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的生活（566—1095）
11世纪之初，这个希腊帝国在依瑟里亚和马其顿王朝文治武功的背景之下，再度达到查士丁尼以来武力、财富和文化的顶峰。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部、塞浦路斯、罗得斯、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克里特岛，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意大利南部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下，重现大希腊（Magna Grecia）之盛景，巴尔干区域则从保加人及斯拉夫人手中夺回，拜占廷的工商业再度主宰地中海，希腊基督教得志于巴尔干和俄罗斯，而希腊的艺术和文学正处于一场马其顿式的文艺复兴之中。11世纪时它的国库拥有相当于24亿美元的收入。
君士坦丁堡的巅峰时期，在贸易、财富、豪华、壮丽、优美和艺术上，不但超过古代的罗马和亚历山大港，也胜过当时的巴格达和哥多华。它将近100万的人口中，主要是亚洲人或斯拉夫人——包括亚美尼亚人、卡帕多细亚人、叙利亚人、犹太人、保加人、半斯拉夫种的希腊人，以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意大利、伊斯兰教地区的各色商人和士兵，在这些人之上则是一小撮希腊贵族。住宅建筑有上千种不同形式——尖顶、平顶、圆顶，配合阳台、走廊、花园或凉亭。市场上则充斥世界各地的物产。住宅与商店之间有上千条狭窄的泥土街道，也有大厦与林荫回廊簇拥的壮丽大道，这些大道陈列着雕像与凯旋门，经过城门一直通往乡间。华丽的王宫，如狄奥费罗斯、巴希尔一世、尼塞福鲁斯的王宫，大理石的阶梯绵延至玛摩拉海（Sea of Marmora）的码头。（据一位旅行者说）教堂“多如一年中的日数”，其中许多是建筑中的瑰宝，圣坛珍藏着基督教最受尊崇和珍贵的纪念物。修道院外观务求壮丽，内则以崇德之圣徒为傲。圣索菲亚教堂装修一新，灯烛辉煌，香烟袅袅，庄严而又绮丽，赞美之歌洪亮而又华贵，这便是拜占廷皇城多彩多姿的生活之大概。
我们在贵族、大商人所拥有的城中大厦以及海边或内地的别墅中，可以发现当时所能拥有的各种奢侈品，以及不为闪族禁忌所限的装饰：各种颜色、纹理的大理石，壁画，镶嵌，雕刻和上好的陶器，在银棒上滑动的布幕、帷幔、地毡和绸缎，镶有银和象牙的门，雕刻精美的家具，金银制的餐具。这里面有推动拜占廷社会的动力：面貌和身材姣好的男女，身着染色的绸衣花边、毛皮，像波旁王朝的巴黎和凡尔赛宫一样，进行着风雅、爱情以及权谋的争斗。没有妇女比这些淑女更长于熏香抹粉，更显得珠光宝气。王宫中熏香之火终年不熄，借以消除皇后和公主身上的臭气。以往的生活从没有如此浮华，以往的财物、宴会、游艺从来没有如此多彩多姿，而所定的外交礼仪却少之又少。殷实的贵族们把上好的衣饰穿到竞技场和广场上去炫耀，把华丽的大马车拉到公路上去疾驰，鲁莽地惹起徒步穷人的憎恶，其财富足以招致在舰船上，在大理石、雪花石膏以及金银的祭坛上侍奉上帝的大教士之诅咒。克拉丽的罗伯特（Robert of Clari）说君士坦丁堡拥有“世界三分之二的财产”。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说：“希腊的居民似乎全是国王们的儿女。”
12世纪的一位作者说道：“假如君士坦丁堡的财富超过其他城市，则其罪恶亦在诸城之上。”无论贫富，所有大都会之罪恶行为都荟萃于此。残暴与怜悯的念头在同一帝国人民之心头交替出现，庶民对宗教需求之程度，亦随政治活动和战争的腐化或动乱而变化。阉割儿童，谋杀，或将王位继承人、潜在的敌手弄成瞎子，凡此种种，千篇一律地在朝代嬗递之中单调地继续着。受到不同种族、阶级、教条左右与搅扰之人民，是如此多变、嗜杀成性和周期性的扰攘不安。他们受政府面包、油、酒之笼络，以赛马、斗兽、绳技、剧院中猥亵的哑剧和街头帝国与教会的浮华虚饰为娱。赌场比比皆是，妓院几乎可以在任一条街上找到，有时候就“正在教堂的门口”。拜占廷的女人以放荡和宗教热情高闻名，男人则以机警和狂妄的野心著称。各阶层的人都相信法术、占星、卜筮、魔法、巫术和奇异的护身符。