武的亚述人开始发动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波攻势，亚洲大陆上的腓尼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首当其冲，希腊人因为远居西方，幸运地逃过一劫。[9]
考虑到面临的种种不利因素，腓尼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制定的目标和取得的成效都显得非同凡响。不出所料，他们在黑海控制权之争中彻底失败。黑海成为希腊的内海。辛梅里安(Cimmerian)和西徐亚(Scythian)游牧民族突然崛起之后，欧亚草原经历了一段平静时期，黑海的主人希腊人与欧亚草原大西海湾的主人西徐亚人成为互利的商业伙伴，黑土地带的西徐亚臣民收获的谷物输出海外，提供给爱琴海盆地的希腊城市居民，换回旨在满足西徐亚王室嗜好的希腊奢侈品。在西地中海地区，这场三方角逐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各方力量此消彼长，互有胜负，最终还是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围绕埃及的争夺为时较短，希腊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但仍然于公元前7世纪抢得了这个战利品。希腊人向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解放者)(Psammetichus I, Liberator)的埃及政府提供了爱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Carian)等“从海上来的青铜人” 见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穿戴着当时埃及人从未见过的青铜头盔和铠甲。——译者注，萨姆提克一世招募这些人是为了在公元前658—前651年间把亚述驻军逐出尼罗河下游河谷。公元前6世纪中叶前后，希腊人似乎不仅在地中海盆地的海上争霸中拔得头筹，而且有望继承亚述人在西南亚建立的大陆帝国。早在萨姆提克一世的希腊雇佣兵把亚述人逐出埃及之前的将近半个世纪，这些“从海上来的青铜人”就闯入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治下的西里西亚海岸，举行一场勇敢的起义，大大激怒了这位国王。如果我们能够确定，除了莱斯博斯岛(Lesbian)的安提美尼达(Antimenidas)——他的名字和事迹之所以流传至今，完全是因为他是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的兄弟——还有其他希腊冒险家也在尼布甲尼撒的卫队服役，那么亚述帝国的新巴比伦后继国家似乎也仿效埃及政府的做法，招募希腊雇佣兵。在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前，阿契美尼王朝已经大量招募希腊雇佣兵，这也成为阿契美尼帝国覆灭的前兆。当时的局势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某位“亚历山大”有望提前两个世纪登上历史舞台。事实上，舞台确实搭好了，但上场的主角是居鲁士，而不是我们假想的那位提前登场的“亚历山大”。
公元前547年前后，居鲁士吞并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25年前后，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在这段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丧失了在埃及和西南亚进一步拓展的机会。在这两次征服中，居鲁士的征服更为迅猛和惊人，结果使得安纳托利亚西海岸希腊城邦的宗主权从过去的吕底亚人手中转到外来的波斯人手中。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对希腊人造成双重打击，一是打击了希腊“青铜人”的军事威望，二是波斯人从此控制了希腊人在埃及的商业利益。不仅如此，波斯帝国缔造者意外地给予叙利亚的腓尼基人颇为可观的好处，加剧了希腊人的逆境。
阿契美尼帝国允许“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返回家园，以他们祖先的城市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政治上无足轻重的神权国家。这种政策也使得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腓尼基城市不仅拥有自治权，而且得以在阿契美尼宗主权之下统治其他的叙利亚社会，从而至少能够与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分庭抗礼。他们在经济上更是获得惊人的好处。他们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成员，这个国家的版图从地中海叙利亚海岸向内陆延伸，直到“农耕民族”在遥不可及的欧亚大草原上干旱的粟特(Sogdian)地区的东北前哨。
与此同时，一个腓尼基殖民地在地中海西部崛起，在财富和实力上超过它的源头叙利亚城市，正如现代西方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殖民地”在20世纪超越了向它输送移民的那些欧洲国家。迦太基带头掀起腓尼基人的反攻浪潮，站在希腊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很久之后的一场长期战争已经被冠以“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名，倒是可以把腓尼基人的这次反攻称为“第一次布匿战争”。这次反攻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到公元前6世纪末，面临希腊扩张威胁的各个敌对社会联手，使希腊世界的扩张全线受阻。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契美尼帝国和迦太基帝国缔造者划定的分界线使得希腊世界与叙利亚世界之间变动频繁的东西边境稳定下来。
