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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方目前对历史的展望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的历史眼界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维度上都大大扩展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历史视野——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而不是我们选择看到的——却快速收缩到一片狭窄地带，如同一匹马通过它的眼罩所见，或者是一艘潜艇的指挥官通过他的潜望镜所见。

这无疑是不同寻常的，然而这还只是这一系列矛盾中的一个，而这种矛盾看来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它们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脑中或许隐约可见。比如，我们的世界已经上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情感程度，所有的阶级、民族和种族的人们，现在已经有了对他们人权的承认。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或许又陷入了前所未闻的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深渊之中。这些恶劣情感在那些冷血的、科学计划的残忍中找到了发泄。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标准在今天并排而立，不仅仅出现在同一个世界，而且有时是在同一个国家，甚至是同一个人身上。

同样，我们现在既有了空前的生产，也有了空前的短缺。我们发明了可以替我们干活的机器，但我们却比以前更少地把劳动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是那些最基本最初级的服务，比如帮助母亲们照料她们的幼子。要么是广泛的失业，要么是人力的缺乏，我们在这两者之间轮替。无疑，我们扩展的历史眼界与我们收缩的历史视野，这二者的对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典型的，然而看看它本身，其矛盾程度还是令人震惊！

首先，让我们提醒自己晚近以来我们历史眼界的扩展。就空间而言，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这个星球上可居住和可进入之表面上的所有人类，以及这个星球在其中不过是极小微尘的恒星宇宙；就时间而言，我们西方的眼界已经扩展至晚近这6000年中升起又衰落的所有文明，以及60万到100万年之前人类起源的史前历史，乃至大约8亿年前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历史。我们的历史眼界得到了何等惊人的扩展！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历史视野又在收缩，它正在收缩为局限于我们恰巧是其公民的那个共和国或王国的狭窄时空之内。那些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西方国家如法国或英国，到现在为止，持续的政治存在没有超过一千年；那些现存的最大的西方国家如巴西或美国，就地球表面人居区域而言，也是非常之小的部分。

在我们眼界开始扩展之前——在我们西方航海家环航地球之前，也在我们西方宇宙起源论学者和地质学家提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之前，我们前民族主义时代中的那些中世纪祖辈就有了较我们今天更为宽广和公正的历史眼界。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自己那个本地群落的历史，它指的是以色列、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即使他们错误地相信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但追溯到公元前4004年也比仅仅追溯到不超过《独立宣言》之时或“五月花”航行之时或哥伦布或亨吉斯特和霍萨之时要好一些。（事实上，尽管我们的祖辈未必知道，但公元前4004年恰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它大致标志着被称为文明的这种人类社会的一些代表的首次出现。）

同样，对于我们的祖辈而言，罗马和耶路撒冷意味着远远超过自己家乡的更多东西。当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在基督纪元6世纪结束时皈依了罗马基督教后，他们学会了拉丁文，由于懂得了拉丁文又得以去研究那些圣典和世俗文献的宝藏，并前往罗马和耶路撒冷朝圣——当时的旅行是那样困难和危险，现代战时通行与之相比简直是儿戏。我们的祖辈看来头脑开阔了，这既是一种了不起的智力优点，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美德，因为国别史在它本身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中对这些情况是无法理解的。

文明经受考验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