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
（公元前334—前221年）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到这个时候，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四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播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未知领域时，给予指导和支持。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四个世纪里，早先的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尼亚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 [204]。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 [205]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拓殖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接受希腊语，并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非人性和非科学的种族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 [206]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早逝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己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在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管理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人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腊人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关键问题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的动产，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被从犹太国逐赶到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持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使他们在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的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有效地进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也成功地解决了这种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便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便携经济资产。如果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也拥有具有很高心理价值、便于携带的文化财产的话，他们是无法与身怀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绝技的犹太人竞争的。
经证实并非移植于雅典的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成为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已迁移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尽管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但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 [207]（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 [208]（公元前36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 [209]（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社团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前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在雅典的用于伊壁鸠鲁社团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在兰萨库斯 [210]的富有的弟子们为其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社团在雅典的吕克昂，这是在其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前371—前288/前287年）安置的。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社团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四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前126—前110/前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 [211]，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于此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 [212]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早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比肩而立。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具有阳春白雪、脱离世俗的特性；而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私人友谊视作财富。芝诺则像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主权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属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体育馆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 [213]，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樊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言语，而且身体力行地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koin）。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形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其幸运之处在于，腓力二世国王 [214]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而不是采用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它适应着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 [215]（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媒介，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 [216]（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 [217]（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繁星点缀的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 [218]（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传统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希腊文化，要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还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几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的。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一个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 [219]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成了一个枢纽地点。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主权，现代有人估计，他们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 [220]和伊朗人，通常也非常尊重希腊城邦。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 [221]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城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
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臣民人口，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于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成熟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具有基本公民素质的子孙们的新居住区，并且还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无分彼此的混合聚居之地。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流放人的殖民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城邦的发展所达到的范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也仅是表面现象。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得多。希腊共同语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系统则被用来镌刻一些官方的碑铭，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字母系统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