然而，刚刚步入公元前5世纪，这种平衡态势就被打破，随即爆发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战争。历史学家该如何解释这种极为不幸的结局呢？古代希腊学者将把这场灾难归咎于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埋下失败隐患的傲慢，诸神让他们想毁灭的人变得疯狂等等。现代西方学者不会去质疑这种超自然的解释，而是探询人为的因素。
战火重燃的人为因素在于阿契美尼帝国政治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那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征服广袤土地和众多人口的帝国缔造者往往容易陷入这种判断错误。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地攻城掠地，只是因为那些地方的居民已经被此前的痛苦经历折磨得心灰意冷，放弃了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缔造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凭借文韬武略建立起不世功名，不承认自己受益于先前的统治者，这些先前的统治者用无情的犁耙开垦土地，成果却被帝国缔造者轻而易举地收获。他们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这种错误的信念滋生出一种过分的自信，驱使他们鲁莽地进攻那些尚未被征服的民族，从而招致灾难，这些民族的精神和抵御能力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38到1842年间，征服了衰败不堪、四分五裂的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英国征服者在阿富汗遭受灭顶之灾，他们轻率地认为东伊朗高地人会像饱经磨难的印度次大陆居民一样逆来顺受。东伊朗高地人此前从未受过伤害，而印度次大陆居民先是经受了让人意志消沉的500年外来统治，之后又饱尝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的痛苦。
居鲁士很可能认为，一旦征服了亚洲的那些原先承认吕底亚宗主权的希腊社会，完成对吕底亚的征服，就可以为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一条确定的西北边界。阿波罗曾经警告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不要渡过哈利斯河(Halys River)，否则将招致一个大国的毁灭。当克罗伊斯的征服者居鲁士在同一条河流的对岸驻足，本应当牢记阿波罗的警告，从长远来看，这个警告同样清楚地预见到阿契美尼帝国的未来。居鲁士征服吕底亚帝国，无意之间使他的继承人陷入希腊世界的泥淖之中，最终导致阿契美尼帝国覆灭。
居鲁士为摆脱与吕底亚隔河(哈利斯河)为界的状况，便将所统治的吕底亚占领区拓展到安纳托利亚海岸。大流士认为，只要把希腊全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就可以摆脱与独立的希腊残余部分隔海为界的状况。公元前493年，大流士扑灭亚洲希腊人最后的反抗，随即出师远征欧洲希腊本土。结果，波斯人在马拉松、萨拉米、普拉提亚(Plataea)和米卡雷(Mycale)迭遭惨败。直到20世纪，希腊文明的西方继承人仍把这些战役视为历史性的胜利。
为报复亚洲希腊臣民的反叛，大流士决意征服希腊人的欧洲同族和同谋，结果使得一场为时7年的暴动(公元前499—前493年)转变为一场长达51年的战争(公元前499—前449年)。到战争结束之时，阿契美尼王朝被迫放弃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同一时期，迦太基人在进攻西西里的希腊人时也铩羽而归，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希腊人在西方打赢这场陆地战争之后，又赢得了一场海上战役的胜利。在意大利西海岸那不勒斯以西不远处的库迈(Cumae)，希腊人打败了进攻希腊世界坎帕尼亚(Campanian)前哨的伊特鲁里亚人。
公元前431年，形势出现重大转折，希腊人内部爆发了一场自相残杀的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社会内部战火蔓延，整个社会日渐衰落。除开几次短暂的休战，这场战争一直打到公元前338年才由马其顿国王腓力强行终止。希腊人陷入自取灭亡的狂热难以自拔，显然为迦太基人和阿契美尼王朝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乘希腊内战之机趁火打劫。迦太基人斩获不大，波斯人的收获却颇为可观。但是，波斯人并未从这次的成功中长久获益，因为自相残杀的内战使希腊人成为能征善战的老手。一旦马其顿和罗马的军事首领掉转矛头，用希腊新式武器来讨伐希腊世界的宿敌，旋即摧毁了阿契美尼帝国和迦太基帝国。
如此一来，希腊社会对邻近文明的军事和政治攻势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对此我们在上一章已有评述。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之前和以后，希腊文明一直从文化上和平地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地区。
西西里土著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武装抵抗希腊的征服，同时又自愿接受希腊入侵者的语言、宗教和艺术。即使在用“木幕”(wooden curtain)划出的禁止希腊商人进入的迦太基“禁区”，迦太基人也输入比本土产品更受欢迎的希腊商品，这种情形与拿破仑时代法国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拿破仑政府颁布《柏林敕令》，公开抵制英国商品，私下里却秘密进口英国皮靴和大衣供应军队。
早在阿契美尼帝国崛起之前，帝国西部省份诸民族就开始了希腊化过程，希腊文化以亚洲希腊城邦为中心，通过吕底亚王国传播开来。希罗多德笔下的克罗伊斯就是一位热心的希腊化倡导者。不过，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文明最有效的文化征服乃是征服了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西海岸的其他非希腊民族。伊特鲁里亚人在被罗马帝国缔造者统治之前就已经被接纳为希腊人，罗马帝国缔造者所掌握的希腊文化大多是从伊特鲁里亚邻居那里间接获得的。
