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愿之乡
对于喜欢以地理做历史注脚的史学家，如巴克尔（H.T.Buckle）及孟德斯鸠，巴勒斯坦可说是最理想不过的题材了。巴勒斯坦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从其北之但（Dan）算到其南之贝尔谢巴（Beersheba）为150英里，从其西之非利士算到其东之叙利亚、阿拉米、亚扪、摩押及以东，宽者为25英里，窄者为8英里。单从其面积来看，谁也不会相信她会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她对于后世的影响，不但巴比伦、亚述、波斯赶不上，甚至连埃及或希腊也赶不上。
说来也不知道是好运还是坏运，巴勒斯坦不偏不倚，正位于尼罗河各大都市与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河各大都市之间。由于其位置冲要，商业固属发达，战争亦难避免。这块地区，由于自古即成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一次又一次战祸不断向她袭来。希伯来人周旋于诸大帝国之间，时而向这方面输诚，时而向那方面纳贡，时而被这方面征服，时而被那方面占领。她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的磨心，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熬炼。通过《圣经》，透过圣诗，透过预言，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这一地区人民对天作无可奈何的呻吟。
从气候上来研究巴勒斯坦，我们可以看出文明总是多灾多难的——蛮族环伺着她，干旱随时可置她于死地。巴勒斯坦一度是“奶与蜜流经之地”，一如《旧约》所说的。100年，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提到这块地区，他仍这样说：“这是一个优美的所在，空气潮湿，适于农耕。春天，有花有树。秋天，更有吃不尽的果品。这些果品，有野生的，有人工培植的……巴勒斯坦，无河流足资灌溉，但以雨量丰富，空气潮湿，因此颇宜于农作物生长。”古时候的巴勒斯坦，入春即雨水不断。水或储于池，或储于井。遍巴勒斯坦，有着纵横交错之运河沟渠，农田需水，就运河沟渠即可灌溉。以上，可说就是犹太文明诞生的物质基础。
巴勒斯坦土壤肥沃。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玉米。这个地区，平地盛产葡萄，坡地几乎处处可见橄榄、枣及无花果。巴勒斯坦之毁灭，第一因素为人祸，第二因素为天灾。战争直接摧毁了适于耕作之土地，间接杀害或带走了照料土地的居民。人祸之后，天灾来了。当沙漠得寸进尺，吞没了地上的树木花草，旱魃即行就地称王。犹太人经过了18个世纪的流浪，今天又已重归故土。然而今天的巴勒斯坦，除少许绿洲外，大部已尽属不毛之地。
巴勒斯坦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其悠久且在厄谢尔（James Ussher）主教想象之外。加利利海附近出土之尼安德特人遗物，海法（Haifa）洞穴发现之五具尼安德特人遗骨，即已足够证明公元前4万年广泛分布于欧洲之穆斯特文化，是导源于巴勒斯坦。由于新石器时代之地板及火炉在杰里科（Jericho）出土，因此，这一地区之历史确定已可上溯至中青铜器时代。在此公元前2000至前1600年间，巴勒斯坦及叙利亚诸城市所储积的财富，已多到足使埃及帝国忌妒。
在公元前15世纪时，杰里科已发展成一座很完备的城市。有城墙，有王，王受埃及保护。英国加斯顿（John Garstang）考古队在杰里科诸王陵墓中，曾发掘到成百的花瓶及其他殉葬物品。从这些物品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在西克索统治时代，其农耕技术已相当发达，在哈特谢普苏特及图特摩斯三世时代，其文化之发展已极可观。就特勒·埃尔-阿马纳（Tell-el-Amarna）书信研究，对巴勒斯坦及叙利亚人的一般生活情况，可以得知大概。这批书信制作时期，大概也就是犹太人进至尼罗河谷的时期。信中所称之“Habiru”，很有可能就是“希伯来”（Hebrewes）。[1]
犹太人相信，其始祖亚伯拉罕之先世，来自苏美尔的乌尔。该族定居于巴勒斯坦，约在摩西降生前1 000年（约公元前2200年）。他们之征服迦南，是膺天命，因迦南为上帝对他们的许愿之乡。《创世记》第14章第1节，所提到的示拿（Shinar，巴比伦的别称）王阿玛帕尔（Amraphael）时代，可能就是汉谟拉比的父亲阿玛帕尔（Amarpal）以及其后继者在巴比伦称王的时代。对于犹太人之出埃及及征服迦南，除下面一种间接参考资料外，找不到直接参考资料。所谓间接参考资料，是法老迈尔奈普塔（Merneptah，约公元前1225年）所立的一块石碑。那块碑上有着这样的句子：