罗马人的美德甚至比拉丁语消失得还早，罗马和希腊的特质为已丧失本身德行的东方洪流所淹没，这些东方人除了语言之外，已一无所有。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充满信仰和放浪形骸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男女仍然是中规中矩的公民和父母，他们经过年轻时的嬉戏以后，安心地接受家庭生活的悲欢，并勉为其难地履行他们在世上的工作。一个弄瞎政敌的皇帝可以在医院、孤儿院、老人院和免费客栈上倾注他的仁慈。在贵族圈里，虽然日日以奢华安逸为能事，仍然有上百的人，在贪污受贿的鼓动下，做着行政和政治家的工作，除了阴谋、颠覆外，他们毕竟也设法使帝国免于各种灾难，并维持着中古基督教世界中最繁荣的经济。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建立的官僚体系，成为700年来在帝国各地都能发挥功效的行政工具。赫勒克留将帝国原来的行省改为由总督治理的军区，这是伊斯兰教威胁所激起的拜占廷机构上百种改革之一。各区在集权化的统治下保持相当的自治，它们不受扰动京师的斗争和混乱的影响，而长期保持秩序和繁荣。君士坦丁堡由皇帝、长老、暴民统治，各区却由拜占廷的法律统治。当伊斯兰教将法律和神学糅为一体，而西欧亦深陷于各种蛮族法典的混乱之中时，拜占廷珍爱并扩充查士丁尼的遗产。查士丁尼二世和赫勒克留的《新法》（Novels）、利奥三世颁布之《法律集要》（Ecloga）、利奥六世颁行之《诏书》（Basilica）及其新法，都把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Pandects）加以修订，以适应5个世纪以来各方面的需要，军事法、宗教法、航业法、商业法、农业法，在法律上为军队、教会、市场、港口、农田、海上带来秩序和依凭。11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法律学校也是基督教世俗学术中心。如此，拜占廷在千年的危厄与变易中，保存了罗马最伟大的赠礼——罗马法，一直到12世纪它在意大利北部之博洛尼亚复活，并革新了拉丁欧洲的民法和罗马教会的法典。利奥三世颁布，由古罗得斯岛航海法规发展而来的拜占廷航业法，是中古基督教世界的第一部商业法，亦为11世纪意大利特兰尼（Trani）和亚马非（Amalfi）共和国商业法的来源，由此一脉相传，而成当代之法律遗产。
《农业法》值得称道之处，在于遏制封建而确立自由的农民。小片的土地分给退伍军人，较大的国有土地则由现役士兵耕种，作为服兵役的一种方式。广大的地区由亚洲转移到色雷斯和希腊的异端教派垦植。还有大片的区域在政府的强制或保护之下，由国内危险性较小的蛮族开垦，这样一来，哥特人进入了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伦巴底人进入了潘诺尼亚，斯拉夫人进入了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10世纪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竟成了斯拉夫人的天下，阿提喀（Attica）和塞萨利（Thessaly）地方的斯拉夫人亦极多。国家与教会合力打击奴隶制的气焰，立法禁止买卖奴隶或以自由民为奴，并且奴隶只要入营当兵、担任教士或与自由民结婚，即自动解除奴隶身份。在君士坦丁堡，奴隶虽只准做家庭杂务，但是蓄奴之风却颇炽盛。
不过这似乎是历史上的牛顿定律，大块农地以收买或其他方法吸收小块农地，土地集中成若干大农庄，当农庄过分集中，又因课税或革命而再分割，然后又再集中。10世纪时，东拜占廷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富有的地主、教会、修道院，以及由遗赠田产支持的医院手中。这些土地由农奴或有法律自由、但受经济束缚的农奴耕种。地主在仆从、卫士、家奴的侍候下，在他们的别墅或宅邸里过着高度奢华的生活。我们可在巴希尔一世的女施主丹尼利斯（Danielis）夫人的故事里看到许多或好或坏的大地主。当她从帕特拉斯到君士坦丁堡访问巴希尔一世时，有300名奴隶轮流为她抬轿。她送给巴希尔一世的礼物，较拜占廷任何皇帝曾收到的为多：400名青年、100名阉人、100名少女，此外尚有400匹织锦、100匹细致的白葛布和一套金银餐具。她生前将她大部分的财产分赠他人，死后又将其余遗赠巴希尔的儿子。其子利奥六世一下子接收到80座别墅和农庄，成堆的钱币、珠宝、金银器皿、贵重家具、织品、无数的牛和上千的奴隶。