罗马的希腊化无疑是希腊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征服。不论罗马人有什么样的背景，他们承担的使命是意大利西海岸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南部的希腊人以及隆河(Rhone)三角洲附近希腊文明的先驱马塞利亚人(Massilian)无力承担的。当蛮族展开反攻，意大利的希腊人屈服于奥斯坎人(Oscan)、伊特鲁里亚人屈服于凯尔特人之后，罗马人使拉丁化的希腊文明跨越亚平宁山、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传入地中海以北的欧洲大陆腹地，从多瑙河三角洲传到莱茵河河口，并且渡过多佛海峡传入不列颠。
(3) 稗子与麦子
至此，我们考察了同时代文明的相互碰撞，[10]我们认识到，惟有那些和平的成果才是这些碰撞的有益成果。我们也十分悲哀地意识到，两个或更多不同文化的冲突往往会引发愚不可及、损失惨重的战争，相比之下，创造性的和平交流实在是如凤毛麟角一般少之又少。
再次回顾不同文明的碰撞，我们就会看到，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就属于和平交流，这种交往不仅结出累累硕果，而且初看上去没有受到暴力的摧残。大乘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华世界，这两个社会并未因此爆发战争。这种历史成就有赖于和平交往，双方的宗教交流就是这种和平交往的一个突出证明。公元4到7世纪，佛教僧侣从印度前往中国弘扬佛法，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取经朝圣，双方的海路交通都是经由马六甲海峡，陆路交通经由塔里木盆地。只要看一看两条路线中更为繁忙的陆路，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线并非是由印度人或中国人和平地开通的，而是由闯入的希腊社会的先驱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及其后继者贵霜蛮族打通的，这些尚武民族开辟这条通道是为了发动军事侵略，希腊人想进攻印度孔雀帝国，贵霜人想进攻中华世界的汉帝国。
如果要从同时代文明的碰撞中找出既结出精神果实，又避免了军事冲突的例子，我们应该进一步追溯到第二代文明之前的时代，即埃及文明在喜克索斯人大举入侵的刺激下反常地延长了本已终结的文明历程之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即公元前22、前21世纪之交到公元前18、前17世纪之交，埃及文明的大一统国家“中王国”与苏美尔文明的大一统国家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同时并存，轮流控制双方之间的叙利亚大陆桥。就我们目前所知，双方从未发生过战争。双方的交往虽然是和平的，显然没有结出果实，我们必须继续上溯到更早的时代，才能找到同时代文明和平交往的例证。
现代西方考古学关于早期文明史的知识尚不完备，20世纪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阶段的文明史时只能在历史的迷雾中摸索前行。我们意识到这种局限，便可以回到我们作出的一个试探性的结论：在埃及社会精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伊希斯崇拜和奥西里斯崇拜乃是源自土崩瓦解的苏美尔世界，而在苏美尔世界，令人心碎又给人慰藉的“哀妻”、“哀母”与“难夫”或“难子”最初是以伊什塔尔和塔木兹的面貌出现的。倘若一种作为所有其他高级宗教先驱的崇拜，真的能够避免日后同时代文明的碰撞反复引发的流血冲突，从发源的社会流传到一个同时代文明的后继社会，我们就从笼罩在文明相互接触历史上的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注释：
［1］ Finlay, G., A History of Greece B.C.146 to A.D.1864(Oxford 1877， Clarendon Press， 7 vols)， Vol. v， pp.284—285.
［2］ Rycaut, Sir P.,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 1668, Starkey &Brome)， p.82.
［3］ Spear, T.G.P., The Nabobs：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e English in EighteenthCentury India(London 1932， Milford)， pp.136， 137， 145.
［4］ 《笨拙》杂志刊登了关于这场战争的一幅漫画，题为《巨人杀手日本》，这表明了当时英国公众的轻浮态度。
［5］ 例如，英国史上众所周知的是，都铎王朝赋予下院的权力被他们用来反对斯图亚特王朝。
［6］ 在阿拉伯语中，Maghribī的意思是“西方”，伊斯兰教徒以此称呼非洲西北角，范围包括日后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个所谓的“小非洲”实际上是一个安全岛，地中海把它与欧洲隔绝开来，撒哈拉沙漠更彻底地把它与热带非洲(严格意义上的非洲)隔绝开来。
［7］三次暴行使得双方无可挽回地决裂了：1182年，东罗马帝国境内的法兰克居民遭屠杀；1185年，复仇的诺曼底远征军洗劫萨洛尼卡；1204年，法兰克—威尼斯远征军洗劫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十字军)。
［8］Liutprand,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uopolitana，ch.12.
［9］与之类似，17世纪，身处岛国的英国人比欧洲大陆上的荷兰竞争者在远洋贸易上有优势，因为荷兰人面临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等大陆帝国缔造者的军事进攻，英国人则没有这种危险。
［10］节录本删除了与叙利亚社会和古王国时期埃及社会接触的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