所有的王都被制伏了……
提忽鲁（Tehenu）已成荒野，
赫梯业已平定，
迦南剥得精光，
以色列已无地可耕，
巴勒斯坦愿臣属埃及，
所有地方都已平定，
凡造反作乱者，皆已被伟大的法老迈尔奈普塔所制伏。
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迈尔奈普塔就是《出埃及记》中所说的那位法老。但可确定的一点就是，埃及军队一度肆虐于巴勒斯坦。对于犹太人之进入埃及，我们既不知道时间，又不知道进入时的身份——奴隶还是自由人。[2]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想，进入埃及的移民，人数本来不多，摩西之世，在埃及的犹太人之所以成千上万，可能是生殖率高的结果——犹太人的生殖和苦难常成正比：“折磨愈大，繁殖愈多，生长愈速。”
犹太人在埃及受奴役，不堪其苦，这是他们所以出埃及回亚洲的原因。他们的行为，当然是一种反抗及逃避，最后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圣经》对这方面的记载，一遵东方史惯例，神话、事实兼而有之。摩西这个人，其存在不容否定，不过他的出现颇为突然。因为像先知如阿摩司及以赛亚，对他居然一字未提。这似不合《圣经》惯例。按《圣经》惯例，凡重要记载，如主要人物出现及重大变故，大都会引用先知神话作为根据。[3]
摩西领导犹太人所走的从埃及到西奈的路线，就是在距他1 000年前埃及人追求绿玉所走的路线。犹太人在沙漠中转来转去，消磨了40年的时光，就现在看来似乎很不可能。但是，当我们知道他们在传统上是一个游牧民族时，便不会感到奇怪了。犹太人征服迦南之事例，在近东可算是家常便饭——一个又饥又渴的游牧部族，向一个比较富足的农耕地区突袭。他们尽可能把当地人杀死，对于能够幸免的，便和他们结婚。当时杀人似乎毫无限制。在杀人者方面，心理上毫无愧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替天行道。犹太人的英雄基甸（Gideon），连夺二城，杀人12万！这样嗜杀，可说是亚述历史的重演。在近东，人口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之后，历史学家便这样说：“现在天下太平了。”在犹太人中，摩西与约书亚是两个典型的领导者。摩西是一个耐心的政治家，约书亚是一个爽直的战士。摩西的统治是温和的，约书亚的统治是专横的。摩西假神意以行统治，约书亚凭武力以行统治。这两种领导都有效，犹太人便靠着这两种领导获得了他们的许愿之乡。
[1]纵观各种发现，足证《创世记》所记犹太先民传统习惯颇多可信。《旧约》所载犹太人事迹，除种种超自然事件尚应存疑外，大都经得起考验。因为由一年年所发掘到的文物显示，其记载是很真实的。例如，1935年在特勒·埃尔-阿马纳所出土的陶器，其记载即大致与《列王志》所叙相符。因此，一般而论，除已发现反证的内容外，《圣经》尽可大胆采用。参阅皮特里所著《埃及与以色列》，1925年，伦敦，108页。
[2]也许，他们是随着西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西克索人与犹太人同属闪米特，在西克索统治埃及期间，对他们会有所照应。皮特里同意《圣经》所记，犹太人在埃及住了430年，入埃及约为公元前1650年，出埃及约为公元前1220年。
[3]据约瑟夫斯引述，公元前3世纪一位埃及史学家曼内托曾说，犹太人之出埃及是出于埃及人之意愿。当时因穷困而沦为奴隶之犹太人中发生了瘟疫，埃及人怕受传染因而把他们赶走。摩西乃埃及之祭师，他的任务是把犹太人带走。埃及祭师从小就养成清洁的习惯，为了防止瘟疫蔓延，摩西曾将这类习惯转教给犹太人。古希腊罗马学者对于犹太人之出埃及，曾一再采用此种解释。但因其与闪米特人是世仇，故很难为人所采信。英国史学家沃德认为，犹太人之出埃及是一种罢工举动。《圣经》中有一节诗也这样说：“埃及法老这样问摩西及亚伦：‘你们为什么要让人们停止工作？去，叫他们赶快复工。’”摩西一名不似犹太人而类埃及人。此名可能是Ahmose之略称。利物浦大学加斯顿教授宣称，他们在杰里科陵墓中发现一宗资料，该资料说，摩西被弃之后，捡到他的是一位埃及公主（捡到时间为公元前1527年）。这位公主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女王哈特谢普苏特。摩西由女王养大，在宫内十分得宠。摩西之逃亡，目的在于避免女王政敌图特摩斯三世之迫害。加斯顿教授认为，他所发现之资料，与《圣经·约书亚》第6章所记杰里科的陷落足可互相参证。他推定，城陷之时约为公元前1400年，而出埃及之时约为公元前1447年。这项时间的推算，由于所依据者为陵墓中之蜕螂雕像（译按：古埃及人的护身符。）及陶器，故其可靠性要打一个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