此等希腊礼物并非都能为皇帝们带来愉快。这些搜刮百万民众血汗而得的财富，会使皇帝陷入极大的危险。皇帝为了利己，也为了人道，总是设法阻止财富不断集中。927年到928年饥馑与瘟疫流行的严冬里，挨饿的农民以极低的价格，甚至仅仅交换一些实物，就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地主。934年，摄政罗曼那斯颁布了一道诏令，谴责地主“较饥馑与瘟疫更少仁慈”；他要求将以平价之半的价格购得的地产物归原主，允许任何卖主在3年之内以同样的价格买回他们出售的土地。此令收效极微，集中仍然继续，更糟的是许多自由农抱怨重税，出售土地，然后迁入城市——假如可能，迁入君士坦丁堡接受救济。巴希尔二世再次和贵族进行斗争，他在996年所颁布的敕令，允许卖主随时可以原价赎回土地，废止违反934年法律的地契，并要求将这些土地立即无偿归还原主。11世纪时大多数地主避过了这些法律，东拜占廷陆陆续续建立起改头换面的封建庄园。但是皇帝的努力并没有全部白费，残余的自由农，在所有权的鼓舞下，化土地为农田、果园、葡萄园、养蜂场和牧场。大农庄主发展出较中古更科学化的农业。8到11世纪，拜占廷的农业和工业保持同样的繁荣。
这时期的东拜占廷帝国都市和半工业的特色，与阿尔卑斯山北麓农业的拉丁欧洲迥然不同。矿工和冶金业者积极地探采地下的铅、铁、铜和金矿。不只是君士坦丁堡，还有其他上百个拜占廷城市——士麦那、塔索斯、以弗所、杜拉索（Durazzo）、拉古萨（Ragusa）、帕特拉斯、科林斯（Corinth）、底比斯、萨洛尼卡（Salonika）、阿德里亚那堡、赫拉克利亚、塞利姆布里亚——活跃着制革匠、鞋匠、马鞍匠、军械匠、金匠、珠宝商、金属工人、木匠、木刻师、制轮匠、面包师、染工、纺织工、陶工、镶嵌师、画家……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哥多华，作为制造、交易的集中地，其繁忙喧嚣几乎和现代的大都会不相上下。尽管有波斯与之竞争，君士坦丁堡在丝织、纺织业上仍然领导着白人的世界，其次是阿耳戈斯（Argos）、科林斯、底比斯。纺织业有高度的组织，大量使用奴工，其他行业则多为自由业者。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的普通大众具有阶级意识，并酿成多次流产的变乱。他们的雇主则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级，进取、慈悲、勤奋、多智和极度保守。主要的工业及其工人、工匠、经理、商人、律师、财务管理人都组织有渊源于古代的器乐吹奏者（Collegia）和艺术家（Artes）的同业公会（Systemata）。同业公会对其行业有独占权，对采购、价格、制造方法、买卖条件都有严格的规定，政府监察员则监督同业公会的活动和财务，有时以法律形式定最高工资。然而小型工业由工人从事，由私人投资。这种安排为拜占廷的工业带来秩序、繁荣和持续不衰，但也限制了创造和发明，并倾向于东方式的停滞和生活方式。
商业在政府维护和管理码头与港口，订定船只抵押、保险条例，打击海盗等努力下，在欧洲最稳定货币的支持下，受到鼓舞而发展。拜占廷政府对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实行普遍的控制——禁止某些货物输出，垄断谷物、丝织品贸易，征进出口税、买卖税。拜占廷政府最初允许外国商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亚马非人、比萨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加泰隆尼亚人——进行他们大部分的生意，并允许这些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或附近建立他们半独立的经销处，拜占廷政府因此几乎失去爱琴海和黑海的商业霸权。法律允许抽息，但法定利率在12%、10%、8%或更低的限度以内。银行家云集此地，13世纪以前之基督教世界，支票和最广泛的信用制度也许是由君士坦丁堡而非意大利的放贷者发展出来的。
